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71-江湖中国-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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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30～70万，与城市的环境和历史背景有关。作者不才，不能在数学上缩小这个估计数的误差。这个规模可以形成非常成熟的关系社会——完全靠关系建立的社会。在这种社会，关系价值的传播普及和被认同程度无异于法律，甚或高于法律。某认证这一点不需要很复杂的调查，只要指出关系网时常可以打通法官和法院这样一个常见事实，就知道关系价值在有些地方高于法律。传媒报道，一些地方的律师改行做法庭“掮客”，居然赚钱更快，也就是旧社会的“讼棍”，专门替当事人疏通法官，拿佣金讨
生活。
在另一头，在人口500万以上的城市，具有相反的情形。这种特大城市是中国的关系社会生态发育最低、最不兴盛的城市。但不是关系不存在，也并非不重要，只是超大型人口规模最不利于关系运作。如果将500万甚至1000万人口当作一个整体，谁也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和精力铺设这么大的关系网。前面说了，关系网的极限只是50万左右，而且通到最后，实际帮自己办事的人自己并不熟，那是朋友的朋友的朋友……辗转相托。通常，依据脑科学原理，一个普通人顶多认识熟人200～300人，即便啥事不干专事应酬，至多认识1000人。小城市这几十万人编织的一张大网要靠最初的二三百熟人辗转传递来维系，这是中国城市每天发生在生活背后的故事。其实，特大城市也可以切开来对号入座，标识一些亚团体，当中有很多社区、社团、行业、街道组织，其中不乏规模50万以下者，适合玩关系传递的游戏，适合关系生态滋生，所以照样滋生私人关系网络。
在两个极端之间，即人口介于50～500万之间的城市，是一种模糊的样本，既是关系网效用的边际，也是宪政体制的生长点，处于一种双轨制过渡状态。关系网重要，社会团体也重要。这一类大城市初步建立了公共社会的雏形，所以一个普通市民不依赖熟人也可以依靠公共体制——市场和宪政机制生存。但是由于许多这类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尚不完善，一些涉及人文关怀的更高级方面——更高层次的生活需要不易得到满足，譬如提职晋升、工作调动、亲属户口农转非、幼儿入托、子女转学就学、保姆担保问题，还有遭遇交通事故纠纷、公务人员无理刁难……此时，熟人关系就很好用了。
我们不能拘泥于纯粹的数字，更要看到中国城市人口集中生活在适于操作关系网的小城镇的事实。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到2000年，中国90％人口都生活在人口15万以下的城镇，也就是说90％基层人口肯定处在关系网生态适宜滋生的人口规模中。
为探究关系学的源头，还是回到小城市。对于那些城市人口小于50万的典型关系社会社区，如果普通人完全不用关系来经营自己的生活，那么，日常生活肯定是障碍多多，困难重重。譬如，孩子入托、入学、就业、个人调动、晋升、开店、办公司、摆平人事纠纷……这些对小城生活至关重要的事务，都要依托于熟人圈来解决。小城的生活，以熟人圈为基石，然后才是复杂的社会组织体系，有熟人是必要条件。比必要条件更进一步，有熟人还是充分条件，可以提供风险庇佑、供给特权和物质优惠，令生活锦上添花。譬如，获得紧缺资源，购买紧俏商品、内部商品或廉价商品，吃餐馆挂单赊账消费，分享政策性优惠，优先安排海外定居，医院里看病的优先权、名医选择权和更加周到的服务……难以备述。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一切都有代价，后门特权需要双方互相给予。一个人，如果没有直接的特权资源，甚至没有间接的关系充当介绍人，最终的结局也只能是边缘化，被人挤到城市生活边缘。因为关系必不可少，所以关系是中国人生活的“维生素”，尤其中小城市市民生活的“维生素”。
综合来看，关系是小城市生活秩序的主旋律，同时是大城市生活的副旋律。在大城市里，它与公共秩序形成平行的双重控制体系，二者有时相互竞争，有时相互补充，这就像交响曲中的和声。至于在乡村，反倒是关系社会的例外，乡村基本不成关系社会。村民都是熟人，没有生熟之分，没有生熟差异生成的特权空间，这意味着不存在或者只有很微弱的拉关系的价值。作者特意跟随人类学家到贵州侗苗族村寨做田野调查，发现人人都是熟人，没有开后门的资源，公权寻租资源薄弱，没有搞关系的需要。这显示，关系基于社会交往的一种落差格局，它是熟人对生人的优先权，而这种落差只存在于一个生人与熟人混居的移民社会。小城市和城镇是典型的移民社会，大城市反倒人人都是陌生人，生熟差异削弱了。
二、关系网关系好办事
关系这东西，很不好谈。讲起来人人都是专家，大家都有一套，弄不好就班门弄斧了。
在中国的中小城镇，居民日常要紧的事情常常诉诸关系网，而非诉诸公共行政程序和社会团体。即使走行政程序，要害也在托关系——行政机关里的关系，进办公室只为走过场，使走后门合法化。事情于幕后早已商定，进办公室无非填几份表格，戳几个红印。
在现代中国人观念中，关系总与“办事”联一起。想到“关系”，总是要办事；若要办事，总是先想有没有“关系”。不办事的平常日子，也未雨绸缪，不失时机地应酬，老江湖们更以战略家眼光构思关系网的战略性布局，主动地设置关系网的内容，触角延伸至城市各领域——政府机关、医院、学校、商铺、房屋维修……每日披星戴月、早出晚归忙于应酬，巩固关系网以备不时之需。常人简称之“打基础”，也叫“应酬”。“应酬”是一种优先价值，只要电话里交代“今晚有个应酬”，毋庸解释具体，就不用回家陪妻儿吃饭。
事实是，所有中国人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关系”生存，生存自然比陪妻儿吃饭重要。“关系”已是中国人的非正式制度，不同人的差异只是依赖程度不同。关系能帮助常人办事的范围几乎无限制，小事如买猪肉、买葱可以省钞票，大事如升官发财、晋级提薪、开店办厂可以通路子。
对于不同城市、不同个人来说，关系拥有不同价值，可以办不同的事。为避免高堂讲章、行文空泛，我们就锁定一个地方样本，归纳关系的效用。这里姑且隐其地名，它无非一普通样本，代表中国许多城市运用关系的一般价值。作者初步统计了这座沿海小城十年的市民生活模式。尽管生活需求一直变化，但以下事务必定诉诸关系。假若不用关系，要么不成，要么久拖不决：
调动、就业、调进油水部门（譬如，交警、大医院）、提干、涨工资、提职称、转户口、出入境（此项目2002年开放办理）、工商登记、贷款、申请投资项目、申请批文、子女进重点中学就读……
另一类事务，不诉诸关系也可办成，但是依赖关系则可以提高效率，减少交易费用，获得更满意的效果：
购买贵重商品（通过关系可以打折且避免假货）、购买紧俏商品房的优质套型、分配住房、机动车申领牌照、机动车年检、手术住院、进政府机关办理一般手续、结婚登记婚检、火葬殡仪、学校招生录取、购买优惠车船票、旅行团的优惠价格、购文艺演出票……
两相比较，前一类事务属于生存大事，后一类事务属于生活小节，无也可，有则更好。仅就大事而言，小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必依托关系网。在该地，几乎没有人一生完全不利用关系生存，差别只是依赖程度高低。所谓能人和老江湖，则凡事必求关系。即便通过白道和市场能解决的事情，也非要通过关系，这渐渐成为一种思维定势。因为在往日的应酬里，人情已经放出去，债权债务关系盘根错节，关系不用白不用。
按通俗说法，托关系也叫走后门。有后门就有前门，前门是正统体制，是公共宪政程序，也就是俗称的“白道”。后门不仅走得通，甚至还必须走，进而走得泛滥，说明前门走不通或不畅，正统制度的交易费用很高。这种现象是一切转型期或者制度不稳定时代的常见情形，包括关系网在内的江湖都是制度断裂造成管理真空的产物。
二、关系网关系与个人生活保障体系
关系网兴盛与个人寻求社会保障高度相关。在江湖时代，私人关系网以及团伙死党这两种组织都具有社会保障功能，在个人产生困难需要救济的时候，发挥类似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功效。
为了解释关系网的社会保障作用，这里说两个例子，一个反证，一个顺证。
在交通警察处理交通事故过程中，一般依当事人购买保险与否，分为三种类型：（1）双方都未买保险；（2）双方都已买保险；（3）一方买，另一方未买保险。对应三种类型，现实存在三种事故处理模式。
第一种，双方都已买保险，这种情形最简单，双方都不用争吵推卸责任，由交警鉴定事故，确认各自责任，然后交保险公司理赔。
第二种，双方都无保险，这种情形最麻烦，双方争吵不休，而且必定委托熟人通过关系介入交警办案，这当中少不了桌底人情。这是最难办的案子，尽管某些干警是既得利益者，但红包拿得不容易，免不了扯皮拉筋。
第三种，一方保险另一方无保险，一方轻松，有保险者态度无所谓，无保险者不仅吵闹而且绞尽脑汁托熟人通关节，减轻自己的责任。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在特定条件下，搞关系等于买保险，买保险的不用托关系，托关系的不用买保险，二者既对立，又互为补充。读者可能会想，买保险要投资，托关系不用投资。其实，托关系同样要投资，要请客吃饭，费用不一定更少。
在一个中小型城区，即一个熟人关系社会，熟人意味着社会保障，熟人圈越大，则保障功能越强，保障范围越广。上面的交通事故操作仅为一例，实际上熟人的社会保障非常广泛。譬如，就医，熟人可以帮助找到放心的医生，以及内部价格的特效药；上街购物钱未带够，不要紧，店家先赊着改日再说；买商品担心质量，不要紧，小城市里到处是熟人，找位认识的店家，商品先拿回去先用，有故障可以退货，没问题改日付款。这比大城市稀里糊涂购买到劣质商品，事后找消协投诉省事多了；半路上自行车、摩托车坏了，不必惊慌，路边等等，保准有熟人开车经过，打个招呼捎回去；邻里房屋权属有冲突，就到政府找关系以势压人；若是卷进诉讼官司，人情就托到法官桌上……
上面的例子说明两点：一是私人关系具有社会保障功能，二是私人关系保障可以与法律保障、商业保险等公共保障体系相互渗透，同时发生作用。譬如，商业性车辆保险与熟人关系包庇并行不悖。
关系保障也不是万能的，因为关系特权是竞争的，排他的，一个人诉求关系的成功，同时意味着某个别人诉求关系的失败，这些人只有求助于公共保障和商业保障。因此，关系在对一个人行使保障功能时，它就淘汰另一些人，使后者进入公共保障体系。
二、关系网细说关系（一）
直观地说，关系就是可以办事的熟人，凡是可以办事的熟人就是关系。这样说，最好理解，不过要参悟透内涵，还须进一步揭示。我们从熟人说起。
在中国，熟人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名词，但若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给出个定义，倒颇费周章。
“生”、“熟”和“不熟”
孔子云：民以食为天。中国的汉民族是个讲吃的民族，“吃”的体验是评价世间万物的原型，以致“生”、“熟”二字广泛使用，浸透了人际关系。
什么是“生”，什么是“熟”？若用现代语言解读，是将人际交往比作烹饪，“熟”就是频繁交往，“生”就是很少交往。所谓熟人，就是自己密切交往的人，生人就是没交往的人。当然要注意，熟人的反义词并不是生人。生人是指陌生人，即完全不认识的人。熟人的反义词是“不熟”的人，是肯定认识但是交往不多的人。“我跟他不熟”这句话的意思，是我跟他认识，但交往不多。生、不熟、熟悉，是三个层次。严格意义的熟人，只是面对面交往人群当中的一部分，也就是来往密切、常常相互帮忙的那一部分。所以，熟人是有频繁交往的人。
熟人和关系大体上是同义词。熟人即关系，关系即熟人。这样说，事实上大致不错。交往和利益互动，是很关键的要素，是“不熟”的人演进为熟人的要点。“不熟”的人与熟人之间并没有截然界限，要看利益交往行为的频率，只要带有利益互动，熟人背后的人情交换程序自然就会启动，“不熟”的人也可以转化为熟人。
面对面的“初级群体”
为了深入理解“熟人”含义，这里不妨借用社会学的“初级群体”概念。初级群体（Primary group）是指由“面对面”交往方式维持的群体。“初级”二字特指“面对面”的交往，即通过身体感官（眼、耳、鼻、喉、皮肤）直接接触的交往。它不同于另一类依靠符号、文字、文件、制度等抽象载体凝结的群体，后者叫做“次级群体”，譬如，国家、政府、大型社团、协会和互联网。
前现代的社区大多是初级群体，靠“面对面”维持运作，譬如一个村庄、一个街坊、一个衙门、一个朋友圈子、一个帮会山堂等等。“面对面”是前现代社会的世界性结构力，抽掉这个因素，传统的组织体系肯定瓦解。“面对面”是传统组织的基石。不见面，便无法合作；不合作，便没有社会群体，便没有任何实际活动。在古代，不见面的抽象合作基本不存在，即便是今日，“见个面、吃顿饭”仍然是合作的流行方式，是宪政程序和市场经济的补充。假若与陌生人合作，就心里不踏实。与之相反，现代团体概念定义的属性反而与见面无关，它依靠抽象符号譬如法规、章程、文件、合同、互联网络等从事合作。这些文本与法律和宪政程序背景融为一体，一旦发生争议，可以由法律强制力来规范多边利益关系，而不需要见面来解决问题。尽管见面还是一种从属的交往方式，但已经不能当作一种心理保障和信用体系，现代骗子也可以利用“面对面”方式进行欺诈。
关系或关系网的性质属于初级群体，就此点而论，它是一种前现代组织。但是，关系网没有正式团体属性，因为它的边界十分模糊，没有群体成员的明确界限。它不同于家族、同学、村里、邻里等经典传统群体。譬如，家族有家谱为据，同学有校籍为据，邻里有户籍为据，不易混淆。关系是一种非常模糊的群体，边界十分混淆。譬如，对于一个人，尽管来往最密的亲友属于关系无疑，但外围许多点头之交是否关系就说不清了，不光旁人说不清，自己也说不清。关系或关系网与其他群体不同之处，就是没有客观的硬件作标准，完全取决于双方内心的相互认同。互相认同就是关系，互相不认同就不是关系，即便相互认识却不认同也不是关系。比这更复杂，还存在许多“剃头挑子一头热”的情形，一个人认为是关系，另一人却认为不是，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