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女人-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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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眼里，世界是从她出生才开始的。——引子
1999的夜晚
我的女儿伊豆是1999年最后一天夜里出生的。那天没什么特别，空气里没有爆竹的味道（北京已禁放爆竹几年了），有个叫李小龙的小子反复用“Rap”（这样拼法对否？）节奏叨念“打个的去新世纪呀”、“打个的去新世纪呀”，我却打个的去了医院。
车窗外的夜空如蓝丝绒一般均匀顺滑地从玻璃外侧轻盈滑过，腹中的婴儿安静得出奇，刚才在家里她已经躁动不安，对我的子宫内壁又踢又打又踹，像在里面开一场摇滚音乐会。她是那样疯狂而又充满能量，小胳膊小腿粗壮有力，她还没出世，我就看到她十六年以后的模样了，那一年是2016年，北京的天空比现在要蓝，空气是透明的，有一些俊朗的人影在我眼前晃动，在这些漂亮的小人儿中间，有一个是属于我的（她只属于我一个人），是我把她带到这世上，在助产的护士用一把消过毒的银亮剪刀剪断脐带那一刹那，我听到一种若有若无的奇怪鼓点，我看到白瓷砖上溅上了血点，遥远古朴的女人哼唱之声在鼓点背后若有若无，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我在静静等待那可爱小姑娘的到来。
按月份算，伊豆的出生日期比预产期要早一些，我是在春天怀上伊豆的，那是一个不同凡响的春天，诗坛发生了一场地震般的大战争，时至今日，诗人们在报上清算那场战争的时候，小伊豆已满半周岁了，她用力拉我的长发或把报纸撕成碎片，她可不管什么“盘峰论争”什么“知识分子写作”什么“民间写作”，报纸撕碎了，不管脏不脏她都要塞进嘴巴里去嚼，她有一张豪迈而有力的小嘴巴，像她的父亲。
伊豆的父亲并不知道这孩子的存在，我不想让他知道这个意外，前面说过，这孩子是属于我一个人的，也就是说，我要做一个单身妈妈。我向我所有的朋友隐瞒了我的秘密，在1999年我失踪的那大半年时间里，我告诉他们我要闭门写作，要写一部二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然后，我就关起门来一边写作，一边等待孩子的出生。
我开足空调坐在卧室的电脑前，一边写字一边感觉到腹中的小生命正在一节节一寸寸地膨胀，我女友宽宽也在1999年的春天怀上小孩，可是到了夏天，小孩已经不见了。宽宽是因为有一个宽宽的漂亮额头而得名的，宽宽是我见过的女人中最有味道的一个。
宽宽和胡安，与我和诗人A一样，都正经历着浓烈的感情折磨，这两段情感如悬在空中的反射着太阳光亮的纤细蛛丝，看似金属，实则是很脆弱的，一碰就断。
宽宽放弃了孩子，一心想要的是婚姻。
我放弃了婚姻，一心想要的就是孩子。
一切都是随机发生的
陪宽宽去做掉她腹中那个充满爱意的小生命的时候，天已经有些热了。
宽宽戴了顶窄沿巧克力奶颜色的小草帽，有时将它拿在手里，她半长不短的头发散落在肩头，斜背的书包肩带压在肩上，压住了一部分头发，在地铁车厢里，我帮她把那些被压住的头发从书包带底下拿出来。
那天她穿了一条旁边开衩的裙子，一截好看的小腿在衩口处时隐时现。她没有用唇膏，嘴唇显得有些苍白。
车窗外的站台在飞速闪过。
我说，真的决定了吗？
她说，是的。
我说，可能是个男孩——我有直觉。
她说，是的。
当时我也正怀着伊豆。我一直盼望着能生一个有写作天才的女儿，宽宽生男孩，我生女孩。没有任何道理可讲，从一开始我就这么固执地认为。
地铁车厢里忽然全黑掉了，这短暂的断电使我心惊肉跳，第一反应就是：如果死了，没有人知道我正怀着A的孩子，宽宽正怀着胡安的孩子。
一切都是随机发生的。
没有前因后果，生命充满了随机性。
如果那天我做掉伊豆，现在我身边就没有这个呀呀学语的小儿。
如果那天宽宽没有做掉她的“小虎子”，那个壮硕的小男孩也已半岁了。
随机。
偶然。
生命存在于一念之间。
地铁车厢很快恢复了它原有的明亮。灯亮起来之后，我却找不见宽宽了。她像掉进了刚才那个失明的黑洞，一下子就不见了。我在车厢里尖叫起来，弄得好多人都看我。
我就在那一站下了车，我在人群里乱走。我也忘了我们约好去哪家医院来着，出了地铁口，我看到一个血红的十字架赫然地悬在我头顶上，阳光刺眼极了，像钢针一根接一根向我飞过来，我用手去挡，它们没有射到我的脸，却射在我身上。我本能地护住我的腹部，我感觉到我好像流血了，这个“血”字让我恐慌。
我怀着A的孩子，我不能让它变成水泥地上的一摊血。
这时候，阳光下有四个大个儿晃晃悠悠朝我走来，由于是逆光，他们的脸看起来黑得厉害，从头部的轮廓看，他们是四个身材高大的光头。过度的紧张使我产生了幻觉，我觉得四面八方都埋伏着要来抓我的人，他们早就埋伏在这里了，漫长的上午时光使他们心烦，他们埋伏在附近的树丛里，阳光从树叶的透隙里执着地钻进来，刺得他们睁不开眼。有小虫子爬过来咬他们的胳膊和脚趾，奇痒难忍。他们有的烟瘾犯了，张大嘴不断打着哈欠，眼里噙着泪，好像被什么事所打动了，其实他们都是一些铁石心肠的人，他们根本不会被任何事打动，他们只奉命行事，来抓一个怀了孕的女人。
我放弃了寻找宽宽的念头，自顾逃命去了。
我一心想要保住已存活了五十九天的伊豆，没有人能劝说我拿掉它。我与那四个大个儿擦肩而过，与他们高大的身材比起来，我就像一尾侥幸漏网的小鱼，我，还有我腹中更小的一条小鱼：我的豆豆。我们一起在车流奔涌的街上一路狂走（已怀孕的我不敢甩开胳膊腿快跑），汗从我蓬乱的长发间渗透出来，使我的头发一绺一绺地粘在脸颊上，就像用墨水画上去的一些黑道道。
在确信身后没人盯梢我之后，我伸手在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在出租车反光镜里，我看到那四个黑大个儿身影一闪，他们大概钻进了另一辆车。一路上，我慌慌张张不断回头张望，司机问我上哪儿我也没听见，一心只希望他开得快一点，以甩掉那四个有可能盯梢我的人。
你害怕什么？
你在逃吗？
你——
我的神经太紧张了，司机说什么我一句也没听清。
我要回家。
我只含糊其词地说了这样一句，然后结结巴巴地把家的地址告诉他。我的脖子一直拧成九十度角，像一只快要折颈而死的兔子，我在莫明的奔逃中自我折磨，我快要撑不下去了，但我还是要往前跑。
1999，虚构的女儿伊豆第一章 末日传说（2）
哭声沿着电话线生长蔓延
再次得到宽宽的消息，她在电话里。
肚子里已经空了。
她说。
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她说那句话时那空洞的嗓音，她的小虎子已化成一摊血，一只金属器械间的小虫子，他只存活了五十六天，比我当时腹中的伊豆还小三天。
失去儿子的宽宽，在电话里放声大哭，哭声沿着电话线毫不失真地传送过来，我的手抚摸着我的腹部，那一片柔软的区域曾被把这个小生命带到我体内来的男人无数次地抚摸过，他的抚摸令女人的身体变得柔软妩媚，光滑如水。
我手里捏着电话听筒半天说不出话来。
我说句什么好呢，劝劝她，有没有孩子都无所谓？还是说不要紧，以后还会……用手按住肚子，我忽然觉得我没有说话的资格了，因为我保住的正是她失去的。宽宽的哭声影响了我，使我明白我腹中的小生命有多么重要，伊豆差一点就要像小虎子一样消失了，永远离开我们，永不再回来。
那天夜里，我再次打电话给宽宽，电话响了很久，始终没有人接。我担心宽宽会不会出什么事，犹豫再三，决定给宽宽的男友胡安打个电话。
电话里出现一个尖细的、像猫一样的女声：“喂！”
我没说话，停留了两秒钟，我想把电话挂了，那个女的却说：“你找胡安对吧？”（听口气此人应该是胡安的老婆）我含糊地“嗯”了一声，就听电话里踢踏踢踏拖鞋响。
喂——
胡安的声音有些瓮声瓮气。
我忽然之间失去了说话的勇气，虽然胡安并不是我的情人，我的情人住在遥远的外省，我们经常靠昂贵的长途电话度日，宽宽与胡安差不多每天都可以见面，但他们的情形看起来比我们也好不了多少。
黄胶纸诗集失踪
有一本叫做《1999年人类大劫难》的书曾在1996年悄悄流行，这本看起来不太正式的出版物的扉页上非常正式地写道：“谨以此书献给：关心人类自身命运的每一个人。”
我不记得我得到这本书的具体日期了，我从没在书摊或者别的什么地方见过这本书，它是我在某一个早晨无意间在信箱里发现的。我这里所说的信箱不是电子信箱，而是现实中一只较大的挂在门上的木箱。很多信和杂志都在那只木箱里放过，还有那些我一看到封皮就感到亲切的文学杂志，它们都在我的木箱里静静地呆过，好多次我打开信箱一眼就看到它们，还有来自远方的字体飘逸的朋友的信。
在某一个早晨，我在清晨四点钟醒来，我看见另一个自己在淡蓝色的空气中游走，其实我还躺在床上，但我看见那个在淡蓝色空气中游走的女人朝着门外走去，我不知道这个时间她到外面去干什么，然后我想起刚刚做的一个梦来。
我梦见信箱里有什么东西，当我伸手去摸时，它蠕动起来。我在梦中无声地尖叫，嘴巴张得很大却发不出任何声音来。我对小动物的恐惧都集中在这一刻发作出来，我想我的信箱里可能溜进了一只猫或者一只垂死挣扎的耗子。我害怕极了，并且我已经摸到了它，已经退不回来了，所有的感觉器官都已启动起来。有许多冰凉的风钻进我密集的毛孔，我像被冷酷的电流击中，移动或者后退都已经不可能了。
那个在淡蓝色空气中走动的女人，看起来像梦游症患者一般，她伸手去拉信箱的门，她看信箱里果然有她梦见过的东西，她伸手去拿，并没有触摸到动物的绒毛，光溜溜的，她拿到一本封皮十分光滑的书。
这本书拿在手里分量似乎很轻（比同样厚薄的其它书要轻许多），梦游者拿起来翻了翻，发现里面的纸页发黄，是真正旧纸的黄，而不是A后来出版过一本诗集所用的黄胶纸的那种黄。在我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四处寻找那本黄胶纸印制的诗集，我翻遍了我巨大书柜的上层下层，我的目光越过王小波越过普鲁斯特越过让－菲利普·图森越过罗伯特·库弗，我惊异地发现我所钟爱的那本A的黄胶纸诗集不见了。我翻找得满头大汗，这中间伊豆不断地过来捣乱，她的小胖手像风中蓬起的花瓣那样美丽，她的小手在我心爱的书籍表面抓来抓去，然后她开始撕书。
我尖叫着夺过那本被她撕了一半的书，我看见大师的脸被她扯成两半，嘴脸歪斜。
如意闻声过来，将撕书的小人精抱走。
如意是我女儿的保姆，从伊豆一出生如意就一直跟着我。
我的家庭事实上是由三个女人组成的：我、伊豆、如意。我们平静地生活在北京一幢普通住宅楼里，夏天的时候我们的裙子花花绿绿晾了一阳台，空气中飘着好闻的香味儿。那景象是我喜欢的景象，“末日”这样恐怖的字眼儿已被我们远远地甩在脑后。1999已变成一个遥远的年份，它藏在时间的深处，藏在一个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地方，也许它正和我失踪的黄胶纸诗集呆在一处，在黑暗中睁着眼睛望着我。
末日悬在空中，末日的感觉是那本小蓝书带给我的，只要我的手平放在那本书上，我立刻进入一个秘密通道，先是我的手，然后是胳膊，再然后是全身，我像被一股吸力吸进去，被吸到另一边。眼前的景象就像倒放的录像带，我回到1999，伊豆回到我子宫，如意也回到我见到她之前那地方去。
宽宽和她的电影想法
1999年，无数个回顾节目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我们的视野主要限于大街上的广告牌以及电视屏幕。无数黑白片向我们涌来，连小时候看过的“新闻简报”都被从仓库里翻出来，在电视里一遍遍播放。
“新闻简报”都是些下着滋啦啦小雨的黑白片，这些新闻电影在1999年出现，看上去既怪异又新鲜，好像有人在故意玩弄时间游戏，把我们在时间走廊里一会儿带到这儿，一会儿带到哪儿。这又使我想起宽宽让我看过的她拍的那些样带——那些带点古怪想法和魔幻色彩的MTV（据说现在MTV的正确叫法应该叫MV，但一种叫法流行开来之后再更正，正确的倒像错误的，错误的倒像正确的）。我们坐在宽宽家的大沙发上，看对面大屏幕上飞来飞去的云彩，快速切换的红嘴唇，来来往往的人腿，快速晃动的斑马线，竖在空中的头发，倒立行走的男人……我们坐在沙发上吃着爆米花看着这一切，有时我们会心一笑，对着屏幕指指点点，那时我们都还没有被爱捆住手脚，我们自由自在，无事一身轻。她没有小虎子，我也没有伊豆，那时我们一心向往艺术，我要成为中国一流的小说家，她要拍出中国一流的城市电影。我们充满梦想，我们从来不理俗事，至于说孩子，在我和宽宽那时的字典里，“孩子”这个词是根本不存在的。我们不可能有孩子，也不可能有谁想要孩子，我们满脑子是亮闪闪的像宝石一样的东西。宽宽总是说，有一天，她会把我的小说拍成电影，拍得像梦境一样美丽而传奇。
有时，我一闭上眼睛，眼前的文字就会飞幻成画面，是宽宽那种画面，飞速流动，精美，奇异，变幻多端。我们走在街上，宽阔开朗的街道，就会变成一个巨大开阔的拍摄现场，宽宽会站在中粮广场众多玻璃钻石般反射着太阳光彩的街上，用手指画出一道圆弧形的彩虹。
她说，我就是要拍出最艺术的电影。
她说，电影就是一切。
电影就是人生。
把她话语里的“电影”两个字换成“写作”，就是我想说的全部。
1999，虚构的女儿伊豆第一章 末日传说（3）
军事重地，不得入内
拍地下电影的胡安（中国有个女导演好像也叫胡安，他们不是同一个人，我说的这个胡安是个男的），那时还没有在宽宽的生活轨迹中出现，女导演宽宽自由自在地活着，拍她的魔鬼MTV，约朋友出来喝点小酒吃点烤肉，生活过得悠哉悠哉。我与诗人A生活在两个城市，彼此没有见过面。那是1996年，离我们见面的时间还差几个月（我们到年底就要相遇），那一年，《1999年人类大劫难》那本书正在这座城市里悄悄流行，流行的速度之快有点像某种类型的流行性感冒。像风一样在空气中传播着，风刮到哪儿，就把某种不祥的情绪带到哪儿。这样一本只有175页的薄薄的小书，带给人们的恐慌是预先所有人都没想到的。
那本灰蓝色封皮的书自从在我的信箱里出现，便像影子似的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