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评传-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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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师法，制作日精”。就连东洋的日本也开始购买西方的轮船，拆视仿造末成，便派遣留学生赴英国“学其文字，
究其象数，为仿制轮船张本，不数年后，东洋轮船亦必有成”。唯独中国对仿造轮船不予重视。鉴于由外国代造轮船和
英中联合舰队事件的教训，无论是代造还是购雇轮船都是不适宜的。他指出中国自广东、福建而浙江、江苏、山东、直
隶、盛京以迄东北，大海环其三面，“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那么怎样才能保住海疆的利权呢，他形象地比喻了
落人之后的情形：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
可乎？
继之，左宗棠对传统的本末观进行了辨析：均是人也，聪明睿知，相近者性，而所习不能无殊。中国之睿知运于虚，
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彼此各是其是，两不相喻，姑置弗论可
耳；谓执艺事者舍其精，讲义理者必遗其粗，不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
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此事理之较著者也。
①《〈海国图志〉序》，《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56—257 页。
②〔清〕李鸿章：《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九，页三五。
左宗棠的这段话是很有分量的。它切中了中国士大夫空言义理，将智慧运用于“虚”的要害。中国传统思想中一个
妨碍社会发展的因素即是把义理视为本，将艺事看成末，且反复强调重本抑末。冥顽不化的守旧者常常也以此为护符，
对学习西方的艺事横加攻击，以为这是“失体”，乃大逆不道。
左宗棠尽管说中西方为“本”为“末”各是其是，两不相喻，而实际上他是对外国将其“聪明寄于实”和“以艺事
为重”表示赞同的。他反对顽固派把艺事同义理完全割裂开来的观点，认为讲义理者也应当成为执艺事者。他承认中国
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迎头赶上的唯一办法即是“藉外国导其先”，防止“外国擅其能”。左宗棠还反驳了守旧
者那种认为造船糜费太多的论调，指出：一时之费，数世之利也。纵令所制不及各国之工，究之慰情胜无，仓卒较有所
恃。且由钝而巧，由粗而精，尚可期诸异日，孰如羡鱼而无网也！
经过一番论述，左宗棠认为仿造轮船不为“失体”。他说：至以中国仿制轮船，或疑失体，则尤不然。无论礼失而
求诸野，自古己然。即以枪炮言之，中国古无范金为炮施放药弹之制，所谓炮者，以车发石而已。至明中叶始有“佛郎
机”之名，国初始有“红衣大将军”之名。当时得其国之器，即被以其国之名。？？
近时洋枪、开花炮等器之制，中国仿洋式制造，亦皆能之。炮可仿制，船独不可仿制乎？安在其为失体也？这里，
左宗棠并不是单纯地翻翻古时丹，而是为其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找些历史的依据。这样，左宗棠提倡学西，就不能
不对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作出新的判断与界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有“道”、“本”、“体”与“器”、“末”、
“用”这些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关系。其中“道”与“器”是就事物的本体而言，《易经。系辞》中有“形而上者谓之
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之说，“道”
即指事物的道理，“器”即指客观事物：“本”与“末”按事物表现的形式划分，“本”指事物的主导形式，“末”
指事物的从属形式：“体”与“用”
则是兼二者有之。由于西学东渐的结果，中国思想文化界把这一组关系套在中学和西学上面，形成了中学力“道”、
“本”、“体”，西学力“器”、“末”、“用”的概念。于是，顽固守旧者强调的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维护中国
纲常名教的正统地位，把西学视为“奇技淫巧”，“雕虫小技”，认为引进西学乃为“失道”、“失体”。因此，从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洋务派要引进西学，也不能不对“道”与“器”、“本”与“末”、“体”与“用”进行新的阐发，
以便为“师夷长技”提供理论依据，摆脱守旧势力的攻击。咸丰十一年（1861年），冯桂芬（字林一，号景亭，江苏吴
县人）率先提出这个方面的主张。他说：“诸国同时并域，独能自致富强，岂非相类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较著者，如以中
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又善哉！”①此后，一些洋务论者于 19 世纪 70 —80年代从不同
的角度表述了这一思想。王韬指出：“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器则取诸西国，道则
备自当躬。”②薛福成认为：“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惮西人不敢
①《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60 —64页。
①［清］冯桂芬，《采西学议》，《校邠庐抗议》，卷下，页三九。
②［清］王韬：《韬园尺牍》，第 30 页，中华书局 1959 年版；《韬园文录外编》，第 323页，中华书局
1959年版。
蔑视中华。“③郑观应说：”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
①到 1898 年，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系统地阐发了这一理论，提出“旧学力体，新学力用”八个字。这是晚清关
于中学与西学关系的“中体西用”论发展的大致状况。左宗棠在怎样对待中学和西学问题上，同样离不开谈“道”与
“器”、“本”与“末”、“体”与“用”的关系，他实际上是“中体西用”论的倡导者。
如前所述，左宗棠于 19 世纪 60 年代中期在创办福州船政局的上奏里，在论述了“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
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彼此各是其是，两不相喻”之后，紧接着强调指
出：“谓执艺事者舍其精，讲义理者必遗其粗，不可也。”对这一句话，可以引伸理解为：从事作为“末”的艺事者不
能舍弃义理之学这个“本”，而讲求作为“本”的义理之学者也绝不能轻视遗漏艺事这个“末”。也就是说要“本末兼
顾”，“明体达用”。
19世纪 70 —80年代，左宗棠进一步阐述了“道”、“本”、“体”与“器”、“末”、“用”的关系，其思想不
断深化。他在光绪元年（1875年）所撰《（海国图志）序》中说：泰西弃虚崇实，艺重于道，官、师均由艺进，性慧敏，
好深思，制作精妙，日新而月有异，象纬舆地之学尤征专诣，盖得儒之数而革其聪明才智以致之者，其艺事独擅，乃显
于其教矣。西方各国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得益于其“弃虚崇实，艺重于道”。左宗棠能意识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光绪十年（1884年），左宗棠在《艺学说帖》中论述了“艺事”与“道”的关系问题。他首先旁征博引阐明了行艺事的
好处，指出：艺事系形而下者之称，然志道、据德、依仁、游艺，为形而上者所不废。《经》称工执艺事以谏，是其有
位于朝，与百尔并无同异。况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请邦以机器轮船横行海上，英、法、俄、德又各以船炮互相矜耀，
日竞其鲸吞蚕食之谋，乘虚蹈瑕，无所不至。此时而言自强之策，又非师远人之长还以治之不可。宗棠在闽浙总督任内
时，力请创造轮船，并有正谊堂书局、求是堂艺局之设，所有管驾、看盘、机器均选用闽中艺局生徒承充，并未参杂西
洋师匠在内。洋人每言华人明悟甚于洋人，亦足见其言之不诬也。见闻广东正绅多延访深明艺事者课其子弟。此风一开，
则西人之长皆吾华之长，不但船坚炮利可以制海寇，即分吾华一郡一邑之聪明才智物力，敌彼一国而有余。？？此言艺
学之宜行也。接着，左宗棠阐述了“道”与“艺”的关系。他说：缘古人以道、艺出于一原，未尝析而为二，周公以多
材多艺自许，孔子以不试故艺自明。是艺事虽所兼长，究不能离道而言艺，本末轻重之分固有如此。显然，左宗棠是通
过把艺事纳入自强之策，来实现“西人之长皆吾华之长”的目的。他尽管从古代经典和先王圣人那里引出道与艺并举的
范例，但其归结点仍然是强调“不能离道而言艺”，道与艺的关系依然是“本末轻重之分”。他的这些主张与“中体西
用”论并无二致。
③［清］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第 55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①［清］郑观应：《西学》，《郑观应集》，上册，第 276页。
①《艺学说帖》，《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575—576 页。
左宗棠在学习西方文化过程中的道器、本末、体用观在 19 世纪 60 —80年代是有积极意义的。这种思想的提出，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它较早地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联系起来考察，形成了适应于近代社会发展的中西合璧的新型文
化观。它说明西学也可以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服务，有利于清朝的统治，这就为西学在晚清的传播找到了一条为
朝野能够基本接受的特殊的门径。它给予长期以来清朝统治集团昧于世界大势、视西方长技为“奇技淫巧”的封闭状态
以一定的冲击，对那些敢于突破“视洋务为畏途”观念、勇于把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己任的人们给以保护。正如
主张“中本西末”、“中主西辅”的郑观应所说：“今之自命正人者，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
名教罪人，士林败类。”②由此可见，包括左宗棠在内的“中体西用”论者不无提防顽固派对他们提倡西学横加指责的
用意。当然，“中本西末”、“道本艺末”、“中体西用”观又限制了他们学习西方的范围，左宗棠也无法摆脱这一历
史的局限性。
左宗棠学西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器物文化①方面，即从器物上承认中国不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步，把西方的艺事置
于所学的范围之内。在左宗棠看来，外国的“长技”主要有轮船、火器、机器、开矿、电报、铁路以及语言、文字等。
对此，他多有述及。
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在创办福州船政局的过程中，除了主张仿造轮船外，他还指出：“如虑机器购觅之难，
则先购机器一具，巨细毕备，觅雇西洋师匠之俱来。以机器制造机器，积微成巨，化一为百。？？更添机器，触类旁通，
凡制造枪炮、炸弹、铸钱、治水，有适民生日用者，均可次第为之。”②他建议在福州船政局内设立学堂，其目的是，
“习造轮船，非为造轮船也，欲尽其制造、驾驶之术耳；非徒求一二人能制造、驾驶也，欲广其传，使中国才艺日进，
制造、驾驶展转授受，传习无穷耳。故必开艺局，选少年颖悟子弟习其语言、文字，诵其书，通其算学，而后西法可衍
于中国。”
③
同治十三年（1874年），左宗棠致函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谈了他对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艺事的看法，指出：窃维
义理之学广大精深，故虽毕生穷研，不能罄其蕴。至艺事则数可考，象可求，重聪明不重神智，但有己事可以起悟，勤
者能精，不必效法他人之长，成功则一耳。艺局生徒赴各国游学，以扩闻见长识解，自题中应有之义。愚见布洛斯近出
后膛螺丝开花大炮，精妙绝伦，最为利器，弟亲临试放，数百出，知其命中致远，实为洋中所罕见。
似可乘遣赴各国之便，亦到布洛斯讲习制炮造子诸法。？？泰西各国艺事有益实用者，火器而外，水器为精。西北
水利不修，农功阙略，关陇同病，陇又甚焉。如今艺局生徒到各国时留心研究，择其佳者携至中土，照式制造，裨益实
多。光绪五年（1879
②［清］郑观应：《西学》，《郑观应集》，上册，第 272页。
①庞朴认为，中国近代史所发生的中西文化冲突，无异于文化结构的逻辑展开：从鸦片战争，经洋务运动，至甲午
战争，是在器物上“师夷之长技”时期；从甲午战争，经戊戊变法，至辛亥革命，是在制度上进行变法的时期；从辛亥
革命，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从文化深层进行反思的时期。见《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 5期，第 81 —98页。
②《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61 页。
③《密陈船政机宜并拟艺局章程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342页。
①《答沈幼丹中丞》，《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四，页一至二。
年），左宗棠又谈到开河机器的长处。他说：大抵泰西水器有稗实用，为中土急宜仿效之事。此时仿效制造，必选
材质与之相近、学艺已有几分者为之先导，庶几易睹成功。将来传其法于中土，华人可以互相师法，无须洋匠教习，则
与福建轮船局同功矣。光绪六年（1880年），左宗棠再次论述学习西方坚船利炮的好处，对中国“仿造益精”的成效感
到自豪，强调不应夜郎自大，固步自封。他认为：海上兵事起，泰西诸国乘吾守御未设，群起侮之。然彼以火轮车船枪
炮相耀而已。款议成，且取所有机器市于我无靳也。未几而中国仿造益精，彼固无所挟以做我，且羡中土之人敏慧胜于
西。过此以往，人其人而物其物，其于古者立贤无方，楚材晋用之说不益有合乎？策士之言日：“师其长以制之。”是
矣。一惭之忍，为数十百年之安，计亦良得，孰如浅见自封也。光绪八年（1882年），左宗棠主张仿西法以机器开采徐
州铜山利国煤铁矿。他指出：铜山利国驿土产煤铁，应准开采，以尽地利。惟矿务兴废虽有其时，而人事不可不尽。洋
铁所以加于土铁者，由于炉化之精，足以全其真液耳。西人独擅其长，其实无他谬巧。兹据禀称，职员胡恩燮集资试采，
延矿师巴尔勘识，复购觅机器以速其成，似有把握。光绪十年（1884年），左宗棠在《艺学说帖》中谈了“艺事”的内
容。他说：大约艺事以语言、文字、制造三者为要。能通中西语言、文字，则能兼中西之长，旁推交通，自成日新盛业。？？
自强之策，固无有急于此者。光绪十一年（1885年），左宗棠在临逝世前仍念念不忘地主张通过学习西方以致富强。他
说：如电报、轮船，中国所素无者，一旦有之，则为断不可少之物。倘铁路造成，其利尤溥。③凡铁路、矿务、船炮各
政及早举行，以策富强之效。左宗棠向西方学习思想的上述主要内容表明，他所要引进的西学即是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和机器生产，从而使中国向近代化的方向挺进。他的这些主张是对林则徐、魏源学习西方思想的继承。林则徐“师敌长
技”的范围是“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更直接地谈到他对“夷之长技”的认识，他认为
夷之长技有三点，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因此，他建议在沿海地区设立造船厂和火器局。这便是魏源“师
夷长技”思想的中心内容。左宗棠的思想内容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