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的十张面孔-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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弛，有识者颇以为忧。”（《朝鲜李朝实录》）
三
黑格尔曾说，在中国，皇帝应该是整个帝国“那个不断行动、永远警醒和自然活泼的‘灵魂’”。“假如皇帝的个性竟不是上述的那一流——就是，彻底地道德的、辛勤的、既不失掉他的威仪而又充满了精力的——那么，一切都将废弛，政府全部解体，变成麻木不仁的状态。”
这段话几乎是对乾隆晚年政局一字不差的描述。
皇帝既然喜欢清静，不愿生事，地方大员们当然更乐于高枕无忧。乾隆四十五年之后，懒惰之风在政界迅速蔓延。官员们对于案牍之劳，避之不及。遇到公事，层层推诿，一层一层向下转批：“不问事理之轻重，动辄批委属员，督抚既委之司道，司道复委之州县，层层辗转推延，初若不与事者。”（《乾隆朝东华录》）
坐堂审案，处理民间纠纷是地方官的重要职责，然而乾隆晚年的官员们“终年以坐堂审事为苦”，千方百计推拖不理：“民间呈状俱由宅门投递批准，不审，终年延搁。小民拖累不堪，赴控，上司批查，亦屡催不复。”也就是说，老百姓告状，他不开庭审理，一拖就是一年。老百姓等不及，越级上访，上司询问，他也懒得答复。还有的官员恨百姓越级上访，给自己添麻烦，就想方设法打击上访者：“恨民上控，必加刑责，而案件仍不为审。”（《乾隆吏科题本》）
清代官员考成制度中，对许多政事列有处理期限。到了乾隆晚年，官员办事逾期之事越来越普遍，因此而受处分居然成为官员受处分的主要原因之一。从清代档案《乾隆吏科题本》可以看到这样几个例子：甘肃皋兰知县徐浩任内受处分二十三次，其中十三次是因为办事迟延。湖南浏阳知县张宏燧受处十一次，迟延占四次。广东长安知县丁亭详受处分九次中，迟延占五次。
乾隆四十三年，湖北江陵县发生了一件抢劫案。一群农村流氓抢劫了附近的富有寡妇家，寡妇认出了抢劫者，事后当即报官。此案证据确凿，事情清楚，很容易处理。可是当时的县令汤廷芳虽然派人抓到了两个嫌犯，却懒得审理，将嫌犯取保了事。后面相继接任的四任县令在十年内“均不严究”，“经事主控告，臬司严催，俱延宕不解，扶同沉搁，置地方盗案于不办．实出情理之外。”这样一个小小案件，换了五任地方官，却居然还没有结案。乾隆听说后，也不禁大为恼火，说：“足见湖北吏治废弛已极。”
第七章 盛世的崩坍 第二节 皇帝老了（4）
湖北事件并非个别。乾隆五十三年二月，直隶建昌县发生土匪马十等人抢劫一案，事发后整整两年，地方官还是没有结案，说是头绪复杂，一时审不明白。皇帝闻听后大为恼火，命将犯人押到山东行在，亲自审理，不到一个月就究出了正犯。皇帝说：“可见外省废弛积习，大抵相同。”“似此玩延悬宕之案，或更有甚焉者。”
外省如此，京师风气也相同。踢球扯皮之风盛行，一件小事，往往数月经年处理不了。“至六部等衙门办理事务，虽有限期，由各道御史汇奏，但事有关涉两部者，亦每至彼此推诿，行查不以为要，吏胥等得以藉端沈阁，百弊丛生。其驳查外省事件，又每以一驳了事，或竟有驳至屡次，往返耽延，经年屡月，并不勒限严催。”（《高宗实录》卷一三五一）
除了懒，政风懈怠的另一个表现是软。皇帝既然宽仁为尚，不愿杀人，官员中老好人自然越来越多。他们在处理案件时，“于一切审拟案件，有意宽减。”（《乾隆圣训》）更有甚者，连抢盗重案也“多所迁就，致凶顽不知惩创”。（《乾隆上谕档》）夹在各方当事人之中的地方官，只想和稀泥。他们“既畏民，又畏生监，兼畏胥役，既不肯速为审断，又不欲太分皂白”。（《乾隆实录》）
如果说传统政治的经济原则是剥削与压榨，那么操作秘诀就是控制与压迫。皇帝控制着官僚体系，官僚体系压迫着整个社会。一旦高压减轻，则社会秩序必然出现剧烈反弹。
随着官僚体系的废弛，乾隆晚年社会治安迅速恶化。
乾隆晚年，人口压力越来越重，社会矛盾和危机越积越深。而官僚体系百务废弛，国家陷入半瘫痪状态，恰恰给矛盾危机提供了迅速发育的机会，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游民的大量出现和形成组织。
从乾隆三十九年起，各省流民在生存压力下大量入川，四川各地出现了名为“噜”的游民组织。他们多是无籍游民，三五成群，忽聚忽散。乾隆描述这些游民团伙的形成说：“乃有一种强壮游惰之人，不务生业，三五成群，数十为党，呼朋引类，有师有徒，有首有从，各占地方，聚居古庙荒亭，沿村逐乡勒索钱米，遇有婚丧之家，劲讨酒食，不满其欲，辄肆咆哮，动以放火劫窃，出言恐吓。乡民畏之如虎。甚至恃众抢夺奸淫，谋故杀人，无恶不作，种种贻害，不可枚举。”（乾隆朝中朱批奏折）乾隆四十六年后，因为地方官员“一味因循畏葸，于地方全无振作”，“噜”的活动进入高潮。据《剿捕档》记载：“川省匪近年每邑俱多至百十余人，常川骚扰，并有棚头名号，戴顶、坐轿、乘马，白昼抢夺淫凶，如入无人之境。通省官吏罔闻，兵民不问，甚至州县吏役，身充噜，如大竹县役之号称一只虎等语。”
湖北武昌，则在乾隆晚年出现了盘踞山区，专门靠抢劫为生的家族，“屡经惩创，怙恶不悛。”（《乾隆上谕档》）
山西的社会治安也相当不稳，“民情尚气好斗，嗜酒佩刀，因事相争，动辄挥刃，积习相沿，已非一日。”
南方沿海海盗越来越猖獗。乾隆五十二年，海盗在距厦门十余里的地方，“纵横无忌，行劫兵船。”五十八年，又登岛国纵火抢劫。乾隆六十年，皇帝总结南方海盗形成原因时说：“闽省近年以来，吏治废弛已极……各海口地方，盗匪仍复肆行出没，甚至五虎门近在省会，而盗船即在彼停泊叠劫，毫无忌惮，以致商贩闻风裹足，皆由该省督抚等平日漫无整理所致。”
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前奏已经缓缓奏响。
第七章 盛世的崩坍 第三节 那些贡品（1）
一
乾隆四十一年初，六十六岁的皇帝第四次东巡山东。对于这个“孔孟之乡”，皇帝似乎有着特殊的兴趣，一生十一次光临。其中六次是南巡经过，五次是专门来访。
与前几次东巡明显不同，这一次，沿途前来接驾的王公大臣特别的多：以前只是河北山东的地方大员全数到来，而这一次附近的蒙古王公，几处盐政织造，甚至远在湖广、四川、广东的封疆大吏也麕集于此。一路之上黼黻相接，仪仗塞路，闹得小小的山东翻天覆地。
并不是皇帝在途中要开什么“扩大会议”，也不是山东省政府举行什么重大活动邀请大家参加。大员们争先恐后来到山东，只是为了满足老皇帝愈演愈烈的一个喜好：收受贡品。皇帝的此次山东之行，也成了各地大臣们的赛宝大会。每位大员的车队都是珠光隐隐，宝气四射。这些大臣老早就瞄准这个机会，上穷碧落下黄泉，开始搜罗皇帝喜欢的“玩艺儿”。让我们抄录一点历史资料，看看皇帝这次短途旅行过程中，都收了些什么样的礼物：
二月十六日，在黄新庄驻跸时，蒙古阿尔善亲王罗卜藏多尔吉进了“金六十锭”，净重五百九十二两。亲王说，这是预备皇帝一路上赏赐他人之用。
六天后，还是在黄新庄，河南巡抚徐绩给皇帝进了数车衣料：
贡缎袍五十端、贡缎套五十端、宁袍五十端、宁褂五十端、杭绫一百端、汴绫一百端、貂皮一百张、乌云豹一千张、银鼠一千张。
贡缎、宁价值几何，今天的读者可能不太清楚。不过“乌云豹一千张、银鼠一千张”的分量应该可以想象。“乌云豹”者，《清稗类钞》云“狐项下细毛深温黑白成文者”，指生于沙漠地带的野生沙狐颌小的那一小块皮。银鼠即白貂，毛色银白而富于光泽，历来价值极昂。
五天后，皇帝行至宝家营，湖北巡抚陈辉祖等候在此，进了一批小玩艺儿：“洋磁小刀三十六把、海龙帽沿五十付、象牙火镰包三十六个。”
由北京到山东，一路之上，几乎每个驿站都有大量的贡品在等着皇上。内务府派出大量接收人员，源源不断地将这些贡品装车运回大内。档案里的贡品单实在太多太长，择有特点的再抄几个：
三月初八日，在德州，河东河道总督姚立德恭进“曹扇一百柄、鼻烟壶一百个”。
三月十五日，在泰安府，九江关监督全德恭进“三十喜鼻烟壶二十个、套蓝表式鼻烟壶二十个、玉堂春富贵鼻烟壶二十个、锦地洋花鼻烟壶二十个、套蓝福寿带钩二十个、矾红描金福禄寿带钩二十个、掐丝珐琅带钩二十个、松绿拱花带钩二十个、掐丝珐琅搬指二十个、口甚达尔汉搬指二十个、洋彩竹黄搬指二十个、花斑石搬指二十个”。
三月十七日，在泰安府，广东总督李侍尧恭进“象牙朝珠五十盘、蜜蜡斋戒牌五十面、子儿皮钉花搬指套五十个、象牙搬指五十个”。
四月初九日，在德州，广东巡抚熊学鹏恭进“黄羽纱马褂三十件、大红呢雨褂三十件、葡萄青呢雨褂三十件、程乡茧三十件”……
二
这一趟出行，可谓是满载而归。想必回京路上，御辇之内，细细把玩品鉴这些鼻烟壶、带钩、搬指儿、曹扇之时，心情一定非常愉快。
“进贡”是专制时代的一项定制。《尚书？禹贡》云：“任土作贡。”也就是说，各地官员以及各藩属国以土特产贡献给天子，既满足了天子之需，“致邦国之用”，又沟通了上下感情，所以皇帝和各地都乐此不疲。
第七章 盛世的崩坍 第三节 那些贡品（2）
从一定程度上说，清代皇帝的生活质量与贡品直接相关。
和我们的想象不同，皇帝虽然富有四海，却并不能任意支配国库来满足个人消费。原来，清代皇帝的私人财政和国库是截然分开的。国库由户部掌管，而皇帝的私人财政则由内务府掌管。皇帝的个人财富主要来源于以下几部分：一个是内务府管理的皇家庄园的收入，二是内务府通过经商、放贷等方式，为皇帝创一点收。另外，则就靠各地给皇帝的进贡和“报效”了。
实际上，乾隆即位之初，是以拒绝进贡而闻名的。
刚刚登上皇位之时，乾隆曾下达诏书，说自己身在丧中，无心享乐，要求各地大臣在三年之内停止进献各种贡品。
如果说守孝期间不接受贡品，史有先例的话，那么三年之后守孝期满，皇帝仍然不收贡品，就可以分明体现出皇帝对物质享受的峻拒态度。皇帝还下了一道谕旨，说明他不收贡品的理由。他说，地方大臣们给我进贡，不过是想借此与我联络感情，建立情感上的沟通。“殊不知君臣之间，惟在诚意相孚，不以虚文相尚。如为督抚者，果能以国计民生为务，公尔忘私，国尔忘家，则一德一心，朕必加以奖赏，若不知务此而徒以贡献方物为联上下之情，则早已见轻于朕矣。”（《乾隆起居注》）励精图治之态灼然可见。
那么何以到了晚年，皇帝会一反初衷呢？
一是晚境顺遂，高枕无忧。
二是乾隆本身从来不是禁欲主义者，从来都对物质享受情有独钟。天潢贵胄的生活使他从小被培养起了超级精细的欣赏口味。作为盛世之巅的太平天子，他比一般帝王更富于享受的资本和条件。
一个人的天性是不可能被长期抑制的，虽然登基之后强自隐忍了十余年，但步入中年之后，皇帝对自己的要求不再那么严格了。乾隆十六年，进贡的大门被第一次打开。那一年他举行了首次南巡，同时当年又值太后六十大寿，皇帝下旨说，因两逢盛典，许多大臣一再要求进献贡物，以表微忱。如果他一概拒绝，似乎不近人情。因为进贡者“分属大僚，上下联情，势难概斥，伊即奏进，自不得不量存一二”。
全帝国内所有的高级官员都从这道谕旨里读懂了皇帝的心声。从此，为皇帝准备贡品，就成了他们分内一个重要的，甚至是最为重要的工作。时间不长，他们就摸清了皇帝的喜好：钟表、字画和古玉，最讨皇帝喜欢。另外，搬指儿、鼻烟壶、小刀等，也容易被皇帝收下。
乾隆二十二年，粤海关监督李永标、广州将军李侍尧进献了一批贡品，主要有紫檀镶楠木宝座、紫檀镶柄木御案等数种。其中比较特别的是“镶玻璃洋自鸣乐钟一座”和“镀金洋景表亭一座”。
一般来说，进贡既然是大臣给皇帝送礼，内容当然是大臣自定，皇帝不便发表意见。然而这次贡品送上之后不久，皇帝很罕见地就贡品问题发布了指示：“此次所进镀金洋景表亭一座，甚好，嗣后似此样好看者多觅几件。再有此大而好者亦觅几件，不必惜价，如觅得时于端阳贡进几样来，钦此。”
从此，皇帝喜欢西洋钟表一事立刻被官场所周知，广州西洋八音匣等售价因而猛涨。“这些东西虽然没有什么实际用处，但中国官吏们却醉心追求，示意他们的属下不惜任何代价收买。”（《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第七章 盛世的崩坍 第三节 那些贡品（3）
至于书画，更是皇帝私人收藏库中最重要的内容。众所周知，乾隆文化修养极佳。他九岁开始练习书法，十九岁开始学画。对于珍品字画，皇帝像史上那些有名的收藏家一样嗜之如命，必欲得之而后快。不过，其他收藏家收集书画，东奔西走，历尽辛苦。而皇帝收藏，却全然没有这些麻烦。这些光彩夺目的无上精品，大部分来自臣仆的贡献。只要他的喜好一被侦知，那么全帝国之内最好的藏品，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入紫禁城。
皇帝对古玉的兴趣也十分浓厚，他一生御制诗文共四万余首，其中涉及玉器的篇目即达八百余。目前故宫收藏的上万件古玉，多数是在乾隆时期由各直省督抚一级的官员进贡的。他的御制诗文显示出，他经常一个人蹲在玉库里摆弄玉玩，挑出一些古玉，命人刮垢清理后，亲自评出甲乙丙级。
如此算来，他也称得上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收藏家了。
三
历代进贡在资格和时间上都有严格的规定。清代成例，仅督抚们有进贡之权，进贡的时间也只限于三节：冬至，中秋，还有皇帝生日。而到了乾隆晚年，这些规矩都被打破了。地方上的布政使、按察使直至京中的内廷翰林也开始进贡。为了收罗民间珍藏，一些百姓也可以将家中珍藏通过大臣，转贡给皇帝。进贡遂成了皇帝搜刮民间珍宝的最主要途径。为了配合皇帝的胃口，一年三节的时间限制也被打破了。除了三大节，端午、上元节、重阳节，大臣们也都可以踊跃进贡。除此之外，大臣们开动脑筋，集中智慧，创造出了无数进贡的新名目：皇帝出巡，经过地方，大臣迎驾进贡，称“迎銮贡”。皇帝每年去热河避暑，大臣们进贡，称“木兰贡”。大臣们进京觐见皇帝，所献贡品称“陛见贡”。皇帝提拔加恩，所献贡品，称“谢恩贡”……有时，皇帝想要某种东西，又实在没有借口，就干脆称“传办贡”。
所以，乾隆四十一年这次东巡所收贡品，应该归为“迎銮贡”。不过，即使是“迎銮贡”，也应该仅限于所经过地方的官员。而这一次，远在湖广、四川、广东的巡抚官员们也都放下工作，不辞辛苦，千里迢迢来进献大批财物，从体制上讲可以说并无先例，也毫无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