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10-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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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走（多为军官和英人），剩下的印度人中除病溺而死外，有133人为台湾守军生擒，32人被斩首。1842年3月，英另一运输船阿纳号（Ann）亦在台湾中部沿海遇险，船上57人有49人被守军活捉。然此两次事件被达洪阿、姚莹渲染为击败来犯英军的重大军事胜利 ，受到道光帝的褒奖。1842年5月，当清军在鸦片战争中节节败退之际，道光帝亲自下令，台湾所囚俘虏中除头目外，其余“均著即行正法，以纾积忿而快人心”。战争结束后，英方要求释放战俘。得知台湾战俘除11人外皆被处死，立即交涉，颇有战端重起之势。杀俘是奉旨行事，那是万万碰不得的，而开罪了“夷”人，又启战火，也是不堪想象之事。在此情势下，以弹劾琦善私许香港而名扬天下的闽浙总督怡良，赴台亲自调查后发现，达洪阿、姚莹两次奏报抗英获胜纯属虚构，请求将两人治罪。道光帝得奏后下令将两人革职，解京送刑部审讯。1843年10月，穆彰阿奉旨参与审讯，事后奏折中对达、姚两人尚有回护之意，结果道光帝下旨“免治其罪”。因两人前已革职，后也没有再起用。由此看来，达洪阿、姚莹之狱是出自圣裁，与穆彰阿似无关联。
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被革，后发配伊犁。1845年释回，1846年任陕西巡抚，1847年任云贵总督，1849年因病自己要求开缺。穆彰阿若要阻止林复出，在道光朝即可大作手脚。至咸丰帝上台后调林进京，也是林本人称病不出。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咸丰帝颁下朱谕的前八天，林则徐已经病死在赴广西镇压太平天国的路上了（关于林病故的奏折尚未到达北京）。这么说来，反是穆彰阿言中了。
耆英的罪名更是空泛。朱谕中讲了两条：其一是入城一事上过于软弱，这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其二是咸丰帝登基后，耆英在几次召对时皆主张对英国“应事周旋”，即不宜使用强硬手段。实际上，这也是咸丰帝下决心对穆、耆开刀的主因。
对于一个比自己强大国家的咄咄逼人的进迫，应当采取何种策略，从思想角度和政治角度来看是有区别的。前者强调正义性，后者强调可行性。作为一名政治家，耆英主和并不为错，这是他正确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如将国运民生意气用事，浪于一掷，其意气虽畅快，但后果不堪设想。耆英的错误不在于主和，而在于苟和，没有利用鸦片战争后的和平局面，从事革新，使自己国家变得强大起来。
由此反观主张对外强硬的官员，他们大多在战争期间远离战区，没有直接跟西“夷”打过交道，奏折制度的机密和各地奏报中的粉饰，使他们无从了解实情真相，偏信那些颇具戏剧性的传说，前述达洪阿、姚莹一案的走形变态就是一例。从根本上说，他们的判断也不是依据敌我力量之对比，而是为了恪守传统的“夷”夏之道，顺昌逆亡。他们相信义理的力量之不可战胜，认为战胜逆“夷”的手段不在于器物，而在于人心，“正心”“诚意”即可“平天下”。 咸丰帝在杜受田的教导下，饱浸性理名教之义，罔知兵革器物之力。他的这种价值取向，受到了绝大多数官吏和几乎全部士林学子的欢迎，既是形势使然，又使然于形势。
罢免穆彰阿、耆英，咸丰帝表达了其对外新政策：将启用对外强硬的官员使用强硬的手段来对抗英国等西方国家。他的这种全力保住并尽可能挽回国家权益的意向，无疑应当赞扬，但就实际举措而言，以为用忠摈奸即可抗“夷”，却是一支射偏了的箭。
对外强硬取决于武力的强大，若非如此，只是一种虚张。咸丰帝也明白这个道理。在其闻悉文翰、麦华陀驾舟北上时，便提出这一问题：
至沿海各处防堵，数年以来，想早已有备无患。
这句话说得不那么自信，底气不够充沛。而当麦华陀南下之后，又下旨：
从前夷船由海入江，江、浙一带屡经失事（指鸦片战争），追溯前因，能勿早之为计……（各沿海督抚）各就紧要处所，悉心察看，预为筹防，断不可稍存大意。文武官员，总须慎选晓事得力者分布防堵，其一味卑谄懦弱者概应更换。
此道谕旨颁下后，安徽布政使蒋文庆、前漕运总督周天爵、福建学政黄赞汤亦先后上奏，提具体计谋，咸丰帝皆发下，令沿海各省参照执行。
咸丰帝的谕旨，只令筹防，而未言及如何筹防。蒋文庆、周天爵、黄赞汤的计谋未能切中要害，甚至不着边际，与战时杜受田的“木簰火攻法”相类似。然而，圣旨又是不能不执行的，各地的做法更是各行其道。
直隶总督讷尔经额的方法是，以大沽、北塘的海口炮台为依托进行抗击，并在炮台之后路组织团练。对此，他信心十足，宣称“此臣十载筹防所可深信者，不敢于圣主面前，稍作过量语。” 按照这一方法，直隶其实什么事也不必做（炮台早已建成，团练也已成常设）。
盛京将军奕兴的方法更简单，根本不必设防，若英军前来，诱之登岸，坚壁清野，然后以奉天（地域与今辽宁省大体相当）的“劲旅”来剿灭不善击刺步伐的英军，“正我兵所长”，没有什么问题。按此，奉天也不必筹防，到开战时再说吧。
两江总督陆建瀛奏称，鉴于上海已经开放，“自当另为一议”（实为不设防之议），松江、苏州一带河汊，用沉船的方法阻止英舰船的进军，另行募勇、火攻诸法。然沉船、募勇、火攻须战时才可实施，江苏此时也无事可做。
浙江巡抚常大淳对策有二，一是继续补造战船（浙江水师战船在鸦片战争中损失殆尽，尚未补造完竣），二是将团练之法寓于保甲之中。前者是继续进行正在做的事，后者是以保甲取代团练，实际上一切均无需新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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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广总督徐广缙、广东巡抚叶名琛仍宣布采用1849年反入城斗争的老办法：一是断绝通商，二是借助民力。其理由是，英国以贸易为生计，英商挟重资而来，不敢冒商业风险而进攻贸易重埠广州；一旦开战，香港英军仅一两千人，何抵抗于广州数万民众？且香港巢穴可虞，黄埔船货可虞，广州城外英国商馆可虞，英人岂无顾惜？他们的结论是英国不敢动手，因此也不必紧张自扰，凭着他们以往的“有效”措施即足以制敌！
最有意思的是闽浙总督刘韵珂、福建巡抚徐继畲的奏折。他们与那些表面上大讲如何筹防、实际上一件实事也不做的官员不同，公然明白主张不设防。其理由为，一、英国控制了制海权，战争无法取胜；二、诱敌深入将导致英军蹂躏内地，而陆战必胜的说法不可靠；三、福建港宽水深，无险可扼；四、团练战时不足恃，平时又易流为寇；五、筹防措施会刺激英方，可能招致祸患。
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咸丰帝皇皇数道上谕，换来的就是地方官这些笔头子上耍功夫、实际无为无作的奏折。这些地方官老于世故，知道若处处遵旨办事，听到风就下雨，那将会怎么样也忙不过来，什么事也办不成。别的不说，筹防是很花钱的，若真的造炮修船练兵团练，银子又从何而来，中央财政肯定不给拨款，地方上又从哪儿弄这笔钱呢？
一遇到具体问题，咸丰帝也蒙了向。他本来就是只想制夷而不知如何制夷，对各地的做法结果都予以认可。其中他最欣赏的是徐广缙、叶名琛，在他们的奏折上朱批：“卿智深勇著，视国如家，所奏各情甚当。朕闻汝今秋偶有微疴，此时佳善否？” 这里表现出来的重点，仍是赞扬徐、叶对英国的态度，而不是注意他们的筹防。即便对于刘韵珂、徐继畲的不设防言论，他也提不出什么反对意见，而是联系其鸦片战争后一贯主和的表现，以此时的福州反入城事件 为由，将他们一一革职了。
这是一支射得更偏的箭。
花如此之多的笔墨，来介绍新帝罢免老臣的事件，是因为此乃咸丰帝在位11年中唯一的一次振作。此后，他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而我在叙说中又铺垫了大量的背景材料，出现了大量的人物。这是因为这些背景反映了那个时代，这些人物大多后面还会出场。我个人笔力不健，只能如实罗陈而不能娓娓道来。还需请读者原谅的是，我在这里仍想对各地官员的奏折和咸丰帝的思想再做分析，帮助今天的人更了解那个时代。
各地官员之所以不肯花力气整顿海防，除了惜银惜力（实际上也就是惜民）外，还因为受两种思想的左右。
其一是英军船坚炮利，清朝无法组建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与之对抗。前叙周天爵的奏折中称：
惟前次失事，皆专事海门，一切船只炮位，事事效颦。
徐广缙、叶名琛上奏时也同意这种说法，并裁减广东水师的战船。周、徐等氏的意见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不必效法英国等西方国家，在“船只炮位”上作实际的努力。虽说清朝此时尚无建设近代海军的能力，但此时是战后宝贵的和平时期，放弃这种努力就是放弃近代化的尝试，中国以后也只能用传统来对抗西方了。
其二是英军不善陆战。早在鸦片战争时，林则徐、裕谦等人就有此类言论，认为英军虽可横行海上，但一至陆地，清军将稳操胜券。战争的实践使道光帝发现此中的谬误， 但由于清朝战后讳败讳辱，不思振作，未能正确地总结教训。直至此时，英军不善陆战的神话仍未破灭，各地疆吏仍将陆战取胜当作以己之长攻彼之短的制敌良谋。
鸦片战争结束已经八年了，当年的前敌主将们纷纷被革退致仕，仍在台上的只有刘韵珂、徐继畲等数人。战争这把客观的尺子，使他们量清了中英军事实力的差距 。他们两人的奏议，应当说要比那些空叫“防夷”而不知“夷”为何物的碌碌臣工的言词，更切合实际。可他们找不到制“夷”的武器，居然放弃了制“夷”的使命。
年轻的咸丰帝，生长在深宫，读的是圣贤书，他又如何知道制“夷”之法？内外臣工们要么就是一味强硬，要么就是一味妥协，谁也说不清“夷”为何物，让他凭空能想出办法来吗？
当时的中国，就没有人知道正确之途吗？
也不是。有一个名叫魏源的名士，写下了一部名为《海国图志》的著作，初为五十卷，后扩至六十卷，定稿为一百卷。在这本书的叙说中，他提出了一个惊世的命题，“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魏源的思想也是极其有限的。他准备所“师”的西方长技为三个方面：造船、造炮、养兵练兵之法。 从今天的角度看来，仅仅“师”这些长技仍是制不了“夷”的。“夷”也不是那么好制的。但是，魏源指明了一个方向，朝这个方向走下去，中国就能上轨道。
咸丰帝肯定见到过《海国图志》一书。据档案记载，1853年武英殿修书处奉旨将此书修缮贴锦进呈。至于咸丰帝有没有细读，读后又有什么感受，今人皆无从得知。但是，可以说，到了此时即便他想振作，也已经来不及了。
天下已经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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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帝遗下的摊子之烂，咸丰帝第二天便感受到了。
1850年2月26日，即道光帝去世次日，咸丰帝接到的第一件公文，就是广西巡抚郑祖琛关于李沅发起义军入广西的奏报。
造反是专制社会的非常之事，很危险，很难办，统治者只有坚决地毫不手软地强力压之。造反者也自知命运如丝，非逼上绝路而不轻易为之。李沅发是湖南新宁县水头村的农民，1849年秋，因富绅重利盘剥遭水灾的贫民，讨生无计，便伙众抢夺，杀富济贫。继因同伙被县官捕去，便杀入县城劫大狱，正式举旗造反，与官军相抗，由湖南入广西进贵州，部众最多时有四五千人，搅得西南大不太平。
就是这次小小的造反，湖广总督亲自赶到长沙坐镇指挥，湘、桂、黔三巡抚亲自操办，动用了四省的军队，仅广西便花军费24。7万两银子，咸丰帝更是忙得不亦哀乎。到了6月2日，总算抓住了“匪首”李沅发，下旨槛送北京，于9月用最最残忍的凌迟刑法处死。为了警告那些怠玩政务的地方官，咸丰帝还将湖南巡抚、湖南提督、永州镇总兵等高官统统革职，统统发配新疆，为此受处分的官员不下数十人。
李沅发受戮弃市后，咸丰帝似乎感到一丝轻松，自己的本事也足以告慰祖先。他哪里想到，更大的风暴已经降临。这就是持续14年，兵战18省，以洪秀全、杨秀清为领袖，让咸丰帝此后日日不太平的太平天国。
洪秀全，小名火秀，族名仁坤，1814年出生于广东花县（今花都市）一个农民家庭，是家里的小儿子，大咸丰帝17岁。1820年入村塾读书，教材与咸丰帝一样，都是古代圣贤经典。
科举时代的读书人，大多本非为求知，为个人情操的升华，而是非常功利的。读书→做官，既是他们的出发点，也是他们心中的归宿。不然那几本哲人眼中充满哲理，凡人眼中十足乏味的古书，怎么会引得那么多凡人由童年、少年、青年至中年甚至老年孜孜不倦地苦读？还不是为了书中的黄金屋和颜如玉。在一个农民的家庭中，洪秀全能得到读书机会，是族人家人觉得此子可成大器，父兄们也当作投资机会。
1828年，洪秀全第一次赴考，县试高中，但府试失败了 。这一结果使人沮丧，但也使人感到还有希望。于是，他在获得一村塾师职位后，仍继续苦读，准备再考。1836年、1837年、1843年他又去考了三次，皆落第。此时，他已近三十岁，终于失望了，愤愤不平：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士罢。数年后，此言成真。
有不少后人指责那几年的广州知府和广东学政全都瞎了眼，若是让洪秀全中一个秀才，就不会去造反。这种说法本属历史的臆测，无足深论，但考官们的确没有冤枉洪秀全。虽然洪氏后来做成了一番大事业，但从他留到今天的诗文来看，以八股策论的标准衡量，也只是一个三家村先生的水平。而他对古代圣贤经典的了解和理解，比起有名师指点的咸丰帝，也明显地差了一截。
圣贤的书再也读不下去了，洪秀全找来1836年他在广州街头得到的一部基督教布道书《劝世良言》。研读之中，又联想到1837年他落第后大病四十余日梦中的种种异象，突然发现自己就是天父上帝赐封的“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受命降世斩邪扶正。于是，他便自施洗礼，自行传教了。拜上帝。
洪秀全在广州一带的传教活动，看来并不出色，皈依者仅为他的族人和少数密友，大多数人都觉得他出了毛病。但这小小一群信徒中，却有两个人非常重要，一位是冯云山，另一位是洪仁！ �
1844年，洪秀全与冯云山等人，离家结伴远游，在广东省几乎转了一圈，然皈依受洗者寥寥。而当他们转到广西，事业的局面打开了。尤其是冯云山孤身入桂平紫荆山区长达三年的活动，皈依的信徒达两千余人，使这一地区成为拜上帝会活动的中心。在信徒的队伍中，又有两人后来极为有名，他们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