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老子思想批判-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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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帝经·经法·道法》。
第二，客观自然规律，是一种客观事物发生、发展、变化，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利害为转移的必然趋势，它是与事物本质紧密相联在一起的因果性自然法则。是无论任何个人、群体、阶层都不可抗拒的，必须遵从的。所以，轩辕黄帝“以道立法”的法哲学理论，就从法学原理这个根本上，科学地阐明了法律的科学性、进步性、公正性、公平性、以及其神圣不可侵犯性。自然规律人人必须遵守，在依唯物辨证哲学所阐明的客观自然规律而行制定的国家法律面前，就不存在任何特殊阶层和特殊公民，可以例外地不遵守法律。这就是黄帝所说的执法者立法而不敢废，执法而不敢犯，而能自律、自绳的深刻道理之所在。
第三，黄帝关于“道生法”的法哲学理论，从理论上，从根本上，就对执法者提出了必须守法的严格要求。因为执法者的玩弄法律，亵渎法律，就是动摇治国的根基，它比普通公民犯法的危害性更大，因而对于执法犯法者的惩处也就要更加严厉。黄帝对于狂妄自大、不遵循自然之道、不守法度、执法而玩弄法律者，谓之以 “雄节”，说：“凡人好用雄节，是谓妨生：大人则毁，小人则亡；以守不宁，以做事不成；以求不得，以战不克；厥身不寿，子孙不殖。是谓凶节，是谓散德。”①何者？自然规律使其然也。
老子是坚决反对法治而主张愚民的“术治”的。因此，他就提出了“无为而治”的一整套“理论”，这就是我们业已分析过的“绝学”、“绝圣”、“绝仁”、“弃智”、“弃义”、“不尚贤”、反对礼义教化，说“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②若是按照老子的意见，我们现在对于讲文明、讲礼貌的提倡，就是乱国、乱世的口号了？我们对于社会教育的重视、投资等一系列政策、法规、以及孜孜不倦的努力，就都是反道德之举了？因为，这些都没有一点与老子的“理论”相合！
有学者认为，老庄哲学是反对孔子的儒学的，我以为这话说对了一半，要说庄子哲学是反孔子的儒学是没错的。而说老子之书是反孔的，就是一种牵强。因为，现在的很多历史资料都证明老子比孔子岁数大许多，而孔子的学说则是其学生依据其教学中的言论整理而成。如此，《论语》的成书传世就又必然要晚一些年代。因而，老子生年能否看到过《论语》之类书籍也都是一个问题。更何况，以老子之傲，就算老子死前已有《论语》出现，老子怕是也未必对其进行研究，而后专门写出五千言以攻孔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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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帝经·十六经·雌雄节》。
② 《老子·第三十八章》。
老子的五千言，事实上是抄袭《黄帝经·道原经》所阐述的道学原理，为全面反对《黄帝经》所提出的治国理论而行撰写的。其言正如我们在一系列的对比当中所知道的那样，每一种主张都具有很强的针锋相对性质。其神道设教，宣扬无为的核心，就是反对以道立法而进行法治。在反对情绪的激烈状态下，甚至还有直接质问性的语言出现。此再举几个具体例子如下：
黄帝治国明确强调明民、爱民，并多次说：“吾畏天、爱地、亲民，立有命，执虚信。吾爱民而民不亡，吾爱地面地不旷……”①
老子很有针对性地提出“愚民”而治的理论，并且质问道：“爱民治国，能无知〔智〕乎？”②
黄帝治国提出尚贤重士、贱财贵智思想，言：“王天下者，轻悬国而重士，故国重而身安。贱财而贵有智，故功得而财生。贱身而贵有道，故身贵而令行。”③
老子就质问道：“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④又言，“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何〕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何〕托天下？”⑤
《黄帝经·十六经》中有《前道》一篇，主要是谈如何运用哲学所阐明的客观规律治国，以达到大有作为的。其论有“治国故有前道，上知天时，下知地利，中知人事，善阴阳之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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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帝经·十六经·立命》。
② 《老子·第十章》。
③ 《黄帝经·经法·六分》。
④ 《老子·第二十六章》。
⑤ 《老子·第十三章》。
主张愚民而治、大谈“无为”的老子，亦对此进行攻讦，说“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①
所以，我的认识是：老子之著《道德经》，旨在反对黄帝的治国思想理论，而为夏、商、直至西周以来业已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奴隶制君主独裁统治，精心制造统治理论的。
在哲学理论上，《易》经、《黄帝经》、《论语》属于中国古典哲学一派，其源头就是伏牺之道；《老子》是为另一学术派别，它是以取中国古典哲学名词、术语以及部分哲理，神而化之，宣扬愚民观点的。它事实上是《洪范》思想的哲理化产物，其主旨是以反对五帝时期形成的以《黄帝经》为代表的以道立法、制定社会道德规范明民而治。唯其如此，就大反特反仁、义、礼、智、教化，反对明民，反对以法治国，竭力鼓吹愚民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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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老子·第三十八章》。
第十二节 对待战争的理论差异
自从私有制度的历史性产生，从而导致了战争这种破坏生产、生活安定，以杀人为手段的“怪物”出现之后，战争与和平也就成了人类社会中的首要大事，也是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们不断研究与讨论的重大话题。更是任何一位政治家谈论如何治理国家，必须首先面对和解决的重要理论组成部分。在这方面，黄帝与老子的理论，也同样是存在着很大差异的。到底是哪一种理论正确，哪一种理论错误，我们只要将进行一点对比，也就会清楚了。因为俗话说得好，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有比较，才有鉴别。经过鉴别，就能判断其优劣。
黄帝极其反对战争，对战争论之很少。且有这样三个明显特点：
第一，谈富民强国，强调要“强兵”。
在黄帝的治国思想中，明确地主张富民强国，必须走强兵道路。强调只有民富才能国富，只有国富才能强兵，只有民富、国富、兵强，才能算是国强。才能做到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使国家立于安定而不败之地。其言如“万民和辑而乐为主上用，地广、人众、兵强，天下无敌。”①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即使是处于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之下，也要树立敢打必胜的坚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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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帝经·经法·六分》。
念。这就要注重分析形势，掌握和利用好自然规律于战争，“因天之杀也以伐死”①，并“守弱节而坚之，胥雄节之穷而困之”②，促使战争形势、军力对比，都向着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方向转变，然后抓住有利时机，奋力战而胜之。
第二，反对称霸与好战。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黄帝明确反对以强凌弱，穷兵黩武，肆意侵略别国土地的称霸行径。尤其反对治国者“好凶器”，“纵心欲”，“伐无罪”，“杀服民”，“戮降人”。并将“好凶器”、“纵心欲”、“行逆德”列为治国之中的“三凶”。说：“一国而备‘三凶’者，祸反自及也”③。
第三，谈战术言论极少。
我们知道，在中华文明历史上，轩辕黄帝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更是一位具有非凡才能和丰富战争经验的军事家。他在与蚩尤的涿鹿之战中，以静制动，妙用天时、地利、人和，巧摆战场，密布伏兵，包一层天机、人谋、地利的神鬼莫测之术，开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转危为安的战例之先河，迄今仍令我国现代军事专家所折服。所以，黄帝并非无战术绝招可言的人。但是，他在除了论及治国之中谈到一点战略思想、以及反对战争的观点外，既不专门谈军事，又绝口不言战术。这实际上就是视战争为“凶器”，恐遗战术理论于后世，被那种“好凶器”、“纵心欲”、“行逆德”者掌握，而危害人类社会的忧虑有关。所以，对于黄帝的军事思想，也只能凭现有史料，作一个粗略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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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帝经·经法·君正》。
② 《黄帝经·十六经·顺道》。
③ 《黄帝经·经法·亡论》。
以道治军观点：
治军非比用兵。治军是加强军队建设，其道理同于治国之道。黄帝的以道治军观点，是建立在以民为本，以道治国的基础上的。故其治军观点是：顺应民心，施以德政，使民获利，选贤任能，连什为伍，严明号令，用刑政以正不肖与违令犯禁者。以及教军以道，审时度势，明白知己知彼之理，懂得“以有余守，不可拔也。以不足攻，反自伐也。天有死生之时，国有死生之政。因天之生也以养生，谓之文；因天之杀也以伐死，谓之武。文武并行，则天下从矣”①等基本道理。
杀伐多祸观点：
黄帝认为，治国必须富国而强兵。强兵的最根本目的，绝非兴杀伐，行掠夺，图霸业，穷兵黩武。而是为了保证国家的安全，绝对不受强国之侵犯。假如因国富兵强而恃强凌弱，大兴杀伐，就是逆道之行，就是违背天道而积人怨，祸反而及己，谓之“自伐”。故言杀伐多祸。黄帝这样说：“用国而恃其强者，弱。兴兵失理，所伐不当，天降二殃：逆节不成，是谓得（‘得’似应为‘失’字）天；逆节果成，天将不盈其命，而重其刑。”②“所伐当罪，其祸五之；所伐不当，其祸什之。”③
当机立断的观点：
战争是交战双方的事，并不是你不想要战争，战争就不会发生。有时候，敌对的一方，就是要把战火烧到你的身边，将战争强加在你的头上，你想避也避不开。在这方面，黄帝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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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帝经·经法·君正》。
②、③ 《黄帝经·经法·亡论》。
点是，要想避免战争，只有强兵不懈，震慑敌人，遏阻战争的发生。若是做不到这一点，也要先礼而后兵，先雌而后雄。战争中要抓住有利战机，当机立断，坚决消灭对方，以战而去战。其论曰：“兵不刑天，兵不可动；兵不伐地，兵不可措；刑法不入，兵不可成。参之天地，正之雌雄，圣人则之，天地形之，圣人因而成之。圣人之功，时为之庸。因时秉天地，必有成功。圣人不达刑，不襦专，因天时，与之皆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①
以强示弱观点：
战争，不仅是交战双方政治、经济、军力、科技等方面实力的综合性较量，更是交战双方军队素质的较量，是双方指挥者勇与智的较量。战争与治国正好相反，治国用正道，战争用奇道；治国用明道，战争用诡道。所以，它要求指挥者，尽一切方法、手段，详细、全面、及时地了解对方的情况，而又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将自己一方的情况严密封锁，不使敌方知道。并要极其巧妙地利用敌方指挥者的心理、性格、弱点，欺骗对方，诱使对方做出错误的判断，造成其指挥上的失误。黄帝对此的说法举例为“战示不敢，能示不能”②；“实者示以虚，不足者示以有余”③。虚虚实实，因时、因事、因人、因情，变通而用，一切以诱使对方上当为准则，以战而胜之为最终之目的。
敢与不敢的辨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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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帝经·十六经·兵容》。
② 《黄帝经·十六经·顺道》。
③ 《黄帝经·经法·论》。
敢与不敢，不是僵死不变的，而是一个辨证应用、同时交互作用的观点。黄帝认为，当战争强加在自己头上的时候，在强敌面前，在战略上一定要树立敢打必胜、一决雌雄的信念。其在谈及战蚩尤之前的思想时这样说：“夫作争者凶，不争者也无成功。”“于是，出其将士，奋之戎兵，身提鼓鞄，以御之（蚩）尤。”①然在战前的一切军事部署方面，则是慎之又慎，而“立于不敢，行于不能”，绝没有半点轻敌思想。而是做最周密的军事部署，绝不给蚩尤留半点可乘之机。这，又是敢中之“不敢”。在整个战争的过程之中 ，则又是敢与不敢的交互为用：既教兵以一当十，敢战敢拚，有以弱胜强的决心，又在每一战争发展环节上，都“慎案其象，不擅断疑”，“守弱节而坚之，胥雄节之穷而困之”……黄帝认为，善用敢与不敢而为战，“其民劳而不怠，饥不饴，死不怨……战胜于外，福生于内，用力甚少，名声彰明，顺之至也。”②
对不同性质战争的后果分析：
黄帝以其时社会上所存在的不同性质之战，以及可能发生的性质转变及后果，进行分析，而将战争性质列为三种：为利，为义，行忿。认为：为利者，事实上得不到多大利益，甚至因此而受害；为义者，往往不容易把握分寸，因此而导致不断地扩张与兼并，最后所造成的是众之所死，和发动战争者的危亡；至于行忿者，不仅不合道义，还极其容易由此而丧失理智，因忿而自不量力，结果是自取灭亡。
对于这个问题，黄帝是这么说：“诸库藏兵之国，皆有兵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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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帝经·十六经·政》。
② 《黄帝经·十六经·顺道》。
世兵道三：有为利者，有为义者，有行忿者。所谓为利者，见（其国）民饥已极，国家不暇，上下不当，举兵而伐之。虽无大害，亦无大利焉；所谓为义者，伐乱禁暴，起贤废不肖。”①对此，若“诛禁当罪，而不私其利，能令行天下，而莫敢不听。自此以下，兵战力争，（则）危亡无日，而莫知其所从来。”②因为，此时之所谓“义者，众之所死也。是故，以一国攻天下，万乘之主兼并，稀不自此始，鲜能终之。非心之（不）恒也，穷而反矣；所谓行忿者，心虽忿，不能徒怒，怒必有为也。成功无以求也。即始兼并矣，非道也。”③ 故，“天下有三死：忿不量力，死；嗜欲无穷，死；寡不避众，死。”④
而老子因为强调治国的“无为”，则是不区分战争性质，不讲正义与非正义，对战争一概而论，采取坚决的反对态度，这就是一种是非不清的荒唐“理论”了。因为，在哲学理论上，首先要概念清晰，逻辑严密。倘若概念不清，逻辑混乱，就会因失之毫厘，而谬以千里！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老子这位所谓“哲学之父”是怎么说的：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