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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半个世纪的改革变迁:世道-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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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怕什么?”酒壮人胆,李能三嗓门一下子提高了八度,“大不了撸了你这个副经理,还干自己的买卖。就凭老兄这两下子,怎么也比他们干得好。照常吃香的喝辣的。来,干!”
  张文然知道,爸爸下午还要参加整风会议,怕他喝多了在会上说错话,就主动把酒杯端起来,说:“俺爸下午还有会,别叫他喝了。爹,我陪你喝。”
  张文然的酒还没端起来,李能三就一饮而尽了。
  这时,青茶又端菜来了,见爹喝得红头酱脸,便说:“爹,喝得不少了,吃饭吧。”
  “吃饭急啥!”李能三不满地瞪了女儿一眼,“酒逢知己千杯少。今天我要和你爸喝个痛快!”
  张文然看了爸一眼,张盛福摇摇头笑笑。他知道李能三心里不痛快,而且喝了不少,就示意文然不要劝他喝太多。张文然会意,让青茶拿来一杯凉白开水,以水代酒。他给老丈人倒满之后,主动把酒杯端起来:“爹,我敬你。”
  这时,李能三也不管跟谁喝了,把酒杯端起来,一仰颏就干了。他咂摸咂摸嘴,脸忽地阴沉下来,把杯子往桌上一礅,说:“文然,你给我倒的是什么酒呀?”
  张文然见老丈人发现酒是假的,不免心里有些发怵,张了半天嘴也没说出啥来。张盛福便赶紧给儿子解围:“老哥,咱喝了不少啦,我给你换了低度的。”
  “不行。”李能三不满地说,“亲家,现在铺子虽然不是你自己的了,也不至于管不起我酒喝呀!我没醉,甭给我换酒,就喝这六十七!”
  张盛福无奈,只好让文然陪他喝下去,一直喝了个醉烂如泥。
  整风反右并没有出现李能三所企盼的“乱”,一夜之间社会却大变了,大街小巷的大字标语让他眼花缭乱: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议社会主义!”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万岁!”
  “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大放高产卫星!”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经历一冬一春的整风反右,城乡的空气好像变了。石大夯总觉着有一根无形的绳子在牵着他跑。他跟头趔趄地总觉得跟不上,简直喘不过气来。昨天,他还在和社员们讨论制订各种规章制度,巩固成立不久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今天上级一声令下,就成立人民公社了。五区三十八个村一夜间成了统一核算的红星人民公社。原来的村也改成了生产大队,做梦他也没想到变得这么快。
  耀眼夺目的大字标语,惊天动地的锣鼓和震耳欲聋的口号,使石大夯激动兴奋。兴奋之余,他又感到疑惑:社会怎么发展得这么快呀!初级社转高级社,他就觉得有些快,快得力不从心。他虽想不通,也带头搞了。他总觉得应该巩固一段,最少十年二十年。如今成立人民公社,说是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他想不出是啥样子。这一年多,飞速发展的革命形势,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使他始料不及,大为震惊。还没有实现经济飞速发展,社员们的生活甭说富裕,连吃饭问题都没有解决,就人民公社化了,到处捷报频传,到处卫星上天。鲁子凡虽教过他一星半点儿的革命理论,知道一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知识。但他弄不懂生产关系会对生产力有这么大的反作用,陷入一片迷惘之中。
  天还不亮,韩大有就跑来砸石大夯家的门子。他赶紧出来开门,紧张地问:“出什么事了?”
  “公社通知,叫你马上去开飞行会。”
  飞行会,是那个特定年代的一种会议。大跃进提出“十年超英,十五年超美”,要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把理想变成现实。这就要打破常规,慢步走不行,快步跑也不行,要乘飞机,坐火箭,开会也要用最快的速度赶到开会地点。
  大夯听了却不着急。天天开飞行会,他也皮了。不耐烦地问:“开什么会呀?”
  “说是报产量,放卫星。”
  一说放卫星,石大夯更烦。所谓放卫星,就是发烧说胡话,云里雾里瞎吹牛。他是实在人,说实在话,办实在事,一是一,二是二,钉是钉铆是铆,讨厌吹牛皮。他告诉韩大有:“叫韩天寿去开吧。他是大队长,分管生产。”
  “公社强调支书去,不去不行。”
  大夯无奈,骑上车子去了。
  石大夯紧蹬慢蹬,赶到公社还是晚了。原来的五区如今变成了红星公社,大会议室已经坐满了人,仨一群五一伙地凑在一起聊天说闲话,满屋子吵得像个蛤蟆坑。他没心思和他们胡诌瞎侃,在最后一排椅子上坐下,卷个喇叭筒抽起烟来。
  飞行会就是雷厉风行,不到一袋烟的工夫,人就到齐了。赵秘书招呼人们往前坐,公社书记鲁子凡宣布开会:“请杨部长给大家作重要指示。”
  昨天晚上,县委书记陈列夫组织县委常委们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重要广播,原来徐水县八一人民公社小麦产量放了颗卫星,亩产超万斤。《人民日报》为此配发了评论,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县委立即讨论决定,也要放一颗卫星。农工部长杨旭爱出风头,就把这个任务揽到自己身上,连夜赶到码头镇红星人民公社,把鲁子凡叫起来,召开了这次黎明飞行会。
  这个会因是临时动议,杨旭没有准备讲稿。他走到台前,双手往桌子上一拄,兴致勃勃地地说:“现在全国形势一片大好,各行各业都在大跃进,都在超英赶美,都在放卫星。我们农业战线也不落后。河北省徐水县有个八一公社有个生产队,小麦平均亩产达到了一万零五十二斤,放了一颗大卫星!……”
  杨旭的话音刚落,人们便惊讶地唏嘘起来:
  “哎呀呀,亩产一万多斤!这要装多少布袋呀!”
  “少说也得近百条吧,咱连听也没听说过。”
  “就是在场里铺,也得尺把厚吧?”
  “准是瞎吹牛,简直是发烧说胡话!”
  杨旭见人们嚷嚷,示意人们静下来。他说:“你们甭不信,这是事实。昨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了,报纸肯定也登了……”
  正说着,院里传来一阵车铃声。赵秘书见送报的来了,赶紧拿了一张《人民日报》递给杨旭,报纸果然登了这条重要消息,不仅刊在头版头条,而且套红印刷。杨旭把那张报纸展开,在大伙儿面前晃了晃,异常兴奋地说:“大伙儿快看,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哩!”
  人们伸长脖子不错眼珠地瞅着那张报纸。虽然看不清具体内容,但相信是中央电台广播的了。
  杨旭提高嗓门说:“同是一个天,同是一个地,同是一个太阳照,同是共产党领导。为什么别人能做到的,我们不能做到?今天咱们就讨论这个问题,千方百计要放一颗卫星!”转脸对鲁子凡说,“你接着给大伙吹唬吹唬吧。”
  鲁子凡像做梦一样,到现在也闹不清亩产万斤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怎样才能放这颗卫星。然而,杨旭是代表县委来布置任务的,他不能唱反调。于是说:“同志们,杨部长向咱们提出了一个既伟大又光荣的任务,大家鼓鼓劲,争取也放它一颗卫星!”
  各生产大队的支书不再言语了,一个个把脑袋低下去,恨不得钻进裤裆里,生怕叫自己表态。
  石大夯像听了一个神话故事,并没有动心思去琢磨这事。他坐在后面,依然在悠然地抽着他卷的叶子烟。两眼直瞅着窗外,甬路两旁枝叶繁茂的洋槐已经开花了,白白的花一嘟噜一嘟噜的,煞是好看,上面围着一群蜜蜂在忙着采蜜。一阵风吹来,一股淡淡的清香飘进屋来。这盛开的洋槐花告诉他,现在正是麦收季节,而且是个好年景……
  屋里的沉闷使杨旭尴尬起来。他来回走动着,一个劲儿地引导:“谁先说呀?谁先打头炮?”仍没人言声。他知道这不是一个好兆头,严肃地说:“在这大跃进的年代,要想迈开前进的步子,首先要反右倾,破保守。咱们整了一冬一春的风,看来这右倾保守还没整掉。人家的麦子都收到一万多斤了,咱们才打二三百斤,这咋能交账哩!?”
  各大队的支书谁也不说话,屋里静得掉个针都能听见。鲁子凡从杨旭手里拿过那张报纸,坐在一旁埋头看着,那眼光停留在那条放卫星的消息上,好像读不懂似的皱着眉头。
  杨旭沉不住气了,大声说:“今天是叫你们来放卫星的,不是静坐的。”
  鲁子凡见杨旭有些恼怒,便把眼从那张报纸上移开,站起来说:“大伙儿都说说自己的看法。”
  杨旭纠正说:“不是谈看法,而是说咱们这颗卫星放多么大!”
  鲁子凡接着说:“上级号召大跃进,我们就要解放思想。这两天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什么叫解放思想?解放思想,首先要敢想。只有敢想,才能敢做。对不对杨部长?”
  杨旭点点头表示赞同。接着说:“敢想就是要有胆子。报纸评论员文章说得好,‘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简单明了两句话,就把胆量和产量的关系讲清楚了。真不愧是《人民日报》,就是有水平!”
  东河头大队支书马有福站起来说:“杨书记,你说叫俺放多么大个卫星吧?”
  “不是我说,是你报。”
  “那我就放个亩产一千斤的,行不行?”
  他的话没落,西河头的郭大才说:“俺响应杨书记的号召,放一千五!”
  “俺放两千。”
  “俺放两千三。”
  各大队的支书见躲不过去,都抢着报数。鲁子凡见这阵势,不由地皱起了眉头,像不认识这些干部似的,觉得他们是在发烧说胡话。
  杨旭见局面有了改变,脸上露出了笑模样。他说:“大家的思想开窍了,这很好。不过,你们报的这数字好像……”
  “好像什么?”
  “老和尚的帽子——平铺塌。”
  “报多少才能达到领导要求呢?”
  “你们报的这数我有一比……”
  “比什么?”
  “戴着草帽子亲嘴——差远哩!”杨旭又在调侃。
  “啊?!”人们惊叫起来。
  杨旭这么一说,大伙儿突然觉得像在深井里打扑腾——没底了,一个个像洋鬼子看戏——傻眼了。
  杨旭瞅了半天才看见坐在最后的石大夯。大声招呼他:“大夯,咋坐后头呢,快到前边来。”
  石大夯见杨部长点他,再也不能装傻充愣了。但他不愿到前边去,“我在这儿挺好,什么也听得见。”
  杨旭说:“你这老模范怎么能坐后头呢,快前边来,这颗卫星就等着你放呢。”
  “我可没那本事。”
  石大夯嘟哝一句,因声音太小,谁也没听见。杨旭接着说:“大夯,去年你们的小麦在全县争了‘三个第一’,今年这颗卫星非你们放不可了。”
  人们的眼光刷地集中到大夯身上。他那黑瘦的脸阴沉着,浓重的卧蚕眉紧皱着,不紧不慢地把手里的烟卷好,点着吸了两口。郑重其事地说:“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不错,大概能比去年增产两成多,一亩地也就是三百斤左右吧。”
  他的话音一落,会场一片唏嘘,人们以为他是故意戏弄这位爱说大话的县委农工部长。杨旭气恼地说:“石大夯,这是在讨论工作,你怎么开起玩笑来了!”
  石大夯一本正经地说:“杨书记,我哪敢拿这事当儿戏呀!我说的是实话。今年真要能收到三百一二十斤,就阿弥陀佛了!”
  全公社联合评产,东堤下大队评了二百八十九斤,杨旭是知道的。石大夯的话他没法反驳,只是说:“原来咱们思想保守,认不清形势。现在总线路公布了,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大跃进啊!”
  “大夯,杨书记给你戳上竿了,你就爬吧。”
  不知谁这么戏谑了一句,石大夯突然感到自己像被杨旭玩耍的一只猴子。顿时,一种羞辱感涌上心头。他那铁青的脸忽地红了,把那支没抽完的烟啪地掷到地上。没好气地说:“我天生胆小!”
  鲁子凡见杨旭的脸色变得那么难堪,怕他下不了台,赶紧站起来解围。他对石大夯说:“一时想不好,再好生想想,别的同志接着说。”
  会场一下子冷清下来,人们都封住了自己的嘴巴。鲁子凡见这样讨论下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就跟杨旭咬耳朵,老杨点了点头。他对大家说:“现在咱们分组讨论。”同时封了组长,指定了讨论地点。
  “走哇,咱们放卫星去,看谁放的大!”东河头大队支书马有福,外号大扇车,一贯爱吹爱闹,一百个不在乎。他挥舞着胳膊,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西河头大队支书郭大才拍拍他的肩膀,“大扇车,悠着点儿,可别吹掉了底儿!”
  “东风吹,战鼓擂,今天咱要对着吹!”马有福向郭大才竖起大拇指,煞有介事地说:“老郭,看今天这来头,不使出吃奶的劲吹,恐怕过不去。”
  说是分组讨论,其实是单个较量——杨旭和鲁子凡分头和各大队的支书谈。在谈之前,杨旭召集公社党委临时研究了一下,把各大队的产量狠劲地估了一下,在评产的基础上提高了十倍。鲁子凡觉着这么做太玄。他用电话跟其它公社通了一下气,还是比人家差一大截子,弄得他心里没有底了。他对杨旭说:“老伙计,你给我交个底,到底弄到什么程度才行啊?”
  杨旭说:“看样子不超过徐水的八一,陈书记不会满意。”
  “你说超过一万?”老鲁瞪大了吃惊的眼睛,“这不是胡闹嘛!”
  杨旭警告他:“注意你的情绪,当心再犯老毛病。”
  鲁子凡因为思想右倾刚挨批不久,就不再言语了。他有气无力地说:“尽力而为吧。”
  单个较量也没什么好办法,只是像挤牙膏一样,一点一点往外挤——你报个数,不行就长点,还不行就再往上长。也没什么根据,就是说你这思想还有问题,太保守,太右倾。用大帽子压一压,就再把数长一长。这些支书们也不都是傻瓜。马有福特机灵,最擅长看风使舵。他见领导喜欢吹大的,张口就报了一万,喜得杨旭紧紧握住他的手晃悠了半天,叮嘱说:“你回去好好准备一下,明天在你们大队开现场会。”
  马有福满不在乎地吹着口哨,洋洋得意地走了。他见各大队支书坐在一起不是神侃胡聊,就是在领导屋里挨尅,非常得意。只是杨旭说明天在他们村开现场会,要动动脑筋。
  各大队的支书都走了,杨旭还没放石大夯走。先是让老鲁跟他谈。鲁子凡虽然反对浮夸,今天也必须昧着良心逼大夯多报。不然,对县委交不了差。他一直在跟大夯对磨,谈到晚上十点多大夯也没吐口。鲁子凡没咒念了,只是翻来覆去地说:“这形势,你不吹能过关吗?”大夯说:“我什么都不在乎,就怕社员们饿肚子。你要保证社员们不挨饿,叫我报多少我报多少。”大夯把球踢给了鲁子凡,鲁子凡不敢打保证。他对大夯实在没辙了,只好让杨旭跟他谈。杨旭见大夯这么固执,就狠狠地批了他一顿,什么倚老卖老啦,居功自傲啦,对抗大跃进啦,抛出了一大摞帽子。大夯并不怕这些。他什么也不说,洗耳恭听着。他知道自己说什么也是白说,干脆不费这口舌。杨旭知道他在对抗,就把这事往政治上拉:“放不放卫星,关系到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你是共产党员、党的支书,要给党争光,不能给党抹黑。我们要算政治账,不能光算经济账。这道理难道不懂吗?”
  杨旭越说声音越高,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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