2468-生命淡如水-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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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的家。家有自己的小氛围，还要有大环境和大氛围，要让人有归属感，一个上了年纪的中国人老觉得美国不是家。到这时候才理解当年老舍和林语堂的心境——老舍是在大陆刚一解放的时候就回到了中国，当时他的《骆驼祥子》已经译成英文，手里有一笔美元，有人劝他看一看、等一等再说，他说：“等不了啦，太寂寞了！”林语堂也一样，当时他在美国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吾土吾民》，经济条件很充裕，在纽约的曼哈顿岛上还有一栋很好的房子，可就是想回家——在海外早就成了名成了家的人，却还是叫漂泊，叫游子，喜欢把回国说成是回家。他请我写一篇能表达这种思乡之情的访问记，我问他：“你住得这么舒服，向窗外一看，是五光十色的钢筋混凝土的森林，多漂亮。”他说：“我希望从窗子里向外一看，是绿树红墙。”闻一多有一句诗，“家乡是个贼，能偷去你的心。”“家”应该跟“乡”连在一块，两者分开来就容易像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所感叹的：“无日无夜兮不思我乡土，禀气含生兮莫过我最苦。”
自1971年秋天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接受我的采访，并通过我的笔向海外报道了林彪事件的真相，此后我便依次接触国家领导人，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开始每年回国三四趟，每趟回来都要住上一两个月。在老家呆长了老不回美国的家也不行，回去呆上两个月又想中国的家了，便又飞回来……长年处在思念之中，也长年处在回家的快乐之中。一个人只有回家才会有家，旅程的尽头就是家。有家不回等于没有家，永远都是一个浪子。老在旅程上，就没有安定感。有人说我把钱都送给航空公司了，这回家的代价未免太高了。但，我和我的夫人心里最清楚，如果不是这样来回跑，我肯定会发疯。因此我们觉得，没有比这些钱花得更值得的了。
（本文作者：蒋子龙）
第四章父母离婚了
高三那年，父母离婚了。我自知父母离婚是迟早的事，心中并不很悲伤，我被判给了母亲。喜欢父亲的女孩，我心中也喜欢，她温柔、大方、善良，不过就是脾气大点。我心中暗自为父亲庆幸，庆幸这女孩对父亲如此一往情深。我始终也搞不清父亲有什么优点能吸引她，既不帅，也不会关心人。喜欢母亲的男士也不错，对母亲真的好，照顾得无微不至，也常关心我，送我小礼物。我为他们祝福。
说来很奇怪，父母的离异引来的是别人的悲伤，他们总觉得我可怜，觉得我一定很伤心。邻居阿姨常让我到她家玩。去了，总拉着我的手，说都是那女孩、那男的破坏了我们幸福的家庭，我应该对他们不好，赶走他们，这样我的父母又会和好。任凭我怎样解释，他们都不信，有时候我甚至想，或许我应该悲伤一下。
真的有一次我伤心了。
高三下半学期，要交资料费还有其他费用，需要500块钱。母亲在离我较远的地方做火锅生意，我便自然而然打电话给父亲，说要交500块钱。父亲用责备的口气说，他没有那么多钱，让我打电话给母亲，让母亲寄过来。我的心被刺了一下，好痛，是的，我“忘了”父母已离婚了，我已不是父亲的女儿了。拿着电话的手颤抖着，心也同样，泪水不争气地爬满自己的脸颊，好冰。独自静静回到宿舍，想，父亲，您得到了自己的幸福就不管我了吗？这件事烙在我心里，我不肯原谅父亲。父亲常接我到他的家去吃饭。在校园我只肯走在他的后面，他对我说话，我只摇头或点头，自己也不主动跟他说话，吃饭时，我更是一言不发。
直到后来……
母亲来学校看我，拉着我的手在校园里散步。她从父亲嘴里知道这一切，幽幽地告诉我：其实她和父亲都感激我，感激我不反对他们的抉择，感激我的真心祝福，父亲那次是做生意赔了本，的确没那么多钱，那阵他的心情不好，父亲是个爱面子的人，肯定不会向我道歉。母亲说父亲为我对他的不理睬感到难过。人也显得憔悴了。他知道我喜欢洋娃娃，说等高考完，一定买给我最漂亮最大的洋娃娃——这是喜欢父亲的那个女孩告诉我的，听着听着我低着头只是流泪。对不起，父亲，我不该那样。
第二天，父亲又来接我到他家吃饭。我静静地走在他的后面，注视着父亲的背影，父亲真的有些驼背了，脚步也不那么矫健了，让我感觉到岁月的无情。吃饭的时候，我依旧静静地不肯说话，只是夹了父亲最喜欢的猪耳朵放在他的碗里，我注意到父亲忽然停了一下。
我写的不知道算不算故事，只知道那段记忆像洗得发白的牛仔裤——有了岁月的深刻，那段记忆也像无味的一朵野花——看起来那么平淡，但它的确让我长大了。
长大了，多一些理解给父母。
（本文作者：虫子）
第四章PMA：保险业巨子斯通成功的奥妙
“如果你以坚决的、乐观的态度面对艰难，你反而会从中找到益处。”销售是否成功，决定于推销员，而不是顾客。
斯通生于1902年，童年住在芝加哥南区。他曾卖过报纸。斯通卖报纸，有家餐馆把他赶出来好几次，但他还是一再地溜进去。那些客人见他这样勇气非凡，便劝阻餐馆的人不要再踢他出去。结果他的屁股被踢得很疼，口袋里却装满了钱。这事不免令他深思：“哪一点做对了呢？哪一点做错了呢？下次我该怎样处理同样的情形呢？”他一生都在这样地问自己。
斯通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他是由母亲抚养长大的。他母亲对他个性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斯通的母亲替人缝衣服，干了好几年，存了一点钱。还在小克里曼特十几岁的时候，他就把钱投到底特律的一家小保险经纪社。这个保险经纪社替底特律的美国伤损保险公司推销夕阳保险和健康保险。起初他母亲是这家经纪社惟一的推销员。
后来这家经纪社发展起来了。斯通16岁念中学的那个夏天，他也试着去推销保险。他的母亲指导他去一栋大楼，从头到尾向他交待了一遍。但是他却退却了。这时当年卖报纸的情景又重现在他的脑海里，于是他站在那栋大楼外的人行道上，一面发抖，一面默默念着自己的座右铭：“如果你做了，没有损失，这可能有大收获，那就下手去做。马上就做！”
于是他做了。那天，只有两个人向他买了保险。以推销数量来说，他是失败的，但在了解自己的推销方面，他收获不小。他知道他有克服恐惧的那种勇气，而且他还想出了克服恐惧的技巧。第二天，他卖出了4份保险。第三天6份。他的事业开始了。那个假期及后来放假的日子里，他继续替母亲推销健康保险和意外保险。他居然创造了一天10份的好成绩，后来一天15份，20份。他分析自己：为什么成功了？他终于发现，他有了“积极人生观”。
他走遍了密歇根，每天的平均记录是30份，在有些城市达到40份。不管怎么说，他的PMA的确是相当有效的。
20岁的时候，他搬到芝加哥，开了一家保险经纪社——“联合登记保险公司”，全社只有他一人。他决心使这个公司办得跟它的名称一样堂皇。开业的第一天，他销出了54份保险。开市大吉，斯通信心十足。然后开始在其他地区扩展，事业一天比一天兴旺。有一天，几乎叫人不敢相信：他创造了122份的纪录！
经过了4年的自我训练、自我激励之后，他达到了几乎是不可能达到的目标。更可喜的是，以前买了保险的人，到期又要求继续下去，不必再花力气，佣金源源而来。
早期的成功使斯通得出一个原则：开始的时候不要图快，要把根基打稳，一切都要靠自己。现在他有办法招收其他的推销员了。他在芝加哥一家报纸上登上一则招聘广告：“学习的绝好机会……”仅伊利诺斯一州就有许多人来信应征，他从中挑选了一些。
他不断向东、向南、向西拓展他的事业。到20年代末期，从东海岸到西海岸，他雇用了1000多人。每州都有推销部管领导推销员，他自己管理各地部管。后来又在芝加哥设总部，总部之下的几个副职帮助主管全盘。那时斯通还不到30岁。
但那时候，整个美国笼罩在经济大恐慌之中。有一阵子，斯通好像也要走上末路。大家都没钱买健康保险，真有钱的人又宁愿把钱存下来以防万一。这一艰难时光给斯通添了几条如何对付的座右铭：“如果你以坚决的、乐观的态度面对艰难，你反而会从中找到益处。”销售是否成功，决定于推销员，而不是顾客。
由于他在20年代那几个繁荣的年头建立了事业，那时候几乎什么都可以推销出去，因而他对每一个推销员及其推销方式和态度，都没有给予太多的注意，而现在受到了真正的考验。于是斯通开始了他推销讲座的第一课，向推销员说明PMA，加上一些推销术，他花了18个月的时间旅行全国各地，同遇到困难的推销员谈话，跟他们一起出去推销，表演给他们看：“一切决定于推销员的态度，而不是顾客。”
1938年底，克里曼特•；斯通成了一名百万富翁。他觉得也该自己组织个保险公司了。
当初的小保险公司一步一步变成了今天巨大的美国联合保险公司，现在它的经营范围不但包括美国，还伸展到国外，1970年的销售额是2．13亿美元，拥有1000名推销员，每个推销员都懂得PMA。据统计，这1000人中有50人后来成为百万富翁。到1988年，他的财产估计已达71亿美金。
（本文作者：周益广）
第四章鲍威尔心目中的父亲
我们能够和别人一样挣钱养家、教育子女，既然我们做到了这些，谁还敢说我们矮人一头呢？”这就是爸爸对待生活和人生的态度，如今它也成了我的态度。
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回忆父亲时说，我小时候最敬畏的人物是一个矮个子男人，他的身高只有5．2英尺。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常常倚着我家窗子朝外瞅，看着他身穿外套，系着领带，头上戴一顶浅呢帽，腋下夹着一份报纸，从英特维尔大道的地铁站出来，一步步地走过来。他的外套敞开着，随着八字步不停地左右摇摆。他吹着口哨，一路上遇到熟人时，不论是药店掌柜、面包房师傅，还是我们楼房的管理员，都停下脚步向他们打招呼。
这条街上有些孩子把他当做一个怯懦的、有点滑稽的人，但我并不这么想。这个活泼、愉快而又自信的矮个儿男子名叫卢瑟•；鲍威尔，他就是我的父亲。
记忆中的父亲是个慈爱而宽厚的人。
每逢橄榄球的比赛季节，父亲总会让我戴上全街区最好的运动帽——尽管我的球艺并不高明；我拥有的第一辆自行车是一辆非常风光的哥伦比亚赛车牌的26白胎车，这是父亲给我买的，他坚持一定要买名牌货；如果我说我想要买一套西装，父亲就会说：“儿子，把这张信用卡带上，到梅亚公司好好挑一挑！”
这一切都是来自一名货运部领班，一个每周工资从来没有超过60美元的人。
父亲乐善好施，无论对熟人还是对陌生人都是如此。
1950年，我的姐姐玛丽琳要到纽约北部布法罗市的州立师范学院去上学，父亲亲自安排了隆重的送行活动，我们全家都到中央火车站去，送她上“帝国号”特别快车。
父亲迈着八字步走进车站，大衣两边摇摆着，他的眼里含着热泪，脸上却强露出笑容。他一面给所有在场的搬运工、剪票人和列车员一一分发小费，一面还千叮咛万嘱咐地说：“请多多关照我的小女儿！请保证她一路平安无事！”
我看见父亲给别人塞钱，感到有点儿不自在，可是父亲一贯如此——每逢节日，他总给邮递员、加油工人和清洁工人送小费。父亲年轻时住在哈莱姆区（美国著名的黑人社区），每个星期六，他都穿得整整齐齐，衣冠楚楚，口袋里插着支票簿，从第一站——擦皮鞋摊开始，一站又一站地挨站送小费，莫宁赛德大道上的许多人都得到过他的馈赠。
父亲的乐于助人使他成了我们那一带教父式的人物。人们有困难时请他出主意；闹家庭纠纷时请他调解；失业时请他帮忙找工作……父亲常常从他工作的盖因斯公司带回来一些衣服、次品和等外品以及下脚料子，把它们按批发价处理给需要这些东西的人，或者是白送给没钱的人们。
父亲从来不曾让自己的种族或者职位影响到他的自尊心。他对我们说：“像我这样的西印度群岛人，是两手空空来到美国的，我们每天清晨乘地铁上班，整天拼命地干活，晚上8点钟才回到家里，我们能够和别人一样挣钱养家、教育子女，既然我们做到了这些，谁还敢说我们矮人一头呢？”
这就是爸爸对待生活和人生的态度，如今它也成了我的态度。
（本文作者：月秀）
第四章竞争的典范
没有诡谲的政治，没有种族的歧视，没有狭隘的嫉妒，选手和观众都沉浸在君子之争的惑动之中。
1936年，举世瞩目的奥运会在柏林举行。当时正是法西斯势力猖狂的年代，希特勒想借奥运会来证明亚利安人种的优越。
当时田径赛的最佳选手是美国的杰西•；欧文斯，在纳粹一再叫嚣把黑人赶出奥运会的声浪下，欧文斯仍鼓足勇气报名参加此次运动会的100米跑、200米跑、4×100米接力和跳远比赛。在这4个项目中，德国只在跳远项目有一优秀选手可与欧文斯抗衡，他就是鲁兹•；朗。希特勒亲自接见鲁兹•；朗，要他一定击败欧文斯——黑种人的欧文斯。
跳远预赛那天，希特勒亲临观战。鲁兹•；朗顺利进入决赛。轮到欧文斯上场了，但场外种族歧视的声音使他很紧张。他第一次试跳便踏线犯规；第二次他为了保险起见从距跳板很远的地方便起跳了，结果跳出了非常坏的成绩；还有最后一跳，欧文斯一次次起跑，一次次迟疑，不敢完成最后的一跳。
这时希特勒退场了，他认为这个低劣的黑种人已经没有任何机会。在希特勒退场的同时，鲁兹•；朗走近欧文斯。他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对欧文斯说，他去年也曾遇到过同样的情形，结果只用了一个小窍门就解决了。鲁兹•；朗取下欧文斯的毛巾放在起跳板后数英寸处，说起跳时注意那个毛巾就不会有太大误差了。欧文斯照做，结果几乎破了奥运会的纪录。
几天后决赛，鲁兹•；朗率先破了世界纪录，但随后的欧文斯以微弱优势战胜了他。贵宾席上的希特勒脸色铁青，看台上本来民族情绪高昂的德国观众也变得情绪低落。这时鲁兹•；朗拉住欧文斯的手，一起来到聚集了12万德国人的看台前，他将欧文斯的手高高举起，高声喊道：“杰西•；欧文斯！杰西•；欧文斯！……”看台上先是一阵难捱的沉默，然后是突然爆发的齐声呼喊：“杰西•；欧文斯！杰西•；欧文斯！……”欧文斯举起另一只手来答谢。等观众安静下来以后，欧文斯高高举起鲁兹•；朗的手，竭尽全力喊道：“鲁兹•；朗！鲁兹•；朗……”全场观众也同时响应：“鲁兹•；朗！鲁兹•；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