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老子思想批判-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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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末，面对全球性的道德危机出现，全球性的环境污染所导致的人类生存环境恶化，全球经济一体化竞争、交流、发展的大趋势，以及随之而来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与激荡，西方的许多哲学家们开始对中国传统哲学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兴趣。
尽管春秋以来的诸子之说，对中国古典哲学的完整性思想理论体系已经不知，而只是一种既不成其为哲学思想理论体系，又在论述之中并不一定都是完全正确的体现。中外学者对中国古典哲学的研究，亦都是依据这种不成哲学思想理论体系的资料。即使如此，他们就已经对此种哲学赞不绝口了。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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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帝经·经法·论》。
② 《黄帝经·经法·四度》。
俄国的斯焦平认为，在中国的宇宙论中，不论是“道家和儒家的原则”，都不同于西方哲学中将世界“二元地分为自然界和人的世界”，而是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视为完整的生命有机体，人只能在一定的界限内改造它。超出了这个界限就会导致系统的改变，向另一种状态转化，引起系统强烈的不可逆转的退化，众多的生物物种群落消失，人类灭亡。”“所以，在20世纪以来，当人类面临选择新的生存战略时，人们发现，很多在传统东方学说中深入研究过的思想，与产生于20世纪末技术文明深处的新的价值和世界观思想一致。”①
比利时的达米留引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和该大学博物馆东方艺术部负责人乔治·豪利（Georges Rowley）的话说：“作为宇宙原则的道的概念是‘中国绘画的基石’，它允许中国画家们关注一种贯穿于整个宇宙的力量观念，而非强调西方那种精神与物质、创造与被创造者、活跃与僵死、人与非人之间的二元论。”接着又评论道，“中国的哲学传统，……我们并未发现任何相同于西方的二元论形式。在这一哲学传统中，无论道家和儒家如何不同， 他们都共同寻求对立双方之间的一种动态融合。”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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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俄〕В·С·斯焦平：《今日俄罗斯哲学：现在的问题与对过去的评价》，安启念、蔡永宁译，载《哲学译丛》1999年第一期。
② 〔比〕J·达米留：《中国绘画的现象一瞥》佘碧平译，载《哲学译丛》1999年第一期。
“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和文化的著名学者李约瑟正确地指出，欧洲的科学革命把科学真理与道德彻底地分离开来，世界因此而变得更危险了，可是在东方的学说中这样的分离从未有过。”①
由于西方哲学与道德是相互分离的，且其所谓“道德” 是
一种典型的自我中心主义。从人与自然观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就必然会发展到其极致——个人与社会的个人中心主义。这当中，著名的西方哲学“大师”们自然是“功不可没”——这就给道德造成了危机。因为极端个人主义的“自由”“解放”，必然会冲击到人类社会的公德。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又普遍地忽视道德教育，这就使得问题更加严重。法国学者阿莫尼克，就谈到了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在法国所存的、占统治地位的“反人道主义”思潮流行造成的破坏性后果。他在分析了黑格尔的绝对主义、萨特的自我自由以及梅洛·庞蒂、胡塞尔、福柯、拉康、阿尔都塞、康德等许多哲学家的哲学理念后，说：“人的本性，对于道德的反思，尤其对于人权而言，是重要的基准点。不管我们接受与否，没有一种人权观念可以抛开某种人类本性的概念。”②换言之，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个人自由，而只能是同社会上其他人在相互沟通情况下的自由。
英国学者姚新中对中西哲学经过对比研究后，也说：“儒家的自我起源于与天性相同的人性，在与社会生活过程相同的道德修养或自我建构中成熟起来，最终是体现着天道的完美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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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俄〕В·С·斯焦平：《今日俄罗斯哲学：现在的问题与对过去的评价》，安启念、蔡永宁译，载《哲学译丛》1999年第一期。
② 〔法〕 T·M·阿莫尼克：《道德与后现代性——道德哲学专论》，载《哲学译丛》1999年第1~2期。
的实现。在把自我与人的本源、与人的群体、与人的完善的联系上，儒家学派不同于大多数西方学者对自我的理解，尤其不同于笛卡儿学派关于个体同一性的概念及经验主义的自我观。儒家学派中的自我本质上是一个连续建构的有机体：它不是一个以思维为本质的实体，而是人在物理上、心理上和道德上逐渐成熟的一个积极活动的过程；它不是独立于环境的孤立存在或环境的对立物，而是个人履行对家庭和社会群体的义务时所形成和再形成的一种关系；它不是一个一旦形成再也不变的静止状态，而是一个从过去到将来的连续生长过程。”在列举西方哲学研究最新发展后，他又说：“在当代西方哲学新的发展中和在强有力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中，我们听到了他们对东方儒家自我观的反响。”①
中国人虽然被姬昌、姬旦父子 欺骗了三千多年，由此而将《易》经认作占卜书。但是，自黄帝引中国古典哲学理论以治国，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形成奠定了基础，更在“播之于天下而不忘者，其唯道矣”②的决心和努力之下，形成了中国民众口耳相传的习惯性思想观点，还在一定程度上产生社会作用，人们办事也还是随口就要理论一下“天、时，地利，人和”的。
现在，为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性复兴，对于中国古典哲学理论的完全恢复与发扬光大，也将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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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英〕姚新中：《自我建构与同一性——儒家的自我与一些西方自我观念之比较》，原载 ASIAN PHILOPHY；VOL·6，NO·3，1996 焦国成、刘余莉译，载《哲学译丛》1999年第2期。
② 贾谊：《新书·修政语上》引录。
第四节 中国哲学在无文字时代的传承方法及原理
中国古典哲学产生于历史上尚无文字的时代，如此，没有文字这种传播与传承思想理论的载体，思想理论的传播与传承自然就成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因为，只靠人们的口耳相传，就很难保证这种思想理论体系的准确性、科学性、完整性。这个难题如果不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再好的思想理论也难以在社会历史上广为流传，因而，也就难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发挥哲学思想理论对于社会文明进步应当起到的积极推动作用。
然而，我们的先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以非凡的聪明才智，创造出了奇迹：他们成功地创造出了一套具有严密法则的图案性挂画，解决了以此种博大精深哲学理论在教学传承与历史性流传上的难题。
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实践中，认识到了一种科学思想理论的重要，就会更加注重对它的学习，将学习、传承此种思想理论作为自己生活中的大事。于是，在有了文字开始创造和使用之后的历史中，为了帮助记忆和正确理解这一套图案画所承载的思想理论，就在这一套图案画的各个图案中，分别注以挂画名称、挂画意义等方面的文字。这就是中国最早的以图案画为主、以文注释为辅的《易》经的出现。
文字对于图案画的注、解、阐、释，伴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教者、学者的一代代转手，其文字就会越来越杂乱。历史越是久远的“版本”其注释性的文字就越多。“《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①《连山》的注释性文字几乎是《归藏》的十九倍，就是这种历史情况的证明。对此，自然也就会有人进行整理，以达到保持其规范性、科学性、严谨性的历史传承与传播。这，就是神农氏历史时期形成《连山》、黄帝时期又整理出文字简洁本《归藏》的历史原因。
但是，自周代以来，由于《易》经被长期用于占卜，对于中国古典哲学的历史传承，由于产生了历史隔膜，人们便会由日久积习，再加上以简单化的主观唯心思想来研究历史问题，对于八卦卦画的起源也就作起了各种各样的猜想。由于猜想不是科学性的研究，因而也就难以符合历史实际，而不符合历史实际，历史性的谜题以也就难以揭开。如此，我们就不得不对《易》经中阴阳符号的产生、卦画的编制、象术的应用等原理、法则进行一点介绍。
（一）阴阳符号的创造
关于《易》经八卦中的阴阳符号，到底是怎么创造出来的问题，当代的专家、学者们，讨论得非常热闹：
甲，以屈万里、冯友兰先生，以及日本学者本田成之为代表的说法是：八卦符号的形成，是由商代占卜兆纹演变而来。占卜是用龟甲钻孔、烧烤，使之产生裂纹，以此纹络为“兆”示吉凶之依据。八卦也是“用作占卜的”，所以，八卦的图形肯定是对兆纹的一种摹仿。这种说法在学术界是很有一些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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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桓谭：《新论》，见《太平御览》卷第六百八引。
因而，它亦算是中外学者的一个“共识”；
乙，张政烺先生认为：古代占卜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龟甲和牛骨，先钻后烧，使其裂纹，用之以占吉凶；而另一种方法则是利用蓍草，照一定的方法左数右数，以奇数、偶数画出符号而行卜筮。八卦阴阳符号就是将卜筮与数学相结合而创造出来的；
丙，范文澜先生认为：八卦可能是由古代结绳纪事而引出来的中国文字之初型。还有人认为：中国人很早以前就善于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文化，八卦是由巴比伦进口的楔形文字加工改造而来。由是，“中国文化西来说”又多了一条“证据”；
丁，钱玄同、郭沫若先生认为：八卦中的阴阳符号是根据男根、女阴画出来的，是生殖器崇拜的孑遗。这种说法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于是，就有人大谈中国的什么“性文化”。有人还进而神论，儒家文化就是性文化。由于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占有主要地位，所以，就有人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其本质就是“性文化”……
这些猜测之所以不符合历史实际，没有说到点子上，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对《易》经本质的一个认识问题。因为，探讨八卦中阴阳符号是依据什么创造出来的问题，是不能脱离了《易》经的本质思想去猜谜的，更不能抛开《易》经的记载和公开的声明去研究，不然，就是错误的研究方法。如果依错误的认识和主观唯心的研究方法讨论历史问题，就会流于一种历史猜谜，依照由此而做出的结论去阐述中华文化，闹出不符合历史实际的笑话，也就是必然的了。
我们翻开《周易》，除去那些专谈卜筮的部分，所读到的文字处处都是论述阴阳对立统一规律的。我们再看长沙马王堆出土的《黄帝经》，发现其所有观点，不仅在总体上与《易》经的观点一致，而且有些方面比《周易》中说得更直接，更明白。而春秋早期政治家管仲的言论，则有不少地方直接引用黄帝语，且多与《黄帝经》相同或相近。就连吕望的《六韬》，也同样是如此。这种周初及其以前哲学思想理论上的一致性，就早已说明了老子不是中国哲学的所谓“创始人”，它也说明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理论起源极早。由此，我们也就不能不对《易》经卦画从哲学思想、文字源流、产生时代等多方面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以解开这样的历史之“谜”了。
阴阳异性相引、同性相斥规律，是中国古典哲学中最基本的理论，也可以说是其核心性的理论。这个最基本的理论，从太极图所画，阴阳符号所示，组成卦画原则，以及六十四卦卦画、卦名、卦辞、爻辞、象辞之中的阐述，都无一例外地将阴阳爻看作是事物阴阳既相比较而存在、表现为相异的对立性，又互为感应、互相吸引、互相交流、互相渗透、互为依存、互为己根、保持其阴阳相对的平衡性，是其客观存在着的明显规律。一言以蔽之，《易》经中的“阴”、“阳”，是唯其相反而能相成、唯其相异而能相同的一种哲学语言符号。假如，抽去了事物的这种“阴、阳”之论，后世所谓与“阴阳家”学相区分的“道家”学说，便成了一个毫无内容的空壳！这也说明后汉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对百家著作的分类，是不科学的。
以阴阳为术语，对事物普遍存在的同性相斥、异性相引诸规律进行表述，这是中华民族的先祖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进行了仔细的观察，认真的研究，冷静的思考，高度集中性的综合、概括，而提出的既形象、生动，又符合客观自然规律的科学理论，是一种从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研究总结出来的抽象化、理论化、科学化、系统化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对此，《周易·系辞》中是这么说的：“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一个保存下来的古代记载，是极其重要的。它十分肯定、准确地说明了中国古典哲学的产生，来源于古人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对天地万物发生、发展、变化规律的观察、研究和理论上的总结：
“观象于天”者，指的是中国古代对天文、气象的观察、研究、以及制定历法等方面的史事。天有日、月、星，日分昼夜，月有朔望，星转斗移，寒暖变化，看似变幻莫测，实则存在着规律，变化有序。古史中记载的黄帝之时设专人观察日、月、星辰，制历授时，教人依时耕种，是否定不了的历史事实。比约、竺可桢、李约瑟等中外科学家们的研究、计算证明，四象二十八宿天文观察体系，形成于公元前三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上，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研究进步程度的可靠历史证据。就连中国汉字中的“望”字，不仅在甲骨文中是一个形象生动的望月之形“ ”，就是到了现在，其字形变化也不是很大；
“观法于地”者，其研究和包涵的内容就更多，如山水坎泽，东西南北，寒暖旱涝，草木枯荣，以及物产与地理的复杂关系等等。现代考古研究证明，中国进入以农耕为主要社会经济生产的历史，距今已有一万多年之久。因为，张家口地区发现的泥河湾古陶片经过科学测定，为距今一万二千多年。在全国，一万年前后的古陶残片发现，已有多处地点。一个有如此长久农耕历史的民族，进行天文、地理、气象、物产等多方面科学研究，乃属历史之必然。一部《黄帝经》，处处都讲的是治国者要敬天、爱地、亲民的道理，强调“人之本在地，地之本在宜，……知地宜，顺时而树”等科学观点。
至于“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其语虽然含蓄，然也明白地说出了阴阳符号之创，取法于天、地、山、水、风、火、雷、泽的互为作用，和相反相成的道理。当代一些学者，依“近取诸身”之语，而言阴阳符号是取男根、女阴之象而创立，这是没有错误的。因为，《黄帝经》在这方面，说得比《周易》要更直接一些：“观天于上，视地于下，而稽之男女”①。
至于依此而去论证中国古代存在不存在“生殖器崇拜”的问题，甚至由此而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