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23-日本帝国的兴亡-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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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诒磺考榈挠�11岁的小女孩和53岁的老妇。12月15日夜，大批日军闯入金陵大学校舍，当场强奸30名妇女，有几名妇女被6名日兵轮奸。而金陵大学与日本大使馆近在咫尺，隔街相望。试想一向标榜有严明纪律的“皇军”，若不得最高当局的认可，胆敢在大白天肆无忌惮地行奸施虐？这一天，在难民区内，一昼夜间发生的强奸、抢掠、殴打事件有100件以上。被强奸的妇女至少有1000人，有一位妇女被强奸17次之多。一个兽兵在强奸时，旁边一个5个月的婴儿哭声不断，兽兵竟活活将婴儿闷死。金陵女子大学内住有数千名妇女，有外国人负责把门看护，使日本兵白天不能闯进去行奸。但每当夜晚，他们便翻墙进去“摸彩”，抓住妇女，即行奸污。失去人性的日军，只要碰见妇女，不分场合和时间，便行奸施暴，竭尽野蛮之行为。1937年12月20日，国际委员会致日本大使馆公函，指出：“难民区内每天有许多妇女横遭蹂躏，其中有牧师的妻子，有青年会工作人员的妻子，有大学教授的妻子，他们平时都是洁身自爱，清白无瑕。”国际委员会先后向日本大使馆交上428件《日军暴行报告》，12月13日至年底向日本当局递交170件《日军暴行报告》，1938年1月1日至1月12日又交上17件《日军暴行报告》，这些报告所述日军暴行都是发生在难民区内。1月28日，侵华日军司令部下令解散难民营，强令难民返回自己住处。因此，1月14日至2月9日国际委员会提交日军当局的240件《日军暴行报告》，大部分是记录难民离开难民区后被杀、被抢、被奸淫的日军暴行。
第二部分屠杀新招数
12月22日，驻南京日本宪兵司令部公布“签发平民护照”令，在市内张贴布告。布告中说：“自12月24日起，宪兵司令将签发平民护照，以利居留工作。凡各平民均须向日军办事处亲自报到，领取护照，不得代为领取，倘有老弱病人，须家属伴往报到。无护照者，一概不得居留城内，切切此令。”此令公布后，在南京市内设立多个良民登记处，当时的金陵大学、宁海路、上海路、金陵神学院、金大附中等地均设良民登记点。在难民区内设良民登记点，一方面是因为这里有30余万难民，更主要的是为搜查中国散兵。从满铁株式会社派到南京的“南京特务班”写回的报告，就可以看出日军当局放发“良民证”之真正用意和目的。“南京特务班”是12月24日进入南京开始工作的，1938年1月21日写回的第一次报告中说：“我军认为，由于南京整个被皇军包围，完全没有逃跑余地，因而在这些难民中必然潜伏着很多残败兵、不法分子。因此，直至1月6日，每天进行严格搜查，努力将其查出。查问全体人员之后，已清除多数残败兵，对其他普通无辜良民发给证明其为良民的‘安居证’，使其安居乐业。”《满铁档案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一组史料》，载于《民国档案》1994年第2期。为了能让当过兵的人自首，在金陵大学登记点，日军采取欺骗手法，以“如自动承认”、可以保全生命、获得工作为诱饵，致使难民区内二三百人上当受骗，甚至没当过兵的平民，为得到一份工作，也去自首。结果，这二三百人全部被押走杀害了，只有10余人死里逃生，逃回难民营中。在宁海路登记点，有数十人承认当过兵，结果全被杀害。一个从虎口逃回的人回忆说：“有一天上午，我记得是个晴天，日本兵在我家一带挨户搜查，已经将许多人集中在宁海路上，查看他们手中有没有老茧，头上有没有帽箍，主要看是不是当兵的。我自料逃不出去，只好躲在家里。吃过中饭以后，大概一两点钟的样子，四五个日本兵到我家搜查，他们发现我手上有打铁留下的硬茧，就硬要把我带走。我母亲哭着说：‘他不是当兵的，是做铁匠的。’并拿出铁匠工具给他们看，他们根本不理睬，还恶狠狠地用枪托把我父母打倒在地，吆喝着把我强行带走。……日本兵把我带到宁海路，那里已经有200多个被抓来的人……我们被赶到一个凹地上，旁边有一个水塘，日本兵在四周居高临下架起机枪……日军军官一声令下，机枪一齐向我们射击，一颗子弹从我头上擦过，鲜血直流，我只觉得头上挨了一闷棍，顿时倒下去。
……当我醒来时，已是深夜，日本兵早已走了。我从死尸堆里慢慢爬出来，满身是血污，顺着原路摸回了家。”由此例可以看出，日军当局发放良民证是继续屠杀的新招数。当年曾参加过攻占南京的一个日本兵冈本健三战后说：“本人曾经在现场亲眼看到，日本军占领南京之后，对于谁是良民，谁是便衣队，是分辨不出来的。因此，日本军队就制发一种良民证，我隶属的部队每天都在办理登记，叫他们填写出生年月、性别、职业等项目。可是，会写字的中国人很少，对于不会写字的人，就以口头说明，由于语言不通，能讲得清楚的，算他运气不坏，如果吞吞吐吐、前言不搭后语的，就认为他可疑，把他搁在一边，解决掉了事。当枪声响起的时候，场内哭声大作，争先奔逃。可是，四面八方都喷出机关枪火焰，结果都是死路一条。那一次大概解决了四五百人。”在良民登记骗局中，有多少人被杀，已无法统计出精确的数字，但我们从“南京特务班”写回的第二份报告中，可以知道，“自去年（1937年）12月22日至本年（1938年）1月5日，协助中岛兵团进行的盘查活动，清出了大约4000名的残败兵和抗日分子。1月6日到2月25日间，特务机关得到天谷警备支队的协助，又在城内外继续进行盘查，清出约500名”。由此看出，从1937年12月22日至1938年2月25日之间，仅“南京特务班”参与的“良民”登记，就将4500人屠杀了。“南京特务班”的第三份报告中说，在南京沦陷前，留在南京的人口是38万，截止到1938年3月末，登记领取良民证的只有23。5万余人，分散住在市内5个区内。当时，登记工作还没完全完成，但38万人与23万人之间的人数差额之去向，该报告并未说明。其实也用不着说明，他们之中的多数被屠杀了。日军最初6周的大规模屠杀、奸淫、烧抢等暴行，世界各国均有报道，并遭到国际社会舆论的抗议和谴责。但日军当局我行我素，屠杀几乎持续了3个月。究其原因，是日本统治集团制定的对华方针造成的。1937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就发表声明，“为膺惩中国军之暴戾，促使南京政府反省，今已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已经表明日本将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对待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率军进犯南京时，就曾充满杀气地说：“降魔的利剑现在已经出鞘，要发挥它的神威！”正是日军实行的“大体上采取不保留俘虏的方针，故决定全部处理之”，以及参谋长下达的“杀掉俘虏”的命令，造成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30余万中国骨肉同胞被残杀了。
第二部分销尸灭迹
侵华日军为掩盖大屠杀的罪证，在血腥屠杀的同时，就进行销尸灭迹的工作。曾在12月17—19日参加屠杀燕子矾被俘军民并处理被害者尸体的日军第13师团山田旅团第65联队的一名下士说：“为了对尸山进行善后处理，特别动员了别的部队。在善后处理阶段，用整桶的汽油把尸体全部烧掉了。这是因为把枪杀、刺杀的尸体原封不动地扔进江里，总会留下某些形迹，所以必须尽可能地把尸体‘换换装’再抛入长江。”曾为南京日军第二碇泊场司令部少佐部员的太田寿男被俘后供称：他于16—18日奉命处理尸体。碇泊场司令部拨出运输兵800名，专门进行运输和处理尸体。太田寿男与另一名军官安达少佐各率400名。经太田寿男直接处理的尸体有19万具，经安达处理的尸体有81万具，估计其他部队投入江中的尸体有5万具，以上合计处理的尸体共有15万具。这只是日军开始大屠杀不久集中处理的中国军民尸体。由于侵华日军在最初6周内疯狂大屠杀，致使城内城外、农舍民宅、街道田野、江边沟旁被杀中国军民的尸体比比皆是，尸堆如山，日军销尸灭迹的工作，难以单独完成，他们不得已才允许一些慈善团体和个人参加收尸埋尸的工作。参加收尸埋尸工作的团体有红会、崇善堂、南京红十字会分会、同善堂、回民掩埋队等，还有一些个人及伪职人员。“南京特务班”进入南京后，曾协助1月5日刚成立的伪自治委员会的收尸埋尸工作，他们写给满铁株式会社的第二份报告，称赞红会收尸埋尸工作成绩昭著。报告中说：“红会的尸体埋葬队（队员约600人），1月上旬以来，在特务机关指挥下，连日涉足城内外掩埋死尸，截止到2月末，埋葬的尸体约达5000具。”在第三份报告中又说：“至3月15日为止，已把城内1793具、城外29998具、共计31791具尸体收容在城外下关地区及上新河地区的指定地点。”但仍有不少尸体需要收埋，“现在每天需要卡车5—6辆，民工200—300名”。直到5月份，红会共收埋43123具尸体。崇善堂共收埋113267具尸体，其中男尸109363具、女尸3091具，孩尸813具。红十字会收埋13722具尸体。回民掩埋队专门负责收埋被害回民的尸体，在3个多月中，共收埋回民尸体400余具。南京市民芮芳缘、张鸿儒、杨广才等在雨花台、花神庙等处，组织难民掩埋7000余具尸体。伪南京市政公署令卫生局将灵谷寺、马群一带无人认领之尸骨3000余具，葬于灵谷寺之东，立“无主孤魂碑”。碑文云：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十月，余奉命董京市，惟时去南京事变将及一载，城NFDDE、丛莽、山巅、水NFDFB有遗骨焉，余既收残骸于城上，得二十有六，而瘗之。越二月，村民来告茆山、马群、马鞍、灵谷寺诸地遗尸尤多，乞尽瘗之。乃下其事于卫生局，选夫治具悉收残骨得三千余具，葬于灵谷寺之东，深埋以远狐兔，厚封以识其处。立无主孤魂之碑，且使执事是元芝以豚蹄只鸡酒饭奠之。俾妥幽魂。呜乎！诸军遭时丧乱膏血肉于荒原，寄骸骨于丘陇。为军为民为男为妇为老为稚，有后无后举莫能知。人生僭痛，莫大于生无所养，死无所丧。况暴骨无依如诸君者。虽然死生有命，修短有数，洵如达人之论，彭殇可齐。随化俱尽。盖人之所争者，不在久暂之岁月，而在不朽之德业与精神也。余既怜而瘗诸君，又以为诸君告。二十八年一月，督办南京市政高冠吾记。
收埋尸体的工作至1938年5月才告结束。经慈善机关收埋的尸体有15万具之多，连同被侵华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及焚尸灭迹的19万余人，在南京大屠杀中，被害者总数达30万人以上。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累累罪行，受到世界各国舆论的谴责。在各国舆论的压力下，日本政府不得不召回松井石根及其部下柳川平助、中岛今朝吾等将校80余人。他们回国后，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反而受到奖励。松井石根被任命为内阁参议，日本政府为他叙勋。1944年，松井又担任了“大东亚开发公司”总裁，参与对中国的经济掠夺。柳川平助被召回东京后，裕仁天皇还亲自接见了他，奖给他一对雕有皇家菊花纹章的银花瓶。松井石根的参谋长武藤章亲自指挥了南京大屠杀，召回东京后被东条英机重用，提升为第14方面军参谋长，协助东条英机偷袭珍珠港。但历史对任何人都是公正的，南京大屠杀的罪魁凶手最终没有逃脱历史的惩罚。南京大屠杀首犯松井石根及帮凶武藤章，受到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正义审判，被判处死刑，送上了绞刑架，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南京大屠杀罪犯谷寿夫，进行杀人比赛的凶手向井敏明和野田岩，还有用军刀杀死300人的田中军吉，战后经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审判，判以死刑，1947年4月26日被押至雨花台，实行枪决。南京大屠杀是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是侵华日军最凶残的血腥暴行之一，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院内13块小型碑雕，记载着南京各处大屠杀地点的情况，它们与馆内收藏的大量真实史料、图片及血泪控诉书，及尸骨陈列室内的累累白骨，是对日军血腥暴行的永久控诉。
第三部分华中大会战（1）
对华“新政策”日本军国主义占领中国首都南京后，军部法西斯分子头脑更加狂热，企图一举灭亡中国。当时的日本首相近卫文是个花花公子，一味追随日本军部扩大侵华战争。他口吐狂言说：“南京已经攻克，看来蒋介石政权已陷入真正的困境，只要我们再推他一下，就会垮台！”南京沦陷的第二天，即1937年12月14日，近卫文召开内阁会议，重新研究与中国的和谈条件。内务大臣末次一夫的发言最有代表性，他叫嚷说：“进攻南京，乃因中国方面无视日方寻求重返日华提携大道所致。松井军司令官最后劝降之目的，也在于此，但中国方面毫无反省之意，日本方面也有改变观点的必要！别无他法。”陆军大臣杉山元、外务大臣广田弘毅等认为，原来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蒋介石提出的和谈条件“太低了”，当时只要求取消《塘沽协定》、《梅津—何应钦协定》、《土肥原—秦德纯协定》，取消冀察、冀东两政府，设立包括卢沟桥在内的河北省非武装地带，“太便宜”中国人了，要求提出更苛刻的条件。广田弘毅说：“在帝国付出大量牺牲的今日，以如此轻微的条件同蒋介石会谈，实在难以同意！”杉山元说：“中国事变乃东亚之一悲剧，但为使悲剧不再重演，日本此际不能回避彻底手术。就此意义而言，攻占南京只是中国问题之序幕，真正的持久战则自今日始，始终不能放松膺惩抗日政权！”近卫文见大部分内阁成员都同意杉山元等人的意见，就不顾参谋本部一些人的反对意见，12月21日操纵内阁会议强行通过了《关于日华和平谈判问题，对驻日德国大使的复文》：
鉴于最近战局的迅速发展，事态已有重大转变，帝国政府拟提出以下基本条件。中方如全部承认以此为讲和原则，并有向帝国政府表示乞和之态度，则帝国亦准备按此开始日华直接谈判。上述原则如不被接受，虽属遗憾，但帝国将不得不以不同既往之全新观点处理事变，此意希予谅察。基本条件如下：（一）中国须放弃容共、抗日满政策，并与日满两国之防共政策合作；（二）在必要地区设立非武装地带，并建立特殊机构；（三）在日满华三国间，缔结经济密切合作之协定；（四）中国偿付帝国所要求之赔偿。
1937年12月26日，陶德曼将日本逼迫中国投降的四项条件交给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催中国在年内做出答复。蒋介石听了汇报即命外交部长王宠惠询问日本所提四项条件的具体内容。陶德曼于1938年元旦到武汉会见王宠惠催逼。蒋介石看了日本提出的条件，感到断难接受，在日记中写道：“倭寇所提条件，等于征服与灭亡我国；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当即严词拒绝作答。”于是，蒋介石以重庆为战时首都，把军事统帅部移至武汉，摆出与日军决战架势，向全国发出响亮的抗战号召：“国际正各自扩张军备，而表面则竞言和平。当此之时，我人对于外交，断不宜做依赖任何一国之想，务必力图自存自主！”接着，蒋介石命外交部虚与陶德曼周旋以稳住日本，抓紧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