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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要把金针度与人_李敖-第2章

小说: 要把金针度与人_李敖 字数: 每页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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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问题。

    工具书与方法学

    ■结构方面,好像都是挤成一团,头绪很乱、很难读,是不是有工具书就好一点?

    回工具书是任何知识分子所必备的书。像辞典、年表、年鉴、百科全书、手册、索引,以及一些必备的〃非书资料〃(nonbook material)等。在研究和阅读上,虽然有所谓〃个人需要〃

    (individua needs)的不同,但就运用工具书一点上,却没有各行各业的分别。所以工具书在所有书中,应该列为第一优先。选择工具书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容易找到〃(easy to find)

    你所需要的答案;一个是〃容易了解你容易找到的〃(easy to find what you find)答案。不合于这两个标准的工具书,都不算是好的工具书。尽管它很有名,可是它却使你头痛。若举一例:《康熙字典》便是,这书实在犯了难我的毛病。(但这种毛病,发生在笨头笨脑的古人身上,犹可说也;发生在现代人身上,就太不可说了。你看看张其昀监修,林尹、高明主编的《中文大辞典》,你会惊讶的发现,这部以抄袭诸桥辙次《大汉和辞典》为骨架的书,竟也发生《康熙字典》式的毛病,你说这些老古董多笨!)辞典以外,工具书中的〃年表〃一类,纵贯古今中外大事,可提供给人清楚的头脑和时伺的观念。中国旧式的编年一类书,因为采取甲子干支纪日,时序检核,十分麻烦。又以历数屡变,常常需要推算,可谓不科学已极,所以都不能用。我看中国传统留下来的工具书都不合用。总之,从工具书上去读书,是有它的限度的。要〃读书得间〃,工具书不够。现代新学问反倒是最重要的。我以《仪礼》参看《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第二十四册)为例。儒家提倡礼治,关于礼的典籍,流传了三种〃经〃和一大堆〃记〃,三种经是《仪礼》、《周礼》和《礼古经》。其中《礼古经》失传了。《仪礼》和《周札》传说是周公作的,实际是战国人的作品。《仪礼》是宗教仪式、政治仪式的总集,今本包括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燕礼、大射、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丧服、士丧服、既夕礼、士虞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十七篇。多半都是士的礼。这些都是古代礼的节目单。古代的贵族们一举一动都有一套规矩,这些规矩又因地位不同而不同,踵事增华,使当事人自己也搞不大清楚。于是就请专家们来帮忙,这种帮忙,叫做〃相礼〃(辅导别人行礼);这种专家,就叫儒。相礼相得多了,就累积出节目单来,到时候照本宣科,可以省事,这种节目单的总集,就是《仪礼》。节目单最多的时候,多达五十六篇,后来丢了三十九篇,只剩十七篇,就是流传到今天的《仪礼》。《仪礼》是十三经之一,历来把它神秘兮兮的捧着,其实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来看,毫无神秘可言,只是很好的史料而已。只因它列名于经典之中,而经典早已在历代中国人的意识里,形成了崇高神秘的地位,大家不敢深究,并且限于治学方法,也无法深究。从而对古人的观点与真相,简直无法了解,众说纷纷,其实只是附会或猜谜而已。由于近代方法学的进步,用这些问架,移做整理古书,效果竟有意想不到的神奇。古人的说经也好、解经也罢,种种无法求得的答案,多可用新方法学迎刃而解。

    分类与走运

    ■这样看来,中国传统下来的书,它的本来面目好像都给做了手脚了,读这些书,还得先来一番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功夫才行?

    □对了。中国传统中的一团云雾,先在图书分类上,你就先思过半矣。中国书的分类,最流行的,是四部(经、史、子。集)分类。四部分类从东晋以后通吃,变成了典型的图书分类规范。但是稍一留心,就知道这种分类是相当荒唐的。以四部中第一部〃经部〃为例,〃经部〃的一部分,近于百科全书式的总集,应分入总类、文学类、历史类,其他部分(像《论语》、《孟子》),应分人〃集部〃(个人集子);以第二部分〃史部〃为例,体裁上分正史、编年、别史、杂史、载记等,全无道理与必要,其他诏令应分入法律类,时令应分入天文类,目录应分入总类;以第三部分〃子部为例,老庄申韩等家,其实与《论语》、《孟子》无别,都应分入〃集部〃,其他谱录中草木虫鱼应分入植物类、动物类,类书应分入总类,小说应分入文学类;以第四部分〃集部〃为例,〃经部〃、〃子部〃分过来的书,多可分入哲学类、法律类、文学类。……总之,四部分类,大体上说,〃经〃〃子〃〃集〃多是一类,〃史〃是另一类,四部分类实在只是两部分类。分类、分类,分了半天类,最后只分了两类;所谓分类,分了等于没分,这叫什么分类!以《孟子》(参看《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第十七册)为例,孟轲自命是孔丘的传人——〃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他说:〃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这是十足以圣人自命了。所以他的结论是:〃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哉严这又是十足以道统自承了。虽然这样,在身分关系上,孟轲却只不过是孔丘孙子子思的学生中的学生而已。但是,到了唐朝,韩愈推崇孟柯是直承道统的人物,到了宋朝,他配享到孔庙;到了元朝,他被封为亚圣;到了明朝,因为明太祖不喜欢他,吃了一点蹩;后来就一直风光,直到今天了。《孟子》一书共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个字,在内容上;理直气壮固多,理不直气壮也不少。中国人推理不合逻辑,受孟轲的影响应该不少。这部有影响的书,在图书分类中,在北宋以前只是子书,宋仁宗后,才升段为经书,真是愈来愈走运了。走运虽然走运,但却成了中国图书分类胡来的一个样板,中国人在思考上一塌糊涂;由此暴露无遗。

    源远流长的大功德

    ■一月二十五日的《中央副刊》上,有一封俞大维口述的《给女作家陈荔荔的一封信》。其中说:〃我因年老眼花,幸有长子扬和寄来带有灯光的放大镜,强能看书。我发现读了几十年的书,却往往有许多地方未能看懂。真是可笑又可悲!

    人愈老愈有奇想,年轻时看书看不懂,我认为脑筋有毛病。现在看书看不懂,我认为书有毛病。陈寅恪先生一九一二年第一次由欧洲回国,往见他父亲(散原老人)的老友夏曾佑先生。曾佑先生对他说:你是我老友之子。我很高兴你懂得很多种文字,有很多书可看。我只能看中国书,但可惜都看完了,现已无书可看了。寅恪告别出来,心想此老真是荒唐。中国书籍浩如烟海,哪能都看完了。寅恪七十岁左右,我又见到他。他说:现在我老了,也与夏先生同感。中国书虽多,不过基本几十种而已,其他不过翻来覆去,东抄西抄。我很懊悔当时没有问他到底是那几十种书。〃对俞大维这些话,你有何看法?

    □我觉得夏曾佑的感慨是很有见地的,难怪陈寅恪后来和他同感。他们两位,都是博极古书的人,最后竟有这种高明的觉悟,是很可注意的。苏雪林《文坛话九》中记闻一多,也有类似的情况。苏雪林说:〃别人钻故纸堆,愈钻愈着迷,终于陷溺其中不能自拔,便要主张中国文化是世界第一。闻一多早年时代何尝没有这种冬烘臭味?可是,现在的他却是奇怪,竟与从前的自己走着完全相反的道路。三十三年五四前夕,联大一部分学生举行了一个历史晚会,张奚若、吴晗、雷海宗均有演说。闻氏曾说:刚才张先生说辛亥革命是形式上的革命,五四是思想革命,正中下怀。中国这些旧东西我钻了十几年了,一个一个字都弄透了,愈弄就愈觉得〃要不得〃,现在我要和你们〃里应外合〃地把它打倒。他又在某一次对友人说:

    人家见我终日读书,以为我是蠹虫,却不知我是杀蠹的芸香,你想不到我比任何人还恨那故纸堆,正因恨它,更不能不弄个明白。〃夏曾佑、陈寅恪、闻一多的觉悟,都是真正深知〃中华文化〃后的觉悟。陈寅恪说:〃中国书虽多,不过基本几十种而已,其他不过翻来覆去,东抄西抄。〃俞大维〃懊悔〃当时没问陈寅恪〃到底是那几十种书〃。我想,我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的问世,已代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由于我的精挑细选,我的确已〃把中国的东西整理出一个定品〃,我化朽腐为神奇,终于给中国人提供了一点披沙拣金的好处,〃集〃旧中国〃天下之书为一书〃,这真是源远流长的大功德了!

    一九八四年一月三十日下午



 《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序

    谈中国名著,得先谈中国书;谈中国书,得先谈中国的文字历史。

    中国历史从地下挖出的〃北京人〃起算,已远在五十万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山顶洞人〃起算,已远在两万五千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彩陶文化起算,已远在四千五百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黑陶文化起算,已远在三千五百年以前。这时候,已经跟地下挖出的商朝文化接龙,史实开始明确;从纪元前八〃四一年(周朝共和元年)起,中国人有了每一年都查得出来的纪录,从纪元前七二二年(周平王四十九年)起,中国人有了每一月都查得出来的纪录。中国人有排排坐的文字历史,已长达两千八百多年。

    从何处说起

    在长达两千一百多年的时候,一位殉道者文天祥,被带到抓殉道者的元朝博罗丞相前,他告诉博罗:〃自古有兴有废,帝王将相,挨杀的多了,请你早点杀我算了。〃博罗说:〃你说有兴有废,请问从盘古开天辟地到今天,有几帝几王?我弄不清楚,你给我说说看。〃文天祥说:〃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

    三百多年过去了,十七史变成了二十一史,一位不同黑暗统治者合作的大思想家黄宗轰回忆说:〃我十九、二十岁的时候看二十一史,每天清早看一本,看了两年。可是我很笨,常常一篇还没看完,已经搞不清那些人名了。〃一部二十一史,从何处说起?

    三百多年又过去了,二十一史变成了二十五史。书更多了,人更忙了,历史更长了。一部二十五史,从何处说起?

    何况,中国历史又不只二十五史。二十五史只是史部书中的正史。正史以外,还有其他十四类历史书。最有名的《资治通鉴》,就是一个例子。司马光写《资治通鉴》,除了正史以外,参考了三百二十二种其他的历史书,写成两百九十四卷,前后花了十九年。大功告成以后,他回忆,只有他一个朋友王胜之看了一遍,别的人看了一页,就爱困了。

    一部中国史,从何处说起?

    古书有多少呢?

    何况,中国书又不只历史书,历史书只是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中的一部分,清朝的史学家主张〃六经皆史〃,这下子经书又变成了历史书。其实凡书皆史才对,中国人面对的,已不是历史书的问题,而是古书的问题。

    古书有多少呢?

    古书多得吓人。

    古书不只什么《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它们只不过占两种:古书不只什么《四书》、《五经》.它们只不过占九种;古书不只什么二十五史,它们只不过占二十五种。古书远超过这些,超过十倍一百倍一千倍,也超过两千倍,而是三千倍,古书有-十万种!

    吓人吧?

    这还是客气的。本来有二十五万三千种呢!幸亏历代战乱,把五分之三的古书给弄丢了,只剩下十万种了,不然的话,更给中国人好看!

    又何况,还不止于古书呢!还有古物和古迹,有书本以外的大量残碑断简、大量手泽宗卷、大量玉器石鼓、大量故垒孤坟,和陆续不断的大量考古出土。……要面对起来,更难上加难了。

    又何况,一个人想一辈子献身从事这种〃白首穷经〃的工作,也不见得有好成绩。多少学究花一辈子时间去在古书里打滚,写出来的,不过是〃断烂朝报〃;了解的,不过是〃瞎子摸路〃

    你不配做中国人

    于是,中国人的办法便是:口口声声说复兴中华文化,但事实上,他们却对古书敬而远之,思念起来,未免惭愧。

    说你不配做中国人,你一定从心里不服气;但研究一下配做中国人的条件,你一定从心里惭愧。

    做中国人,总不能不着中国书吧?你看了多少中国书呢?

    《四书》、《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一数之下,不过几种而已,这就叫惭愧。

    面对十万种的古书,面对这一庞大遗产,中国的子孙们到底该怎么办?不看吗?说不过去;看吗?从何看起?又多么难看?这的确是一个令人痛苦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令人痛苦的问题,有心人便出来,想法子做种种选本,来喂中国人。可叹的是,这些选本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最主要的,是大家太注重以〃文章〃为检定标准了,太注重〃文章〃挂帅,并且这种〃文章〃,又大局限在僵化的模式里头了。

    好坏标准

    以中国〃文章〃的大家而论,中国人评判〃文章〃,缺乏一种像样的标准。行家论〃唐宋八大家〃,说韩愈文章〃如崇山大海〃、柳宗元文章〃如幽岩怪壑〃、欧阳修文章〃如秋山平远〃、苏缄文章〃如长江大河〃、王安石文章〃如断岸千尺〃、曾巩文章〃如波泽春涨〃,……说得玄之又玄,除了使我们知道水到处流。山一大堆以外,实在摸不清文章好在哪里?好的标准是什么?

    又如林纾说他的文章是〃史(记)汉(书)之遗〃;章炳麟却大骂林纾吹牛,说林纾的文章,乃从唐人传奇剽窃衍演而来。章炳麟又说:〃当世之文,唯王阎运为能尽雅,马通伯为能尽俗。〃其实一切摊开,有何史汉传奇雅俗之分?文章只有好坏问题,并无史汉传奇雅俗问题。文章的好坏标准,根本不在这里。

    做为新时代的中国人,我们评判文章,实在该用一种新的标准,我们必须放弃什么山水标准、什么雅俗标准、什么气骨标准、什么文白标准。我们看文章,要问的只是两个问题:一。要表达什么?二、表达得好不好?有了这种新的标准,一切错打的笔墨官司,都可以去它的蛋;一切不敢说它不好的所谓名家之作,都可以叫它狗屁。

    从对对子到古文

    古往今来,中国的〃文章〃特多,可是好文章不多的原因。就在没能将这二合一的问题摆平。中国人一淡写文章排名。韩愈就是老大,他是〃唐宋八大家〃的头牌,又是〃文起八代(魏晋六朝)之衰〃的大将,承前启后,代表性特强,可是你去读读他的全集看,你会发现读不下去。你用上面两个问题一套:

    一、他要表达什么?答案是:他思路不清,头脑很混,他主张〃非圣人之志,不敢存〃,但什么是圣人之志?他自己也不知道;二、他表达得好不好?答案是:他好用古文奇字,做气势奔放状,文言文在他手下,变成了抽象名词排列组合,用一大堆废话,来说三句话就可说清楚的小意思,表达得实在不好。

    虽然这样,韩愈却还算是进步分子呢?中国文章自魏晋以后,就有话不好好说,一定要配成了对儿才说话,一作起文来,就是〃四六体〃。〃四六体〃是四句六句对偶而成的骄体文,是纯粹的中国字一字一形一音一义的大排队。中国人这时候,一写文章就要对对子,写满篇文章就是写满篇春联,满篇堆砌、矫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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