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71-江湖中国-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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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亲疏尺度上被定性，这还只是起点，然后在俩人亲疏被定位之后提出不同的交往规矩，依此相处，最终效果就有了大差别。越亲密，相互委托办事越有义务感、责任心，做事越卖力、效率高；反之，越疏远，办起事情来积极性不高，卖力程度差一些，推三诿四，效果难有保证。亲密即是动力，甚至是压力——人情的压力，情面的压力。假设委托不够亲的人办事，担心动力不够，那就需要加油送礼，这是一套规则。俗语称之“金钱开路”，或者“银弹开路”，“炸开一条路”。这是另一重人情因素。　　　　
　　　　关系亲疏格局分化产生不同伦理规则和不同行为效应。顺势分析下去，就会一清二楚。起初，亲疏字面上仅是指往来的频度差异；而后由于频度增加，就逐渐积聚了相互认同感——关系的“铁”和“磁”，这“铁”和“磁”孕生了替对方担责的义务感。责任大小与关系亲近呈正比，典型的责任感就是把哥儿们的事情当自己事情来做，那就是常说的江湖义气——“替朋友两肋插刀”。私底下，你可能是愿意的，也可能是被迫的，即便不情愿，也要装着“哥儿们的事就是我的事”。熟人之间有情面，有情面必“抹不开”，情面越大，越难拒绝求情。对于哥儿们的请求，不管出于真心还是被迫都要表现出更积极的姿态，先一口应承再说，再咬牙去办理。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例子，譬如有的人自己花钱应付人情，买商品当作赠品以应朋友之托，买球票当作“蹭”票满足朋友虚荣心。当然，江湖文化一旦开创了这个方向，哥儿们的感情建构还会一路朝前走，当主动的态度和感情发展到极点，就产生一种极致升华，变成了江湖常说的“共生死伦理”：“上刀山下火海”、“为朋友两肋插刀”、“咱俩谁跟谁”。　　　　
　　　　上下有别　　　　
　　　　成语说：“官大一级压死人”，就表明权力等级的厉害，而且刚好一级压死人，高两、三级则未必有用。等级是封建社会的一般秩序，大臣晋见皇帝必须“叩见”，也就是五体投地，三跪九叩首，撞青额头为止。“叩见”后，还不能坐下，要一直站着，皇帝“赐坐”方可坐下。在世界其他文化里很难看到这般侮辱性的“五体投地”。更糟糕的是君臣关系被当做脚本推广至地方上的臣民关系，乃至官场内的上下级关系。这就将“等级”二字浸入了中国人的骨髓，也顺势进入了关系网。　　　　
　　　　关系网的第二特性是等级。　　　　
　　　　譬如有下面几位长辈：父亲、叔叔、姨妈、堂叔、远房表叔、世伯，以差序观点看，随着血缘、生活空间变化，这些人与自己关系有亲有疏，形成典型的“差序”秩序。但是，无论如何变化，长辈总归是长辈，撇开亲疏，下辈对他们都有一些共同规矩——恭敬、孝顺，不能犯上顶嘴，不能与同辈晚辈的规则相混淆，否则是违规。这就提示了另一个关系学规则：上下有别。以上举例都是亲戚，上下差级的区分主要不在亲戚，而在权力和社会地位，但是处理权力和权贵的态度原型，却来自家族。上下有别，代表了中国社会的等级伦理，是古代社会等级意识形态的遗迹。无论乡土社会，还是江湖社会，等级都存在，这是中国社会的组织模式的一般特征。


二、关系网费孝通描绘关系：一枚石头扔进湖塘（二）

　　　　等级制是抽象制度，需要演化成具体的尺度来执行。具体的尺度是年龄、辈分、权力、行政级别、社会声望、社会地位、师生（徒）关系等。儿童不知道等级制为何物，但知道在家族里区分长幼，在学校区分师生，因而掌握了一些尺度。　　　　
　　　　进入等级的语境，就必须遵守一系列模糊的规矩。这些规矩隐性地存在，譬如以下三条：　　　　
　　　　第一是恭敬态度。这是所有晚辈对长辈、下级对上级、地位低者对高者，最起码的规矩。恭敬的态度首先体现在语言和姿态，其中磕头便是封建时代遗留的一种极端仪式，代表人格的依附。　　　　
　　　　第二是奉献“心意”。晚辈向长辈，下级向上级，奉献金钱、礼物来回报长辈或上级对自己的栽培和呵护。现在逢年过节，每每可见子女向父母送礼，下级向上级送礼，群众向领导送礼，小弟向大哥送礼。这是一种制度规范，即便不求人也要送礼，只为确认这层模糊的依附关系。除了贪官以外，礼大礼小无人嗔怪，关键是记得他老人家，强化和确认上下关系的认同。　　　　
　　　　第三条是交换不对称。这是前一条规矩的延伸。上下级之间如果发生利益交换，双方支付的成本不能对等，在大致认可的折算标准上，下级理当付出多，上级理当付出少——所谓倚上卖上是也。譬如，下级帮上级办事（包括门生帮宗师办事），所获酬谢应该比当上级反过来酬谢时的情形要少一些。不是上级舍不得代价，而是通过差额凸显双方的等级格局。酬谢少到最少的地步，可能只剩下夸奖和口彩。　　　　
　　　　假若上级在一桩交易中偶然付出超标准的过多回报，下级通常应该表现出诚惶诚恐和不敢当——很可能是上级在考验你的归附心。除非你确认上级刻意施舍，刻意表现慷慨大方，方可收受。但是什么叫“过多”，习俗规矩并没有明说，全靠个人揣摩，依赖对上级价值观的了解和当前行情折算，因时因事而异。这体现了中国人的传统模糊思维。此外，在更森严的等级关系中，譬如江湖会党，大哥对喽啰的酬劳，甚至都不叫回报，而叫做“赏”。事情干得漂亮，赏钱、赏物、赏女人。　　　　
　　　　这条惯例的立意，一来确认双方关系的等级差异，二来保证双方交往历史的总量平衡。在传统价值观中，上级对下级的提携、栽培、教育，被认为是一种“恩情”。恩情之大，有如再生父母，终生报答不完。因此，这种附带恩情交换的不对称性，也被当做是下对上终生报恩的一部分。瞬间的不对称，是为了交换历史总量的对称。　　　　
　　　　内外有别　　　　
　　　　在费孝通“差序格局”概念中，个人人际关系像一串同心圆向外推开。我们在此问道：这究竟能推多远呢？在费孝通的“涟漪”图示中，水塘有多大，人际关系规模就有多大。然而，水塘不是大海，究竟有限还是无限，费氏未言。　　　　
　　　　中国人的关系网范围，即个人关系网的规模，从道理上讲是不能无限发展的。关系网的容量之所以受限制，是因为中国人的关系必须建立在“熟悉”即面对面交往的基础上。认识几个人，关系网的规模就是这拨人，不可能无限扩张，何况认识人当中还有不能搞关系的。　　　　
　　　　一个人的时间、精力、阅历都有限，不可能认识无限多的熟人。以婚礼喜酒的嘉宾规模作为样本切入熟人圈子，一户普通市民喜筵的嘉宾规模平均在200～300之间（喜筵20～30余桌，平均25桌）；好客的、善交际的家庭稍多一些，一般达到500人左右（喜筵50桌）；不善交际的人还达不到平均数（10桌以内）。假定关系网的人数规模约等于婚礼喜酒规模（实际上前者略大一点，取其近似值），以喜筵规模代表熟人圈子，那么便可以说：关系网的平均规模大约在200～300人左右；可以取250人近似值。以喜筵数代表熟人数，在逻辑上基于一个假设，就是喜筵人数约等于熟人数。这是普通百姓的情形，活络人营造的熟人圈子要大得多，基本上近1000人。不过这样产生一个坏毛病：熟人的名字很难记全，经常无奈地说：“你不是那个谁谁谁吗？”。　　　　
　　　　因为熟人数量有限，所以关系网暗含了结构上的闭合、分界和不开放，它的特征就是闭关自守，形成“自家人”和“外人”的分野。“自家人”是共生圈，一起捞，一起吃；“外人”是对手，是竞争者或者是漠视的对象。简单地说，关系网的周边形成一道泾渭分明的界线，它就是“自家人”理念，它是关系网的边际。“自家人”和“外人”两个概念关涉两种截然不同的伦理体系和游戏规则：“对待‘自家人’像春天般温暖，对待‘外人’就像秋风扫落叶”。　　　　
　　　　什么是自家人？什么是外人？　　　　
　　　　自家人就是关系网里面的人，特别是关系圈里层那些亲近人；外人就是关系网以外的人。二者之间有一片过渡的模糊界区，界区又有三道概念作防线——狭义、中义和广义，形成不同的规矩和语言环境。狭义“自家人”就是自己家族的人，这是辞源本义，是家族主义文化的起点。若是乡里有械斗，当然是帮亲不帮理，同姓帮同姓。中义“自家人”是认识的熟人——哥儿们、姐儿们，平日来往频繁，有事情相互帮忙。广义“自家人”是本地人，或延长到操同一方言的人群。譬如潮汕人听到乡音便称“自己人”，热情异常。在泰国，讲潮州方言就可以得到潮州人照顾，可见潮州人乡谊之盛。凡称“自己人”必定待遇不同，遵循的规则不同。一旦界定“自己人”，脑海马上进入特定语境、价值体系和情感体验。“自己人”有优惠，有互助，遇到“自己人”与外人纠纷要先帮“自己人”，而不论是非曲直。　　　　
　　　　相反，如果对待自家人的基本态度是“照顾的义务”，那么，对待外人基本的态度就是漠视和排斥，这种二元伦理的本性是排他。　　　　
　　　　北方人常说南方人排外，尤指广东人和上海人。改革开放以前，外地人在广州以普通话问路通常没人答理。改革开放伊始，外地人到广州高第街买东西通常在价格上要吃亏，若问价后不买，粗野的商贩绝不轻易放过。在前现代化时代，南方地域多排外。沿着海岸线看中国地图，北至上海，南到广西，排外心理十分普遍，南方地方文化普遍具有排外性格。　　　　
　　　　譬如，闽南人对闽南以外地方一律称“北方”或“内地”，称闽南人以外的所有国人，包括本地讲普通话的移民，一律称为“北方人”、“北仔”或者“内地仔”，甚至歧视称“北仔戆”，即北方傻。一次，两个小青年骑摩托车不慎撞倒了一辆自行车，二人起初面带愧色，不想被撞人踉跄站起来，用北方话嘟哝一声“他妈的”。两个小青年不干了，交换了一下眼色低声道：“北仔戆，揍不揍？”另一个答：“揍！”两人转身回来，又对骑自行车人拳打脚踢一顿，随即逃之夭夭。俩人能瞬间达成一项打架默契，关键在歧视理念背景。按他们想法，本来低人一等的外地人，撞了也白撞，我能面露歉意已经不错了，还敢骂我娘，绝饶不了你。　　　　
　　　　以上，我们分别谈及关系网的三条“有别”原理：“亲疏有别”、“上下有别”和“内外有别”。概括来说，三个“有别”原理是一种广义的费氏差序格局——即由异质性和特殊主义原则建立的格局。半个世纪前，费孝通总结了中国乡间社会的特殊主义：差序背后的梯度性和异质性，而不是现代法治社会强调的平等、均一和普遍主义。而这种“有别”差异在中国的前现代社会是普遍的，不局限于乡间家族，更涵盖江湖，包括帮会和关系网。


二、关系网见面熟人二百余

　　　　前面谈到，关系网由亲戚、朋友、同学、校友、街坊、邻居、结拜、世交等十七种人脉组成。不同背景和个性的人，关系网规模大小肯定不同，它标志了个人的活动能耐。老实、不善交际、好清静的人，关系网肯定小；活动能力强、有本领、长袖善舞，关系网肯定大。然而，不论个人关系网有多大，它总是有极限的，不可能无限扩张。一个人在河南呼风唤雨，不可能到河北还能搅事，按行话来说：“这不是他的码头”。一个普通人的“码头”，可能遍及一个小城，但不可能涵盖一省。　　　　
　　　　关系网迥异于现代法人团体组织，后者的规模在理论上没有限制。以跨国公司为例，它究竟可能容纳多少员工，在世界法律制度上没有明确限制。譬如，当今麦当劳加盟连锁店全世界总数已达到三万以上，员工总数过百万，坐落在美国伊利诺斯州Oak　Brook总部的老板们纵使一辈子不停地巡视，也不可能逐一莅临旗下分店。然而关键是，不去分店还能赚钱，以中国文化背景来看，真是绝活。在那些靠关系起家的中国老板眼里，麦当劳等跨国公司不啻一宗奇迹：老板投资一块不打算去的地方，居然有本事财源广进，简直匪夷所思！擅长裙带关系的中国小老板坚信，做生意第一靠自己亲力亲为，第二要靠任用亲信来弥补不足，譬如老婆管账，小姨子管货，兄弟管客户。每有新人开店，总有老行尊善意规劝：外人不可信，否则权力旁落外人，早晚被人架空云云。家族人手不够用怎么办？要么维持生意现状罢了，要么去“契”——即“干”几个儿子，或者拜几个把兄弟充数。这实际上是两种组织观念的差异：企业组织到底是依赖面对面的熟人，还是不需要面对面的熟人，只要铁板板的制度。　　　　
　　　　“面对面”是关系运作的局限，它决定了关系网的规模十分有限。　　　　
　　　　如何寻找关系网规模的代表样本呢？我们以现代团体类推。一个团体，由章程、契约、证书设定界限，成员角色明确。欲调查团体规模，可以观察该团体的会议，会议是团体的集会，要详细了解团体大小和成员构成，到会议室里一目了然。但是，关系网不同于现代团体，它不开会，没有纲领、章程和纪律，没有成员证书，没有合同契约。实际上，关系网只是一个松散的、边界模糊的人群，它以自我为中心，从不以任何集体为中心，每个人的关系网各自不同，相互之间通过人情纽带编成一张虚拟的“网”。也就是说，社区内部同样一拨人，在我看来是一张网，在你看来又是另一张网，在他看来则是他的网，网与网不同。它是虚拟的，属于各自内心的知觉，甚至是康德式的先验图式，只有网中流动的利益是客观的。关系网是社会心理的，没有物理凭证。　　　　
　　　　关系网虽不举行会议，但总是有一些场合“召集”成员出席“会议”。对于有志于观察关系网的人来说，结婚吃喜酒是一个特殊机会。除喜酒外，拜年、婴幼儿满月周岁、丧葬等民俗都可作关系网集会样本。以拜年来说，春节期间的拜年人，可涵盖家庭大部分关系网成员，尤其地位低于本家长的成员，一般来说关系近的集中在前几日，稍远的集中在后几日，但凡拜年的都属于关系。相比较而言，依然以喜筵场合下熟人到得最齐，其数量最接近一家一户关系网。下面我们以福建南部地区为例，以喜筵宾客来解读关系网。　　　　
　　　　在闽南社会，喜筵依例办两次，一次男方，一次女方。个别的，也有由双方家庭联袂操办的，宾客总合双方亲戚熟人。我们只讨论单方操办的情形。　　　　
　　　　闽南人的婚俗，沿袭古礼之“六礼”：纳彩、问名、纳吉、纳聘、请期和迎亲。改革开放后，老规矩有所淡化，剩下来主要是“吃酒”：宾客奉分子红包，然后按固定菜谱饕餮一顿。至于纳彩、问名、纳吉在城市很少人奉行，纳聘有部分人遵守，请期的人较多。至于喜筵，精髓绝不在菜肴，而在排场，摆桌越多，人气越旺，气派就越大。那么一般喜筵请多少桌，来多少人呢？近十年来，作者发现闽南地方普通市民喜筵大多数在20～30桌之间，这个数据采自许多酒店管理层和市民口述。以平均每桌10人计算，宾客人数约摸200～300人。这相当于个人关系网规模的约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