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23-日本帝国的兴亡-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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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贯穿于各阶段、始终影响中日两国发展的因素，有必要专门涉及开国进取思想和民族主义两个问题。日本由于有勇于和善于向先进文明学习的优秀民族传统，因而在与西方文明撞击时，能很快调适自身适应力，较早较快地果断采取了开国进取政策，使“求知识于世界” 的开国进取思想深入人心，从而保证了各项改革的顺利实行。中国则长期闭关自守，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积淀的老大思想包袱沉重，虽不断被迫开放口岸，但除少数先驱具有开国进取思想外，占统治地位的还是狭隘的闭关排外自守思想。至于民族主义问题，是始终对两国的发展起巨大作用的关键问题之一。民族主义是日本明治维新的一面光辉旗帜，“尊王攘夷”不仅有反对外国侵略的内容，而且包含着反封建主义的意义。民族主义在日本资产阶级运动中，曾起过组织群众、动员人民的进步作用，成为日本资产阶级革命不可或缺的思想武器。日本人民在民族主义旗帜下，推翻封建主义，挽救了民族危机。但是，即使在倒幕维新时期，维新志士的民族观亦具有二重性：既反对列强入侵，又主张向外扩张侵略。特别是在 19世纪80年代，日本帝国统治集团成为强权政治的狂热推行者，民权论者亦蜕化为国权论者，大批民族主义者蜕化为沙文主义者。在甲午战争至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沙文主义第一次大泛滥。在日本侵华期间，沙文主义第二次大泛滥。两次沙文主义的大泛滥，成为日本人民和亚洲人民的灾祸之源，亦成为日本败亡的祸根。中国民族意识的萌发虽较日本为早，但因杂有国内反满的民族矛盾，影响了对外国殖民侵略的共同抗击。直到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才充分发挥了民族主义的巨大历史作用，在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最终取得了抗击日本侵略的完全胜利。
值得人们关注的是，从20世纪60年代起，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日本 “新民族主义”思潮亦悄然兴起，不时有沙文主义冒出，污染日本人的思想。“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抛出，是妄图为日本侵略战争“翻案”，为已覆亡的“大日本帝国”招魂。20世纪80年代又发生教科书事件、日本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供有14名甲级战犯名位）事件，近年又不断有日本国务大臣口出狂言（所谓“失言”），妄图
否认侵略、抹煞罪恶、美化侵略战争。历史不容亵渎，沙文主义即使泛滥一时，其美化侵略、歪曲历史的企图终究是无法得逞的。
最后，拟对“大日本帝国”败亡原因作一简要概括。从经济、政治体制方面看，明治维新的二重性使近代日本的各种体制、结构均具有二重性，处理不当时，就发生负面影响和副作用。民族主义逐渐向沙文主义的蜕变是典型事例。日本靠战争起家，靠不断扩大战争、对外侵略刺激国内经济，缓解尖锐的政治矛盾和危机，犹如饮鸩止渴。日本经济本来就较为虚弱，资源不足，原料缺乏。一旦野心膨胀、四处侵略，就会成为“国际孤儿”，失去资源来源，从而造成经济崩溃。实力不足，又必然在战场上节节败退。长期的战争，过度的侵略扩张，造成科学技术和经济的落后和衰退，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军事力量的枯竭衰微，终于导致政治和经济的崩溃、军事的败退，最终则是“大日本帝国”的覆灭。
三、中日两国近代化的成败得失及经验教训如果换一个角度总结和概括近代日本和中国的发展，使用近代化的概念是适宜的。近代化概念的内涵极为丰富，而对近代化的理解亦十分不同。我们暂且将近代化规定为资本主义化，而不在这里使用现代化概念。
近代中日两国走的是不同发展道路，换言之，中日近代化道路不同。而对近代两国发展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的归纳总结，使用近代化概念则更为清晰、更好理解。
对中日两国近代化的成败得失及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建立在本书对日本帝国兴亡过程详尽阐述的基础上，联系近代中国各方面的总体状况而做出的，不少看法尚不成熟，诚望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第六部分附论——“大日本帝国”兴亡原因了（5）
综观100年左右中日两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总的说来，由于中国没有一个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无论是经济上的工业化、政治上的民主化和教育普及化方面，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条件下缓慢发展的，终于未能实现近代化。但在某些方面有着自己的优势，也留下了辉煌篇章。日本则独立发展为资本主义工业强国，基本上实现了近代化，但在各个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也留下了耻辱的记录。应该说，各有其成败之处，亦有得有失。
概括地说，日本的成功之处表现在以下各个方面：在维护国家独立自主方面，明治政府通过艰苦的修改条约谈判和不懈的斗争，终于废除了与西方列强签订的全部不平等条约，发展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强国。在经济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已获得巨大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实现了工业化，农业在战后也逐渐实现了近代化。在政治方面，1889年就已开始建立近代代议制度，颁布了明治宪法，也曾有过自由民权运动、大正民主运动和昭和民主运动三次民主高潮的兴起，在战后更制定了新宪法，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思想启蒙方面，明治初期即开展了启蒙运动，经过文明开化，大学西方，取得了很大成绩。在文化教育方面，经过明治政府的大力提倡和日本民间的长期努力，较早较快地普及了国民小学教育，对推进近代化发挥了很大作用。
与此同时，日本发展为压迫弱小邻国（中国、朝鲜）的侵略国，成为压迫民族，20世纪30年代便确立法西斯体制，发动侵华战争，1941年更挑起太平洋战争，战败投降后又被美国单独占领。日本开始实现工业化时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并且卷入国民经济军事化的漩涡而终于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总崩溃。在近代天皇制国家政体之下，人民民主权利受到极大限制，连中小资产阶级也无法问津权柄。虽然兴起过三次民主运动高潮，但自由民权运动被镇压，大正民主运动遭受扼杀，昭和民主运动终于夭折。20世纪30年代后，法西斯体制确立，军部横行，人民起码的民主权利被剥夺殆尽，无产阶级政党受到血腥镇压，资产阶级政党亦被迫解散，战争狂人东条英机独揽大权，日本经历了最黑暗的法西斯专制统治时期。在思想意识方面，也曾有过“全盘欧化”的挫折，受到“ 脱亚论”和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和控制。文化教育方面也曾受军国主义毒瘤侵害。
日本近代化的两重性，其成功与失败、得与失的共存，可以说反映在各个方面，而且是紧密结合、不可分割的表里关系。
中国由于外受帝国主义侵略奴役，内受封建专制压迫剥削，终于被推进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未能实现近代化。
在民族和国家独立自主方面，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列强、后来则主要是日本的宰割和战争侵略，国家被划分为各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遭受“瓜分豆剖”之苦，台湾、东北曾在一段时期内甚至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等反帝反封建斗争，又都遭到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联合镇压。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和清政府反动统治，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但很快又被北洋军阀勾结帝国主义扼杀。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掌握全国政权直到1949年，中国一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经济方面也一直未能实现工业化。到1949 年，中国近代工业产值仅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7％左右，而83％左右仍是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中国的启蒙运动到19世纪末才有所开展，影响未能波及全国。教育发展极不平衡，普及率极低。一部中国近代化史是苦斗—失败—再苦斗、虽有缓慢发展但终未成功的历史。
但是，中国近代化史也有其光辉灿烂的篇章。太平天国革命、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都试图变革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将中国建设成独立富强的国家。洪仁的《资政新篇》、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纲领，都曾提出建设理想的近代化国家。特别是辛亥革命，推翻了长达2000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并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其辉煌业绩、其不朽功勋将永垂青史。中国军民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英勇斗争，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赢得了抗战的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主义的伟大斗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的经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初期，也曾有过自己的黄金时代。1919年 “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又是何等地波澜壮阔。而以“五·四运动”为标志，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经过30年浴血奋斗，赢得了最后胜利，国家取得了独立，民族争得了解放，从此进入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辉时期。
从中日两国近代化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工业化的实现，国家发展为独立富强的近代工业强国，是以工人备受剥削、农村长期贫困落后、法西斯军部专权为代价的，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了总崩溃，直落得被美国单独占领的后果。中国长期受到列强的侵略、压迫和战争破坏，其社会经济、政治民主、文化教育十分落后，历次革命运动都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残酷镇压，然而这也使得“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60页）。中国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并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了康庄大道。因此，我们说中日两国各有其成败得失之处，亦各有自己的优势，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第六部分附论——“大日本帝国”兴亡原因了（6）
中日两国近代化的不同历程和发展前途，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给我们以种种启迪。这里，我们仅将最主要的几点概述如下：第一，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既是近代化的基本内容之一，又是近代化的根本前提。
19世纪中叶，世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已先后开始或实现了近代化，并通过殖民扩张将落后国家强行卷入世界资本主义漩涡。当时，同属落后国家的中、日两国，都被迫同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面临着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严重危机。严峻的形势要求两国做出抉择。
日本顺应了时代潮流，明治政府一方面开国进取，主动变革，迅速增强了实力；另一方面又坚持民族和国家的独立，抓紧与西方列强谈判，以修改不平等条约，为“收回国权”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通过这两方面的斗争，实现了民族和国家的独立自主，成为亚洲惟一的避免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命运的国家。这为日本发展成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近代化强国，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中国腐败的清政府，开始是妄自尊大、盲目排外，鸦片战争失败后则向列强屈膝投降，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时，清朝统治者进而与外国侵略者勾结起来，逐渐变成了列强的傀儡和工具，从而使中国丧失了民族和国家的独立自主，沦为半殖民地。一旦沦入半殖民地这一悲惨境地，则备受资本帝国主义压迫和奴役。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不仅“豆剖瓜分”中国，而且为了进一步把中国变成殖民地，不允许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实现工业化，不允许中国成为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国没有了民族和国家的独立自主，丧失了近代化的根本前提，要实现近代化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反帝反封建斗争，争得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才能为近代化开辟道路。
第二，在近代时期，进行社会变革的近代资产阶级能否掌握国家政权，建立起资产阶级政权，是决定近代化成败的关键。
国家政权是社会的上层建筑，对社会发展能起加速或延缓的作用。因此，政权问题是社会变革的一个根本问题。可以说，一个国家近代化的进程和成败，取决于政权操在谁手里，由哪个阶级掌握政权。
日本正是通过明治维新，由倒幕派夺取了政权，才为日本近代化开辟了道路。因此，日本近代化成功的一个基本经验，就是夺取了政权的日本资产阶级，充分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对日本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较好地进行了破旧立新，既打破了幕藩体制和消除了封建复辟势力，又能充分利用国家政权和国家资本干预经济，大力扶植资本主义发展，从而大大加速了近代化的进程。
中国则缺少资产阶级政权这一根本前提，因而近代化处处受挫，发展迟缓。洋务派办洋务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维新派又未能掌握政治实权，先后均以失败告终。总结戊戌维新失败的教训之一，就是维新派没能重视国家政权问题，忽视夺取和掌握国家政权。孙中山先生已明确认识到必须通过革命夺取政权，才能为近代化的实施开辟道路，并为此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最后成功地进行了辛亥革命。然而，孙中山在推翻封建专制的清政府后，也未能巩固资产阶级政权，政权很快被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篡夺，招致革命和各项改革事业半途而废。
第三，采取正确的方针政策进行改革，走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是近代化顺利发展的保证。
日本近代化的成功之处，正是执行了正确的改革政策。明治政府提出的“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方针及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基本上是正确的，是符合日本国情的。明治政府对内抓紧进行政治、经济、教育体制方面的改革；对外实行开国进取方针，面向世界，努力学习和引进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并经过吸收、消化，使之变为自己的东西，从而大大促进了近代化的进程。而日本近代化受挫的严重教训，正是改革的不彻底和某些政策的错误。各项改革的不彻底，使封建因素大量存在，给各方面都带来了深远的恶劣影响。
某些政策的错误，也使近代化事业走了不少弯路，搞“文明开化”时提倡“全盘欧化”，完全否定和排斥日本优秀文化传统，19世纪80年代的“鹿鸣馆时代”就是“欧化”的典型。进行农业改革时大搞大农经济，盲目引进、购置大批西洋大型农具。凡此种种，都付出了沉重代价，造成了极大损失。
中国由于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封建专制政权的统治，基本上无法进行改革，进行的某些改革如戊戌维新等，也遭到镇压而失败。究其失败的原因，确实也有改革政策错误这一因素。戊戌维新仅学明治维新的某些皮毛和形式，诸如“剪发”、“迁都”、“改元”等，而未学其夺取政权等实质，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在学西方的过程中，也有“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之争，而争论双方都是错误的。鼓吹“中体西用”，是为了维持封建统治；鼓吹“ 全盘西化”者，则只能是食洋不化，徒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