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11-我是湖南人-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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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读文化的乌托邦，是秦时明月的桃花源。让时光凝滞在一个原始的时空，是为了保留曾经有过的天真和淳朴。湖南人用幻想来强迫文明停止向前迈去的脚步，他们不是真要去阻止历史车轮的滚动，只是为了珍藏心中那一份生命本初的感动。
在宋代以前，屈原、贾谊和柳宗元对湖湘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都是贬官，又各有鲜明的主张和伟大的情怀，他们的个人魅力，足以为湖湘文化增添一种旋律，丰富一抹色彩。他们没有规范也没有压抑湖南人带有野性的精神，而是使之更加激扬。
楚国对湖南的统治，使湖南土著与外来的楚人融合，而屈原的精神，点燃了湖南人的爱国主义热情。秦朝的统治没有使湖南人屈服，倒是包括湖南人在内的楚人，使秦朝走向了灭亡。自汉代以后，湖南人受到贾谊的影响，唯耕与读，度过了漫长的岁月。其间，湖南继续接纳着外来的人口和文明，湖湘文化仍然以一种带有原始野性的文明形态在湖南本地延续，却没有引起外地人的注意。湖南一地，尽管在汉代出过蔡伦，在三国时代出过蒋琬，在唐代出过大书法家欧阳询与怀素，但人们还没有意识到，湖南正在酝酿着一种力量，将会催生出大批的人才。
第三部分 怀抱野性与文明岳麓书院鼓吹经世济用，也为商人鼓掌（1）
湖湘文化充满了激越的进取精神。到了距今大约一千年的时候，湖湘学派的创立，为湖湘文化注入了理性和思考的成分。
由于湖湘学派与岳麓书院有着无法分割的渊源，因此，岳麓书院也就成为湖湘文化的一座著名的论坛。
岳麓书院正式创立于公元976年，历经宋、元、明、清各代，到1903年改为湖南高等学堂，然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千年岁月，弦歌不绝，故有“千年学府”的称号。
一千年，似乎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但与湖南人三百万年的历史相比，却又非常短暂。不过，岳麓书院千年的历史，已经使它超过了法国巴黎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的年龄，也足以使它留下朱熹、王阳明、周敦颐这些大学者的足迹，使它一度成为中华文明的学术中心，培养出很多“传道济民”的人才。
一千多年的历史，给了岳麓书院许多的殊荣，中国大批的政治人才和思想精英，从它的院舍里，意气风发地走向了文明开化的前沿。思想家王夫之，爱国思想家魏源，政治家陶澍，外交家郭嵩焘，军政家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维新派志士唐才常，革命先锋陈天华、蔡锷，教育家杨昌济，都在岳麓书院接受过培训。岳麓书院靠着这些精英，证实了朱熹做出的“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预言。
有人说，岳麓书院之于中国，就好比牛津和剑桥之于英国，哈佛与耶鲁之于美国。还有人说，岳麓书院对于人才的造就，胜过北大和清华。这些话出自湖南人之口，未免有自夸之嫌，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岳麓书院值得湖南人引以为自豪，总是一个事实。
今天的岳麓书院，在教育体制上当然已经现代化了，但表达书院精魂“实事求是”的匾额，依旧巍然高悬。它在呼唤人们保持一种朴素的学风，在千年以后的今天，继续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岳麓书院的存在，固然是湖湘学派的一个象征，但也是传播湖湘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由于湖湘文化兼收并蓄的特质，岳麓书院没有成为某一个学派的圣殿，而是成为一个有助于湖湘文化吸收各种学识的论坛。人们在这里可以讨论“知行合一”，也可以鼓吹“无其器则无其道”；既可以在这里萌生政治改良的念头，也可以立下经世济用的宏愿；这里响起过维新志士的声音，也曾回荡着推翻帝制的呐喊；诞生在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也曾在这里最早燃起中国人共产主义思想的火花。
由于岳麓书院继承了湖湘文化的包容性，它得以成为湖湘文化的一个标志。由于岳麓书院是一个论坛，它又得以成为一个容许学子们自由吸取各种学派思想精华的教育基地。它的这种功能，为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开阔思维的湖南人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它也为湖南人重视教育的传统，开出了一条先河。
岳麓书院的诞生，本身就是中国的一个创举。从中唐到五代，湖南先后建立了石鼓书院和岳麓书院，是中国记载中最早出现的书院。
两宋时期，也是湖湘地方文化以鲜明的特色在全国引起关注的时期。这个时期，湖南出现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重要理学派别——湖湘学派。
中国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是北宋年间一个地道的湖南人，但是因为他的主要活动不在湖南而在江西，对湖南本土的影响不是很大。到了南宋，从福建迁居湖南的胡安国与胡宏父子，仿佛是为了使理学回归故土，把周敦颐所开创的理学传到湖南，并创立了湖湘学派。胡宏的弟子张轼，也从四川来到湖南，致力于理学的研究与传播。张轼这个人的生平，人们似乎知之不多。如今互联网上流传着一首题为《立春偶成》的诗，就是张轼的作品。当代人喜欢这首诗，大约是因为这首诗不仅给人以热爱生活的美感，同时也有能催人上进的缘故：
律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便觉眼前生意满，东风吹水绿参差。
大约就是从胡安国父子和张轼的时代起，湖湘文化中开始注入了理性的成分。
宋代最重要的文化特征，是理学的形成。这个学派把“理”当作宇宙的最高本体，以“理”为哲学思辨的最高范畴。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精致、最高备的理论体系。湖湘学派是理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他在长沙地区形成以后，对湖湘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胡安国、胡宏父子是福建崇安人。1097年，胡安国进士及第，踏入仕途，迁居潭州城南，提举湖南学士，在官六年。以后还任过中书舍人等职。如果仕途顺利，也许他就不会研究学问。但他在官场中混得不好，晚年干脆辞职退隐，致力于学术研究。
北宋末年，黄河流域战争频仍，中原士人纷纷南下，给长江流域的文化兴盛创造了机遇。胡安国也于南宋建炎年间，即公元1127年到1130年之间，率领家人和弟子，从荆门来到湖南，在湘潭建起碧泉书院，由此在湘潭前后居住了三十年。然后，他又在衡山山麓开办了文定书院，以讲学撰述为业，除自己的子侄胡寅、胡宏、胡宪等外，还吸引了众多湖湘士子前来就学。其中仅长沙人就有治《春秋》和《资治通鉴》的谭知礼，以孝友信义著称的黎明等。
由于胡安国的弟子门人众多，湖湘学派就奠定了基础，成为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理学派别。1138年春，胡安国在湖南逝世，葬于湘潭阴山。他的传世著作有《春秋传》、《资治通鉴举要补遗》等。其中《春秋传》是他以毕生精力纂修而成，成为元明两朝科举取士的经义定本，也是湖湘学派的代表著作。
第三部分 怀抱野性与文明岳麓书院鼓吹经世济用，也为商人鼓掌（2）
胡宏是胡安国的次子，字仁仲，因长期寓居湖南衡山五峰下，人们称他为“五峰先生”。胡宏从小就在父亲胡安国的督导下研习经学，1125年，二十岁的胡宏进入太学，师从程门四大弟子之一的杨龟山，成为二程的再传弟子。金兵南侵时，他和父兄一起迁居潭州，创办碧泉等书院，并曾到宁乡朱良桥乡的灵峰书院讲学。
胡安国逝世后，胡宏独立治学，以振兴道学、醇化风俗为己任，写成了《知言》、《皇王大纪》等著作。其中，《知言》是胡宏的代表作，被湖湘学派奉为经典。当时，一批批志学求道的青年纷纷来到衡山追随胡宏研经读史。这样一来，湖湘学派形成了思想体系和人才群体，完全奠定了作为南宋一个重要理学派别的基础。在胡宏教授的学生中，张轼、彪居正、吴翌、赵师孟等人，后来都是著名学者和湖湘学派的砥柱人物，尤其是张轼，更成为湖湘学派的一代宗师。
四川绵竹人张轼，宇敬夫，号南轩。他的父亲张浚是南宋名相，曾任枢密使，封魏国公。张轼少年时随父亲迁居湖湘，从此湖南成为他一生中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张轼奉父亲之命到衡山拜胡宏为师，学习二程理学，经过潜心苦读和四方讲学交友，学业日进。胡宏曾称他“圣门有人，吾道幸矣”。张轼推动了宋代理学的发展。宋代理学家强调义和利的对立，张轼更进一步指出，这种对立实质上是天理与人欲的对立，利就是人们违背天理的心理活动，所以人们必须进行内心反省，以便使思想、言论、行动都符合天理的要求，而天理演化为社会政治道德就是纲常伦理，因此人们必须接受纲常伦理的规范。
张轼还注重“力行”，反对空谈，强调道德实践，行至言随。此外，在宇宙论、人性论等方面，张的议论也有其特点。因而，他成为南宋著名的理学大师，和朱熹、吕祖谦合称“东南三贤”。
当时，朱熹两度来到长沙，吕祖谦也寓居潭州所属醴陵城北，居民感其教化，建有东莱书院。“东南三贤”都来潭州讲学，可见湖湘学派盛况空前。
1165年，张轼在长沙城南寓所授徒传业，后又主讲岳麓书院，从学者广及江西、浙江、江苏、四川等地，名声远播，湖湘学派规模得到很大扩展。如果说胡安国、胡宏父子是湖湘学派的开创奠基者，那么是张轼使湖湘学派达到了极盛。当时学者就有评价：“方今学术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这一现象，深深影响到以后千余年的湖南文化历史。
张轼去世后，他的学生许多改从了朱熹。朱熹在就任湖南安抚使期间，又致力于振兴岳麓书院，经常和生徒讲论问答。于是，程朱理学在湖湘占据了学术的主导地位。
湖湘学派之所以能够融入湖湘文化，因为它不存门户之见，抱兼容并蓄态度，对不同的学派并不一概否定，而是互为取舍。
宋代以长沙为中心的湖湘学派，是湖南文化史上规模最大的一个学者群体。这个学派重视经世务实和包容众家之长的学风，和湖湘文化的基因相吻合，因此得以流传下来，促使湖南人奋发成材。
喜欢干大事、能够成大局的湖南人，确实身体力行了湖湘学派关于知行合一的理念，他们只要认定了某个主义、某条道路，就会持之不疑，行之不悔，如左宗棠所说的“一意干将去”。湖南人“霸蛮”而又“灵泛”，其不胜不归的硬汉精神和死士精神，比野山椒更辛辣，比牛皮筋更柔韧。此外，湖南人有很强的种族观念和国家观念，连闾巷细民也关心政治，先天下之忧而忧。湖南人建功、立业、扬名的心劲特别足，这是湖湘文化的熏陶使然。
在风雨如晦的中国近代史上，林则徐、翁同龢、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和章炳麟这些“王牌”人物，无不与湖南的俊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或是师徒，或是盟友，或是同志，或是劲敌，或是仇雠。由当初“无湘不成军”到后来“无湘不成事”，从当初“蛮荒之地，人才鲜少”到后来“湖南人才半国中”，近现代百余年间，湖湘雄杰的奇能伟力确实令人叹为观止。
从晚清到民国，天漏日残，湖湘雄杰每每迎着险恶去建功立业，充当“补天者”和“追日者”。他们一环扣一环，形成紧密坚固的人才链，屡次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起到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的作用。曾国藩一手缔造湘军，平定太平天国；左宗棠统领湖湘子弟，保住了西部边陲的金瓯完整；谭嗣同头颅一掷，激起了革命回声；陈天华蹈海而死，使同盟会空前凝聚；黄兴指挥各地起义，使中华民国有了明显的胎息；宋教仁组织政党内阁，使民主宪政射出第一缕晨曦；蔡锷打响护国战争，彻底铲断了封建帝制的根系……从魏源、曾国藩、谭嗣同、黄兴到杨昌济、毛泽东；自嘉庆道光年间的湖南经世致用派、咸丰同治年间的湘军集团、戊戌维新群体、辛亥革命志士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身上，都或明或隐、或多或少地闪现出湖湘文化基因的影响。由此可见，湖湘学派对近代湖湘文化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极为深远的。
清代以来，湖南地面好像是春天向阳山坡长蘑菇，人才出了一茬又一茬。不单是政坛军界，就连文艺、学术方面的人才，也能排成长队，王夫之、何绍基、王辏г恕⑼跸惹⑴费糁叙馈⒁兜禄浴⒁着嗷⒁姿扯Α⑵氚资⑴费粲栀弧⒑芈掏 ⑸虼游摹⑻锖汉投×幔囊晃徊皇谴笫途藿常磕囊晃徊皇窃谄淞煊蚰谥创笃炜复蠖Φ娜宋铮俊 �
在明朝中叶，岳麓书院接待了浙江余姚人王阳明。他本名王守仁，字伯安。当时社会矛盾尖锐激化，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和反对强迫灌输的教育观，受到了学界的欢迎。
第三部分 怀抱野性与文明岳麓书院鼓吹经世济用，也为商人鼓掌（3）
1507年，王阳明因触犯太监刘理而被谪贬到贵州龙场，途经对贬官文化十分欢迎的湖南，先在醴陵靖兴寺和泗州寺讲学，再到长沙讲学于岳麓书院。他居住在岳麓山，为朋友和门徒谆谆讲解良知的学问。当时，湖湘学派被人淡忘，需要振兴，而阳明先生的教化，使湖南又兴起了许多有志之士。从此，王阳明的学问开始在长沙传播。
1539年，王阳明的弟子季本来到长沙。他又是一位贬官。他当到了南京礼部郎中，不料出了事，被贬谪到湖南辰州，又升任长沙知府。在此期间，他修葺岳麓书院，并亲自开讲，吸引了大批士生前来听讲。季本进一步传播王阳明的学说，直到被罢官回乡。
在这期间，王阳明的弟子罗洪先也在岳麓书院讲学。罗洪先是江西吉水人。他特别强调“良知”要义，认为“良知”二字，是阳明先生一生经验的心得。但他没有盲从王阳明，对王阳明认为良知完全出于自然表示了不同看法，指出良知也与后天学养有关。他这种不盲从的品质，对岳麓书院的学生产生了一定影响。
明朝万历年间，王阳明再传弟子张无忭也到岳麓书院主讲，对王阳明学说在整个湖南地区的流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张元忭是浙江绍兴人。1582年，他因使事入长沙，应兵备道李天植的敦请，主教岳麓书院。明代初年，张居正执掌宰相权柄后，一度调毁书院，禁止自由讲学，但岳麓书院虽因其独特的文化地位而未被毁弃，但讲学之风早已停止。张元忭致力于重振书院学风，一些著名的王门弟子相继在此讲授良知之学，湖湘四方士生纷纷慕名而来。岳麓山下，湘江河畔，一时又书声朗朗。岳麓书院又进入一个学术繁荣期。
王阳明及其弟子在长沙岳麓书院的讲学活动，并没有排斥尊程朱理学为正宗的湖湘学统，而是表现出二者相融合的倾向。不仅如此，张元忭还对朱熹和张轼表示了极大的崇敬。因此，湖湘学派海纳百川、经世济用的传统，得以保存下来。
王阳明和他弟子们影响了许多后起的湖南学子。如以后任长沙惜阴书院和岳麓书院山长的长沙人吴道行，就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