赢得现代战争-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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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姆斯菲尔德认为，应更多地依靠精确打击和特种部队，随之减少对大规模地面部队的依赖。就拉氏对军队转型的看法而言，伊拉克的军事行动进一步证实，在一定程度上，不断地适应这一方向是明智的。但是，无论如何，这并不是一个新的构想。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从越南战争脱身以来，美国军队就不断地进行着军队转型。无疑，2003年的参战部队是五任美国总统和不断加速的军事发展进程的产物。实际上，在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这一进程加快了。
决定性战役组合效应
1991年海湾战争后，军事当局决心，应充分发挥精确打击与侦察、监视和捕捉目标之间日益有效的组合效应。E…8联合监视目标攻击雷达系统（JSTARS）的空中图像、改进的U…2侦察机性能和无人驾驶飞行器（UVAs）的潜能提升了美军侦察、监视和捕捉目标的能力。这一进程是循序渐进的，从训练和作战演习开始，到1995年对波斯尼亚和1998年对伊拉克的打击，从不断飞跃伊拉克的禁飞区，到1999年78天的科索沃空袭，再到2001年对阿富汗塔利班的战争，美军不断进行演练、分析、改革和完善。美军不断配备新的武器；12年后，在解放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中，1991年海湾战争中的上尉和少校军官已晋升为上校和少将。他们不仅研究各军种的所有军事行动，自身也积累了经验和教训。
1996年，在各军事部门协助下，美国联合参谋部提出了第一个真正概念上的联合作战蓝图：“2010联合设想”。这一非保密文件阐明了一系列的概念，如全方位控制、精确打击、优势机动、全维度保护和集中的后勤等，所有这些都在伊拉克战场上得以演练。就转型构想而言，在2001年的政府更迭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它已成为一个共同的看法：在军事院校讲授，在训练和演习中讨论，而且与理论、必要的物质保证、研究开发和政府采购融为一体。
但是，这一设想极为强调精确打击。正如一位高级官员的解释：“想象敌人位于一个正方形区域内，方框范围是100公里宽、100公里深；我们应该能发现里面的每个敌军目标，打击并消灭我们想要摧毁的任何目标。”比喻简单明了，很有说服力。这一设想势在必行，在规划、预算、国会听证会甚至大众文化中，它已经以某种方式得以反映。军队转型背后的集体意愿是难以抗拒的。
二十年来，特种作战部队努力争取获得合法地位，他们在伊拉克实现了这一目标。尽管骁勇善战、战果辉煌，但丑闻和优越感败坏了他们的名声，在越南战争后，特种部队遭到排斥。随后，特种部队逐步采取措施，打破了那些妨碍自身完全融入战场对抗的安全、神秘的壁垒。在巴拿马，在沙漠风暴中、在俯瞰科索沃的小山顶上、在阿富汗和目前在伊拉克境内，他们以出色的技巧、勇敢和极少的部队赢得了战场的胜利。
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布什政府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曾鼓吹的军队转型，即在一个高技术战场上，借助一系列探测手段实施侦察，在战斗中，依靠精确打击和小规模的地面部队赢得胜利，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他们2001年掌管政权时所接受的一个既成事实。
那些坚持军队转型尚未完成的人，正是那些主张陆军需要改进战略部署能力的人。在1999年的科索沃，当军事部署遇到困难后，陆军专心致志地建立了临时组织，即配备轮式战车的旅规模建制的部队。这仍然是实施中的一项工作。其它人认为，需要把大的、所谓臃肿的师级建制改革为小的、更富机动性的单位。但是对于地面部队，本质上，得到的许多教训看上去是保守的。例如，在没有M1A1主战坦克的情况下我们愿意开战吗？事实证明，伊拉克炮火几乎无法伤害这种坦克。在进攻巴格达前的那些天，当我军油料几乎耗尽时，前方是否需要更多的后勤补给？这些年来，尽管所有的批评都落到了陆军师身上，但这些师已经证明，自己是有机动性的，必要时，完全有能力以旅或军的建制进行战斗。军队的转型需要向前推进，但是，要吸取2003年战役的教训，以一种现实的眼光来看待它。
当然，美军必须继续而且更加坚定地进行更广泛的防御转型：更优良的监控设施、更高的性能、更稳定的通讯、更远的距离、更快的导弹、部队部署的“痕迹”更小、更为一体化的服务和特种作战能力。我们可以利用高分辨率图像来识破伪装；部署大功率、多频谱的雷达以发现地面目标；利用多色激光传输数量惊人的通讯信号；用高能激光击落敌人的导弹，并对飞机和其它发射平台实施近距离防御；以无人驾驶飞行器在战场上空盘旋，发现敌人的电子设备或导弹，并且几乎同时计算出发射装置或武器的位置等等。但是，构想的本质，即以美军的最低风险发现并摧毁集结于战场的敌人，仍然没有改变。
在战场均衡中，占有优势的空军剿灭了敌军，首先是敌人的空军，然后是防空部队，最后是地面部队，只要美国对任何可预想的敌人保持其技术上的优势，空军就是一个胜利者。这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保持航空航天和信息上的优势。必须保护我们的卫星，避免在第一次打击中被彻底摧毁，空军必须有能力粉碎任何敌人的防空体系，保证通讯体系不被中断和破坏。可以设想，在10到20年的跨度内，美国的军事主导是有保证的，除非潜在的对手出现了重要的反卫星系统，或者装备了稳定的、深入地下的、能摧毁美国飞机和导弹的高能激光网络。这些威胁可能导致另一种情形出现，即直接对抗美军的转型，并且可能把战争拉回到20世纪的真实状态：大规模的部队和大规模的伤亡。
或许，正在发展这种能力并且已经有些眉目的国家不会超过两个。中国就是其中之一，但是，很多年以后他们才能具备这一能力。现在，想与美国作战的国家或组织必须采取非对称的行动，即他们必须寻找新的办法，以削弱美国战争模式的效能。这些潜在的对手将从伊拉克目前的形势中汲取有价值的教训。
但是，在伊拉克的经历应该提醒我们，仅仅集中于“决定性战役”、“快速”结束各种可能发生的战斗，这种计划和转型，或者至少我们所听到的国防部对此的看法，都是片面的。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我们第一次形成“2010联合设想”时，许多人认为，需要在战斗的快节奏、高强度与战斗前后所发生的现实情况之间保持平衡。这不仅仅是陆军或者军队各部门的本位主义：相反，陆军将很可能不得不应付这些必要条件，很大程度上，军队有权表述这样的关注。我们已不断看到，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军自己也能发现，要真正“战胜”敌人，毁灭他们是不够的。打败敌军对赢得战役是必须的，但并不足以赢得战争。
我们已经目睹了美军在巴拿马平民中进行战斗、寻找躲藏的曼纽尔·诺列加总统遇到的困难；注意到海湾战争后，在处理难民、不稳定和战争罪犯等战争后果时面临的问题；还有索马里的失败、海地的困难、巴尔干维和行动的挑战等等。每次冲突都包含一个短期的、激烈的军事上的遭遇战和一个长期的、不太激烈的但或许更为关键的后续使命，尽管为应对这些情况，武装部队已经接受了训练、实施了准备并配发了装备。
在有关军队转型的讨论中，只有极少的支持者赞同以这种方式实施转型。在制度上，陆军没有把这些需要当作陆军的本质工作，以此表明保持或者增加投入、增设机构是正确的，而是长期以来，拒绝准备并参与战后行动以及维和使命。在一定程度上，这与现行的《美国法典》有关（特别是第10章），它规定了军队的任务与使命，要求美国陆军为“持续的地面战斗”进行训练、组织与装备。
但客观地讲，多数的不情愿可追溯到军事工业联合体以及组织生存的政治学。当按照流行多年、影响广泛的转型视野，自身的重要性将被降低时，陆军像其它军种一样，将其组织上的存在与高技术创新和吸引人的、富有远见的政府采购计划挂起钩来，这些计划是为中东或朝鲜爆发激烈的冲突而制定。考虑到美国总体防卫优先权，看起来，这更像是为成功获得资金而进行的竞争，一旦获得资助，就会得到许多国会选区的承包人和转包商的重要支持。
决定性战役20世纪90年代的华盛顿
在20世纪90年代的华盛顿，在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里，对于任何“国家构建”方面的准备或援助，他们都会强烈地反对，日益浓厚的党派气氛强化了这一原则。事实上，在共和党内，对战后行动的分析、研究和准备成为政治弃儿。正如时任德克萨斯州州长的乔治。W。布什在2000年总统竞选辩论中所说的：“我认为，我们的军队不应该用作所谓的国家构建。我认为，我们的军队应该用于战斗并赢得战争。我认为，我们的军队应该用于帮助推翻独裁者……当这符合我们的最高利益时。”
事实上，不幸的是，问题恰恰是如何实现这一使命。在解放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中，计划和军队转型的成功或失败在现场都是显而易见的。在“决定性战役”中，军队完成得异常出色，但是，在更广的计划要求下、考虑到现代战争的真正本质，国内民众自身已经曲解了战争的含义，他们认为，战争就是使用武力，就是消灭敌人并摧毁其军队。每一个认真的学生都会认识到，战争是为了实现政治目标，军队仅仅是包括外交在内的诸多手段之一，必须把所有的手段结合起来。
但是，一俟国防部控制了美国的伊拉克战后计划，他们就按照一种单边主义的、呆板的军事行动的思路来设计发展进程，他们注重最能展现军事优势的行动，如巡逻、保安、施工和修复，而在敏感的政治层面上则软弱无力，比如为部队提供更有力的合法性，更快地赢得更广泛的伊拉克的民众支持。
而且，战后行动缓慢、财力物力不足，缺乏通盘考虑。国防部领导的人道和重建援助办公室启动的时间太晚，缺乏足够的沟通和支持，而且，关注的问题显然出现了偏差。很大程度上，它缺少一些国务院的专家，这些专家能协助应对另一类问题，而不是预测一系列问题。该机构难以获得人力和后勤支持以尽快满足伊拉克的期望。
与北约在科索沃的充满争议的军事行动做比较，情况再明显不过了。在科索沃，在采取外交努力解决相关的种族清洗问题时，就考虑到了国际合法性；只有已完成了战后行动计划和承诺之后，军队才作为最后的手段。从一开始，军队的使用就进行了权衡。经过78天的轰炸后，在地面进攻的威胁下，南斯拉夫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接受了北约的所有条件：约150万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人返回他们的家园，撤出所有的塞尔维亚部队，北约部队进驻科索沃（美国仅提供了其中约五分之一的部队）。今天，米洛舍维奇正在海牙接受战争罪行的审判，南斯拉夫成为一个新兴的民主国家。在战役和后续行动期间，没有美国步兵、飞行员或海军陆战队员死亡。
2003年6月初，在伊拉克，当地顽强抵抗的迹象显而易见。美国面对着埋伏和狙击，特别是在巴格达的北部和西部。在这些区域，美国小股部队在当地从未战斗过，他们只是在战后萨达姆政权垮台过程中才出现。在巴格达市内，尽管民间秩序在逐渐恢复，仍然存在分散的狙击、射击和破坏。隐隐约约的复兴党徒所谓的“复辟”运动似乎已经开始显现。美国停止了一些部队的换防，发动更多的军事行动以支援受恐吓的地区，回击各种威胁。正如地面总指挥官所说的：“战争还没有结束。”到9月份，在持续的一系列行动中，几十名美国人死亡，100多人受伤。
如果伊拉克战争的意图是把美军安插到中东，或者展示美国武装力量的作战能力和勇气，那么肯定是成功了。今天，没有人怀疑美军的勇敢以及承受牺牲的能力，很大程度上，越战综合症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需要抛弃过去那些失败的梦魇。经过三十年专心致志的奋斗，美国形成了无可匹敌的军事力量，能够在战场击败敌军。“转型”，至少就作战而言，很大程度上已经发生了。
但是，军事力量也创造了自身的对手，对于那些试图对抗美国实力的集团，他们将寻求一些办法，最大限度降低我们所具有的军事优势。为了能使美国在增进其价值观、安全和繁荣方面保持持久的优势，考虑到就业、考虑到军事力量的含义，许多更艰巨的任务仍然需要我们去完成。尽管具备各种优势，军事力量绝不是应对恐怖战争的唯一办法。也不是解决伊拉克问题的方案。
真正的战争：恐怖主义家中安全仍充满疑虑
到2003年7月，许多美国人对他们呆在家中是否安全仍充满疑虑。虽然彻底攻占了伊拉克，但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要想成功占领伊拉克还需要成千上万的军队、上千亿的美元和几年的时间。与2001年9月10日相比，我们今天真的更安全了吗？这是美国人对全球反恐战争提出的基本问题。
2002年，世界范围的恐怖主义事件减少了一半，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这是一个最低数字。到2003年5月，在被确认的基地组织重要成员中，大约一半的人都被铲除了，不是被击毙、俘获，便是被拘禁起来。其中的首脑人物有卡立德。谢赫。穆罕默德，所谓的军事行动负责人阿布。祖巴耶达赫、阿布德。阿勒…拉希姆。阿勒。纳希姆、拉姆齐。比纳希比；还有摩洛哥、巴基斯坦、比利时、西班牙、突尼斯、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暗藏的恐怖分子，以及沙特阿拉伯越来越多“银色利剑”组织的成员。2003年8月，名为哈姆巴里的恐怖分子被捕，据说，他是基地组织亚洲地区最高级别的地下成员，对本地区大量的恐怖活动，包括炸死数百人的巴厘岛爆炸事件负有责任。大大小小的恐怖分子被一一抓获。据我们所知，他们的通讯网络已经分崩离析。他们正面临严重的财务困难，无力向其支持者支付报酬或养活他们的家人。我们削弱了恐怖分子展开行动的能力，因为他们大部分精力都用于自我保护。在美国对伊拉克发动的持续27天的战争中，尽管时刻存在着威胁与警示，但是，恐怖分子并未袭击科威特、沙特阿拉伯、西欧或美国。
在9月11日恐怖分子袭击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之后，在搜寻恐怖分子、交换信息、追捕嫌疑犯和协调行动方面，一个由多国组成的“松散联盟”曾与美国开展积极的合作。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灭亡提供了大量信息：录像带、电脑磁盘和文件，这有利于在全世界展开行动，打击基地组织。美国反恐行动真正扩大到了世界范围。
而在美国国内，9。11之后不久，美国国会通过了爱国者法案，它使执法部门和情报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换更为便捷，也放宽了对这些部门的某些行动限制。数十名恐怖嫌疑分子被逮捕。刑事审判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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