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个死者 作者:[苏] 瓦西里·弗拉基米罗维奇·贝科夫-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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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事情多么奇怪，阿盖耶夫可从未对别人细说过自己的经历，要讲，也只是三言两语而己。当然，他也没有什么值得特别夸耀的。关于可怕的1941年和跟这个地区有关的一切往事，他多年来总是尽量不去回想。有时也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来，但带来的绝不是欢乐，而是罩在心灵上的沉重的阴云——死亡、鲜血、错误的痛苦。他的妻子是伏尔加河人，几乎没有经历过战争。她活着的时候，连一句关于战争灾难的话都不敢听，她只知道，自己的丈夫在战争初期受过重伤，打过游击，后来又学习过，在经济部门工作过，最后转到高等学校教书。有一回，儿子问父亲受过什么奖励，阿盖耶夫拿出一枚红星勋章给儿子看，儿子却不屑一顾地哼了一声说，他朋友的爸爸战时在一个大参谋部工作，得过五枚勋章和一大堆奖章，每解放一座城市或有什么纪念日都要得上一枚。阿盖耶夫明白了，在儿子的心目中，父亲的身价已经一落千丈。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同儿子提过战争的事。
半夜，一种无名的恐惧和危险感使他突然醒来。他静卧了一会儿才明白，他的不安完全是庸人自扰——四周是一片夜色和出奇的静谧，这种宁寂只在战前有过，开战以来他早已忘却了。他的烧似乎退了。他觉得身上有一层冷汗，但他并不觉得冷，反倒觉得有些闷热。睡梦中，他把被单掀到了地上，身上只剩一件湿漉漉的衬衫。他无意中动了一下伤腿，立刻感到一阵刺痛，不过疼痛已经能够忍受，不象昨天那么痛彻心脾了。仓房里一团漆黑，只有天棚上的两三条缝隙露出微光。透过其中一条，还可以看到闪烁的小星星。
阿盖耶夫倾听着，竭力捕捉板房外面的任何响动，但是他什么都听不到。他没有立刻意识到，他那锐敏的听觉想捕捉的究竞是什么，不过，他期望中的声音已经有许久没有听过了——自从他和莫洛科维奇离开队伍，转向南方之后。于是，他开始思考：这个世界是怎么了？战争怎么会—下子远远地推向了东方？这是怎么发生的？他为什么会躲到这座仓房里？而且是这样孤苫伶仃，手无寸铁，穿起了镶着花边的衬衫？部队在哪里？战线在哪里？撤退还得持续多久，谁的过错？红军战士的？军官的？是我们的战斗装备太差吗？是德国人的优势兵力、强大的突然袭击、指挥艺术和完美的野战策略决定了这—切吗？
第四节
他亲自参加过的几天战斗，使他坚信不疑：部队并不缺少抗击敌人的决心；战士们，特别是军官们奋不顾身地、以超凡的牺牲精神同敌人拼博，在局部区段上甚至能给敌人巨大的创伤——尽管从总体来说，他们无法改变战线局势，因为他们从那个可怕的星期日①起就已注定要溃不成军了。尽管德军伤亡惨重，尽管多数红军部队英勇顽强，但是德国人仍然能够不断突破防线，在广阔的战线上迂回包抄，不停地向东突进。现在，敌军在哪里？战线在哪里？我军和我国下—步的命运如何？——这一连串的问题都是使阿盖耶夫压抑、惊悸不安的原因。只要一想到它们，人就要发疯。他眼看着人们在牺牲，传统的生活准则遭到破坏，人类的命运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他怎能处之泰然，心安理得地躺在白俄罗斯的寂静角落里呢？要知道，正是战争才使他飘落至此的。
（指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２日希特勒德国向苏联发动进攻，那天正是星期日。——译者）
部队被打散以后，阿盖耶夫一路逃亡时，最感痛苦的是对情况茫无所知，毫无消息来源。同他们相遇的人，同样所知甚微，谈论的多是猜测和设想，但是这些说法一个比一个离奇，使阿盖耶夫完全不敢相信。尽管如此，有一点却是确定无疑的——德国人已经过了第聂伯河。阿盖耶夫想，要是不能把他们阻挡在第聂伯彼岸，连莫吉廖夫、维帖布斯克、戈梅利都一古脑儿地放弃了，那么前途会怎样？从那里到莫斯科，不是只有一步之遥了吗？！
就在一周之前，当他们一群人结伙向东突围时，尽管他的伤痛使他无法入睡，又累又饿，时刻等待同德军遭遇，但是他却很少去想噩梦般的战争转折，他一心只想回到自己人那里，重新开始战斗。结果呢？他不仅没能返回部队，反而离战线越来越远，被抛向只有上帝才知道的鬼地方。这儿远离大路，他睡得倒挺安稳，弹片也取出来了，可是对战争命运和对他阿盖耶夫自身命运的忧虑，却象钢爪一样撕裂着他的内心——他心神不宁，坐卧不安，痛苦不堪。但他有什么办法可想呢？
唉，要不是这个伤口……
这种迫不得已的自我监禁生活，真是难以捉摸，但有一点不容置疑：带着身上的伤，他不可能战斗。最糟的是，他不能奔跑，不能指望他的两腿使他摆脱绝境——任何一个小警察都能轻而易举地追上他这个跛子。就是说，他的出路只有一条：尽快养好伤，然后不惜一切手段突向东方，重返前线，归队作战。
黎明透过板缝钻进了仓房．阿盖耶夫坐起身来，强忍身体的软弱无力和头晕目眩，下了木床。他想，最好说做就做，趁着夜黑人静行动起来．他披起棉衣，缓缓地把双脚放到铺有干草的土地上。伤口还是疼，稍不小心腿就象要折断似的。他咬紧牙关，谨慎地迈动左腿，重心放在足跟上。他手扶门框，悄悄打开低矮的仓门，进入大仓房。一只大灰猫忽然由他脚下逃开，跳出大门，回头用机敏的目光盯着阿盖耶夫。这猫有一张宽大的脸庞，它一闪身，钻入牛蒡丛中不见了。牛棚里干草味和陈粪味道很重，但牛栏已经倒坍，里面大概是空的——巴拉诺夫斯卡亚没有养牛。也听不见那里还有其他家畜，畜圈是空的，圈门被风吹得半掩着。阿盖耶夫扶着墙壁，走到院子里。小径旁边是茂盛的牛蒡和 麻，它们都浸在寒露里，房舍墙脚下堆放着一些木杆，也可能是女主人的柴禾；小院心里铺着碎石，但看上去很少有人走，因为有些地方的石缝里长出了青草．对着房舍屋门有一座空的凉亭，亭子一侧靠近院栅，栅外就是街道了。这个亭子不久就会在阿盖耶夫的命运中发挥一定作用，但现在他却没有十分注意它，他更关心的是这临街院子里的布局。院子很长，有好几个大大小小的仓房。靠近畜棚还挤着一些别的附设建筑，但都已显得陈旧荒凉。院子尽头是柴场，靠近屋檐下放着一小垛劈柴．借着晨曦，还可以看到防近有几株高大、茂密的树木。柴场过去，沿着菜园边缘蜿蜒着一条蹊径，小径消失在沟两旁的菜园里。沟底溪水可见；时间正值清晨。沉寂静谧，小镇仍旧笼罩着睡意，似乎无忧无虑，完全不知战争强加给大地的灾难．阿盖耶夫想，对他来说，经过几周战火的磨难，这种沉寂太不自然了。他觉得，沉寂，意味着危机四伏，暗藏灾祸。
阿盖耶夫一条腿着力，勉强回到小窝里，立刻瘫倒在铺上．这次小小的旅行，使得他精疲力尽，同时也使他想起，叶夫谢耶夫娜答应今天来给他看伤。绷带又湿透了，显然该更换了，但他既无备用绷带，也无药品，只能等待医生了。
一刻钟过后，他又睡过去了，但为时不久又被外面畜棚的异常响动所惊醒。
第五节
小仓房的门静静地打开了。阿盖耶夫立刻认出，来人是戴着鸭舌帽的莫洛科维奇。
“喂，您好，怎么样啊？”
莫洛科维奇不是一个人来的，随他进来的是一位戴眼镜的瘦弱矮小的青年。育年人停在门口，怀有敬意，小心地看着阿盖耶夫。
“一直躺着，”阿盖耶夫有些答非所问，陌生人的出现使他有些吃惊。
这时，莫洛科维奇开始从鼓起的上衣口袋往外掏东西，边掏边放到门口的木箱上。小青年在门旁的干草堆上落坐，巴拉诺夫斯卡亚小心翼翼地关上仓门。
“医生来过了吗？”
“来过了，”阿盖耶夫说，“大腿一直豁到胯股。”
“这她会的。”
“她是干什么的，外科医生吗？”
“全都在行，”莫洛科维奇回答，“职业是助产士。”
“嗯……”
“您的自我感觉怎样？”莫洛科维奇走上前来问。
他不久前称阿盖耶夫为“你”，现在又改口称“您”了。这听起来不怎自然，但对他们的相互关系并无多大影响——要知道，论年纪和论职务，阿盖耶夫都比莫洛科维奇资格老些。
“什么自我感觉呀，一直躺着……有消息吗？听说什么了？战线在哪里？”
“根据—切判断，战线在斯摩棱斯克以东，”莫洛科维奇闷闷不乐地回答说。
“见鬼！”
阿盖耶夫想试着坐起来，但一不小心引起一阵彻骨的剧痛，他只好无力地躺了回去。莫洛科维奇在他脚旁坐下。
“我带了一位朋友来，”说着他朝青年人点了一下头，“好小伙子，姓基斯利亚科夫。中学同学。他收听广播。”
“有收音机？”剧痛过后，阿盖耶夫问。
“是的。当然，是一架很旧的，”基斯利亚科夫小声回答。
“这就够好的了．有什么消息吗？”
基斯利亚科夫坐在草堆上没有动，耸了一下短鼻子，象背书一样一字一顿地说了起来：“２７日战报，我军经过艰苦顽强地战斗，放弃塔林。我一架轰炸机同敌军一架容克机相撞．斯摩棱斯克方向正在进行艰苦战斗……”
阿盖耶夫静静地听着．他知道，如果战报中说，战斗正在斯摩棱斯克方向进行，那就是斯摩棱斯克已经落入德国人手里。苏联情报局的报导总要晚一步。看来，德军攻势还在发展。
“真是急转宜下，不久以前连说一说或者想一想都不可能的事！”莫洛科维奇沮丧地说。
“是的，急转直下，见他的鬼！镇上情况怎样？”
“又能怎样？无法无天。暂时还没有德国人，可是警察们横行霸道。不知哪儿钻出来一个警察局长，叫德罗兹坚科。昨天绞人时，我见过他……”
“绞的是谁？”
“两名突围者，在市场附近。说是因为拒捕处绞。”
“警察撤谎，”基斯利亚科夫小声反驳说，“那两个人是在护路工棚外睡着了，才给抓住的。他们半夜走到那里，睡过去了。早晨，警察斯塔谢维奇偶然路过，抓了他们，象捉小鸡儿似的。”
阿盖耶夫留心听着，注视着两位本地青年闷闷不乐的面孔。两名突围者被绞的事，同他直接有关，实际上他也是一个可能产生这—切后果的突围者。莫洛科维奇也是，但和阿盖耶夫不同的是，他回到了居住地，没有违犯德国人颁布的法令。阿盖耶夫是流窜来此的，按规定该进战俘营。这还是最佳出路——如果你不加反抗，高举双手甘心投降的话。
这时，莫洛科维奇说：“斯塔谢维奇是我的邻居。房子紧挨着。集体化运动时，他搬走了，跟他父母住在一起。在食品联合企业里当过技师，在箍桶车间．看上去倒是个不错的邻居，我和他儿子科尔卡同学，科尔卡比我低一年，现在在远东服役．这个斯塔谢维奇昨天闯到了我家里，说是看望我这个前线战士，带了—瓶酒，我俩喝完以后，他就开始宣传他那一套了。他说：‘你们的戏收场了，红军指挥官同志，今后是希特勒的天下了。’‘这还得瞧一瞧再说，’我回答说。可他说：‘没啥可瞧的，到警察局去吧，那里正在要人，要不就晚了。你瞧，我们的局长就当过红军上尉，现在给德国人干了，犹太人尝到了他的厉害！’喂，你们明白吗？我，红军中尉，怎能忍受住他的宣传呢？”
“那你怎么回答他呢？”
“我？一声不吱，我使劲闭住嘴巴。我真想掏出ＴＴ式手枪，给他来一下。”
“到底是好样儿的！”阿盖耶夫嘲讽地说，“他们会立刻把你吊起来，那你就是第三个了。”
莫洛科维奇没有理睬阿盖耶夫的嘲讽，只是放低声音，不容反驳地说：
“早晚我得把他干掉．就是这个家伙，抓了我的女老师，遣送到斯卢次克。干掉他，也是我对占领军进行斗争的个人贡献。”
“得手后立刻逃走。咱们不能在这里久留。”
阿盖耶夫没作声。他同意这个想法，只是不肯当着门口那个小伙子的面公开表态。谁能知道，开战以来莫洛科维奇的那个同学变成了什么人。
“你的肩膀怎样了？”阿盖耶夫想转移一下话题，问道。
“快好了，再有三四天就能拆绷带了。”
“听我说，没拆绷带之前，别到处乱走．要不你会干出蠢事陷入罗网，让你妈妈也跟着吃苦头。”
“妈妈能对付着活下去。可我弟弟已经忍不住了，总想采取点什么行动．再说基斯利亚科夫吧，他家人口更多，不算他妈还有四口，可连他都不害怕，一直收听广播。”
这话说得基利亚科夫有些不好意思，他在自己的“软席”上动了一下，困窘地嘟哝说：“害怕——用词不当。我感到恐惧，但必须干。要是听凭恐惧摆布的话……”
“您父亲在哪里？”阿盖耶夫问。
“应征入伍了，在开战的第一天。”
“您怎么没去呢？”
“没去成，视力不合格。”
“他是大学生，”莫洛科维奇解释说，“在明斯克国立大学学习，刚学完二年级……”
“说那些干吗！”基斯利亚科夫一挥手说，他那生着一只尖鼻子的面孔立刻显得非常忧伤。在晨昏中，他看上去非常象未老先衰的小孩子——一个差涩、聪明的侏儒。
“是呀。人们都在说些什么？情绪怎么样？”
阿盖耶夫这个问题使基斯利亚科夫来了精神。他立刻显得非常活跃，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大多数人是爱国的，可大家都在等待．当然，德国人的赫赫战果不能不使人们—时感到不知所措，这只是暂时的。很快就会出现全民抵抗运动。特别是如果镇压继续进行的话。而镇压无疑是要继续进行的，因为抵抗在增强。两者互相联系又互相制约。”
“当地领导呢？知识界呢？”
“形势是这样的：党的领导机关可以说是没有了，知识界也差不多。有的人在战争初期就应召入伍了，有的人返回故乡，教师们就是这样。但我认为，存在着地下组织，就象存在着游击队一样。”
“这还用说！这是必然的！”莫洛科维奇热烈支持说。“国内战争时，这里就活跃过一支非常著名的游击队，马柯夫丘克游击队。现在也可能有游击队在活动，也许就在锡罗米亚托夫森林里。”
“他们知道应该在哪里活动，”基斯利亚科夫说。
“要是能取得联系就好了，”阿盖耶夫说。
但莫洛科维奇反驳说：“干吗要跟他们联系？游击队跟咱们没关系。怎么，要我到游击队里去作战吗？我的岗位在部队里，在前线上。我总算是红军中级指挥官吧。”
“为了防备万一。”
“不行，这对咱俩不合适。这是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