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别成熟-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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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初见到索菲亚时，她的品格比她的外貌更使我动心。她身上表露出某种东西，使她光艳照人。我不能相信她是一个少女。她是如此成熟，如此一心想当一个演员，并且如此在行，但同时又如此胆怯和缺乏自信。这是一种迷人的混合。我立即就知道她是某种了不起的人。在选美会上我们短暂的初次邂逅之后，她到我的办公室来谈话。我听她谈了她在战争期间和战后的奋斗历程和她如何贫穷，我开始对她有所了解。她是家庭中的男人，是供养者，谁都依靠她。她怀着无限深情谈到她的母亲，对她充满了深沉的爱和感激。　　　　
　　　　“要了解索菲亚很困难。当她想谈的时候，她很健谈，但她不愿意谈她自己，或者暴露她内心的世界。她是一个非常诚实的女人，对我的确全心全意，但她却决心把她灵魂的一部分保留给自己，并始终列为禁区。　　　　
　　　　“我知道她心里有火，但从未见她发作。20年来，她偶尔对我发过火。当我知道我惹她生气了的时候，她却不动声色。如果她在理，她最多悄然离去，停止和我讲话而已。　　　　
　　　　“索菲亚对我们共同生活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她的与众不同的人生观。她有坚定不移的价值尺度，还有一种天赋的明辨是非的识别能力。我靠她判断人物，这种判断力屡试不爽———有时候我因为没有听从而后悔莫及。跟索菲亚耍花招是毫无意义的，她就像诺克斯堡金库一样牢靠。”　　　　
　　　　另一位意大利导演和演员德·西卡说：　　　　
　　　　“在同索菲亚拍摄这部影片时，我发现了她的某些基本的品格。她在自己周围，在她那内在的、秘密的、在情绪激动时易受伤害的部分周围筑起了一道厚厚的护墙，她躲在墙壁后面觉得心满意足。但是她真正的天性是富于戏剧性的、喜怒无常、典型的那不勒斯式的，她的反应———快乐、忧伤、愤怒、急躁等等———都是极端的。所以她把它们严密地控制在墙后面。但是，当她表演的时候，她就越过那堵墙壁，倾泄出她真正的内在感情。她会大喊大叫，哈哈大笑，歇斯底里大发作，诱惑，反抗，达到感情奔放的最高峰。她演一个情绪激动的电影场面时，就像一个精神病患者去精神病院就诊一样。”　　　　
　　　　人都有自己的两极，自信与自卑，坚强与软弱，悲伤与快乐等等，只是，这两极有的拉得很大，有的拉得较小。我们很多人不愿意过这种两极的生活，或者不愿意把两极拉得很大；因为两极一旦拉开，无论在心灵上还是生活里，都会受到非同寻常的煎熬。但无论生活还是心理，两极就是张力；拉得越开，张力越大。这张力带给我们的肯定是非同一般的深刻。自然，把这深刻化作力量，还需要把这两极结合起来，使其平衡，这才能有所成就。就是说，进入两极最容易认识事情，但把事情做好，却要找到两极的结合点。也可以说，索菲亚就深得其要领。她就说：　　　　
　　　　“翻了一下我的笔记本，使我惊讶的是，在我写下的东西里，关于孤独的主题比其他任何主题都多。‘没有孤独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我虔诚地相信这句话。在我的生活中，我需要孤独就像我需要吃喝和儿童的笑声一样。听起来可能夸大其词，孤独是我灵魂的过滤器。孤独给我以营养，使我恢复青春活力。我独处时感到怡然自得。我在笔记本里写道：‘你如何不使自己感到寂寞？’‘先生，我本人就是寂寞。’　　　　
　　　　“我在孓然独处时经常看书并有身历其境之感，我在孓然独处时经常毫无掩饰地正视自己和自己的感情。我探索新的思想，反躬自省有无不当之处。孤独就像一间镶满了镜子的房间，使我如实地看到自己。我有一次读到这样一句话：‘一个人的安宁与满足并不存在于身外，而是存在于内心。’孤独是我内心安宁与满足的保护神。”　　　　
　　　　看来，孤独帮助她找到了自己两极的平衡点。　　　　
　　　　☆人陷深谷一定要向高山反弹，而在登上高山之后，又会对深谷深情回味。就在这种反弹与回味中，他或她变得深刻。　　　　
　　　　☆就像是一场辩论会，这一方和那一方论辩得十分激烈、已经把论题的两端充分显露出来的时候，听众才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激奋。不过，要把这论题落到生活里，还需要经验和悟性的力量。　　　　
　　　　NO。19　　　　
　　　　处在两极的人最有创造力，既有洞察力又有平衡感　　　　
　　　　———称“我就是寂寞”的影后索菲亚·罗兰　　　　
　　　　从一个私生女到一代影后，索菲亚一生都在自信与自卑的矛盾中度过。也许就是这种过度的矛盾，把她推到了心的两极，使她在深汲两极之后，找到了生活的洞察力和平衡点。　　　　
　　　　引子　　　　
　　　　悟道


《千万别成熟》　第四部分聪明人最愚蠢，呆傻人最智慧（1）

　　　　聪明人最愚蠢，呆傻人最智慧　　　　
　　　　149　　　　
　　　　王永庆是台湾最大的企业家，他的台湾塑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有数万人，包括16个大型企业，还有学校、医院等。这个只念过小学、从粮店小伙计开始创业的人，常有一些常人不解的事情。　　　　
　　　　台湾有大学要授予他博士学位，找上门来。他告诉人家，我只有小学文化，根本没有资格当博士，我不要这个学位。吓得别的有此意图的大学再也不敢行动。　　　　
　　　　自然，有人说他：“会做事，似乎不太会做人。”　　　　
　　　　他吃葡萄不吐皮和子，吃西瓜也连子吃下去。他说：“有人吃西瓜要慢条斯理地把瓜子一粒粒剔出来，其实这又何必呢？统统吃下去也不会出毛病的。吃葡萄也有人要细细地剥皮和剔子，岂不太浪费时间吗？要发展工业，先要养成不浪费的习惯，节约时间，节省物料，刻苦耐劳。”　　　　
　　　　下边的人问他：“买牙签是买一头用的还是两头用的？”他问：“哪种便宜？”那人回答：“两头用的便宜。”他说：“那就买两头用的。”他每天都要做毛巾操，而一块毛巾竟用了27年还在用着。　　　　
　　　　他有一段议论：“享受本身并非罪恶，但浅尝最为甜美，同时也才能持久。贪嗜无度反易感觉乏味，所谓过犹不及，这与苦味也相去无几了。尤其如果穷极逸乐，因为一切甘甜已经尝尽，便会产生一种茫然的感觉，人生就乏味可悲了。”　　　　
　　　　他还说：“假如有一天钱赚得够多了，你就会感觉到钱实在没有什么用的。”　　　　
　　　　陈景润，瘦弱的身体，憨厚的脸庞，再怎么研究他的外表，也看不出他有什么特殊之处。特别是，但凡人们在形容科学大家时往往会说他的眼睛是如何地睿智，关于这一点在陈景润身上也无从发现，陈景润的眼睛被厚厚的镜片遮挡，只给人痴呆的感觉。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所证明的“1＋2”，至今依然保持着世界记录和领先地位，歌德巴赫猜想被他大大地推进了一大步，也让世人记住了这个大众化的人物。　　　　
　　　　他生于1933年。在他降生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已经成了多余的人———他曾有个兄弟姐妹，活下来6个，他排行老三。这么多嘴巴，父母早已不堪重负。生母早逝，他在家里并没有享受到多少爱和童年的快乐。上学了，瘦弱多病的他一副窝囊样子，让人觉得选他作为炫耀力量和发泄的对象毫无危险，因此很快就成了校园暴力的攻击对象。他挨打的时候一声不吭，既不叫疼也不求饶，这就更勾起了施暴者的摧残欲望。而他，就在拳打脚踢之中完成了对自己坚韧和耐力的培养。这时候，如同石缝里求生存一般艰难的陈景润，把演算数学题当成了他的治伤良药，当成了他的心灵慰籍，也当成了他的全部乐趣。　　　　
　　　　高中时代，正逢抗日战争，原是清华大学航空系的主任成了他的数学老师。就在他的课上，陈景润第一次听说了歌德巴赫猜想。　　　　
　　　　老师告诉他们，数学分为两大部分：纯数学和应用数学。纯数学处理数的关系与空间形式。在处理数的关系这部分里，讨论整数性质的一个重要分支，名叫“数论”。在数论中，有一道著名的难题，叫歌德巴赫猜想。在1742年，德国数学家歌德巴赫发现，每一个大偶数都可以写成两个素数的和。他对许多偶数进行了检验，都说明这是确实的。但这需要予以证明，因为尚未经过证明只能称之为猜想。歌德巴赫自己不能证明，就写信告知赫赫有名的意大利数学家欧拉。但欧拉一直到死，也没能完成证明。从此，这成了一道难题，曾有无数人为之努力，但没人能够成功。　　　　
　　　　老师又说，自然科学的皇后是数学，数学的皇冠是数论，歌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冠上的明珠。　　　　
　　　　自此，歌德巴赫猜想便深深地植根在陈景润的心中。老师没有想到，他的这个学生将成为穷其毕生去摘取数学皇冠上明珠的人。　　　　
　　　　1950年，陈景润考取了厦门大学数学物理系，到三年级进入刚刚成立的数学系。虽然是大学，但陈景润享受的却是研究生待遇，因为数学系有4个教授、一个助教和4个学生。陈景润就像鱼儿游进了大海，开始了他最快乐、舒畅的生活。　　　　
　　　　1953年，由于成绩优异，百废待兴的国家又急需人才，陈景润和他的同学们就提前毕业了。他被分配到了北京，成为一名中学的数学教师。　　　　
　　　　陈景润对自己所获得的好运并没有欢天喜地，相反地，他感到忧愁和恐惧。他知道自己是一个有许多缺点乃至缺陷的人，最要命的就是不善交往和言谈，这经常让他觉得与人打交道是一件又累又麻烦的事。而老师———传道授业解惑，自己能是一个好老师吗？　　　　
　　　　担忧很快变成了现实。同样是演算数学题，换在了课堂上，陈景润就感到不幸福。他口中呐呐，含糊不清，学生更是如坠云雾。他一次次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学生对他、还有数学也失去了耐心。这样的心境，再加上生活的过分简单随意，对他身体造成了伤害，他一年住了6次院，做了3次手术，成了有名的“病秧子”。　　　　
　　　　在这样的窘况下，他并没有放弃对数学的研究，他十分艰难地“啃”完了华罗庚的新著《堆垒素数论》。同时，他还开始为可能的失业做准备：节省每一分钱，以在失业后还能维持一段生活，让他能继续进行数学研究。至于以后怎么办，就不想了。对于数学他才思敏捷，可对于生活，他不愿动脑甚至无从动脑。　　　　
　　　　一次，陈景润所在中学的校长见到厦门大学校长、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翻译者王亚南，立刻好好地把陈景润质疑了一番。王亚南非常吃惊，他一直认为陈景润是厦大最好的学生。他认为，即使陈景润真的不是一个合格的教师，那也只是他不适合这个工作。王亚南把陈景润带回了厦大，把他安排在厦大图书馆，却又不让他管理图书，只让他潜心研究数学。　　　　
　　　　1954年，21岁的陈景润写了一篇文章，寄给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所长华罗庚，对华罗庚的名著《堆垒素数论》的一个结论提出质疑，并做了改进。华罗庚从文章中看到了陈景润超人的数学才华。于是，1956年年底，陈景润又被召回北京，在数学研究所作实习研究员。　　　　
　　　　华罗庚所长提出：侧重于应用数学，但也要去奋力摘取那颗皇冠上的明珠———歌德巴赫猜想。　　　　
　　　　当时，陈景润住在中科院数学所集体宿舍的病号房，按照规定，晚上10点必须熄灯。熄灯之后，陈景润总是拿着纸和笔，到楼内洗手间席地而坐，埋头计算题目，常常通宵达旦。别人问他：“我经常失眠，就怕缺觉。我睡得比你多，精神没你足，这是怎么回事？”他想了想，认真地回答：“失眠说明不缺觉，应该起来工作。”　　　　
　　　　为了摘取歌德巴赫猜想这颗数学王冠上的明珠，他规定自己每天凌晨3点学外语，每天去图书馆。他投入到了痴迷发呆的程度。中午闭馆时间到了，管理员大声地问里面是否有人，全神贯注的陈景润听不见。等他发现自己被锁在里面，就又回到老地方，扎进书堆里去了。　　　　
　　　　


《千万别成熟》　第四部分聪明人最愚蠢，呆傻人最智慧（2）

　　　　他的生活简单到了只是让他活着的地步，经常衣冠不整，脸上带着肺结核病人特有的红晕，连走路都在思考问题。一次撞在树上，还说：“对不起。”一时传为笑谈。　　　　
　　　　其实，外表平和的他骨子里是一个心气极高的人。1957年，林群如（著名数学家、中科院院士）问他：“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他回答：“打倒维诺格拉多夫（苏联的世界级数学权威）。”对他的执著和痴迷，人们也有议论、误会，甚至嘲讽，他无暇顾及。　　　　
　　　　正在这时，“文革”开始了。陈景润理所当然地被批判了，他是修正主义苗子、白专道路典型、白痴、寄生虫、剥削者。过了一段时间，病重的陈景润回到了自己6平方米的小屋。虽然下面的锅炉房烟熏火燎，小屋里没有桌椅，但他又可以趴在床上读书运算了。他多么想躲在这颠倒了的世界里的一角，安静地搞研究啊！但总是有人不能忘记他，每天都有人来敲门查户口，还把他房间的电灯铰了下来，开关线也拉断了。陈景润买来一只煤油灯，在窗玻璃上糊上报纸遮光，神经极度衰弱的他在黑暗中挣扎着生活。他惟一的心灵安慰就是数学，6平方米的小屋成了数学研究的天堂。　　　　
　　　　后来，环境有所好转，允许他去图书馆了。支持他的人们把他藏在一个小书库的幽静角落里。更为宝贵的是，由于一些研究员的坚持，数学所一直订购世界各国的文献资料，从未间断。陈景润就像一个饥饿的人见到了面包，一个久涉沙漠的人见到了水，长久压抑的工作热情极大地爆发出来。因他多年凌晨3点起床学外语，已经掌握了德语、法语、日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大学还学过俄语，这些积累终于得到了充分施展。　　　　
　　　　1973年春节，新上任的数学所领导看望了陈景润，还送了他一些水果。已被人遗忘多时的陈景润激动极了，这是第一次有领导来看望他。他端详着水果袋：“这是水果，我吃到了水果，这是头一次。”他把自己锁进小屋，再也没出来。春节假期过后第一天上班，他就把一份手稿交给领导，说：“这是我的论文。我把它交给党。”　　　　
　　　　就这样，一个世界奇迹诞生了：在恶劣的物质和精神环境中，6平方米的小屋，借着昏暗的煤油灯和一只笔，演绎了几麻袋的草稿，证明了“1＋2”———后来被英国数学家哈勃斯丹和德国数学家李希特命名为陈氏定理。他们认为陈氏定理是“筛法”的“光辉顶点”。在国外的数学出版物上，“杰出的成就”、“辉煌的定理”等赞誉不胜枚举。　　　　
　　　　而此时的陈景润，生命已几近垂危。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陈景润住院治疗。　　　　
　　　　由于徐迟的报告文学《歌德巴赫猜想》的发表，陈景润闻名遐迩。其原因，一是他的成就，二是他的“怪”和“笨”。当时，许多老百姓把他的“怪”和“笨”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甚至于，陈景润的这种特点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里知识分子形象的范本。　　　　
　　　　1978年，陈景润在医院对女医生由昆一见倾心，也就有了陈景润人生中惟一一次分心。不要说恋爱，陈景润和女性相处的经验都没有。他费尽心思找到了和由昆一起学习外语的借口，尽管由昆并不欢迎，但陈景润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