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评传-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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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意义。当然，左宗棠因受到社会历史的局限，他当时并没有十分弄清楚兵船与商船的区别，甚至以为轮船能够兼兵
船与商船之用，既有加强海防的意义，又有振兴经济的作用。所以，他建议所造轮船的船型乃兵商兼顾，”以新造轮船
运糟，而以雇沙船之价给之，漕务毕则听受商雇，薄取其值，以为修造之费。海疆有警，专听调遣，随贼所在，络绎奔
赴，分攻合剿，克期可至“。”故船成之后，不妨装载商货，借以捕盗而护商，兼可习劳而集费，似岁修经费无俟别筹
也“。他还由此推论说：”轮船成，则漕政兴，军政举，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旺，一时之费，数世之利也。“①这些
主张的提出，对于人们逐步接受轮船这个新事物是有着积极影响的。”沙船自沪达津以月计，轮船自沪达津以日计“②，
表明以轮船取代沙船的近代化趋向是不能逆转的。可贵的是，左宗棠”官轮商雇“的思想，正是适应了当时许多商人向
近代轮船运输业转化的要求，从而有利于打破外国轮船商垄断中国航运业的局面。同治十一年（1872年），中国第一家
近代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恰恰带有对外挽回利权和对内淘汰旧式沙船而促进航运业近代化的双重作用。轮
船招商局的创办人李鸿章不仅认为：”各口岸轮船生意已被洋商占尽“，则”须华商自立公司“以同洋商竞争，还指出
：”江浙沙宁船只日少，海运米石日增，？？请以商局轮船分装海运米石，以补沙宁船之不足。“③这充分显示了中国
在挽回航运业利权的过程中，采用轮船运输和设立轮船公司的重要性。对此，左宗棠不无感慨他说：”宗棠原奏请以新
造轮船运漕，而以所雇沙船之价给之，并听商雇，薄取其值，藉以护商捕盗，与见设之招商船局所议略同。“①左宗棠
的见地是先于并高出同时代其他人的。
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并不是帮助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这是不言而
喻的。当中国处于半殖民地的状况下，外国侵略分子纷纷插足中国事务，当然不会放弃对近代新式工业的干预。对此，
左宗棠采取了相对抗的态度。福州船政局创办伊始，左宗棠致函
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七，页五○。
②［清］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 8册，第 96 页。
③《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60 —61页。
①《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62 —64页。
②《同治十一年四月初一日沈葆桢折》，《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 5册，第 115页。
③《试办招商轮船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页三二至三三。
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三，页四一。
总理衙门，陈述他对于设厂造船一事“思之十余年，诹之洋人，谋之海疆官绅者又已三载”。创办之前“不得不密
者，缘彼族险競嗜利，有利于我之事，彼必挠之”。西方各国“或以利器不可示人之说，行期间于外国，或以工繁费巨
事难必成之说，行其间于中国，使我疑信相参，颠倒于彼术之中，而彼得久据其利。”②事实果然如此。英国驻华领事
“以造船费大难成，不如买现成船为便宜”，来干扰船政局的设立。法国驻华公使也鼓吹中国自造之船，每艘较买外国
现成之船，“价银总有数倍之差”。他们的用意无非是企图使清政府长期依赖外国人购买船舰，以此“为牟利之张本”。
③左宗棠就外国茶商垄断茶叶贸易问题，主张对中国商人征收茶税不设定额，以维持华商的生计而不致于被洋商挤垮。
左宗棠指出，茶叶的行销“以外洋商贩为大宗，每年春间，新茶初到，省垣洋商昂价收买，以广招徕。迨茶船拥至，则
价值顿减，茶商往往亏折资本。加以浙江、广东、九江、汉口各处，洋商茶栈林立，轮船信息最速，何处便宜，即向何
处售买。”①因此，华商“起运、运销茶税，碍难议设定额”。这对于保护华商是有利的。
光绪八年（1882年），左宗棠主张为徐州铜山县境内的利国煤铁矿减税，以敌洋商。是年，利国煤铁矿兴办，招商
集资，设局开采。左宗棠根据矿务承办人胡思燮的呈请，上奏指出：“创办之始，购办机器有费，聘请矿司有费，以及
起造厂屋厂炉一切无不有费，聘请矿司有费，以及起造厂屋厂炉一切无不有费，所需成本为数甚巨。若不酌减税银，非
但成本更重，而洋产亦难敌矣。”因此，左宗棠请求“减税银以期畅销”、“以维国本”。②左宗棠还反对外商对中国
纺织业的染指。光绪九年（1883年），左宗棠致函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倡办者李鸿章说：“上海织布局此禀，在沪华商遵
案附股入局合办，似可照准。惟上年禁止机器纺纱，原以华民生计攸关为言，恐机器一行，失业者多，无从安置，故洋
人亦无能相强，然觊觎之心固未绝也。兹由局禀，清华商附股合办，洋人得有藉口，必烦词絮聒，无以折服其心。与其
转圜于后，不若慎之于前。”③透过左宗棠的这段话，可以看出他对华商附股合办机器织布局是赞同的。左宗棠担心的
是一旦扩大华商附股入局的规模，外商便会以此为借口在华设立纺织厂，对此他是坚决反对的。因此，从上述全段函件
的内容来看，左宗棠是把“恐机器一行，失业者多，无从安置”一句话作为杜外人觊觎之心、防外人藉端之口来使用的，
并不表明他反对近代的机器生产。有的论者采取掐头去尾的方式，单独抽出“恐机器一行，失业者多”这一句话来论证
左宗棠不重视工商业的发展，而是保固自然经济，未免与事实不符。左宗棠防止外商对中国纺织业的插足是有积极意义
的。其实，早在同治四年（1865年）英商便计划在上海兴建棉纺织厂，吸收中外商人投资，由于华人“绝无顾而问者，
议遂中止”。①然而，外国侵略者不甘就此罢休，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更千方百计地企图设厂制造纱布，由于清朝各
方面的反对和抵制，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前，它
②《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八，页六二。
③《海防档》（乙），《福州船厂》，第 1册，第 13 —14页。
①《闽省征收起运运销茶税银两未能定额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160—161 页。
②《开采徐州铜山县境煤铁援案请减税银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九，页七二。
③《与李少荃傅相》，《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六，页三一至三二。
①《申报》，1879年 3月 21 日。
们设厂的阴谋活动一直未能得逞。②左宗棠可以算是反对和抵制外商在华设纺织厂的代表人物之一。
左宗棠善于把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同近代反侵略战争联系起来。在中法战争期间，他针对法国驻华公使福
禄诺在天津议订《简明条约》的五条内容，于光绪十年（1884年）写下了《时务说帖》，其中就该约第三条内所谓的
“中国宜许以毗连越南北圻之边界，所有法、越与内地货物听凭购销，商约税则务期格外和衷，其于法国商务极为有益”
的论调进行了驳斥。左宗棠指出：查越南南折西贡六省沦为异域，该国精华已竭，局势岌岌不支，犹幸有北圻堪以支格。
而北圻尤滇、粤屏蔽，与吾华接壤，五金之矿甚旺，法人垂涎已久。若置之不顾，法人之得陇望蜀，势有固然。追全越
为法所据，将来生聚、训练、纳税、征粮，吾华何能高枕而卧？若各国从而生心，如俄人垂涎朝鲜、英人觊觎西藏、日
本并琉球、葡萄牙据澳门，鹰眼四集，圜向吾华，势将狧糠及米，何以待之？此固非决计议战不可也。？？
论通商，必指定南北圻交界之所设立码头，红河行船必权操自我。而与欧洲各国公立条约，皆得通商，毋使法人专
利，庶彼此铃制，俾法人不另生希冀之心。如犹不从，则仍示以战。此时左宗棠能够意识到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将
导致中国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危局，表明他已站在时代的高度思索这一关系到中华民族存亡的问题。同时左宗棠主张同
各国“皆得通商”，也反映出他的经济思想中已带有浓厚的开放色彩，而且这一思想恰是以“权操自我”为核心的。
道光十一年（1885年），左宗棠在福州奏请创办机器制糖厂时，强调必须“收回洋人夺去之利”。他指出，自与外
洋通商以来，外商每年从福建购买红白糖数十万石，按说当地农民本来可以富裕起来，但他们愈加勤劳的结果却是愈来
愈贫困，“考厥缘由，证诸西艺，盖中国贫农制器不精，熬煎失法，不能与外夷比”。“今外夷互市，彼精我粗，彼巧
我拙，虽购华糖，并非自食”，外商在“香港等处已广设机厂，提红糖变为白糖，以其半载回彼国，半仍卖还华商，皆
获重利。中国贫农之辛苦，不能自享其膏腴，岁产徒饶，利权外属，无如之何”。其实，制糖“由红提白之法，中国亦
可自行”。
中国设立机器制糖厂，“不夺民间固有之利，收回洋人夺去之利，更尽民间未尽之利”。他建议“先派熟知糖务之
员，亲赴美国产糖之区，参观做法，购小厂机器，兼雇洋工数名来华试制”。糖厂由那些“不搭洋股”的商人“呈资入
股”兴办。①
（三）听任商办企业
左宗棠经济思想中能够反映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趋向的部分是其听任商办的思想。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没有能
够像西方资本主义经历了简单协作、手工工场和产业革命后出现的大机器工业三个阶段，而是走上了一条艰难的独特道
路。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封建势力的压抑下，没有发展到直接向近代工业过渡
的阶段。外国资本主
②李时岳、胡滨：《从闭关到开放——晚清“洋务”热透视》，第 215页，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①《时务说帖》，《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577—579 页。
①《试办台糖遗利以浚饷源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三，页五四至五五。
义的入侵，又斩断了中国社会经济正常发展的道路。直到 19 世纪 60 —70年代，随着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
济的逐步解体和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的不断扩大，才使中国资本主义民用企业的产生和发展具备了客观的条件。从 70
年代初开始，洋务派创办了一批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近代民用企业。同时，一批拥有财富的地主、商人（包括
买办商人）及官僚认识到投资于新式工业的好处，便把他们积累的一部分资本开始投资于洋务派创办的民用企业，还有
一部分人则独自投资经营近代工业，创办了许多商办企业。这样，在兴办近代企业的过程中，官办与商办既有联系又有
矛盾。特别是在企业的经营过程中，官办的弊端不断暴露，日益成为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于是，一些进步思想家
纷纷批评官办的弊害，主张商办企业。王韬（字紫诠，江苏吴县人）认为：“官办不如商办，官办费用浩繁，工役众伙，
顾避忌讳之虑甚多，势不能展其所长。”①郑观应说：“一归官办，枝节横生，或赢或亏，莫敢过问。”②本书传主同
样意识到这一问题，指出：“招商办理，乃期便利。一经官办，则利少弊多，所铸之器不精而费不可得而节。”③因此，
由官办而转向商办代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
左宗棠作为清政府的地方要员主张兴办近代工矿业，不反对官办企业，强调“官商合办”，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左
宗棠立论的角度则是在主张官办的前提下，更侧重于商办的意义。左宗棠说：“大抵矿务须由官办，无听民私采之理。
惟官开之弊防不胜防，又不若包商开办，耗费少而获利多。似须以官办开其先，而商办承其后。”④这同郑观应论开矿
的思想颇有吻合之处。郑观应指出：矿务“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倚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办，各
有责成：商招股以兴工，不得有心隐漏；官稽查以征税，亦不得分外诛求。则上下相维，二弊俱去。”①在 19 世纪 70
年代以前，清政府对矿务控制颇严，把商人开采视为例禁。左宗棠能够提出“商办承其后”的主张是非常可贵的。
在左宗棠论述近代工矿业的言论中，对听任商办问题多次提出了颇有见地的主张。
光绪三年（1877年），左宗棠在评议官办的基隆煤矿时说：即台郡近事言之，鸿荒乍辟，物产丰盈，煤矿樟脑本有
可言之利。西法听商经营，官收其税，故所为多成，国计亦裕。若由官先给成本，并商之利而笼之，则利未见而官已先
受其损。盖商与工之为官谋，不如其自为谋。其自为谋也尚有工与拙之分，其为官谋更可知也。左宗棠对西方资本主义
的“听商经营”之法是赞叹不已的。
光绪四年（1878年），左宗棠在新疆主张“为政先求利民”。他的利民措施之一是为农民制造适用的农具。左宗棠
指出“农器为作苦所必需”，应当在乌鲁木齐开采生铁，设立铸厂。铸厂的创建“须招商办理”，不能官办，因为官办
“利少弊多”，“不如其已也”。左宗棠还主张：“金河一带淘取
①［清］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一○，页三○一。
②［清］郑观应：《船政》，《郑观应集》，上册，第 212页。
③《署镇迪周道崇傅禀乌垣等处善后事宜并金巡检劣迹及捕蝻诸事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28页。
④《与周渭臣提军》，《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三，页二四。
① ＇清＇ 郑观应：《开矿。上》，《郑观应集》，上册，第 704页。
②《答何小宋制军》，《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九，页七。
沙金，从前既未设厂，应即听民自采，官只抽分可耳。“①第二年，左宗棠在批复其部下禀请是否到远离肃州八百
里的山中采金问题时指出：”官采不能获利，徒耗采本，应作罢论。“②左宗棠还在新疆提倡使用制钱，主张”开设钱
店汇庄，应候地方富庶，商贾流通，听民自谋，无须官为之强，强也不行也。“③左宗棠认为经营商务要按”商规“办
理。光绪八年（1882年），他在徐州利国矿务招商章程的批示中指出：”集资开采利国驿煤铁，仿用西洋，购买机器、
铁炉，酌雇一二洋人管理机器，事属可行。“”所请矿务一应事宜，概照买卖常规，以免糜费，最为扼要。“集商招股
中”商本赢亏“均”由商任“。④在官办与商办这一组关系中，前者体现的是清朝封建政权对企业的控制，后者反映的
则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力量在企业中的活力。左宗棠对官方办企业的弊端给予了充分的揭露，并且指出”以官经商可暂而
不可久“⑤，表明他的经济思想已开始冲出封建传统思想的樊篱而逐步跨入资本主义思想的门槛。他上述思想言论的归
结点即是：”听商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