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的十张面孔-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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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外贸事务，都由“十三行”这个民间机构经手。

第八章　乾隆与鸦片战争　第一节　英国人的礼品（5）

　　　　所谓“十三行”，是中国政府指定的十三家中国商人，专门负责与外国人做生意。外国商人到达中国后，所有的货物都只能卖给十三行，不管他们给的价格比别人低多少。采购所有东西，都必须经过他们，不管他们如何提高价格，降低质量。他们在中国的所有行动，都要受十三行的监视约束，不得乱走一步，不得乱说一句话。如果他们在中国遇到什么困难，对中国外贸政策有什么不满，不得直接与中国地方政府联系，只能通过“十三行”向中国地方政府提出请求，而中国政府对这些转达来的请求大多数时候都不闻不问，不予理会。

所以，传统时代来到中国的商人，不但不是贵宾，反而犹如囚徒。其原因，自然是中国自古以来的轻商观念所致。中国人认为商人是四民之末，外夷又是人类之末，与之打交道失了天朝上国的体面，同时也是为了“严华夷之防”。

甚至那些从事海外贸易的中国人也被统治者们所厌。乾隆皇帝即位后的第五年，发生了荷兰人屠杀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华侨的“红溪事件”。乾隆五年九月，荷兰士兵和暴徒开始疯狂屠杀和洗劫巴达维亚华侨，纵火焚毁华侨住宅，屠杀持续了半个多月，一万多名无辜华侨的鲜血染红了巴城的溪流，故人们称这次惨绝人寰的事件为“红溪之役”。

外商在中国居住，生活上的委屈与侮辱是显而易见的。法国人拉佩鲁斯1787年曾在广东短暂停留，后来他写道：“人们在欧洲喝的每一杯茶无不渗透着在广东购茶的商人蒙受的羞辱……”马戛尔尼也表达了同样的沮丧心情：“我们在广东的代理商生活在一种屈从的状态下，与这个所谓的文明国度不相称。”

不过这不是主要问题。虽然所受的待遇如此苛刻，可是外国人还是对中国之行乐此不疲。原因很简单，利润。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从中国进口一磅茶叶，只要两个多先令，而在英国市面上，却可以卖到十四个多先令。

因为对外贸易全部由广州十三行垄断，十三行就成了一个半官半商的不伦不类的机构。他们一手遮天，任意定价。他们充当着外国人与中国政府的中间人，在中国官员面前奴颜婢膝，唯唯诺诺，但对洋人却耀武扬威、风光无限。外商居住广州，一举一动都要接受他们的监督和管理。不明白缘由的洋人，尊称他们为“官”。海关官员每年都会向十三行索要大批贿赂，他们基本都如数转嫁到外商头上。这是让洪仁辉们憋屈的原因之一。

而更让他们痛苦的，则是中国官员们的勒索压榨。

虽然中国政府不屑于与外商发生关系，官员们对外商带来的银子却无一例外非常感兴趣。广州海关是众所周知的肥缺，由于缺乏制约机制，他们拥有极为广泛的权力和毫无节制的贪欲。腰里装满银子又无法与正常中国社会发生联系的外商，在他们眼中就是一个个待宰的肥羊，无论他们怎么样痛宰，他们都无法发出声音。广州海关的贪污###，在全国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历史上中国海关的关税水平一直不高，然而名目繁多的“计划外税收”却让外商难以承受。中国官员在贸易过程中，随意制定各种“陋规”，其数量远远超过了“正税”。各项明里暗里的费用加在一起，有时高达进口货物的20％。

根据尤拔世《粤海关改正归公规例册》记载，雍正年间到广州经商的洋船，每条船送给粤海关衙门的陋规多达六十八种名目，总计一千九百五十两白银。

第八章　乾隆与鸦片战争　第一节　英国人的礼品（6）

　　　　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初四日，奉旨查办广州海关的新柱在奏折中向皇帝例举了粤海关对外商收的种种“陋规”，内容如下：

外商船舶到达中国后，要想上岸，要给各级官员交纳以下礼金：

丈量洋船收火足雇船银三十二两；

官礼银六百两（法兰西加一百两，苏喇减一百两）；

通事礼银一百两；

管事家人丈量开舱礼银四十八两，小包四两；

库房规礼银一百二十两，贴写十两，小包四两；

稿房规礼银一百一十二两，掌按贴写四两，小包二两八钱（内八钱掌按小包）；

单房规礼银二十四两，贴写二两，小包一两；

船房丈量规礼银二十四两，小包一两；

总巡馆丈量楼梯银六钱，又规银一两；

东炮台口收银二两八钱八分，小包七钱二分；

西炮台口收银二两八钱八分，小包七钱二分；

黄埔口收银五两，小包七钱二分；

虎门口收银五两，小包一两三钱二分；

押船家人银八两；

四班头役银八两三钱二分；

库房照钞银每两收银一钱；

算房照钞银每两收银二分。

在中国采购货物，想要离港，要交纳：

管事家人收验舱放关礼银四十八两，小包四两；

库房收礼银一百二十两，贴写二十四两，小包四两；

稿房收礼银一百一十二两，贴写二十四两，小包二两；

稿房收领牌银一两，小包二钱；

承发房收礼银四十两，小包一两四钱四分；

单房收礼银二十四两，贴写八两，小包一两；

船房收礼银二十四两，贴写八两，小包一两；

票房收礼银二十四两，贴写六两，小包一两；

算房收礼银一两，小包五钱；

柬房收礼银十六两，贴写一两五钱，小包七钱二分；

签押官收礼银四两，小包二钱；

押船家人收银八两；

总巡馆水手收银一两；

虎门口收银五两，小包一两三钱二分；

东炮台口收银二两八钱八分，小包七钱二分；

西炮台口收银二两八钱八分，小包七钱二分；

黄埔口收银五两，小包七钱二分。（《新柱等奏各关口规礼名色请删改载于则例内摺》，见《史料旬刊》）

这张清单是新柱简单调查后所列，而实际所收的，远比这些还要多。

六

广州海关之所以可以如此明目张胆地勒索外商，原因很简单，一是他们有垄断权。外商必须通过广州一地进行贸易。二是外商没有申诉权。中国政府规定外商不得直接与中国政府发生关系，而通过十三行的规定实际上就取消了外国人反映问题的权利。

数十年来，英国一直在想办法突破十三行的控制。

事实上，前两年，一贯敢于冒险的英国人曾经尝试过到中国别的地方开展贸易。

康熙年间，大清王朝结束海禁，开放对外贸易，在广州黄埔、福建厦门、浙江宁波和江苏云台山设立了四个外贸口岸。不过，外国人还是按明末惯例，只在广州贸易。宁波等港口作为开放港之一，很少有外国商船登陆的记录，直到乾隆二十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实在受不了广州海关和十三行的种种限制克扣，壮着胆子，北上宁波直接采购茶叶和丝绸。

多年没见到外国人的宁波官员和商人对洪仁辉等人很热情，采购进行得很顺利。“洪仁辉船长和他的水手们抵达宁波，并受到热烈欢迎。回国时，洪仁辉船长带回了满舱的中国货物。”在宁波采购的茶叶比在广州买到的要便宜很多。而且船上的英国货在宁波也很受欢迎。在这个成功的开始后，英国商人来宁波越来越频繁。

第八章　乾隆与鸦片战争　第一节　英国人的礼品（7）

　　　　然而两年过后，风云突变。“在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当他（洪仁辉）再次到达宁波时，中国人先让他等着，然后没收了他半船的货物，并不作任何解释就收缴了船上的所有火炮。”（《两个帝国的撞击》）

原来，频繁到达的英国船只让地方官很不安。他们上报了皇帝。

乾隆皇帝立刻警惕起来。

虽然重新启用宁波等港口，会给浙江经济带来推动，但是却给帝国的管理增加不必要的麻烦。清代统治者每以“汉人难治”，而江浙一带的汉人又是整个汉地最难摆弄的。多开一个通商口岸，就让他们多了一个里通外国的窗口。所以经过权衡，皇帝向地方官员下达谕旨：“向来洋船进口，俱由广东之澳门等处，其至浙江之宁波者甚少……于此复又多一市场，恐积久留居内者益众。海滨要地，殊非防微杜渐之道……盖本地牙行及通事人等，因夷商入口得从中取利，往往有私为招致者。此辈因缘觅利无有已时；即巡逻兵役人等，亦乐于夷船进口抽肥获利。在此时固不过小人逐利之常，然不加禁止，诚恐别滋事端，尤当时加体察。”（《清高宗实录》）

皇帝发出谕旨，规定对外贸易依旧只能在广州进行。

刚刚从直接贸易中尝到甜头的英国人却不想再回头，对于英国人来说，这个好不容易取得的突破对他们实在太重要了。

1733年，也就是乾隆即位的前两年，英国人发明了飞梭，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1764年，也就是乾隆二十九年，英国人又发明了新式纺车，纺织业异军突起，带领整个工业进入了一个全新时代。机器的大量采用，促使格拉斯哥大学的技师詹姆斯？瓦特开始改进纽科门的蒸汽机，使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摆脱了对畜力、风力和水力的由来已久的依赖。而在这一年，乾隆进行了第三次南巡。

工业革命使英国像吹气球一样迅速强大起来，英国人需要全世界的商品，更需要把自己制造出来的大量产品卖到世界上去。从1698至1775年，英国的进口商品和出口商品都增长到500％至600％之间。因为国民的普遍富裕，英国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大量的中国茶叶。而英国人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急于把自己生产的纺织品、钢铁产品及其他工业制成品卖到中国。（《全球通史》）

由于十三行的限制，多年来中英贸易处于严重不平衡状态。茶叶越来越成为欧洲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物品，但问题是，贸易的本质是交换。用什么来换取中国的茶叶？这是一个让英国人极为头痛的问题。英国本土的出产，很少能通过十三行在中国打开销路。从1786年到1829年，英国人八次把棉纺织品运到广州，结果都销路不佳。

英国可以为中国皇室提供一些奢侈品，但市场需要量毕竟很少。除了在苏、浙一带棉花歉收时卖一点印度棉花外，英国人竟然找不到能卖给中国的东西。因此，英国人只能用现银来买中国茶叶。当时来广东的英国商船，船上只有百分之十是货物，另外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现银。所以在中英贸易中，英国是连年绝对的逆差。从十八世纪中叶起，白银一直占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出货值的90％。这样巨大的贸易赤字他们实在承受不了，急切地想绕开十三行，亲自深入中国市场，了解中国老百姓到底需要什么。他们不相信，在全世界都受欢迎的“英国制造”，在中国会打不开销路。

第八章　乾隆与鸦片战争　第一节　英国人的礼品（8）

　　　　因此，在宁波贸易的尝试被阻止后，生性不那么驯服的英国人选择了派洪仁辉向中国皇帝控告他们的“委屈”，并直接提出多口通商要求这个走险之举。

在天津等了七天，直到7月28日晚六点，洪仁辉终于等来了一名官员。他告诉洪仁辉，乾隆皇帝已经读了他的状纸。并且要他返回广州，听候皇帝派的专员在广州审理此事。

英国人的目的似乎达到了。读了这道状纸，乾隆大为光火。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政治永远压倒经济，天朝上国的体面是第一位的。如今海关官员贪污###到逼得外国人沿海直抵京畿，闹嚷嚷来告御状，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没有过的事情。

皇帝批示，涉外事件，必须高度重视。“事涉外夷，关系国体，务须彻底根究，以彰天朝宪典。”

为了彻查此事，皇帝命福建将军新柱、两广总督李侍尧审理此案。

两广总督李侍尧向以“能员”、“干练”闻名。他的最大特点是能洞察皇帝旨意每一个字背后的意义。

此案事实清楚，并不需要太复杂的调查取证过程。广州海关的贪污事实很快被送达皇帝面前。据1759年新柱、李侍尧向皇帝汇报说，外商所述基本属实：“外洋番船进口，自官礼银起，至书吏、家人、通事、头役止，其规礼：火足、开舱、押船、丈量、贴写、小包等名色共三十八条。头绪紊如，实属冗难。”

李侍尧很快就做出了判决：

以“失察”为名，将粤海关监督李永标革职查办；参与贪污勒索的粤海关役吏“杖流科罚”。免除部分陋规。但是由于大部分陋规实际上是政府的半合法收入，故此将这部分合法化。“规礼名目，一概删除，合并核算。”同意免除英国人自带食品和生活日用品税。“番商食用所需，已征进口，所有出口税银，准予豁免”。

接下来的判决，就大出英国人的意外了：

一是驳回英国商人提出的多口自由通商等从根本上改革中国外贸制度的要求。

二是处理“汉奸”。在派遣新柱、李侍尧处理此案时，皇帝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天朝向来严格控制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以防他们对中国内政有所了解。如今外国人直接闯到天津大沽来告御状，显然是有中国人在背后给出主意，至少也是顾问。要不然，外国人怎么会对告御状这么门儿清？此事必须查清楚。

因此，李侍尧在调查广州海关的同时，倒付出了更多的精力用于调查到底哪些中国人在英国人告状过程中提供了帮助。

经过细致调查，两个人物被确认与此事件有关，一是执笔请愿书的四川人刘亚匾，一是与洪仁辉有密切交易关系的安徽商人汪圣仪父子。

皇帝命令，将替英国人写状子的刘亚匾砍头。汪圣仪依照“交结外夷罪”，被处以杖六十、徙一年的刑罚，以为其他敢于交通外国人的华人戒。

三是将敢于北上告御状的英国人洪仁辉抓起来，以“勾结内地奸民，代为列款，希图违例别通海口”的罪名，“在澳门圈禁三年，期满后驱逐出境。”

七

出了这样的事，皇帝认为是对外国人管理不严所致，他命令两广总督重新研究制定对外国人的管理办法。李侍尧精心制定了《防范外夷五条》，立刻得到了批准。

这些规定有的是新订，有的是重申，具体内容如下：

按中国政府的规定，外商只能在每年五月份到十月份间这个贸易期内可以在中国广州停留进行贸易，其他时间必须回国，或者住于澳门，绝不许在广州过冬。

第八章　乾隆与鸦片战争　第一节　英国人的礼品（9）

　　　　在广州期间，他们不许到外面租房住。所有已租房屋，必须退回。“十三行街”两边都要派人严守，禁止外国人随意出入。外国人只能在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三次，由中国商人组织，外出到指定地方参观学习一次。

外商不得任意与中国人交往，中国人也不许为外商提供信息。以前外商经常雇用中国人到浙江等地打听各种物价高低，民间俗称为“千里马”。中国政府得知后严厉禁止，一旦发现，则严拿究治。

外商除了“通事”和“买办”外，不得雇用其他中国人为他们服务。英国人说，“他们只能在地方官员佯作不知情的情况下才能雇用仆役。”

外商无事不许出门闲游，不能到广州城内观光，不得在江中划船取乐。不得在中国进行板球足球等体育活动。出门只能步行，不许坐轿。

外商不得学习汉语。刘亚匾被处死的罪名之一，就是教授夷人读书。（直至嘉庆年间的1807年，英籍教士马礼逊到广州学习汉语，还要遮住房间灯光，以保护他的中文教师。）

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