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68-生命淡如水-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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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温暖
父亲33岁结婚,35岁的时候有了我。中年得子,少了几分慌乱,多了几分沉着,而且不再时时处处炫耀威严。他有时甚至比我还显得孩子气,譬如:“巨人队”输了球,他会暴跳如雷;吃饭后水果,他会和我争抢;看电视,一旦有女明星出来唱歌,不管自己会不会唱,他一定要跟着哼哼。
他曾经对我说:“你没有兄弟姐妹,我也不能娇惯你,所以我既要做你的父亲,又要做你的兄弟。”父亲、兄弟的两个角色,他都扮演得非常出色,一点儿也看不出“表演”的痕迹。
父亲对我采取这样的态度,使我们的父子关系极为融洽。
在我的生活中,我从来没有感到父亲是一个“绝对的存在”,在他面前,我也从来没有压抑、拘束的感觉,他就像我的一个朋友,自然而亲切。每到星期天,他会带我外出游玩;有时加班,他就与我约定傍晚到他的公司会合,他再带我一起去吃晚饭……
我的名字“洋匡”也是父亲给起的。据他解释:洋者,太平洋也;匡,匡救世界也。他希望我有一颗像太平洋一样宽阔的心,有匡救世界的凌云壮志。光有字面上的意义还不行,一向不计屑小的父亲,这次竟搬来大词典仔仔细细查对笔画,最后得出结论:“洋匡”的笔画数,预示着拥有这个名字的人将会得到无数人给予的深挚的爱。
能否以太平洋般宽阔的心匡救世界,我没有信心,但我确实得到了无数人的深挚的爱。我喜欢我的名字,我为拥有这个名而自豪。
要写母亲,不能不写她陪我上学的事。我刚上小学的时候,必须有人陪伴,母亲就充当了陪伴人的角色。去学校,她跟我一起;我上课,她就在教室前的走廊里等侯;放学了,她再陪我一起回家。
高木老师说:“残疾学生的家长总是对学校要求这要求那,可是乙武的母亲从不这样。她非常尊重学校的决定,遇事特别好商量。”
学校规定不能在校园里驾乘轮椅,老师事前与母亲商量,母亲只说了一句话:“我们听老师的。”她对老师的教育方法从不妄加评说。
母亲不仅对老师特别尊重,就是对我也不过多干涉。入学当初,小朋友们常常问我为什么没有手脚,还时不时地触摸我残肢的断面,有的孩子还故意不穿袖子,一摇一摆,模仿我的样子戏弄我。老师有些担心,生怕母亲会怪罪学校,可母亲一笑置之,说:“这是孩子们之间的事,大人没必要管,让他自己解决就行了。”老师为母亲的宽宏大量深感钦佩。
我上了中学以后,母亲对我的自主权更加尊重。记得那是中学一年级的夏天,有一天我对母亲说:
“我想在暑假的时候和朋友一起去青森。”
这是我第一次用意志的口吻向母亲说话。对于我的这一想法,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太现实。我猜想,母亲听了我的话,肯定会说“和朋友一起,危险啊”、“大人不去,能行吗?”之类的劝阻的话,没想到母亲竟会说出这样的话:
“啊,是吗?什么时候出发?几天?”
我如坠五里雾中;“哎……同意了?为什么?”
“知道你什么时候离家,离家多长时间,我们也好安排我们的旅游的事啊。”
就这样,8月中旬我和朋友去了青森,父母在送走我们的第二天就去了香港。
一般情况下,为人父母往往过于呵护自己身有残疾的孩子,我的父母却不这样,不但敢于放任儿子离家,而且还趁此机会外出旅游,好像巴不得似的。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把儿子当成残疾人。
这样最好!
过于呵护自己的孩子,就是因为觉得他“可怜”。如果父母先有这种想法,时时处处小心翼翼,这样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把“可怜”的意念传染给孩子,孩子也就会自以为“可怜”,那么他就不可能勇敢地迈上今后的人生之路。
我在父母的养育下,自四五岁懂事起一直到快二十岁,从未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残疾人,因此也就从未因自己的残疾而苦恼过。在任何时候,我都没有听父母说过要我正视现实、克服残疾之类安慰、鼓励的话,也许他们觉得这样的安慰或鼓励对于我没有什么用处。不过我认为,之所以对我没有用处,就是因为他们从不说这类话。
常常听人们说“残疾能塑造人的个性”,我以为这种说法言过其实,至少我不敢当。我小的时候是把我的残疾当成一种“特长”,现在我又认为我的残疾是我的身体的一个“特征”。世界上有胖人,也有瘦人;有个头高的人,也有个头矮的人;有黑人,也有白人……同理,有健全人,也有残疾人。一个人没有手,没有脚,身体残疾,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只要把残疾当成自己身体的特征,你还有什么可苦恼的呢?
使我获得这一教益的是我的父母。他们让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我感谢他们;他们养育我直到现在,我感谢他们。
(本文作者:(日)乙武洋匡)
第二章笑容是这样练成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终于悟出“发自内心如婴儿般天真无邪的笑容最迷人”,并且练成了那张价值百万美元的笑脸。
威廉•;怀拉是美国推销寿险的顶尖高手,年收入高达百万美元。他的秘诀就在于拥有一张令顾客无法抗拒的笑脸。那张迷人的笑脸并不是天生的,是长期苦练出来的。
威廉原来是全美家喻户晓的职业棒球明星,到了40岁因体力日衰而被迫退休,尔后去应征保险公司推销员。
他自以为靠他的知名度理应被录取,没想到竟被拒绝。人事经理对他说:“保险公司推销员必须有一张迷人的笑脸,而你却没有。”
听了经理的话,威廉没有气馁,立志苦练笑脸。他每天在家里放声大笑百次,邻居都以为他因失业而发神经了。为避免误解,他干脆躲在厕所里大笑。
经过一段时间练习,他去见经理。可经理说:“还是不行。”
威廉不泄气,仍旧继续苦练,他搜集了许多公众人物迷人的笑脸照片,贴满屋子,以便随时观摩。
他还买了一面与身体同高的大镜子摆在厕所里,每天对着镜子练习。隔了一阵子,他又去见经理,经理冷淡地说:“好一点了,不过还是不够吸引人。”
威廉不认输,回去加紧练习。有一天,他散步时碰到社区的管理员,很自然地笑了笑,跟管理员打招呼,管理员对他说:“怀拉先生,你看起来跟过去不一样了。”这句话使他信心大增,立刻又跑去见经理,经理对他说:“是有点味道了,不过那仍然不是发自内心的笑。”
威廉不死心。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终于悟出“发自内心如婴儿般天真无邪的笑容最迷人”,并且练成了那张价值百万美元的笑脸。
有志者事竟成,威廉苦练笑容的经历,为这句话做了很好的注解。
一个不会笑的人,永远无法体会人生的美妙。
把自己卖出去
一切只能靠自己
王红梅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99届的学生,在今天的大气候下,人大新闻系学生仍然走俏市场,王红梅心中自有打算,因为她从大二开始便瞄上了这家全国有名的大报社了。
读中文学新闻的学生都认为进报社当编辑做记者是种比较理想的选择,更何况这种一提名字文化人都知道的大报社,发行量大,品位高,经济效益也自然不差。就是凭一个记者证那种潇洒的劲儿也足够让人羡慕的,记者,那可是“无冕之王”啊!
报社有名而且报酬不低,其门槛也就自然不低。在这个“自由择业、双向选择”的就业机制中,择业讲究的是有真实本事。而作为新闻专业的红梅,也自然知道求职应该要有哪些硬件:专业成绩不俗自不用说,最好是拿下英语四、六级证书,计算机至少也会操作,这是当今时髦。更加重要的是,要发表过一定数量的作品,最好有点“大部头”著作让人家刮目相看,因为大家都盯着你的文字表达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呢。
红梅一无背景,二无关系,更糟糕的是她的文笔一直很普通。到大三了,只发表过几篇微不足道的小报道,自己都嫌拿不出手,更不好意思在人前提起。也正因为这样,红梅一直把这个想进大报社的念头压在心底,从未对他人谈起过,恐怕被他人耻笑。每每大家谈到将来工作的事情,她就采取低调态度,说随便找家什么单位平凡过一生得了。事实上,她并不是这么想的,她是个极要强的女孩,并不甘心低人一等,总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目标——成为那家大报社的记者。因此,她在学习期间努力练笔,多方投稿,争取取得成绩,实现自己的梦想。这一切,都是在暗中进行。王红梅事后对我谈起这些事,很谦虚地说:“当时的情况,我在班上算丑小鸭一类,并不被大家看好。”
爱屋及乌,从大二开始,王红梅以满腔的热情关注起那份报纸来,并不断地向这家报社投稿,争取多积累战绩,到时成为向这家报社求职的敲门砖。到了大三时,班上的同学纷纷出击,物色单位了,红梅仍然不为所动,密切关注动态,希望找到什么突破口,最好是找到机会去这家单位实习,而按惯例,这家报社很少来要人实习。因此,必须自己来创造机会,实现第一步目标。
机会终于来了。1998年元旦期间,这家报社的副刊搞了个征文比赛,面向社会各界征稿并将评奖和颁奖。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王红梅立刻根据其要求,到图书馆查资料并开始动笔写草稿,写完第一稿后自己看了也不满意。又重新写了一遍,让班上同学看,让他们提意见,大家说写得不错。她仍然不放心,又把这篇稿子送给专业写作老师看,并很真诚地和老师谈了这篇稿子的重要性,希望老师能提出有价值的意见,争取拿个奖回来。就这样,不断地修改,不断地完善,最后认为差不多了,才把这篇稿子工工整整地抄好,装进信封,小心翼翼地投进邮筒……
等待是漫长的,更何况这种决定个人前途的等待。过了两个月,获奖情况终于在报上登出来了,老天不负有心人,王红梅的这篇文章获得了一等奖,并将出席颁奖大会。
颁奖活动上,王红梅装扮得极为得体、活泼,让人一看有种极清纯的印象,充分展示了青春的活力和朝气,并且言谈举止表现出色,当场给报社的领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也不失时机地把自己介绍给报社的一些负责人。回到学校不久,红梅就给报纸副刊编辑去了一封热情洋溢、言辞真诚的信,希望有机会能去这家报社实习。正因为有了征文获奖、以及颁奖活动上的出色表现,报社负责人对她极为赏识,答应让她来报社实习。得到这个消息,王红梅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第一步成功了,这是她求职生涯中一次成功的“诺曼底登陆”。
王红梅当然知道,这个实习机会来之不易,能否进入这家报社也就在此一举了。所以,她把一切都押在实习上。在这三个月里,她每天早晨6点起床,匆匆洗漱完毕,就开始乘车向报社出发。换两次车到达报社,距上班时间还有半小时,红梅提前进入办公室,把地拖干净,把开水打好放在桌上,桌子擦得干干净净,每张桌上的资料整理得井井有条。把窗户打开,放进新鲜空气,有时还买来鲜花插在窗台上的花瓶里。也许这办公室里已许久没有这样焕然一新了,当她第一次把这一切干好后,来上班的办公室人员大吃一惊,还以为是走错了地方,当知道这一切是这个实习的小姑娘干的之后,当然免不了一番夸奖,王红梅也自然因此而获得了一笔无形资产。实习期间,虽然业务是一片陌生,但她仍全心投入,使出浑身解数,既要跑新闻想选题来展示自己的才华,又要融洽关系。三个月下来,红梅整整瘦了5斤,但是也正是这三个月的实习,为她进入这家报社工作赢得了入场券。
当王红梅如愿以偿地和报社签下协议时。她甜甜地笑了,笑得舒畅了。消息传出,立刻成为一条爆炸性的新闻,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这个结果来之不易,不明详情的人还以为王红梅可能有很硬的后台,走了一条捷径。当我问她是如何看待别人的猜测时,她十分感慨地说了这一番话:“别人怎么看,这无所谓,我自己知道这一切是我奋斗得来的。因为对于我们这种出身农村、没有社会关系可依靠的年轻人来说,惟一可以依靠的就是自己的努力奋斗。有句歌词说得好:‘不要埋怨谁,一切只能靠自己。’”她显得很平静。我相信,今后的人生之路,在她脚下一定会越走越宽广!
(本文作者:赵叶飞)
第二章杨振宁为谁流泪
奔腾于胸中的那股热流,带着火辣辣的冲击力,不可遏止地冲向喉咙。他只觉得握信的手在颤抖,鼻头一阵发酸,滚烫的泪水快要涌出眼眶了。
是谁创造了奇迹
1964年初秋的一个晚上,杨振宁去著名的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途中乘火车从纽约去帕巧克。夜已经很深了,摇晃的车上空荡荡的。夜行列车上那些带血腥味的匪盗故事令人发怵。杨振宁一眼瞥见一位头戴便帽的黄皮肤老人,正含着友善的微笑打量着自己,便靠着老人坐下来。
一搭话,杨振宁才知道老者是浙江人。庚于赔款那年随父亲到美国,六十多年来,在餐馆洗过碗碟,在码头干过苦力,现在还在一家洗衣店打工。当杨振宁问到他家中有什么人时,老人竟老泪纵横:“我就一个人,一辈子没有结过婚。”老人核桃壳一样打皱的脸上没有一丝怨尤。车到贝当,老人步履蹒跚地走过灯光暗淡的过道,到了车尾,颤巍巍地下了车。
望着老人被岁月压弯的后背,杨振宁暗自垂泪,心中涌动着无尽的酸楚与愤怒。
杨振宁是在情绪最低沉的日子里听到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的消息的。深夜,东京发布的新闻宜称,日本航空自卫队的战机从高空收集到放射性尘埃,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爆炸的不是初级的原子弹——钚弹,第一次爆的就是铀弹!
整个世界被这一声巨响震惊了。
震惊之余,有的西方军事评论家认为,中国是靠苏联帮助才造出原子弹的。对此,杨振宁没有来得及细想。物理学家的严谨告诉他:一切都需要证实。但不需证实的是中国人已经拥有原子弹。
一连几天,处于兴奋之中的杨振宁都在默默哼唱着父亲教他唱的那首《中国男儿》:
“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峨峨昆仑……古今多少奇丈夫/碎首黄尘,燕然勒功/至今热血犹殷红!”
朋友们都说他好激动,是“性情中人”。此刻,童年的歌让他胸中涌动着一股火辣辣的热流。是什么样的中国男儿创造了让世界瞩目的奇迹?
当年,美国政府接受爱因斯坦的建议,实施“曼哈顿计划”时,拥有来自世界各国的第一流的物理学家,意大利来的费米、匈牙利来的泰勒、新西兰来的卢瑟福、德国来的海森堡,真是群星会集,灿若银河,加上美国的强大经济实力,原子弹诞生在美国是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