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23-日本帝国的兴亡-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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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谋取卢沟日本帝国主义者怀着灭亡全中国、称霸亚洲及世界的野心，于30年代初悍然发动了侵华战争。首先是一手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建立殖民傀儡政权伪“满洲国”；继而又强占热河，觊觎察哈尔、绥远、河北及北平、天津；最后则孤注一掷，向平津和整个华北发动大规模进攻，妄图以武力吞并全中国。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即“七·七事变”，就是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开始，它是有计划、有准备的预谋事件。1937年3月上旬，日军参谋本部为扩大侵华战争，特别把日本驻华武官喜多诚一、“中国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大桥熊雄三人召回东京，听取他们对华北局势的判断。三人一致认为，“日中关系的恶化，不能设想用一般的手段即可调整”，“应在对苏开战前，首先予中国一击，用以挫伤蒋政权的基础。在此种情况下，日本须有与苏中两面作战的精神准备”。不少材料证明，在日军内部早有发动“七·七事变”的阴谋集团。当事者之一、当年日军第1联队（团）副官河野又四郎的遗稿虽然矛盾百出，但还是不得不承认：“日军暗暗想着，只要一有机会就给中国军队一击，埋头于奇袭攻击的准备……”日本这个阴谋计划尽管策划于密室，保密甚严，但还是慢慢传了出来。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支社社长松北重治凭着新闻记者的特殊敏感，闻到了火药味。1937年7月1日，松北拜访华北日军参谋长桥本群，询问日军要在7月7日夜制造一起与“柳条湖事变”（“九·一八事变”）一样的事件的传闻的真伪。桥本群竭力把责任向日本浪人和商人身上推，但还是露出了狐狸尾巴：“我们日本方面多少有些问题，浪人们和一些企图NFEBF浑水捞一票的商人们惟恐天下不乱，现在天津是谣言飞舞，甚至有人说在7月7日就会出事。”侵华日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也承认：
据事后所闻，似乎是由于当时在东京政界消息灵通人士当中私下谈论着：“七夕之夜，华北将重演柳条湖一样的事件。”这个谣言，惊动了军政一部分消息灵通人士，才不约而同地秘密派了视察人员。
日本陆军省军务课政策班班长佐藤贤了在《大东亚战争回顾录》中说他也听到了这一消息，当时东京传播着“第二个柳条湖事件将会于七夕在华北出现”。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莞尔、作战课长武藤章为此做准备，特别派出其军事课高级课员冈本清福、公平匡武、井本熊男等到华北做战地调查，尤其命其注意卢沟桥地区的局势变化。大本营陆军部记载冈本等人视察卢沟桥时的情况如下：
当时中国官宪曾百般阻挠视察，以致视察时多次感到身临险境。特别是在卢沟桥上视察地形并听取宋哲元的军事顾问樱井德太郎少佐的说明时，几乎要被中国兵扣留。在卢沟桥附近，日中两军的冲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1937年7月6日，近卫内阁讨论中国局势问题。外相广田弘毅发言说：日本对华外交方针与过去无异，但不拟强行对华亲善。在如今抗日、排日的漩涡中，纵想实现日中亲善，也难指望取得成效。日本对此虽深为不满，但看来除毅然推行正确政策外，别无他途。对于广田的发言，全体阁僚表示同意。因此，“七·七事变”虽不像“九·一八事变”那样，日本有制造“柳条湖事变”的具体而周密的阴谋计划，但日本从上至下有一个阴谋集团有预谋地策划并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第一部分两摆“鸿门宴”（1）
“七·七事变”前，华北日军特务机关摆了两次“鸿门宴”，中日两国军官进行激烈较量，刀光剑影，紧张异常。当时，日寇已包围北平，随时准备大举向华北进犯。“七·七事变”时的第29军旅长何基沣、邓哲熙、王式九、戈定远、吴镇祺在回忆录《七·七事变纪实》中，描述了当时剑拔弩张的形势：
在“七·七事变”发生以前，北平外围的形势是：北宁路沿线，西起丰台，东至山海关，均有日军驻防；北平的东面，有完全听命于日军的冀东伪组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北平的北面有在热河省集结的敌伪军；在西北面，有日军收买的李守信和王英等土匪队伍。仅有北平的西南面，尚为我第29军部队所防守。当时，北宁铁路沿线既为日军所控制，而在平汉路上的卢沟桥就成了北平的惟一门户。我军据此，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若为敌人所占，北平则变成一座孤立的死城。所以，卢沟桥这一战略据点，就必然成为敌我必争之地。日本侵略军的企图，是伺机占领卢沟桥，截断平汉路，四面包围北平，从而加深冀察的“特殊化”，然后以平、津作为桥头堡，进一步发动大规模的军事侵略。
为兵不血刃压中国军队交出卢沟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和华北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经精心策划，于1936年6月6日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摆下一次“新鸿门宴”。日本华北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向中国驻军的团以上军官全部发出请帖。为照顾大局，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第29军军长宋哲元，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率团以上军官于6月6日上午10时进入怀仁堂宴会厅。宴会厅内杀气腾腾，松室孝良和华北特务机关顾问松岛、樱井带日军连以上军官严阵以待，一个个手扶腰间的日本武士刀，分散坐在六张宴席桌旁。中国军官一到，松室孝良就把中国军官拆开，分散坐在日本军官身旁，自己则和宋哲元、秦德纯和社会名流吴佩孚、张怀芝等坐在一桌。在主座席旁边，又设了两张空桌，做上菜之用。“联欢会”开始后，先由宋哲元、松室孝良讲话，大意是说中国和日本是近邻又同文同种，应该友好亲善，然后一起照相。松室孝良在每个中国军官身旁安插一个日本军官，形成一对一监视状态。接着宴会开始，日本军官大杯喝酒，中国军官毫不示弱举杯猛灌，双方比赛酒量，谁都不甘居于下风。这时，华北特务机关顾问松岛大喝一声，跳到一张准备上菜用的空桌上，张牙舞爪先跳了一通日本舞，又气势汹汹飞舞日本武士刀。霎时间，宴会厅里只见刀光闪烁，不时伴有日本军官们的粗野嚎叫，对中国军官形成巨大压力。中国军官目睹此情此景，一个个怒发冲冠，义愤填膺，都想与日本军官决一雌雄。只见副军长秦德纯附耳对旅长董升堂说：“事急矣，你是打拳呢，还是耍刀？”董升堂早按捺不住了，马上表示：“先打拳，后耍刀！”董升堂当即离座，在席位中间打了一套八卦拳，中国军官齐声叫好。旅长李致远在酒席前也打了一套颇有根底的花拳。一个日本军官取出“倭刀”狂舞，李致远也命令传令兵去取他用最好的钢打成的“柳叶刀”。董升堂见“倭刀”狂舞，便从传令兵手里接过大刀片，在席前劈了一趟刀法。恰在此时，李致远的传令兵坐小汽车从永增厂把刚打好的“柳叶刀”取到。董升堂换上传令兵的布鞋，抡起“柳叶刀”，劈了一趟他最拿手的“滚堂刀”，把日本法西斯军人一下镇住了。松室孝良见比刀占不了上风，就向两个日本军官示意改换比赛项目。两个日本军官会意，跳上桌子唱起了谁也听不懂的日本歌，摆出不可一世的架势。旅长何基沣不以为然，跳上桌子，亮开大嗓门唱起了充满民族正气的《黄族歌》：
黄族应享黄海权，亚人应种亚洲田；青年，青年，且莫同种自相残，坐教欧美着先鞭。不怕死，不爱钱，丈夫绝不受人怜，……
第一部分两摆“鸿门宴”（2）
何基沣一起头，中国军官们齐声相和。霎时间，怀仁堂宴会厅响起了中华民族正气歌，把日本法西斯军官们的嚣张气焰压了下去。松室孝良又提出比赛写大字，日本人写一张，中国军官写一张。日本兵端出文房四宝，松室孝良提笔写了一个“飞”字，却也笔力矫健，出手不凡。这可气坏了吴佩孚。此公一生做了不少坏事，但至死大节不亏。他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当众表演醉笔，挥笔写出一行大字，构成一张大条幅，真是龙飞凤舞，气势磅礴！日本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见写字占不了便宜，又对手下人使个眼色。只见十几个日本军官冲了上来，把宋哲元、秦德纯举了起来，又大声喊着号子，把两位中国将军用劲抛到空中，再接住高抛，以此向中国军官施加压力。董升堂、何基沣等中国军官不甘示弱，招呼了十几个中国军官也冲了上去，把松室孝良、松岛、旅团长河边正三等拽出来，如法炮制往空中抛。怀仁堂内形成对抛双方指挥官的奇特场面。第37师师长、河北省主席冯治安头脑冷静，担心僵持下去要惹麻烦，忙令部下何基沣、董升堂等放手。松室孝良被吓出一身冷汗，从中国军官手中挣脱后，也命日军军官松手，一场惊心动魄的“角斗”才从高峰降落。最后，宋哲元、松室孝良又言不由衷地讲了些中日应该亲善和睦的话，这场“鸿门宴”便草草收场。日寇拉不动中国军官，又去拉中国文官。1937年3月初，日本华北新任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亲自出马，又摆下一场“鸿门宴”。他下帖请宛平专署专员王冷斋和宛平县政府秘书兼第二科科长洪大中等4人，到东交民巷台基厂二条日本特务机关部赴午宴。王冷斋、洪大中明知松井不怀好意，但在强敌面前不甘示弱，如期前往。只见松井率日驻华大使馆武官今井武夫、参谋桑岛、辅佐官寺平、秘书斋藤等，早在特务机关部大门庭院列队迎接。松井把中国官员请入宴席，酒过三巡后便命秘书斋藤拿出强买丰台至卢沟桥间大井村6000亩土地的“协议文书”，把它递到王冷斋手中，又把纸笔送到席上，要王冷斋当场签字。松井阴沉着脸说：“为了日中友好，希望专员阁下给予赞助！”王冷斋振振有辞地反驳说：“松井大佐阁下设宴是为了中日友好，我们前来赴宴也是为了中日友好，我们希望宴席之间只能谈笑言欢，政事留待以后商议。如果硬要现在谈判大井村土地问题，我们就只有退席，即使因此而失去自由，也在所不惜！”王冷斋慷慨陈词，力驳强敌，他越说越激动，勃然挥拳击桌而起。中日在场官员怒目相向，一场暴风雨马上即将来临。突然，松井哈哈大笑：“王专员，好样的，佩服，佩服。”日本特务机关长一声令下，立刻有十几个日本艺妓和中国妓女蜂拥而入，一人一个缠住中国官员，日本艺妓唱起软绵绵的日本歌曲，尽力缓和紧张气氛。日本艺妓又殷勤劝酒，王冷斋等无法拒绝，只得接杯干掉；艺妓们还拉王冷斋等人跳舞，企图麻痹中国官员的警戒心。正在此时，一个中国妓女尖声大叫，说她的钻石戒指掉了。松井命人翻转沙发，挪动桌椅四处乱找，把宴会厅搞得乱七八糟。王冷斋看穿日本特务机关部有意制造这一幕活剧、作为对中国官员威胁利诱阴谋的遮羞布，
便怀着鄙夷的神情，带领洪大中等人向松井太久郎告别。日本特务机关见两场“鸿门宴”均以可耻失败告终，便更加紧在霸占丰台和购买大井村土地事件上施展阴谋。
第一部分肇事抢丰台（1）
丰台位于北平西南咽喉地带，为联接北宁线和平汉线的交通枢纽，是平津地区的重要战略据
点，日本为发动“七·七事变”曾制造三次丰台事件。第一次丰台事件发生在1936年6月26日。此前，日军根据强迫中国签订的《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派包括四个步兵连、一个山炮连和一排骑兵在内的加强混成营，进占丰台车站的东端，扼住平汉、平津两条铁路，与中国军队第29军驻守丰台的部队相隔仅400米，两军对垒，气氛十分紧张。为挑起争端，日军营长经常派日军士兵三五成群，身佩利刃，到丰台车站寻衅闹事。日军士兵故意与中国士兵摩肩撞臂，进而拳打脚踢，逼中国士兵气急还手，造成双方士兵殴斗事件。张华亭营长向日军营长提出抗议，要求他制止日军的挑衅行为。日军营长置之不理，反而指挥士兵在进行军事演习时向中国军队驻地摆出冲锋态势，甚至派日军士兵进入中国军队的步哨百米线以内挑衅。6月26日上午9时，中国第29军第37师一部赴丰台驻防。由于火车突然鸣笛，中国一匹军马受惊，跑入正在修建中的日军丰台营房。中国士兵前去追马，被一群日本士兵围住痛打一通。次日，日军营长派一个朝鲜籍士兵来到中国兵营，通知张华亭营长说，日军的军马跑到中国兵营里了，应速送回，否则即以武力相对。日本士兵又惹是生非，硬说中国兵营的马厩是他们的，要求中国军队马上退出。遭到严词拒绝后，日本士兵拔出短刀，招来几个日本士兵向中国士兵挑衅，双方发生械斗。张华亭营长向团长戴守义报告查无此事，请示对策。戴守义团长明确指示说：“丰台是我国神圣国土，车站是交通要点，保卫国土是中国军人的天职，维护交通亦责无旁贷。日军胆敢进犯，坚决回击，务必固守阵地，寸步不让！”张华亭营长接到命令，即通知驻丰台的日军混成营营长，经调查并无日本军马跑到中国兵营之事，并指出这是日方故意编造借口，无事生非。日本“中国驻屯军”怎肯善罢甘休，以此为借口向宋哲元提出抗议，无理要求第29军道歉、赔款、惩戒当事军官、从丰台撤兵。迫于日本的压力，宋哲元大体上同意了日军的要求，但拒绝撤军，只同意换防。这就是第一次丰台事件。为把中国军队赶出丰台，日军于7月下旬又派一个大队强行进驻丰台。面对日寇增兵，团长戴守义奉命到丰台向张华亭营官兵重申任务：“保国卫民，是我们的天职。敌如来犯，我即反击！”8月31日，日本浪人森川太郎擅自闯入中国丰台兵营，与中国士兵殴斗后受伤，日军以此为借口要求中国军队撤出丰台，被严词拒绝。
9月18日下午6时，中国丰台驻军第5连连长孙香亭带队由野外演习地返回途中，与一小队日军迎面相遇。日军小队长岩井策马冲进中国军队队列之中，双方发生冲突。日军中队长下令包围中国军队，无理扣留前来交涉的孙香亭。日本侵略者将此作为第二个“九·一八事变”的胜利，大肆庆祝。宋哲元派“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任委员陈中孚和北宁铁路局长陈觉生，去找日本代表土肥原贤二交涉。土肥原提出：中国军队撤出丰台，向日军赔礼道歉。宋哲元接到陈中孚、陈觉生的报告，无可奈何地说：“你们再去见土肥原，无论问题是否能马上解决，他要首先把孙连长放回来，把全连军械交还我们。这是一个先决条件，否则就不必谈了。”土肥原贤二狡诈异常，对宋哲元提出的条件满口答应，命令日军放回孙连长并发还枪械，担保日军绝不派兵进驻丰台。一天后，孙香亭果然被释放回来，全连枪械如数发还。宋哲元当即下令孙香亭带全连移驻丰台东北的赵家庄。谁知中国军队刚撤出丰台，日军就派一个大队进驻丰台的中国军队营房，丰台遂完全落入日军之手。这就是日军制造的第二次丰台事件。
1936年10月，日军混成营突然向驻丰台附近的张华亭营发动进攻。日军先以猛烈炮火破坏中方工事，然后发动进攻。双方杀声震天，展开激烈战斗。为缓和紧张局势，宋哲元在冀察政务委员会所在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