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衡-第1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社会问题。于是以研究城市问题著名的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应运而生。
在帕克的城市研究中，有一个有名的概念，就是“社会距离”。这个概念不是帕克自己发明的，而是从他的德国老师齐美尔那里借用来的。在帕克看来，所谓“社会距离”，就是各个社会集团或不同个人之间的亲近程度。因此，可以说，社会距离实际上是指社会关系的密切程度。在当时的芝加哥，这特别是指不同种族之间的亲近程度。
近些年来，国内的一些学者也力图用“社会距离”的概念来研究中国城市中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所谓外来人口与城市本地人之间的关系。但中国城市中的情形是在一种特殊的制度背景下形成的，问题的内涵与19世纪的芝加哥又不完全相同。
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中国逐步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构建了一个城乡隔绝的二元结构社会。这个二元社会结构以二元户籍制度为核心，同时也包括一系列的其他制度安排，有较真儿的专家列举了14种这样的制度，包括二元就业制度、二元福利保障制度、二元教育制度、二元主副食品配给制度、二元公共事业投入制度等。其结果就是，城市人和农村人，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身份形成了。这两种社会身份的隔绝有多深？只要注意一下当时（乃至现在）存在的城乡之间事实上的不通婚，我们就可以领会其中的含义了。
不过，在改革前的时代，两个世界的人们隔着制度相望，地理距离与社会距离的叠加缓和了这种紧张的压迫感。而在今天，当大量的农村居民利用渐渐软化的户籍制度的缝隙涌入城市的时候，昔日互相隔绝的两个世界被压缩到了同一个空间之中。这里所说的同一个空间，可能是一个笼统意义上的城市、区域，也可能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住宅楼、公共汽车或一个什么其他的场所。
当吸引力巨大的城市将残存的僵硬体制吞噬进来的时候，也就在它自己的内部复制了一种二元的结构。这样，一个共同的城市生活着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群。这两个人群对于政府来说，意味着“我们”和“他们”。
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这两个世界之间架设一座桥梁。因为只有架设起这座桥梁，那个寄居在城市但又被这个城市所排斥的世界才能融合和同化进来，人们所说的城市化也才能真正实现。
然而，这个问题实际上比人们想象的更为复杂。
在最近的几年中，媒体上充满了废除二元的户籍制度，给农民以国民平等待遇的呼声。
无论是从社会道义的角度还是从促进城市化的理性考虑来说，这个要求都是天经地义的。但问题是，即使是打破了户籍制度的壁垒，来自农村的“外来人口”就可以融入这个城市吗？问题的实质在于，在二元制度结构的背景之下，一种二元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而在这个二元的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的价格是截然不同的。而且仔细观察一下，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无论地区之间的差异有多大，也无论城市是大是小，在那个由“外来人口”构成的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的价格几乎是全国统一的——500元上下。甚至在不同的工种之间，也没有太大的差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在像北京这样的城市中，大体相当于七八个人在中等的餐馆吃一顿饭，相当于城郊一居室楼房半个月的租金，相当于一身比较廉价的西服的价格。
仅此而言，“外地人”融入城市社会，谈何容易？
因此，更确切地说，要融合这两个世界，需要做的还不是在两个世界之间架设一座桥梁——因为这桥梁也许根本就不存在，而是要铺设连接这两个世界的阶梯。阶梯是渐进而连续的。
然而，在这个连续性的阶梯中，有那么几级台阶，却似乎恰恰要在我们的城市建设中被打掉。
无疑我们现在正处在一场历史性变革的关节点上，这就是从一个以农村为主的社会向一个以城市为主的社会的转变（在人口的意义上）。现在我们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大约为37％。而按照目前的规划，在今后的若干年中，每年大约有1000万以上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中来，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这也就意味着，再过十几年，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将超过50％。对于一个几千年的农业大国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变迁。
但农村人口如何进入城市而且融入城市，从而成为城市真正的居民？从上面所分析的情况看，我们很难想象他们一开始就住进两居室、三居室的楼房。对于他们来说，真正现实的落脚点是城郊结合部的棚户区。但正如我们在每一个有点规模的城市都可以看到的，在摊大饼的城市发展模式中，这些棚户区正在成为拆迁改造的对象。
一位经济学家说过一段很好的话：棚户区对于城市来说是成本最小的城市化途径，对于进入城市的“外来人”来说，是学习城市生活方式、行为和价值观念的很好场所。而从更现实的意义上说，是他们几乎唯一的落脚之地。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城市日益变得美伦美奂的同时，外地人的落脚之地却在消失，那几级可以将他们与城市连接起来的阶梯正在坍塌。当我收到编辑约稿信的时候，正值纪念美国著名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发表《我有一个梦》演讲40周年。因此，在写这篇断想式的文章的时候，耳边仿佛响起他那可以作为人类永恒理想的声音：
我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州的红色山冈上，昔日奴隶的儿子能够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同席而坐，亲如手足。 我梦想有一天，甚至连密西西比州——一个非正义和压迫的热浪逼人的荒漠之州，也会改造成为自由和公正的青青绿洲。 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小女儿将生活在一个不是以皮肤的颜色，而是以品格的优劣作为评判标准的国家里。 我今天怀有一个梦。 我梦想有一天，亚拉巴马州会有所改变——尽管该州州长现在仍滔滔不绝地说什么要对联邦法令提出异议和拒绝执行——在那里，黑人儿童能够和白人儿童兄弟姐妹般地携手并行。
社会结构与利益博弈资源的集中与强势精英群体（1）
由于政治权力的作用，由于社会结构高度不分化背景下的资本的高度不分化，总体性资本聚积的速度是相当之快的。有的从几万元起家到形成十几亿元的资产规模，往往只需要几年的时间。如果对照一下个体户发展的过程，就更可以看出总体性精英扩张的迅速。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城市中出现了大批的个体户。他们大多从事商业和服务业。但将近20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些个体户大多仍在从事原来的行业，而经营规模的扩大也极为有限。这可以称之为一种“长不大的个体户”现象。事实上，由于总体性精英过多地垄断了社会资源，因而，它侵犯了社会众多阶层的利益。中产阶级之所以难以形成，部分原因在于，原本应被社会中产阶级占有的资源，现在被总体资本垄断去了。
许多人将中间阶层的形成作为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预期。近些年来，无论是私营企业主的出现，还是“白领阶层”的扩大，都似乎在体现这样的趋势。然而，另外的一种可能也是存在的，即像南美社会那样成为两极分化社会。总体性精英阶层的存在就是这种两极社会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而总体性精英集团的形成及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又会进一步加剧这个趋势的发展。就目前的趋势而言，维持这个社会群体的规模和边界，形成相应的封闭性，是这个阶层重要的目标。而在拥有总体性资本的富裕阶层继续暴富的同时，不仅农村，而且部分城市人口将被抛进贫苦人口之中。
精英的联盟。在80年代，当体制外精英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曾经使得体制内精英感到极不适应。怀疑和恐惧构成了双方关系的基本内容。当时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生，事实上与这种怀疑和恐惧是有直接关系的。怀疑和恐惧减少了对话和沟通的可能。但到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双方关系已经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复杂的联盟与冲突的模式。在此背景下，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的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如下几个因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一，80年代末开始形成的“稳定话语〃，形成了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联盟的基础。80年代末的事件使双方共同认识到，“不稳定〃既不利于统治和权力，也不利于商业活动。因此，保持稳定是双方共同的利益所在。第二，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80年代末事件的基本背景之下，中央政府一度采取压制私营、民营和乡镇企业发展的政策。但在地方利益的驱动下，一些中层政府官员立场鲜明地站在了后者一边，于是有“几不变〃政策的出台。由此，在地方和基层的层面上，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此后，在“下海〃过程中，一些官员或有极强官方背景的人变为商人，促进了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亲和性。第三，新保守主义的形成，则标志着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这个联盟的加入。
知识技术阶层与统治集团的联盟。在上述精英的联盟中，90年代以来，比较突出的是出现了知识技术阶层与统治集团联盟的趋势。在任何社会中，知识技术阶层与统治集团的联盟都是社会常规运作的基本前提。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知识分子中的“新保守主义〃思潮。1994年以后，在中青年知识分子中，流行着一种以主张民族主义、对抗西方文化为特征的〃新保守主义〃思潮。之所以称之为“新保守主义〃是因为：第一，流行这种思潮的主体是中青年人，而不是像旧保守主义那样主体是老年人；第二，适应这一思潮的人，很多都在西方国家留过学，了解发达国家的情况，而不是像旧保守主义那样，很多人不了解外面的情况；第三，流行这一思潮的人，在主张民族主义的同时，也积极地倡导改革开放，而不是像旧保守主义那样往往对抗改革开放。当然，在此也应注意有一部分做基础研究的知识分子是难以进入市场的。在市场经济国家中，这部分人的利益是通过国家再分配给予补偿的。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制度还很不健全。因此，在没有得到再分配补偿的情况下，被市场抛弃的知识分子也出现了走向平民主义的趋向。
精英的影响力与国家（政府）自主性。国家自主性的降低是90年代以来令人瞩目的趋势之一。国家自主性是相对于社会而言的。国家是一种公共管理的机构。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是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是整个社会中不同利益的协调者。这就要求国家在面对社会中的各种利益和不同利益群体的时候，要具有相当的超越性。所谓国家的自主性就是表现在这种超越性上。同时，国家机构以强制性的权力掌握和支配着社会中的许多资源，是社会政策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者。这就要求我们的国家机构，在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时候，要尽可能地不受社会中那些有力量的强势社会集团的影响和左右。
近些年来，我们的国家自主性在明显下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在整个公共政策的制定上，明显地向富人倾斜，而不是向穷人倾斜。有人攻击我们说，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右的政府。意思是，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上，我们是站在资本一边，而不是站在普通老百姓一边的。这样的说法尽管很极端，但我们不能由此忽视我们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我们现在面临的两大主题，就是发展与公平。当然，从更宽泛的意义上可以说，公平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部分。我们这里所说的主要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我国历史上是一个经济上相当落后的国家，现在经济发展的水平也不是很高，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几乎把绝大部分的注意力和精力都放在经济发展上，这是必然的，也是迫不得已的。我们的经济政策只能以提高经济生活的效率，促进经济的增长为基本出发点。如我们对私营经济的优惠政策，对促进中产阶级发展的政策，只能坚持而不能放弃。这是我们与“左派〃们的区别。
社会结构与利益博弈资源的集中与强势精英群体（2）
但问题是，我们还缺乏有效的社会政策来创造社会公平。这些年来，对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对社会中的贫困人口，我们确实是有所忽视，照顾不够。所以老百姓对我们有意见。这里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在资源的分配上用于社会政策的资源太少，社会政策的力度太弱，无法形成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平衡，无法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的平衡。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考虑得比较简单。事实上也是，在8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改革与发展，基本是以做大蛋糕的方式进行的。在那个时候，确实存在着这样的一种现象：经济发展了，社会的状况就跟着改善了，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就跟着受益了。但近些年来，情况发生了令人警醒的变化。在最近的几年中，我们可以发现，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越来越分离了。特别是在2000年，这是我们的经济明显复苏的一年，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8％。但我们可以看一下，社会状况却没有跟着同时改善。失业的状况没有改善，贫富悬殊的状况没有改善，许多社会问题也没有发生好转。因此，我们现在必须对社会政策的问题给予足够的关注，特别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和要求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
社会中的强势群体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公共政策制定开始受这个因素的影响。这里所说的强势群体既包括民间的经济力量，也包括一些重要的垄断部门。近些年来，民间的经济力量已经有了可观的积聚。这是一个好事情。但必须同时看到，这些力量对国家机构制定政策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这种影响是通过许多不同的形式进行的，而这些形式在基层和在上层又有所不同。在基层，主要是通过“关系〃和腐败的形式进行的。一个地区怎样规划，怎样发展？哪些项目要上，哪些项目不要上？这些事情现在已经越来越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而在上层，这个问题就更复杂。在我们的人大和政协部门，来自民间经济和政府垄断部门的力量相对比较大，而来自社会弱势群体的力量比较小。因此，我们在决策甚至立法的过程中，就较多地听到来自这些社会力量的声音，而较少听到来自社会弱势群体的声音。再比如，因为这些社会力量有经济实力，可以通过对舆论工具和学术活动提供支持和赞助的方式让传媒和学者为他们的利益说话。在90年代中前期的时候，出现了经济过热，不得已实行经济紧缩的方针。在这个时候，大量的房地产也被套住了。于是我们看到，一些地方召开了一系列的经济发展研讨会，这些会的主题就是主张放松银根。面对当时那样的经济过热，一些经济学家在那里大声疾呼，现在的经济并不是过热了，政府应当实行宽松的财政和金融政策，等等。如果你了解一些情况，马上就会发现，其中许多会议都有房地产商的赞助或参与。这个事情可以看作是民间经济力量试图影响中央决策的一个迹象。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