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68-生命淡如水-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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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前，用颤抖的手掌在墙上那一排字上磨着、磨着……直到他的双手开始破皮、出血，墙上的字迹开始模糊、消失，最后留下一道血痕……
我的故事已在郫县传开了，郫县的数百名三轮车夫都以我是一个三轮车夫的女儿引以为荣，他们说：“曹倩能考上大学，只要她读，我们都会在她背后坚定地支持她、帮助她，齐心协力造就一个响当当的女博士……”
（本文作者：瞿军）
第一章红发女郎
现代人因为生存环境里竞争激烈，压抑感多，往往焦虑不安。要用美化自己的方式，来消解焦虑，提升自信心，是已经流行了许久的心理自慰手段。
一位台湾文化界的女士来北京，约我在华侨饭店见面，说好在大堂会齐，因为几年没见，她怕我到时认不出她来，特意在电话里跟我强调：“我染了红头发啦！”年轻女土把黑发染红，在北京街头早巳不是什么稀罕景象，但我原来总以为，那是一种比较俗气的做法。记得读《格林童话》，那里头形容公主美丽，常说她有一头黑亮的长发。在德国访问时，瞒眼所见的女士，大多金发，或浅黄到接近发白，不知为什么他们讲童话，偏要把东方人的黑发视为最美。现在东方的中国开放度越来越大，一些本有白雪公主般黑发的中国女郎，却要把自己头发染成异族的红色，大概也是觉得，越与近处众人不同，便越美丽吧！
到了华侨饭店大堂，会到了那来自海峡那边的女土，啊，她并没有把整头的黑发染红，而是黑红杂糅的那么一种处理方式，并且严格而论，那红色也并非正经的红，而是接近褐色，又有点泛金光的格调。我随口说：“这其实算不得红头发呀！”她随口笑容：“最近的流行色么！”后来我们一起到咖啡厅叙谈，双方都没再涉及红头发的事。
谁知那以后到美国访伺，见到一位从大陆出去十多年，已经不仅拿到博士学位，而且已谋到名牌大学教职的女士，她在酒会上出现时，头上的黑发，也染红了一绺，迎面而至时，十分夺目。本来各人爱怎么打扮，纯属私事，就是你觉得“不顺眼”，也无须置喙评说。不过我心下忍不住还是嘀咕：一般的市井女郎，热衷于把头发染出流行色，倒也罢了，怎么文化人，乃至大学副教授，也如此“闪亮登场”？
前两天，一位远房表妹从日本回来，到我家来看我，我刚一开门，便不由得“啊”了一声，再次地少见多怪了她整头的黑发，都染成了红色。前面提到的两位女士，发型类似男孩的“学生头”，这位表妹呢，却是丰满的“鸡窝头”，实在让我“触目惊心”因为我们很熟，所以招待她时，我便直率地问她：“你自己真觉得你那头发很美吗？”她呵呵地笑答：“丑死了！”“丑，你还这么染！”她见我真地很是惶惑，便耐心地给我解释开了。
我这位表妹，是学心理学的。据她说，现代人因为生存环境里竞争激烈，压抑感多，往往焦虑不安。要用美化自己的方式，来消解焦虑，提升自信心，是已经流行了许久的心理自慰手段，不去多说了。但其实丑化自己，搞“丑容”，也同样可以取得一些释放焦虑的效果。用最离经叛道的方式，将自己怪异化，在西方早有“崩克族”的例子，中国人也早从图片、电视上见识过。不过，类似“崩克族”那样的做法未免太过头了，近年来，流行比较折中、含蓄的“丑容”方式，而且在潜移默化中、这势头已普及到中产阶级，比如所谓的“怪”，但与传统的“美”与“媚”，离得相当远了，那造型基本上是一种“凛然的冷漠”加“挺拔的迷惘”的调式。她说，像西方人设置出万圣节那样的节日，到了那一天，无论什么人都可以把自己彻底地丑化为厉鬼游魂、妖魔怪物，尽情地恶作剧，其实就是为了让大家集中地把一年里积蓄心中的郁闷焦愁，来一次合法的大发泄。小孩子在那一天晚上，可以挨家挨户讨糖果点心，如果主人不给，他们在那一天破坏那家人的东西竟可以不受责罚——其实小孩子平时也苦，大人们为了让他们学乖，设下了多少清规戒律，惟其在万圣节这天，让他们有机会把自己丑化为“坏孩子”，把淤积在潜意识里的压抑感痛快地释放一番，他们才更有可能在平日坚持做好孩子！表妹还介绍说，在日本，有若干专为高级白领设置的俱乐部，比如有男性俱乐部，西服革履地进去却一律换成女装，甚至更奇形怪状地打扮起来。那并不是搞变态的堕落活动，而只是为平日坚持以男子汉身份竞争奋斗的人们，提供一个合法而安全的心理放松的机会……
表妹的侃侃而谈，令我增了不少见识，但我望着她那一头红发，还是不得要领。她见我表情迷惘，笑说：“至于染红头发，每一个体生命，可能都自有其独特的考虑，也许，有的人她就是以红发为美。有的人呢，则是故意‘出格’，用以构成一种锐意创新的挑战符码——你若问我为什么要这么‘丑容’，我就不想细说了！”
表妹走了好几天了，我下楼散步，又频频见到红发女郎。至少，我现在不会对入眼的这类事物，再予简单化的腹诽了。
（本文作者：刘心武）
第一章青城山下的男孩
见我装到兜里，他高兴地冲着我做了一个鬼脸，然后咧着嘴笑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笑，天真、顽皮，但愿他的笑能永远下去。
我从青城山下来，急急地往停车场走去。爬了半天的山，有点儿累了，我想快点坐到车上歇歇。突然我发现，不知什么时候我身后跟了个孩子，是个男孩，七八岁的模样，脏兮兮的脸上抹得一道一道的。看样子他是跟了我一阵子了，只是我忙着赶路，没注意身后有这么个小尾巴。我发现他的时候，他正哭咧咧地冲着我叨咕着什么。见我注意到他，他用眼睛盯着我又不出声了。我问他：“你跟着我干吗？”他怯生生地把攥着的小手张开了，手心里是一条项链：“你买了吧。”那是种最廉价的项链；一条白铁链下面吊着个玻璃珠，完全是哄小孩玩的那种。我忍不住笑了，对他说：“我不买，我不戴这玩意儿。”可他仍旧一步不落地跟着我。我心里有数：别看他一直哭咧咧的，但他并没有眼泪。装的，我心想，这种孩子我见过，小奸巨滑的，离他远点。
到了车跟前，我回过身，冲着他随便往远处一指说：“你去那边看看吧，也许有人会买。”说完，我踏进了车门。那孩子一下子就哭了，这回他是真哭了，是那种又委屈又绝望的哭，仿佛那道车门关闭了他全部的希望。他一边哭一边说：“你买了吧，我上学还没有学费呢！”“上学？”我的心一下子就软了。于是我又走下车，从他手里拿过那串项链：“几块钱？”我问他。“3元。”唉，不就是3块钱吗？给他吧。我一边掏钱一边对他说：“你真会做买卖。谁教你的？”那孩子没说话，只是用手不停地抹眼泪。旁边一个卖根雕的小伙子和一个老婆婆说：他爹妈都不在了，他是跟着奶奶过。原来是这样，难怪这么大点儿就出来奔波。我心里有点不平静。我打开钱包，没零钱，只有一张10元，一张50元的。就犹豫了一下，然后抽出那张50元的递给他。他睁大了眼睛有点不知所措地望着我。我拉过他的手，轻轻地对他说：“拿着吧，好好学习。”那个老婆婆催促他说：“快谢谢阿姨，告诉阿姨，再来青城山，到你家去玩。”他接过钱，只是低着头，一句感谢的话也没说。突然，他转身跑了，越跑越远。我忽然觉得我是不是太轻率了，这么简单就把钱掏给人家了。
上了车，我一直望着他跑过的那条小路。突然我发现，那条小路的尽头又出现了他的身影，越来越近，他是跑着向这儿奔来的，这次他手里拎着个塑料袋，圆鼓鼓的。我心想：糟了，不知他又向我推销什么。我赶紧对司机说：“快关门，别让他上来。”他没上车，而是径直地跑到我座椅的窗下，仰起小脸，气喘吁吁地把那个塑料袋举给我，隔着薄膜我看清了，是栗子，这种栗子是青城山特有的品种，个不大，尖尖的，5块钱一斤。我以为他又向我兜售，就忙摆手对他说不要，但那孩子说是送给我的，说着，他还用他那小黑手抓出一把给我看。
我心头一热，一种复杂的感情在我心底升腾起来，我又走下车，来到他面前。只见他那小花脸抹得更脏了，头发里湿漉漉的都是汗，我蹲下来，心里有点不是滋味：“阿姨不要，阿姨回北京太远，拿不动。”他像是没听见我的话一样，只是一个劲地说：“拿着嘛，拿着嘛。”我只好捧了一把。见我装到兜里，他高兴地冲着我做了一个鬼脸，然后咧着嘴笑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笑，天真、顽皮，但愿他的笑能永远下去。
（本文作者：曹桂玫）
第一章与天才一起生活的代价
人们尊敬和崇拜智者，但这个智者没有强壮的双臂拥抱我，没有体力给我带来渴望的舒适。我只能抓住我们之间理性的纽带来宽慰自己，
史蒂芬•；霍金教授的一部《时间简史》使他一下名扬天下：一个严重瘫痪的天才竟然能在轮椅上研究宇宙奥秘。但是，简•；霍金，与霍金结婚30年的妻子，以诚实和勇气诉说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与这样一位名人生活意味着什么，以及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下面便是简•；霍金的自述：
在人们眼里，甚至连作为家庭一员的我几乎都开始相信，霍金的成功证明他已经战胜了病魔，这场战争他打赢了。因此，我们不可能再需要帮助。
这是最残酷的一个讽刺，我们成为自己惊人成功的无辜受害者。在公共脸面和个人形象之间，不仅仅存在着差异，事实上，它们相互对立。
诚然，身为各种公共活动的座上宾是愉快有趣的，但那种关注不管对我们肉体还是感情上都于事无补，我们不单单需要这些。
运动神经疾病主导着我们的孩子——罗伯特和露西的生活，尽管我们尽最大努力维持表面虚假的正常，以保有一点可怜的自尊。
尽管对父亲十分热爱和尊敬，但显然罗伯特需要一个男性的榜样，一个可以和他打斗玩耍、嬉闹游戏的人，一个可以在他失去童年又失落于青春期时给予慰藉的人，一个不求回报、特别是在肉体上不需要帮助的人。
有时，我的父母带孩子们到伦敦、上剧院，填补他们的生活空虚。但是，难以在父母面前启齿的是，我自己的生活却像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我们的邻居和忠诚的支持者泰尔玛•；撒切尔在1976年去世前，对我说的最后几句话敏锐而直截了当：“亲爱的，我简直无法想像，没有正常的性生活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她，但对史蒂芬的忠诚禁止我们讨论这个话题。对他而言，这和他的疾病一样都是忌讳。
我不允许自己向泰尔玛坦白，但我确实非常需要一个可以推心置腹的人，倾听我诉说内心的焦虑。由于缺乏专业的帮助或指导，这种焦虑与日俱增：我担心从事性生活的努力会使史蒂芬丧命，尽管他的身体状况使他总是作为消极的伙伴。这种经历是如此空洞和令人恐惧，它刺痛着我的神经，使我心烦意乱，也使我的身体焦躁不安和沮丧。
除此之外，我们的关系在其他意义上也极不协调。智力上，史蒂芬是一个巨人，他总坚持自己的一贯正确性，我对他的天才一直由衷钦佩；躯体上，他就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无助而依赖。我为他履行的更多的是母亲的职责，而不是婚姻的义务：我给他喂食、擦洗，给他穿衣、梳头和刷牙，我照顾他方方面面的生活起居。
渐渐地，我这个妻子沦为一个全天候的母亲角色。要对这样一个有着大屠杀受害者的身体和婴儿的需求的人产生欲望是很难，甚至是不正常的。
人们尊敬和崇拜智者，但这个智者没有强壮的双臂拥抱我，没有体力给我带来渴望的舒适。我只能抓住我们之间理性的纽带来宽慰自己，但我却看到婚姻关系正在无情地把我们拖向危险的心理流沙，它可能会以史蒂芬的突然死亡和我的长期精神错乱而告终。
在绝望中，我向医生寻求咨询。他语气超然，但他的话同泰尔玛一样坦诚：“你正面临的问题，简，通常只在老年人之间发生。但你是一个有着正常需求和渴望的年轻女人。我所能建议的是，你应该过自己的生活。这就是处方。”离开医生后，我一个人不断咀嚼着这句话。而后，在一次前所未有的亲密表示中，史蒂芬的姐姐菲利帕说：“该到了你离他而去的时候了。真的，没人会责怪你的。”
不管她的动机如何，她的建议使我感到委屈。她似乎不明白，我再也不能离开史蒂芬了，就像不能遗弃一个孩子一样。我不能造成家庭破裂，那将会毁掉我生命中苦心经营的成就。
要假装对别的男人从来没发生过兴趣是不诚实的。但我从未有过外遇，只和史蒂芬一个人发生关系。我和那些吸引我的男人顶多局限于目光的接触。其实，很久以来我就不再感觉到自己是个有魅力和吸引力的女人。我无法照医生和菲利帕说的那样去做。
我的一个朋友，史蒂芬从前的心理医生卡洛琳•；钱伯莲建议，我应该分分心，从事一些其他活动，例如到当地教堂唱诗班唱歌。“来圣马可教堂唱歌吧，”她说，“我们还需要唱颂歌的女高音。”
约拿旦•；海利尔•；琼斯是唱诗班领队。一次他走在露西和我身边，与我们交谈。许多年来，我已经没有这样和人谈过话了。
他告诉我关于圣马可教堂的故事，告诉我牧师比尔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在他非常艰难的一段日子里给予了他巨大的支持，坚定了他的信仰。
他没有细说那段艰难时期是什么，但我已经知道18个月前，与约拿旦共同生活一年的妻子简妮特死于白血病。
我们的下一次相遇很偶然，是在看文艺演出的时候。后来约拿旦周末来教露西学钢琴。露西十分热情，她的活泼驱散了他的严肃和犹豫。约拿旦开始在上课前来吃午饭，或课后留下来吃晚餐。他帮助史蒂芬，减轻了长久压在罗伯特身上的家务活。
当我们对约拿旦更熟悉时，罗伯特会在大门口等他。约拿旦一到，孩子会猛扑过去，将他翻滚在地，两人摔跤戏耍。约拿旦善意地回应成长中的男孩打闹玩笑的需要。
有些日子，约拿旦和我经常偶然相遇，都对这种巧合感到惊奇。我们会站在路边说话，忘却本来要去做的事情。我们有这么多可交谈的话题，他谈他的丧妻之痛、他的孤寂、他的音乐志向；而我谈我对史蒂芬和孩子的牵挂和忧虑，以及我的绝望，因为人们总是要求我用忍受和耐心去做任何事，而我却不可能满足这种要求。我发现自己遇见了一位经历过生死离别、了解生命的焦虑和紧张的人。
尽管如此，我们从来没有过身体的接触，也不会这么做，我们意识到这种关系有潜在的通奸倾向。当我们开始承认相互吸引时，约拿旦会驱散那些疑虑，宽慰我，他说通过我们——所有的人——他已发现了一种目的，可以帮助减轻他自身的痛苦。
可以理解地，史蒂芬对约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