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的十张面孔-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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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不知趣的人也知道现在应该怎么办。老实倔强的尹壮图终于学乖了。他用极为认真的语气，详细汇报了如何检查以及检查结果。然后，他无比沉痛地总结说，自己以道听途说的材料来“冒渎圣听”，实在是丧心病狂，“戆愚”之至。经过皇帝的玉音和事实的双重教育，他深刻认识到自己的认识是彻底错误的。山西大同一处如此，自然证明全国处处皆然。当今天下府库充实，自不待言。现在形势已经明朗，因此就不打算耽误皇帝的宝贵时间，“恳即回京治罪”，让皇帝早些把自己投入大牢，好省下心思来办别的大事。

然而皇帝并不满意。乾隆五十五年十二月初三日，皇帝发布上谕，说尹壮图要求事情就此结束，这是面服心不服，想以“半途而返”的姿态，造成“抗疏铮谏，朕不能容受直言”的假象，他骂尹壮图此举“居心巧诈，殆不可问”！皇帝说，尹氏要回京，我偏不让他回来。因为“一省查无亏缺，恐不足以服其心，尚当前赴山东及直隶正定、保定等处”。一定要让他心服口服后，再定他的罪。

“居心巧诈”这句詈骂一出口，老皇帝积累了多日的邪火喷薄而出，接下来又把尹氏从头到脚细细骂了一顿。皇帝也真有闲心，他把尹氏几次的奏折又读了一遍，挑出了两个用词不当之处，然后说，尹壮图因为升不了官外放不了学政而怨恨朝廷。其实不是朝廷不想重用他，而是因为他才学实在有限。这样白字连篇的人，岂能外放学政担当教育士子的重任？

第七章　盛世的崩坍　第六节　君臣赌局（3）

　　　　皇帝还推测说，尹壮图当初提出要密查，其实主要是想到淮扬一带敲诈盐商们。因为那一带盐商都是巨富，如果尹氏以钦差大臣的声威一恫吓，他们必定会大加贿赂，尹氏就能名利双收了。

连讽带刺地挖苦讥笑尹氏一通后，皇帝又骂道，这类伎俩就是庸主也不会受骗，还想拿来骗他？真是没长眼睛，活该倒楣！“若朕烛照所及，情伪周知，小人心术，早已洞见肺肝！”

又一转念，怕尹壮图畏罪寻死，所以他在上谕中要庆成转告尹氏，不会杀他的头，叫他好好活着，配合朝廷：“谬妄之处，固难辞咎，然究系愚昧无知，其罪断不至死，亦不值治以重罪”；皇帝大开宏恩，上一次说不为尹氏报出差费，但现在考虑到他是穷书生，带的盘费大概不会多，如果不够用，让庆成在出差费中酌情分一些给他，让他健健康康地回来，好接受最后的处理。

没有办法，尹壮图只好硬着头皮，跟着庆成继续这哭笑不得的“全国大检查”。

一边检查，一边皇帝还不停地给他写信，问他“途中见商民蹙额兴叹状否”？全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到底怎么样？大家对大清政权支不支持？

尹壮图知道，自己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用自己的嘴彻底否定自己那道惹事的奏折。因此，接下来这一路，都忙于绞尽脑汁，撰写大量考察报告汇报给皇上。

在报告中，他一再奏称：“目见商民乐业，绝无蹙额兴叹情事。”“经过州县地方，百姓俱极安帖。随处体察，毫无兴叹情事。”

他还用大量篇幅，一次次“如实”报告沿途见闻，热情歌颂大清王朝的富庶安定，人民的安居乐业：“目击各省库项丰，他储充足，并无丝毫短缺，而往来数千里内复见商贾士民安居乐业，共享升平，实无地方官滋扰之事。”

“所过淮、扬、常、镇，以及苏州省会，正当新年庆贺之时，溢巷摩肩，携豚沽酒，童叟怡然自乐，未闻有官吏滋扰之事。”

三

“全国大检查”完成之后，尹壮图再次上书，表示彻底认罪，“自承虚诳，奏请治罪”。说自己“业已倾心帖服，可否恳恩，即令回京待罪”？

这些汇报满足了皇帝的期望。皇帝带着大获全胜的满足总结处理此案。

五十六年正月初十，乾隆发表长篇上谕，“令庆成带同赴山西、直隶、山东、江南等省，盘查仓库，俱无亏短，是尹壮图逞臆妄言，其罪已无可逭……”

皇帝总结此案，从头道来，说尹壮图原为内阁学士，只是因为云南没有大员，才破格予以提拔，要说他的才干学问，当阁学已属侥幸，还想往上爬，“其希荣卑鄙之念，朕早已灼见其肺肝”。因此而污蔑国家政治，其罪甚大。

反复推求之下，皇帝又提出了新的问题：尹壮图当初由北京丁忧回籍云南，只应该经过直隶、河南、湖广、贵州等省，怎么会经过江、浙、广西各省？

皇帝自问自答：自然故意绕道各处，与地方官交往，以便打秋风，必须老实交代。

这个指责皇帝也知道不十分有力，因为毕竟只是推测，没有人证物证。不过他还有更有力的武器。经过调查，皇帝发现尹壮图年过七十岁的老母仍在故乡云南生活。皇帝说，孝道乃人伦之首。作为孔孟之徒，既然你不能将老母接来北京，就应辞职回乡供养。而尹氏二者都不选择，一个人在京作官，“乃竟恋职忘亲，弃之不顾，尚得谓之人类乎？尹壮图不但无君，而无亲，人伦丧失，岂可忝居朝列，玷辱缙绅？尹壮图着革职，交与庆成押带来京，交刑部治罪”。

无君无亲，罪过还有比这更大的吗？

这么大的罪，应该如何处理呢？大臣们经过多次商议，按照“挟诈欺公，妄生异议律”（制造假象欺骗政府，故意提出非法建议的罪名），提出应该将尹壮图判处死刑。

二月初四，乾隆对此案作了终审判决。出人意料地，采取了打击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皇帝说，大家对尹壮图的量刑是十分正确的。尹氏所犯大罪，即便不杀头，也应该充军。

但是皇帝特别仁慈。他尹壮图虽然卑鄙无耻，心怀恶意，但皇帝肚量如海，风格太高，“不妨以谤为规”，无则加勉而已。因此“著加恩免治其罪，以内阁侍读用，仍带革职留任，八年无过，方准开复。”

那意思是说，原本“敌我矛盾”，不过按“内部矛盾”处理。降级使用，从副部级降为司局级。因内阁侍读并无缺额，尹壮图被安排为礼部主事。

说来有趣，皇帝此时忘了他把尹壮图“恋职忘亲”列为定罪的重要理由，处理起来居然让他继续在京任职，与母亲分离。

倒是尹壮图知趣，一通感激涕零之后，他以侍奉老母为由，申请辞职。辞呈一上，皇帝无法拒绝，只好放他回家。五十七年八月，尹氏领了圣恩，卷了铺盖回老家养母去了。

第七章　盛世的崩坍　第七节　也说盛世（1）

　　　　一

盛世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梦。生逢盛世，是每一个中国人对时代的最大期望。

所谓盛世，就是内无严重的政治###，外无迫在眉睫的敌国外患，社会治安良好，老百姓普遍能吃饱饭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这样大规模的盛世出现过三次，即汉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开元盛世及清康雍乾盛世。还有过几个小规模的盛世或治世，比如东汉“光武中兴”、隋代的“开皇之治”、明代的“仁宣之治”。甚至在大分裂的背景下，一些角落里的小王朝也取得过不错的治理成就。比如十六国时期南侵之前的前秦苻坚，南北朝时的刘宋文帝时代，以及五代十国的后周南唐统治下的某个时段。

然而也就仅此而已了。虽然历代中国人梦想盛世，但盛世的出现就是这样屈指可数，而且持续的时间也不长。

文景之治持续近四十年。贞观之治持续二十三年。玄宗前期的盛世之治，持续大约三十年。只有康雍乾盛世持续时间最久，然而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算起，到乾隆四十年（1775年）为止，持续也不到一百年。即使从康熙元年算到乾隆六十年，也不过一百三十多年。有人统治过，数千年中国历史，盛世和治世累计加在一起，不过四百年左右，剩下的都是充斥着灾荒、###和###的平世和衰世。

二

“盛世”这个词是中国独有的。汉文化圈以外的史书中，找不出这两个字。无怪乎中国历史多灾多难，细细掂量，“盛世”这个词本身就蕴含着无奈——“盛”、　“衰”相对。没有衰世做为背景，就没有盛世的美丽和灿烂。

第一，中国历史上的每个盛世，都需要一个大规模的祸乱之世作为前奏。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是文景之治。在这个盛世出现前二十年，中国刚结束了秦末战乱。十余年的战乱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人口损失。《汉书》中多处提及改朝换代之际各地惊人的人口变化。《汉书？陈平传》记载，秦代曲逆城共有人家三万户，而刘邦在秦末战争中路过这个城市时，发现它的人口只剩下了五千户。《汉书》还说，在刘邦即位十二年之后，全国统计上来的人口数只有秦代的十分之二三。

最为人艳称的盛世当然是“贞观之治”加“开元盛世”，其背景一样是空前惨烈的人口损失。在李世民登基的前三年，也就是武德七年，隋末的大规模战乱方才平息。“隋唐演义”中章章都是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贞观六年，魏徵描绘战乱的后遗症时仍说：“今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贞观政要集校》卷2《直言谏争附》）贞观十一年，马周上书时仍然说：“今之户口不及隋之十一。”

而清代盛世的背景也是持续数十年的大屠杀和大破坏。明清易代之际，人口损失至少四千万，其中直接死于清军屠城的就高达七百万。据《扬州十日记》所载，仅扬州一地，焚尸“约计八十万余”。一个更为极端的例子是四川的人口变化。《清史稿？王骘传》里记载的王骘在康熙的上疏中说　“四川祸变相踵，荒烟百里，臣当年运粮行间，满目创痍。自荡平后，修养生息，然计通省户口，仍不过一万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县之众”。赵文林所著《中国人口史》认为真实的数字并没有这样极端，有大量逃亡隐匿人口没有被王骘统计出来。他估计说1626年，四川人口为三百五十六万。到了三十多年后的1661年，人口还剩下九十五万。也就是说，损失了四分之三。

第七章　盛世的崩坍　第七节　也说盛世（2）

　　　　极衰之世的大破坏，正是盛世出现的必然条件。中国传统王朝崩溃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压力，而大战乱则为新王朝解脱了这个压力，提供了新起的宽阔舞台。正是隋末战争导致的人口大量死亡，造成田地大量抛荒，唐王朝才能实行均田制，给每个男丁发放一顷田地。战乱导致的自然“土改”，同样是汉初“招附流亡”、清初经济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实上，在大动荡过去之后，新王朝只要能保证几十年内不发生大的政治###，那么并不需要它提出多么高明的发展策略，只需无为而治，顺势而行，自然就会收获一个丰盈的经济自动恢复期。所以说，每一次盛世，都是对前一阶段大灾难大破坏的一种反弹，一种弥补。

第二，盛世的出现，得益于衰世提供的经验教训。

前代统治者倒行逆施的严重后果，给看够了人间悲剧的后代统治集团以极大警醒。三大盛世的君主们，都非常善于从前人的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

汉王朝建立之后，整个政治高层都在思考强秦何以暴亡。贞观之治的出现，更要感谢隋炀帝这个“反面教员”。与此相似，清初的几代帝王，也无不以晚明弊政作为自己施政之镜鉴。明代后期帝王以好货贪利闻名。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百姓剥削过甚。而清人入关之初，立即废除明末“三饷”（辽饷、剿饷和练饷）。鉴于明代教训，清代统治者所定的赋税水平为历代最低，从康熙到乾隆，皇帝们都恪守“永不加赋”原则，怕重蹈晚明覆辙，不敢越雷池一步。

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盛世，都是极衰之世付出高昂学费后考出的高分。

三

当然，付出了极衰之世的代价，并不见得肯定收获盛世。事实上，盛世出现的条件远比这个要苛刻。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所有的灾难都能由进步来补偿，更多的时候，灾难换来的只是更大的灾难。

司马炎篡位不久，攻灭吴国，结束三国混战历史，晋武帝也成为继秦始皇、汉高祖、汉光武帝之后，第四个一统全国的帝王。一时“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委亩，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隐隐然出现了“盛世”征兆。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皇帝都具备汉文帝和唐太宗那样出众的素质。晋武帝迅速陷入物质享受之中。在皇帝的表率下，西晋贵族文恬武嬉，大肆挥霍，兴起了一股中国历史上闻名的“比富风”。因此不出人们意料，武帝死后不久，西晋便陷入了混乱之中。

因此，盛世出现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遇到英明的帝王。一代帝王的精明强干还不够。盛世的出现，都是几代人的接力努力达到的结果。出现一个英明的帝王，在中国历史上本来就是小概率事件，而连续几代帝王都能雄才大略，那就更是如同彩票中奖一样难得，因此中国历史上盛世如此之少也就不难解释了。

四

盛世难以出现，更难以保持。

盛世的前奏是衰世，结局也是衰世。

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极而衰”的结局。而且，盛世的倾颓，往往在极短时间内定局。唐玄宗开元、天宝之际，号称“全盛”，繁荣景象史所未见，但“安史之乱”的狂飙瞬间吹散了旷代繁华。公元752年，也就是唐天宝十一年，唐代人口达到顶峰，达五千二百万。但八年之后的公元760年也就是乾元三年，一下子降到了一千七百万。天宝年间最繁华的地区，从宜阳到武牢五百里中，在籍人口居然只剩下一千户人家，“居无尽椽，人无烟爨，萧条凄惨，兽游鬼哭。”王朝衰败之迅速可以想见。

汉武帝前期统治是汉代统治达到的最高峰。然而武帝在极盛之后，鞭扑天下过甚，很快导致了衰败。晚年更是天下大乱，起义遍及关东地区，大者数千人，小者数百人，起义烈火几乎葬送大汉王朝。

乾隆盛世的政治清明与全面###更是只隔了瞬间。乾隆死前三年就爆发了白莲教大起义，清朝从此一蹶不振，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

从盛到衰，如此迅速，其原因当然是这些盛世的出现依赖的是人治。中国历史上的几大盛世，只在史书上留下了统治者手腕的精明，人格的强大，却没有留下太多制度性的成就。没有内外条件的严厉制约，个人的英明与自制无法抵制环境的纵容与腐蚀。由胜而骄，由劳而逸，是人性不变的规律。盛世君主往往是集英明与昏聩于一身，理智与膨胀合为一体。他们通过既是辉煌成绩的创造者，也是王朝衰落的罪魁祸首。

五

中国历史上，“盛世”两个字叫得最响的时代，往往问题重重。

因为“盛世”是传统王朝统治合法性的有力证明。历经暴力夺权后，一个政权就需要以“养民”、“牧民”的成绩来支持自己的合法性。而盛世的出现，当然是统治成绩的最佳证明。

在一个王朝埋头开拓进取的过程之中，统治者们并不会经常提起“盛世”二字，而是致力于发现和解决问题。汉代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中，从来没有帝王和大臣自夸为盛世。相反，那些底气不足的统治者却常把“盛世”挂在嘴边。宋高宗因###而幸得大宝，偷安一隅，大敌在侧，却无心进取。这种治绩，无论如何与盛世不沾边。然而宋高宗却常常自诩为“中兴”和“盛世”。在皇帝的鼓励下，大臣们称颂盛世之声呈铺天盖地，应接不暇。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