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老子思想批判-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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⒋ 周初以八卦占卜之法并不普及
虽然，周文王早在商末就研究以古哲学经典《易》书之卦画进行卜筮。周初，其子姬旦又继其父为利用《易》经行占卜而对《易》书进行改造，并在《周礼》中作了法律性的规定。但是，从周初到春秋之际，还是有人沿用商代的老办法而以龟甲进行占卜，史书上又记载有周室官员宣传推广以《周易》进行卜筮的事例。这种客观存在着的历史情况就说明，以《易》卦为工具而行卜筮，是商代及其以前没有的事，是周文王和其子姬旦搞起来的。
⒌ 不能以《归藏》混入了周后占卜文字认定古《易》原为占卜书
清人马国翰辑《归藏》遗书而言曰：“武王枚占，穆王筮卦，盖周太卜掌其法者，推记占验之事附入篇中”，斯言良确。今观《归藏》所存爻辞，皆为四字韵语，抑扬顿挫，奇古可诵，它与周以后混入的占验之辞，语言风格不同，此亦可证古之《连山》、《归藏》原非作卜筮用书。
综上各方面的分析，我们就可做出这样一个结论：
历史上，所谓“文王演《易》”，就是用蓍草棍为工具，具体演算如何利用《易》经的六十四卦卦画进行卜筮的繁琐神秘之法。周文王，不是对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发展做出历史贡献的“圣人”，而是抵制、封杀中国古典哲学传播，推行神道设教，毒化民族思想精神的历史罪人！正是由他的所谓“演《易》”，不仅完全蒙蔽了《易》经哲学经典的真实面目，使其哲理不能够在中国传播并发扬光大，同时，也使得这种比用龟甲简易的占卜之法在民间长期流行，毒害中国人民三千余年。这种迷信活动的流行，对于社会发展进步的危害，是无法估量的。
（三）春秋以来中国哲学的历史性嬗变
中国古典哲学产生历史性的嬗变，始于春秋时期以来，而老子在这方面客观上起到了很坏的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周朝统治渐衰，各诸侯国为了称霸并最终取代周天子的统治，而纷纷变革图强，争夺人才，引起了献计献策式的“百家争鸣”，学者们纷纷以中国古典哲学观点为指导，而探讨变法革新之策，申述自己的主张，谋求获取政治地位，且又有孔子研究《易》经，阐述哲理，使中国古典哲学又出现过一个时期的相对恢复。
但是，由于中国古典哲学在历经劫难之后，在古典佚亡以及被篡改的情况下，毕竟未能达到正本清源，还中国古典哲学以本来面目的程度。
唯其如此，春秋战国时代的人们，在谈到一些中国古典哲学的名词术语之时，就已有含混不清、似是而非、乃至曲解的现象出现。如在言及“太极”或“太一”一词时，就存在着相当混乱的说法。列御寇说太极是“气”，并又造出了什么“太易”、“太初”、“太始”、“太素”等名词：“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① 至于五帝时代以阴阳相对、互感互动、互交互渗、互为己根之理而建立的“刑德相养”法哲学理论，学者们也不知其所以了。尉缭子说不清黄帝刑德之义的历史记载，就是很好的例子；而在老子的笔下，“不见其形，不闻其声，而序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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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列子·天瑞》。
成”的“道”①，变成了“物”：“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② 学哲学按客观自然规律办事，以推动社会变革的“用天”、“有为”也变成了“无为”的鼓吹。以哲理治国的“明民”思想变成了“愚民”哲学……降至西汉，人们不仅分不清黄帝的哲学理论与老子思想根本不同的区别，误以为只要谈“道”，就是一回事。因而就有了非常错误的“黄老之道”、“黄老之术”的提法。中国古典哲学的名词、术语被董仲舒胡乱解释后，也就变成了他贩卖封建神学理论的外包装；魏晋南北朝的学者们虽然不买董仲舒的货，另起炉灶，却又上了老子的船，学者们都谈论道的“有”与“无”、“本” 与“末”，离世而清雅地忙活了一阵子。总之，自西汉以来，经董仲舒之流将中国古典哲学名词、术语为外包装，填上神鬼迷信的内瓤，使中国古典哲学最终彻底变成鼓吹封建迷信的一套理论了。只有宋代，学者研究中国古典哲学走对了路子，从重新对《易》经的研究做起，但极为可惜的是，宋代学者在程、朱的带领下，又走了一个将中国古典哲学博大精深的理论，只用“理”、“气”进行简单化的解释，由此致使哲理概念含混不清，不仅没有达到恢复中国古典哲学理论原本面貌的程度，而且更使简单化的“理、气”之说，到后来又变成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与此同时，《易》经则被一些文人学者死死咬定为“占卜书”，在这方面，朱熹是有其“功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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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管子·内业》。
② 《道德经·二十五章》。
第二节 关于《黄帝经》作者的判断
《黄帝经》的作者，是否为历史上的轩辕黄帝？对此，我们只要结合史事进行仔细的研究，也并不难得出一个较为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
一、《黄帝经》中史事、人名无夏商以来者
《黄帝经》一书举事例以论哲理，都是黄帝时期及其以前的人，如大 （庭）氏、力黑（即“力墨”，今皆书为“力牧”）、太山之稽、之（蚩）尤、果童、高（“高”为误笔，实为“青”阳）阳等等，绝对看不到唐尧、虞舜以来的任何人和事，这就证明《黄帝经》一书确系产生于黄帝生存时期，而非后人的托名之作。
二、《黄帝经》应是黄帝之著为主
我在黄帝史事的研究中，尽管西汉之前的不少史籍都说黄帝、炎帝是同父异母兄弟，黄帝为兄，炎帝为弟①，但我开始并不相信，因而在《轩辕黄帝史迹之谜》一书中，对此亦作了曲说。此后，伴随着研究的深入，无论是从少典所在之族的氏族婚姻圈，黄帝、炎帝得姓之因与出生地，涿鹿之战、阪泉之战遗址、战争经过、战争不同性质分析，以及《周书·尝麦解》、《史记解》历史记载的印证，乃至从《山海经》研究的印证等方面，都证明黄帝与炎帝确为同胞兄弟。特别是在《黄帝经·称经》中，有一段话，正是黄帝对于兄弟失和而陷入深深悲苦之中的一种自然流露。其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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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书·制不定》。
贞良而亡，先人余殃；猖獗而活，先人之烈。卑而正如增，高而倚者崩。山有木，其实屯屯。虎狼为猛可揗，昆弟相居，不能相顺。同则不肯，离则不能！伤国之神，神则不来，胡不来相教顺弟兄？兹昆弟之亲，尚何易哉？
似这样为兄弟失和，痛心疾首，“同则不肯，离则不能”，左右为难，以至于大呼先人“胡不来相教顺弟兄”之语，非亲历者，非经切肤之痛者，是难有其切实感受的，是写不出此等感情的。特别是在谈了父要爱子、君要爱臣、兄弟应当亲爱之理后告诫人们：“毋借贼兵，毋裹盗粮”，说“借贼兵，裹盗粮，短者长，弱者强。赢绌变化，后将反施。”这就同举战蚩尤直言其事，直呼其名，作敌我势不两立的情况，形成了极其显明的对比。如果我们再联系到阪泉之战后，仍封炎帝为缙云之职，让其主政于南方，以及黄帝到了垂暮之年，还轻车简从，带了正妃嫘祖、丑妃嫫母，秘而南巡，以致嫘祖因过度劳累死于湖南的史事，就更发人深省了。
黄帝肇造国家制度之后，不传帝位于其子，将自己的二十五个儿子都降处到远离国都的地方去，在整个五帝时期都实行了一套选贤任能、帝位禅让、建立制衡权力的“四岳”机构，鼓励人民民主议政等措施，这也同样不能说与黄帝、炎帝失和而有阪泉之战，由此而总结经验教训毫无关系。由此，又足证《黄帝经》实为黄帝之著。至于后世之人，连黄帝、炎帝究竟是什么关系都弄不清，而分别将这一对亲兄弟硬要称之为什么“东夷”集团、“西夷”集团的学者，能“伪造”出此种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文字么？所以，《黄帝经》的主体部分为黄帝所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孔子与司马迁，依古史之传，盛赞轩辕黄帝“聪明睿智”。那么，这种“聪明睿智”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当然，我们读史书，特别是帝王传记，莫不言其出生的怪异，有言其母与“龙”性交而生的，有言其为什么天上的“大神”下凡转生的，就连一个李耳（老子）也是其母怀孕八十一年而生，一生下来就是个白胡子老头等等，对于此类鬼话我是从来就不信的！
我以涿鹿之战的黄帝城、黄帝泉、蚩尤城、蚩尤泉、阪泉等遗址、遗迹，《山海经》等书言战争中有大雾、暴雨、暴晒气象出现，以及黄帝有“景云之瑞”①、发明指南车②，“蚩尤城，城无东面”③，以及黄帝令应龙于灵山水关蓄水等④，结合古战场地形、地貌、古今地方性小气候变化规律，作综合性历史研究，明白了黄帝是以广博的天文学、地理学、气象学、物理学、心理学、军事学知识运用于战争，作到以弱胜强的。而这一切，又都是以哲学理论为指导。所以，黄帝的“聪明睿智”，实因其“善于伏牺之道”⑤。
而在《黄帝经》中，有许多处，如果不是精通天文学、不是精通中国古典哲学中“天道”、“地道”、“人道”、“时变”四维一絷的哲学原理，不是对这两者融会贯通、熟烂于心者，是绝对讲不出来的道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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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古今注》等。
② 《古今注》、《广博物志》、《古玉图考》等。
③ 《水经注》引《晋太康地理记》。
④ 《山海经·大荒北经》。
⑤ 《绎史》引《春秋内事》等。
蚑行喙息，扇飞蠕动，无不与天地准，无不庭顺矣。不失其常者，天之一也。天执一以明三：日信出信入，南北有极，度之稽也；月信生信死，进退有常，数之稽也；列星有数，而不失其行，信之稽也。天明三以定二：则一晦一明；地正四极，以立七法，天定二以建八正：则四时有度，动静有位，而内外有处。天建八正行七法：明以正者，天之道也；适者，天度也；信者，天之期也；极而反者，天之性也；必者，天之命也。地
之明、正、适、信、极、反、必者，天之所以命物也。此之谓七法。
七法各当其名，谓之物；物各有其本性，谓之理；理之所在，谓之道。物有不合于道者，谓之失理。失理之所在，谓之逆。逆顺各有命也，则存亡兴坏可知。合于道者，则生慧。慧生正，正生静，静则平，平则宁，宁则素，素则精，精则神，至神之极，见知不惑！
读了这短短几行字，人们总该知道明民之道、中正治国、适者而生、恪守信用等都是讲遵循客观规律，天命指的就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必然规律这样的道理了吧？也应该知道轩辕黄帝为什么在一部《黄帝经》的第一句话就讲“道生法”的重要意义了吧？这些话，春秋以来的诸子们，没有一位能讲得出来！
当然，《黄帝经》一书中，有一部分是以第三人称写出来的，这同《论语》中由别人记述孔子与其学生对话一样，由此而来记录黄帝与其臣属之类人的对话。对于这一部分，我们当然不能说是黄帝亲笔所著。但是，这些同样是忠实地记录了黄帝的思想理论的。因此，黄帝经虽然并不全部都是黄帝亲手所写，但其代表了黄帝的哲学、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思想理论，则是没有问题的。
三、《黄帝经》为五帝时期治国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
《新书·修政语》载，黄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无已，其行无止，故服人而不为仇，分人而不譐（蹲）者，其惟道矣。故播之于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
将播道于天下作为念念不忘的唯一大事，也可以理解为《黄帝经》产生的动机。从帝颛顼、帝喾等都谈到“黄帝之道”的情况看，《黄帝经》不仅是代表了黄帝的思想，而且是五帝时期所遵从的治国指导思想。如帝颛顼曰：“至道不可过也，至义不可易也。是故，以后者，复迹也。故上缘黄帝之道而行之，学黄帝之道而赏之，加而弗损”；帝喾曰：“‘缘道’者之辞，而与为道已缘……故，士缘黄帝之道而明之，学帝颛顼之道而行之”……
所以，《黄帝经》不仅是黄帝思想的体现，而且是五帝时期执政治国者所必须遵从的治国思想理论。
第三节 《黄帝经》的基本特点
《黄帝经》一书，从其写作方式、哲学思想理论体系、理论联系实际、行文语气等许多方面，都不同于先秦诸子百家之著，而是有着自己的独特风格。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方面的显著特点：
第一，全书都是以一位治国者的口吻谈治国的道理
首先，全书从一开头就从立法、法理、执法谈起。特别是关于立法指导思想的法哲学理论，用了短短几句话，就将法哲学理论说深、说透了，使读者明确地知道法律的公平性、合理性、权威性、科学性、相对稳定性的道理之所在。这可以说是世界上产生最早的法哲学理论。
《黄帝经》一开头就说：“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故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法律是以事物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而行制定，就不存在甚么执法、守法上的特权阶层，就有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科学、合理权利。因为，客观自然规律是人人都必须遵从的。在《十六经》中又言：“天德皇皇，非刑不行；穆穆天刑，非德必傾。刑德相养，逆顺乃成。刑晦而德明，刑阴而德阳，刑微而德彰。其明者以为法，而唯道是行。”这些论述，将儒家与法家、德治与法治的阴阳互动、互补、互依、互存、互为己根的辨证关系说透了，更将法律和道德之根都是依据客观自然规律说明白了。
“道生法”，这是法哲学中一个根本性的科学命题，是真正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不论古今中外，不论是哪一方面的道德和法律，凡是符合客观自然规律的法律和道德，它就具有公平性、合理性和科学性。反之，它就不具有公平性、合理性和科学性，它就必须要在历史实践中得到不断的修改，直至其符合客观存在着的自然规律为止。虽然，在世界各地，自然条件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会发展进步的快慢也千差万别，因而同一类型的法律中，其内容也会有很大的不同之处，但其核心性的本质，则必须与客观自然规律相一致。比如，音律之制，从现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