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回忆录-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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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守所每次看病的场面，是惊人的。大全科医生进到舍房来，在管理员巢边一坐，就以平均两分钟看一人的高速看了病。人犯在通道上蹲成一行，然后逐一蹲着前进，在大全科医生膝前通过，就算完事大吉。感冒来的时候极容易传染，所以打针场面更是惊人，不管多少人，只用一根针管一根针，也不消毒就插入药瓶吸药，然后人犯一排排屁股先准备好，就逐一注射下去，我有一篇文章——《只换屁股不换针》，专写这种今古奇观。
福利社营利是禁子牢头正式薪金、奖金以外的另一大财源，所以它的活动是洋洋大观的。福利社营利的基础，是跟管理上的“坚壁清野”直接有关，因为管理上“坚壁清野”，所以人犯的物资来源大受限制，自然就不得不接受福利社的专卖和垄断。例如，福利社要专卖和垄断罐头、糖果、糕饼了，于是接见室就拒收人犯亲友送进来的罐头、糖果、糕饼，但按“羁押法施行细则”第八十五条规定，明明依法可送人罐头、糖果、糕饼，看守所岂不公然违法吗？谁说不是呢？可是违了又怎么样？
按说水果总不能拒收了吧？是不能拒收，但可以刁难得你无法再送。葡萄吗？不行！葡萄会使人犯遣私酒，请拿回去！橘子吗？可以，但请你一个个把皮先剥开，我们才给你登记，因为橘子中间有空，可以把酒注射进去！你这位家属，你看看我们的福利社就在我旁边，为什么不买我们的橘子呢？我们的橘子不要剥皮，买我们的好不好？
“羁押法施行细则”第八十五条只规定可以送水果，但没“细则”到橘子“皮下注射”，台北看守所竟有狱吏大法官可以如此曲解，然后整人犯和人犯亲友，想想看：一个人犯亲友老远的跑来土城，等了几个小时，还送不进去橘子，要蹲在地上一个个代剥橘子皮，这是什么景象；几小时后收到橘子的人犯，独居小房之中，坐在地下，面对十几个全部没皮脏兮兮的橘子，又怎么处理？第一天吃不完，第一天夜里有蟑螂、蚂蚁代吃，第二天也烂得差不多了！
福利社不但供应罐头、糖果、糕饼、水果外，还可供应大菜。1982年1月下旬的大菜菜单是：香菇炖鸡四百元。金针炖鸡四百元、四喜拼盘四百元、牛肉拼盘四百元，诸如此类，至于内容，天知道那是什么香菇、什么金针、什么鸡！当然，如果再加钱，材料和做法自然又不相同。流氓们惜别聚餐，可以叫到上万元的大菜，他们报请主管特准，也请我参加过，吃法是在走廊地k摊开报纸，上放诸盘大菜，大家蹲成一圈（我有一个小板凳），然后绕菜而食之。在市西餐厅吃饭，桌上有菜动人不动的大转盘英文叫Lazy Susan（懒惰的苏珊），我们这种菜不动人动的，实在该叫“忙碌的（男）苏三”，我想，京戏里《苏三起解》的苏三小姐，都不能想像这种地方的高利润！
人犯在法庭过堂回来，要脱光检查，管理员要查头顶。查嘴巴、查胸前、查背后、查脚心、查衣服、查拖鞋，也查肛门，以防肛门中夹带现金或烟毒，方式是人犯背对管理员，向前弯腰，以两手掰开屁股，露出肛门给管理员看。平均一个管理员一个星期看过的肛门，比一位直肠科名医一年看的还要多。有一次，我开中心诊所的杜圣楷大夫的玩笑，我说：“杜大夫，你学什么不好，为什么要学直肠科，整天看人家屁股？”杜大夫开玩笑说：“人的屁股最好看，你不知道的！尤其是黑人的屁股，最好看。”我想，喜欢看屁股的人，实在可以来做台北看守所的管理员，——可看的屁股可他妈的太多了！杜大夫真没眼福啊！
在书刊方面，看守所的查扣范围是很宽的，凡是书名上有“刀”“枪”“剑”“戟”“侠”“欲”“冤”“仇”等等的书，一概查扣。王拓住在这边的时候，有一次，家里送来一套“战争与和平”，看守所的辅导组竟搞不清这是什么书，只是觉得书名怪怪的，乃报请“高等法院”检察处处理，“高检”处皮球踢到“法务部”，“法务部”说“查禁书刊应以‘查禁图书目录’所列者为准”，而要所方“自行核办”。这一踢皮球的笑话，显示了这些公务人员的程度。另外在报纸方面经常遭到切割后，才发给人犯（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时候，其间有近五年的时间，甚至《中央日报》都不准看，所以根本不发生被切割的问题。雷震同我说，他坐牢可以看报，但是切割得很厉害，他抗议，监狱负责人说：“有问题的新闻你没权利看。”雷震说：“就算你们说得对，可是你们一切割，背面那一块没问题的也给切掉了，那一块我有权利看啊！”监狱方面没办法，就改用墨来涂，不再切割了。但所谓切割，只是掩耳盗铃而已，重要的新闻，还是不久就可a“补”上。雷震举例说：“李宗仁投共的新闻给切割了，可是过几天看到白崇禧责备李宗仁的新闻，就可以推断出那天被切割的新闻原来是什么了。”台北看守所最早也用涂墨法，但嫌动笔大麻烦，就动刀了）。
书报以外，看守所个把月会来一名教棍，来传福音一小时。人犯们因为可趁机在通道地上坐一下，所以也就蜂拥而出，大唱“我主耶稣”一阵而归。教棍来的时候，他们约我参加，我不去，问我为什么，我说：“我就是耶稣！”（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时候，军法官审问，我一言不发，法官问我为什么不说话，我说：“耶稣受审时，他也没说话。”由此可见，我以做耶稣为常业，精卷三尺，非一日之耶稣也！到台北看守所第二次做政治犯，我更有耶稣感。耶稣跟强盗钉在一起，我则和强盗关在一起，这岂不更“感同身受”吗？）教棍传教以外，宗教活动就全凭个人自我修持了。一般说来，死刑犯信佛的比例较多，尤以急来抱佛脚的多。不过，也有毁佛的例子。一个人犯，盼望无罪，大信其佛，不料判决下来，竟是五年，此公大怒，乃将佛像一丢，“干你娘”起来了。另有一种教棍，信得也颇虔诚，满口上帝，实在讨厌，不过他们倒也颇能自得其乐，此宗教鸦片之功也。宗教对人犯的自欺，不无帮助，有时候，它有助于人犯情绪的稳定，虽然这种稳定，不如一根被查禁的香烟。
看守所在舍房通道上挂上四个扩音器，在收封后，也来点音乐，最可怕。我算来算去，好像只有两张唱片，所以反复总是那几首歌，有《高山青》、《绿岛小夜曲》、《夜来香》、《月满西楼》、《玫瑰玫瑰我爱你》和我不记得歌名的几首，如《掀起你的盖头来》、如《太阳下山明朝还是一样的来》。如《先生买一朵花呀》、如《情人情人我怎能忘记她》、如《东山飘雨西山晴》等。唱片也是老爷的，《绿岛小夜曲》每播必在“水面上摇呀摇”个没完，直到管唱机的过来一推，才有“姑娘飘呀飘”出现。1981年11月22日，有记者团来参观，看守所为粉饰，乱买了一阵唱片，从早就大播特播，其中有《魂断蓝桥》，真会杀风景也。第二天清早，又特予重播，魂又续断一阵。我出狱前一周，又改播《何日君再来》，我当然不信看守所所长朱光军在作弄我，因为他没有这种幽默感，大概只是巧合吧？
如果平时这种播音算是娱乐的话，台湾假日的就绝对不是。台湾假日最可怕，一早就来了全套“爱国歌曲”，一路战斗与“梅花”不绝，要足足闹一上午才停。除了骂刘家昌王八蛋，已别无他法。狱中人犯对所有假日都讨厌，因为假日一来，接见受阻，放封停止，对人犯全无好处。放封就是出来运动。“监狱行刑法”第五十条明定“每日运动半小时至一小时”，但在事实上，却至多二十分钟，并且阴雨天气也给取消。放封时候，一部分人可以打篮球，这种篮球，有二特色：一、没有鞋，都是赤脚跑来跑去。二、死刑犯挂着脚镣，照旧跑来跑去无误，这两幅画面，令我难忘。
我到看守所第二天，就参加了放封，走到放封场，有趣的现象出现了：各路角头流氓向我打招呼，并奔相走告说：“看呀！胡茵梦的丈夫！”——我纵横文海二十年，在文化界，声名盖世，可是要盖流氓界，却只能以名女人前夫显，名女人的确比我这名男人有名多多呢。我改写宋人的词对自己说，这叫“散步出黑牢，满楼黑袖招”！其实，说我在文化界声名盖世，也是自己吹牛。在中兴大学念中文系的小屯，要查作家名录，她翻看“中华民国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出版的《中华民国作家作品目剥，发现在九百页的目录中，胡茵梦占了一面，可是李敖连一行字都没有。可见在国民党钦定的名单中，胡茵梦是作家，而李敖连作家都轮不到，李敖之为无名小辈，可想而知矣！事实上，我虽对外吹牛，自己还是满谦虚的，每次“忘了我是谁”而有自大狂的时候，我就想到两个故事：有一次我在“金蛋糕”吃东西，突然一名女侍拿了一个纸板走过来，要我签名，我很高兴，心里想：“想不到这里还有人认识我。”但女侍说：“我们老板讲过，每个客人都要签名。”还有一次，我弟弟肠胃出了毛病，就介绍他到“新高原药房”找一位李大夫。新高原的李大夫有两位，一位是妇产科的，一位是肠胃科的，我认识的李大夫是肠胃科的李承泌大夫。可是我弟弟找错了，找到那位妇产科李大夫，告诉他：“我是李敖的弟弟。”那位李大夫忙点头道：“李敖吗？我认识她，她下个月就要生了。”
在住的方面，房长三点四公尺，宽一点八公尺，但这种空间又有二分之一以上不在走运范围以内，因为通风管、洗脸槽、水缸、马桶、铁床、落地小柜等等，已占去二分之一以上，剩下的，不到三十块塑胶地砖，走对角线每五小步，就得转身，在里面运动，项目要随空间来决定，凡是横式的运动，又左又右的运动，都不能做，只能做伏地挺身、仰卧起坐、颈部运动和“原地马拉松”。我住的小房窗户朝北，阳光从没照进来过，住久了，觉得自己像是一根指北针，在乱流里自我把持方向。晚上只有房顶上的一根六十支光日光灯，房有两人高，光线下来，已经非常弱了。我在床上架上纸箱，纸箱上铺块掉下来的小柜门板，大部分以右腿盘地左腿垂地的坐床姿势，看书写作。报上说中小学生“坐姿不确，照明不足，视力大受影响”，我想我也如此。国民党宣传他们在抗战时候“以空间换取时间”，我则正好相反，我整天在以“时间换取空间”，甚至“以光明换取黑暗”，我又努力工作了半年，半年中，我又创作出不少给人光明的资料，虽然我自己，却陷身黑暗里。
我住的孝一舍共四十七间，舍房按八德分类，又各三层，所以我只是八德乘三后的四十七分之一，渺小可知。我因为精力过人，只睡五到六个小时，从不午睡，所以生活方式，与一般人犯大不同，我大约清早三点前就起来了，六点五十分起床号的时候，我已经工作三四个小时了。起床号后全舍开始噪音，有这么密集的心清苦闷的邻居，其音安能不噪？这种噪音，直到午饭以后，才能稍好。等午睡过后，又噪音开始，直到九点入睡号为止。
住的方面最有特色的是马桶。每个马桶上面，都没有马桶盖，大便要直接坐上去，冬天时候，一坐上去，就像在屁股上套个大冰圈，我名之日“套冰圈”。大便完了，起身时要小心，因为皮肤已与马桶有粘接现象，要慢慢站起，才不会痛。大便时候，整个屁股十足有“全盘西化”之感；大便以后，发现屁股上多了一个圈，好像桂冠诗人的桂冠一般，我名之曰“桂冠屁股”。
在以人犯为单位上，我虽不过是三千三百分之一，但看守所受命关李敖，却不敢草率从事。我报到那天上午，“法务部长”李元簇到看守所，看守所为我特别清洁房间，抹掉以前人犯留下的字迹，把铁床锁紧等等，不一而足。这在看守所有史以来没有过的。清洁后，副所长汪本流特别看过，表示满意。他又严格嘱咐，安全第一。安全包括不使李敖搞鬼，也不许别人搞到李敖的鬼。副所长严格嘱咐孝一舍主管，绝对不能有流氓对李敖动拳头事件，李敖名气太大，闹出事来大家都要完蛋。孝一舍主管拍胸脯保证，又叫流氓们拍胸脯。流氓们说我们佩服李敖，绝不会出事。我报到当天晚上，就有香烟偷送进来（他们还以为我抽烟，其实我早戒了）。第二天第三天，已经一派“天时地利人和”气象，流氓虽被嘱咐不要同李敖多说话，可是我还是知道了一些秘密与冤情。孝一舍主管惊讶说：“你这样吃得开、这样拉风，我真没想到。美丽岛那批人住在这里的时候，可没你吃得开，你真有一套！”
在看守所期间，我最感谢两位囚犯。一位是于长江，他本是台中一中的学弟，因退票坐牢，被派到伙房做饭。他经常为我烧个菜，老远自伙房端来，送给我，让我“吃小灶”。另一位是石柏苍，他原是台北地方法院书记官，因冤案坐牢，牢里人手不足，白天调他去办公，晚上回押房，住我隔壁，我一入狱，他就在窗口自我介绍，说是我读者。我怀疑此公身分，因而问他如何证明你是。他说他可以背一首我的诗为证，我说你背背看。他就像小学生一样哇哇背起来，我顿时验明正身无误。自从认识了他，就无异认识了一个“贼”。——他白天上办公厅，晚上就偷运资料给我，我就根据资料，秘密写成四万五千字的《监狱学土城？——第二次政治犯坐牢记：〈天下没有自坐的黑牢〉》长文，再由他冒险分批寄出，交给他太太保管。1982年2月10日我出狱当天下午，就招待读者，公布此文。由于我一再发表有关司法黑暗、监狱黑暗文字，并陆续为许多冤狱抱不平，引起“行政院”院会、中外舆论、电视、“立法院”以及被迫害者的重视。在“国民党立委”温士源疾呼阻止李敖英雄形象流传后一周，新竹少年监狱即发生空前大暴动事件，另加上台北监狱越狱等事件，“法务部长”李元簇乃黯然下台。“法务部”监所司副司长王济中公开说，这都是关了李敖惹出来的祸。
不过，由于李敖惹出祸，有一个人倒跟着得了福，他就是“法务部”次长施启扬，李元簇下台，他升官做部长。我坐牢时，有一天放封，禁子牢头匆忙跑来说：“施次长在办公厅等你，想见你，请李先生去一趟。”我夷然答道；“可是李先生不想见他啊。”我又补了一句：“告诉他，想见李先生吗？李先生说请你到押房去见他！”施启扬和一般大员一样，都是不敢来押房的，所谓考察狱政，都只是在大走道上走马看花而已。我拒见施启扬，弄得牢心大快，大家争传李某人真是架子大，大官来看他，他大属甩都不甩呢。
1981年11月9日，我曾译《新约·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八至十节给“汝清”：
似乎是骗子，却是诚实的；
似乎不为人知，却大大有名的；
似乎要死了，却还活着的；
似乎在受刑，却不致送命的；
似乎忧愁，却常常快乐的；
似乎很穷，却叫别人阔的；
似乎一无所有，却样样都不少的。
这段译文，最能代表我的坐牢哲学。我另有《隔世》一诗，写“汝清”离去后的情境，最能代表我的坐牢聚散哲学：
隔世的没有朋友，
别做那隔世的人，
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