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30-鲁迅其人:全面解读鲁迅-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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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是十分快意的事；然而遭殃的是嫩苗”。整理国故，崇拜创作，恶意的批评，都是知识分子搞的，影响所及也是知识分子，所以本文所说的妨碍培养天才的泥土是知识分子中存在的“论调”和“趋势”。最后鲁迅说：如果做培养天才的泥土，就“要扩大了精神，就是收纳新潮，脱离旧套，能够容纳，了解那将来产生的天才”。又说：“泥土和天才比，当然是不足齿数的，然而不是艰苦卓绝者，也怕不容易做；不过事在人为，比空等天赋的天才有把握。”这都是说文化界要做培养天才的泥土必须具备的要求，可见泥土不是指一般人民群众。但是鲁迅从社会环境去找天才产生的条件，这是一般的唯物论思想。
（三）鲁迅的后期思想
鲁迅后期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马克思主义者。这在鲁迅研究界是没有争论的。我这里只谈谈世界观转变的时间问题。
由前期到后期，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到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战士，有一个世界观的转变过程，这种转变何时完成？这个问题目前看法不一，有人说：“鲁迅世界观的根本转变，1928年下半年业已完成”；又有人说，鲁迅1927年甚至1926年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了。我认为1927，1928，1929这三年还是过渡时期。在这三年，他的一般的阶级观点、唯物观点和进化论思想，逐渐被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所代替。这种过渡和代替，我看是一九二九年底才完成。《二心集》（1930～1931年的杂文集）是世界观转变完成以后的第一部杂文集。当然这不是说，这以前他没有马列主义思想，或没有一篇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写的文章。
十月革命以后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1924年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这是目前有人根据鲁迅日记和其他方面一些材料考察确定的（不过我想，说1924年是不是太晚了一些？《共产党宣言》1920年就翻译成中文了，译者陈望道还把书寄给了鲁迅）。到1928年，为“革命文学”问题同创造社、太阳社论争，他开始系统的大量攻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自己曾说，创造社“挤”他看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当时创造社有一些人在“左”倾教条主义思想影响下，说鲁迅是封建余孽，是法西斯蒂，是资产阶级走狗等等。鲁迅说过，我那时就很希望有一个能操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枪法的人来狙击我，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也是想用来煮自己的肉的，尝尝究竟是什么味道：自己解剖自己。他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这样，1928年和1929年他在文艺战线上两种思想的斗争中大量地攻读马列主义著作。这样认真的理论学习在他世界观的转变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任何人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总要有一个消化、吸收、实践、运用的过程，世界观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鲁迅的基础和他主观的努力都比一般人好，所以他的过渡时期比较短些。我觉得1927，1928，1929这三年他既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也还有前期的一些思想。
1927～1929年的《而已集》和《三闲集》，虽然表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思想，但像1930～1931年的《二心集》中的《“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黑暗中国文艺界的现状》、《上海文艺之一瞥》、《“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友邦惊诧”论》等等这样的篇章，放射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辉，体现了作者高度的阶级斗争的觉悟，在对敌人的斗争中表现了彻底的战斗精神，并且洋溢着和前期截然不同的革命乐观主义，这在《而已集》和《三闲集》中还不易找到。鲁迅也说过自己的杂文“以《二心集》较为尖锐”，不是没有原因的。
当然，《三闲集》仍然属于“后期”范围，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鲁迅的世界观有不小的变化，像1924～1926年写的《野草》中的一部分思想感情（空虚、暗淡、黑暗势力的重压、希望与绝望的矛盾，等等），几乎没有了。但就在1927年9月写的《答有恒先生》里，一面开始感觉到“进化论”行不通，说他过去“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开始“轰毁”了他的进化论；一面对于民众的落后不觉悟还存在着像前期似的不全面的看法。从1930年起就没有这种看法了。
因此，我觉得《三闲集》和《二心集》有些思想距离；而《二心集》和它以后的几本杂文集很少这种距离。《三闲集》写于后期世界观正在转变的“过渡时期”，所以也还存留着前期的一些思想的痕迹；到《二心集》则有明显的突变。有人说，从十月革命后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思想中逐渐增加了马克思主义因素或成分，因此，1918～1926年是过渡时期。我觉得这样的过渡时期是不是太长太早了一些？这可以说是量变或渐变时期，由量变到质变，由渐变到突变，中间只能有一个较短的过渡时期。自然，思想、世界观的变化是很复杂的，很难从某年某月或某一篇作品来划界线，也不能从他对某一问题的先后不同看法来划界线，要从他的世界观的全面主导倾向来看。
有人说，从《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所表现的彻底革命精神看，鲁迅1926年就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觉得，不能孤立地从一两篇文章或文章中的几句话来作判断。本来我们认为鲁迅前期思想有马克思主义因素，这个因素当然要表现出来；但是能否因此就断定这一时期的文章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作品呢？当然不能。同样的理由：不能因为1927年4月10日的《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中引了列宁的几句话，就说鲁迅的世界观已经完成转变，是马列主义的了。
《鲁迅其人》第一部分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3）
三、伟大的革命家鲁迅
鲁迅作为伟大的文学家和伟大的思想家，是和他参加实际的革命斗争分不开的。一个人如果没有革命斗争的实践，那么在自己的思想改造与写作的关系上，在自己的作品与现实斗争的关系上，肯定都是配合不好的。鲁迅不是那种关门写文章、书本上的“革命家”，而是不断地参加革命实践活动的。以下大略介绍一些他的革命活动：
1904年他在日本参加中国革命团体“光复会”（有人说是1908年，这里不作辨证）。
1911年，杭州光复后，他率领绍兴中学学生“武装演说队”上街宣传革命。这是要有些勇气的，可能遭镇压，但鲁迅说：“我们手里拿着这个东西（棍棒）是干什么用的？！”
1919年，参加“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1925年，在北京支援女师大学生的爱国斗争，参加校务维持会，为委员。这次斗争充分表现了鲁迅有大无畏的反抗精神。校方的后台是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到1925年，大家提倡白话文已经七八年了，章士钊办了一个刊物叫《甲寅》，声明只登文言文，不登白话文，提倡尊孔读经。鲁迅写了一篇《十四年的“读经”》，就是针对他写的。鲁迅支持学生与杨荫榆、刘百昭、陈西滢等以军阀为背景的反动人物的斗争，是很大胆很勇敢的反映这场斗争的杂文见《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与段祺瑞军阀政府和买办资产阶级文人学者陈西滢之流进行斗争，被通缉，到医院避难。
1927年，在广州，“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逮捕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学生，鲁迅马上主持校内各系主任紧急会议，极力营救。没有达到目的，愤而辞职。那个时候辞职也是很危险的：你在校委会上公开主张营救共产党员和革命学生，营救无效你就辞职，在反动派看来你是什么人？不是很危险吗？
1928年，加入党的外围组织“革命互济会”。以后经常捐款。
1930年，在上海，1月为“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发起人和领导人之一。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为主要领导人和发起人之一。后被通缉，离家避难（到日本朋友介绍的医院或公寓）。
1931年1月，柔石等五位革命作家被捕，到花园庄旅馆避难。
1933年1月，与宋庆龄、蔡元培、杨铨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抗议反动派非法监禁杀害革命者，争取民主和自由，2月，小林多喜二被害，电唁其家属。5月与宋庆龄、蔡元培等到上海德国领事馆递交抗议书，抗议希特勒迫害进步作家和烧毁进步书籍。6月1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杨铨被国民党暗杀，20日入殓，鲁迅在白色恐怖中亲自到万国殡仪馆吊唁。杨铨入殓，是公开的活动，在殡仪馆，人人可进，特务要下手是很方便的。当时大家都劝鲁迅不要参加了，鲁迅不畏强暴，毅然前去。临行时反锁房门，不带钥匙，以示牺牲的决心，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气概。9月，发表宣言支持并在经济上援助在上海召开的、由第三国际领导的“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被选为主席团名誉主席。
1934年8月，有被捕危险，离家避难。
1935年10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鲁迅向中国共产党中央拍发贺电：“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中国和人类的希望”（据许广平回忆的电文）。
当时空中布满乌云，中国革命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遭到暂时失败，中央苏区失陷，白区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红军到达陕北只剩下约三万人。敌人嚣张一时，天天宣传共产党将被“剿尽杀绝”。鲁迅处在敌人为着配合“军事围剿”而发动的残酷的“文化围剿”之中。他透过乌云，透过鲜血，透过敌人的狂吠，从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身上，清醒地看到了“中国和人类的希望”，看到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无限光明的前途！历史的进程越来越证明共产主义者鲁迅的眼光是何等远大（鲁迅在白色恐怖的环境拍发这封电报，是克服了重重困难，费了很大周折的。传说是通过美国朋友史沫特莱拍电报到巴黎，再从法国辗转拍到陕北的）。
1936年4月，把方志敏同志致党中央信件及《可爱的中国》等文稿转交党中央。保存和转交这份文稿是很危险的。这说明鲁迅后期和党的关系多么密切。说明我们党对鲁迅非常信任。一些同志的组织关系找不到了，就托鲁迅给设法接上关系。
鲁迅一生其他革命活动还多，以上只略举了一部分。
他的一生是和革命息息相关的。
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鲁迅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战斗了一生。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反对“左”右倾思想，反对叛徒、内奸和托派汉奸卖国贼等等方面，他做了大量的革命工作。凡是当时革命的主要对象，主要敌人，他都针锋相对地批判过，斗争过。尤其后期九年（在上海），他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成为共产主义者以后，就战斗得更英勇了。作一次讲演，参加一次集会，发表一篇杂文，加入一个团体，都有被逮捕、被暗杀的危险；对他造谣、诬蔑、谩骂、中伤更是常有的事。鲁迅大义凛然，毫不退缩，一直战斗到死，还是一个敌人也不宽恕！（鲁迅在杂文《死》里谈到，欧洲人到临死时，往往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鲁迅坚决回答：“我也一个都不宽恕”。）他的骨头是最硬的，他不愧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一位伟大的革命家。
在中国现代著名的作家作品中，鲁迅的小说、诗歌、杂文、散文、散文诗等，是百读不厌的，多读一遍就有新的体会和收获，较多的美的享受。鲁迅的作品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经得起研究、经得起讲解或分析的。他之所以能达到这样高的成就，是和他一直站在近现代中国思想界的最前面，不断参加人民的革命斗争，为祖国为人民的进步解放而写作的思想立场分不开的。所以，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和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是分不开的。
1981年7月于北京
（选自《李何林文论选》）
《鲁迅其人》第一部分致力于改造中国人及社会的伟大思想家（1）
今年9月25日，阴历八月初三，鲁迅诞生100周年了。
这100年间，中国经历了两次伟大的革命和几次里程碑式的历史性大事变。鲁迅亲历了也参加了第一次伟大的革命即1911年的辛亥革命。今年也是这次革命的70周年。这次革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鲁迅毕生铭记和称颂着这次革命的领袖人物和先烈们的精神，但对于这次革命没有使旧中国得到根本的改造，他是非常失望的，也怀着极深的苦痛。革命后不到一年，他就看到了“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哀范君三章》。的政治形势，失望了；他也看到革命后的新官僚一批一批像空肚子鸭一样吸吮着人民的膏血，失望了。但是，他的失望比这些要广泛得多，也要深刻得多。1925年3月，鲁迅讲过这么一段话：
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其实这也不是新添的坏，乃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了出来。使奴才主持家政，哪里会有好样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两地书·八》。
这是对历史教训的总结，也是对中国前途的预言。
其时，中国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鲁迅是“思想界的权威”；虽然，另外也有人以此作为“纸糊的假冠”而给鲁迅以冷嘲。这也是毫不奇怪的事。在充满斗争的历史时代，人们的社会地位和利益各不相同，一位思想家由利害互相冲突的人们所一致公认的事，反而不平常了。
鲁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这是历史证明了的，我看历史还将不断证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鲁迅思想的伟大现实意义会越来越为有志于社会改革者所认识，并利用它的生气勃勃的力量来促进人们改造自己和自己所生存的社会。
鲁迅独特的思想是什么呢？是不是可以这样来概括：以“立人”为目的和中心、以实践为基础、以批判“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为手段的关于现代中国人的哲学，或者说是关于现代中国人及其社会如何改造的思想体系。鲁迅著作的精华是对于现代中国各主要阶级和阶层的社会心理的精确描绘。这是一部无与伦比的现代中国民情和民心的科学史。普列汉诺夫认为：“要了解某一国家的科学思想史或艺术史，只知道它的经济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从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