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湘女上天山 作者:卢一萍-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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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她把自己的根真正地扎在吾瓦了。
　　她现在和老伴经常带着孙子，到大条田里去看看庄稼，他们已习惯了在田地里走一走。没有什么能比她看到那些庄稼更亲切的了，它们就跟她的儿女一样。
　　我的一天中，有很多时间也是望着这片绿洲度过的。我离不开它。我在绿洲中可以看见老伴的身影，看见爱，看见远逝的时光。我把自己所有的怀念、伤感和孤独、都寄托在那里。
　　你到这里来采访湖南女兵，使我很感动，忍不住老泪纵横。——还有人知道五十年前有这么一批女性，真是不容易啊！忘记与记起，是一种良心的尺度。我以为我们已被忘记了。只要有人在新疆工作的省份——山东、上海、河南、四川、江苏等，都派人来看望和慰问过，甚至连上海的劳改犯，上海市政府都派人来看望过，我们这些最先到新疆的湖南女兵，却没见到故乡的来人，真让人……心寒啊……
　　每想到这里，我就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我常常向南望，望着……眼泪就出来了……
　　我是在革命胜利前随着祖父和父母从湖南流落到新疆的，至于全家何以离开故土家园，流落到这里，我一点也不清楚。但我还是湖南人。
　　新疆解放之后，我就参军到了六军十七师。那年，我十五岁，当时，部队驻在迪化老满城，主要负责迪化的城市建设。刚过完春节，部队就在妖魔山、黑山头、南郊等地用爬犁拉石头。为解决在市区北郊垦荒引水的问题，决定整修、扩建从红雁池到安宁渠的和平渠。这条当时全疆最大的灌渠，是1947年张治中主持新疆政务时兴修的。由于没有水泥，只有用片石修砌。七千多立方米片石要运到三十多公里外的工地，没有汽车，不知该怎么办。最后陶峙岳将军对六军军长罗元发说，我有个土办法，现在是隆冬季节，冰雪铺地，道路光滑，新疆老乡常用的爬犁可以大派用场，到时候部队一出动，就是三国时诸葛亮的木牛流马也比不过。
　　罗元发认为是个好主意。
　　正月初五，罗元发和政委张贤约就带领六军所有驻迪化的部队，组成了五千多人的爬犁大军，官兵们拉着装满片石的爬犁，在迪化城穿街过巷，形成了一条浩浩荡荡、蜿蜒流动的长龙，十分壮观。
　　迪化全城顿时轰动了，市民们从没见过这样奇特、壮观的场面，也第一次见到这样勤劳的军队，都纷纷拉着爬犁，赶着马车、六根棍车和牛马参加到劳动行列中。
　　和平渠最后从安宁渠延伸到了五家渠，长达一百多公里，可灌溉农田七十多万亩。这是解放军进驻迪化后的第一次亮相，这种亮相的方式独特、壮观，给迪化市民留下了真正要化剑为犁的印象。
　　我参军前就读于乌鲁木齐师范学校附属职业学校，这样繁重的劳动是第一次参加。我与另外两名女兵拉着近一千斤重的片石，一天往返六十多里地，脚打起了泡，肩膀被粗麻绳磨得又红又肿。家里的人见了，说，你原来是个娇小姐样子，不想当了兵后，跟变了一个人似的，想都没有想过你能吃这么大的苦。我听了这样的话，感到十分自豪。
　　然后，我随部队开荒到了戈壁滩。离开城市，条件更艰苦了。
　　当时四点钟起床，送五趟肥料，要送到四五公里远的地方，回来时还得拉柴火，累得不行，但不敢讲。吃的是清水煮麦子，每顿一勺半，吃不上蔬菜，肉更不用说，绝大多数时间是用盐水下饭。北疆雨多，一下雨，地窝子外面不下了里面还在下，外面小下里面大下，经常蓄满水。没个躲雨的地方，衣服被子常被浇得透湿，像个落汤鸡似的，只有等太阳出来把衣服和被子晒干。
　　我当时在七十四团，团政委的爱人也和我们一起住地窝子，她带着两个孩子，一个两岁，一个还不足一岁，每次下雨，大家都要想方设法保护母子三人，当时连一块塑料布都没有，保护她们的唯一方式就是把淋湿了的被子由四人各牵一角，扯开让孩子们躲在被子下面。
　　这也说明那时的部队是真正的官兵一致，苦难同当。所以再苦再累，极少有人有什么怨言。
　　我也就是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中遇到了相爱的人黄龙球。
　　我当时的职业是团部商店的售货员，但那实际上是劳动之余的工作。黄龙球任管理排长，长得年轻英俊，很注重军人仪表，不管衣服多么破旧，总补得平平整整，洗得干干净净。
　　他经常到商店来买东西，慢慢就熟悉了。不久，他说他希望和我交朋友。
　　我一听，羞得不行，但我对他的印象的确很好，他向我求爱，我内心还是觉得挺幸福的，所以，我只是说，我年龄还小。
　　我也就比你大六岁，我可以等着你。他说完就走了。
　　我心里七上八下的，不知该怎么办。我已知道了部队里有关婚姻方面的规定——先团级干部、再营级干部、连队干部。所以我虽然喜欢黄龙球，但不知道他一个排级干部有没有条件谈对象结婚。但我相信爱是无罪的。所以，当黄龙球再次向我求爱时，我答应了。
　　我后来才知道，黄龙球实际比我大十三岁，只是长得年轻，从面相上看不出来。像他这种大龄的军人，是准许结婚的。我也是那时才知道，他也是向上级打了报告，上级批准他恋爱结婚后他才来找我的。
　　我们在1953年结的婚。结婚后，我知道了他的年龄。那天我下班特别晚，看见他正填自己的履历表，还没有填完就有事出去了。从履历表中，我知道他是1922年出生的，而不是1929年。
　　我当时非常生气，等到黄龙球回来，我劈头就问，你为什么要骗我？
　　他一看我手上拿的履历表，就明白了，他惭愧地笑着说，我对不起你，我这就是在向你坦白，我是有意把履历表放在这里让你看见的，我如果还要哄你，就不会把履历表摆在这里。
　　你以前为什么骗我？
　　我不这样，能找到你这样好的老婆吗？假如你听说我比你大十三岁，肯定不愿和我谈对象。所以，我是因为爱你才撒谎的，是可以原谅的错误。
　　那可没有这么绝对，如果我真的爱你，你就是一个糟老头子了，我也会爱的。所以，你这错误我不会原谅。我故意对他这样说。
　　我这也是因为喜欢你，怕得不到你，才这样做的，请你原谅，一定原谅！
　　下不为例吧。我见他一脸诚恳和惭愧的样子，就半开玩笑地说。
　　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骗你了！他也信誓旦旦。
　　从此，我们相依相伴着行走在新疆这片大地上，共同经历了这个国家和那个时代的人们所经历的光荣与梦想、希望与失望、成功与失败、动荡与流离、艰难与困苦以及幸与不幸。
　　我们结婚不久，黄龙球被调到兵团司令部搞工程规划，足迹遍及天山南北。1963年调到大泉沟水库，正要调任玛纳斯河管理处当处长时，“文革”爆发了，整个管理处被解散，人员用五十辆卡车拉到南疆，遣散各处。我们来到了吾瓦。黄龙球被打成臭老九，当了“老牛”（当时兵团人对住“牛棚”者的称谓），下放到大田里劳动。然后是打土坯，一头（当时的人就这么称呼的）“老牛”一天要打五百块土坯。完不成任务就要挨打，再后来就去养猪班当班长，一干就是八年。
　　他当“老牛”，我和孩子们也受屈辱。别人可以随意骂我们，没人敢跟我们说话，遇着了也躲着走。他们让我与丈夫划清界限，动员我们离婚。我说，我不会离，他就是死了我也不会离，不管你们给他定的罪行有多大，他也是我的丈夫。
　　当时，他住在猪圈里，不让我们见面。我怕他身体受不了，就偷偷地养了几只鸡，给他煎荷包蛋，他喜欢吃米饭，我就到处求人，用面换米，给他做米饭吃。他有人专门看着，我开始给他送吃的，警卫不让，我就天天去，后来，那人可能是被感动了，就告诉我，要送，就晚上偷偷地来吧！
　　我深感欣慰的是，我和他是相爱的，我现在可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的爱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这就像维吾尔族人在《十二木卡姆》歌词中所唱的，“要想知道是否相爱一生，请问那白发的老人。”
　　“文革”结束后，上级要调我们回兵团设计院，但我已经害怕他去当官，我希望过一种平静的生活，那种政治运动使我至今还心有余悸。
　　儿女们现在住在城里，他们的父亲去世后，就在城里为我安排了住处，但我坚持要回到吾瓦来，因为我觉得老头子还住在这里，我得回来陪着他。我也不能让这套房子因充满尘土而显得荒芜。
　　我就在这里，一天天地擦拭着屋子里的家具，清扫那些尘埃。到了黄昏，我就站在窗前，望望远山，望望沙漠，望望随着季节枯荣兴衰的绿洲，等待着我相伴着走过了坷坎一生的爱人，带着原野的气息，踏着稳健的步伐走回来。

陈亦明：她结婚当天就疯了
　
　　有些人你已无法找到她们。她们要么已不在人世了，要么已没了音信。要么什么也告诉不了你。
　　我很少向人讲她们的事，我一直把它们憋在自己心里，都快五十年了。我原来年轻，身体好，能承受这些事情，以及她们命运的沉重。但现在我老了，承受不了啦，它们压得我气都喘不匀，腰都直不起啦，我早就想讲给人听，想让人们与我来共同承受。可是讲给谁听呢？当年的姐妹们堵在心里的东西本来就已很多，我可不愿再给她们增添这些沉重的东西，我常常在想起她们时，不知不觉会叹一口长气。给我们的晚辈讲，他们不愿意听，他们冲我嚷嚷，唉，又是你们当年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得了得了！你就让它烂在你心里吧！可这些往事总是不烂，非但不烂，还在心里生长着，越长越大，越来越沉，越来越广阔，我一个人的心怎么能盛得下呢。就像一个园子里盛不下森林，一个池子里装不下海洋。
　　我讲出来后，你一定要写出来。不要像别的记者——先后至少有十来个记者，满心地想让我讲，口口声声地说要在报上登，可至今我连一个字儿也没见着。这不是为了别的，我只是想说，既然她们都全部付出了，难道让其他人面对一下都不可能吗？
　　这同样是牺牲！
　　真正的牺牲！
　　闲话就不说了，言归正传吧！黄干事是我们的分队长，长沙人。她是个文化人，修养很好，长得有点胖，但文气，看上去挺舒服的。她因为有知识，在奔赴新疆的路上又担任过分队长；到部队不久，就到宣传科当干事。她入伍时已二十一岁，这在湖南女兵中算年纪大的了。她当兵走时已订了婚。她未婚夫在口内当兵，原是大学里的同学，也是解放初入伍的。他们十分相爱。她原想自己当兵后，和未婚夫都在部队里了，要调到一起很容易。没想事情并不是她想像的那么简单。她调不到口内去，她未婚夫也从口内调不来。她后来知道，她与她的未婚夫不可能成为眷属，组织上已经给她安排好了。
　　你不要想着调他来，都是革命同志，你嫁谁不行呢，新疆什么都不缺，就缺女人；而他在口内，是不缺好姑娘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组织上会考虑给你找一个很好的，真正的革命同志的。组织科长就这样跟她谈开了话。
　　可我们相爱，那是爱情，不是别的东西！
　　什么爱不爱，情不情的，全是小资产阶级情调，你听从组织的安排，与为革命立过功的同志结合，组建幸福家庭，那才叫爱情！
　　我不会同意的，我已订婚，我只会嫁给他！她坚决地说。
　　你这样做是不行的。
　　我倒觉得你们这样做，是违背《婚姻法》的！她勇敢地反驳。
　　这可是你说的！科长恼羞成怒。
　　是我说的！
　　那好吧！
　　科长刚走不久，她就被关了禁闭，一关就是七天。
　　她出来后，组织科通知她准备结婚，对象是团里的副政委。她就在那天晚上，离开了部队，她留了一张条子，条子上写着——
　　我不想离开部队，但我不得不离开。我希望组织停止这样的婚配。爱，永远是婚姻的基础。没有爱的婚姻，对男女双方来说，都是不幸和痛苦的。
　　我以为部队会抓她回来，但没有找到她，我们再也不知道她的去向。直到八一年，才听到了她的消息，她在长沙一所中学当语文老师。我不知道她当时是怎么回到湖南去的。
　　正是她的留言使我一生未嫁，因为我没有真正的爱，因为在那个年代，你真正爱的人，却不让你跟他结合。
　　原来也有人说她自杀了，有人在几年后还给我指了她的坟。又过了几年，我想去看她，那坟当时已看不出来，它早被牛羊踏平了，与那片荒地成了一体。可我不死心，我想我一定要找到那个掩埋她的小土包。我在那片荒地上转呀转呀，却什么也没找到。
　　我当时还想，时间改变了一切，好多好多的普通生命就这样被时间遗忘，然后不留一点痕迹地抹去了。它一点儿也不管这个生命在这世界上经历了怎样的不幸与痛苦，幸福与欢乐……
　　后来，当我知道她还活着，我真高兴呀！
　　我还认识一名姓周的女兵，名字我就不说了，我叫她周姐。她是高中毕业生，入伍时十八岁。她是我们那批女兵中最漂亮的，高挑身材，白净皮肤，大眼睛，樱桃嘴，两条粗黑的长辫子，气质高雅，天生的丽人胚子。我觉得她是我们三湘四水养育的一个精灵。这么多年了，我再也没有见到像她那样超凡脱俗的女孩子，见了她的人，没有不说她长得完美的。告诉你吧，她走到哪里，就会像夜里突然亮了一颗星星，令人瞩目。她到部队后，战士们只要能看上她一眼，心里都会美滋滋的，要是能和她搭上一句话，那就幸福得不行啦！
　　你要知道，部队当时正在垦荒，大家忙得脚板朝天，加之也没什么条件打扮自己，那些战士们平时里都是泥头泥脑，胡子拉碴，衣衫不整的。周姐到了部队以后，面貌一下子就改变了，几乎是突然之间，战士们都整洁了。衣服再烂，补丁再多，也洗得干干净净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胡子也常常刮了，再艰苦的劳动，回来也要洗漱洗漱。爱说粗话的不说了，大家都变得文明起来了。她去哪里参加劳动，哪里的工效就特别高，淳朴的战士们就这样表达着他们对美的倾慕和尊重。
　　周姐的理想是当一个作家，她向往新疆的神秘。在我们眼里，新疆只是一个遥远、荒凉而又贫穷的地方；但在她眼里，那里的一切都是美的、神奇的。她说过，新疆是最富有美的地方，她平生的愿望就是写一本新疆的书。
　　但她的梦想，包括她的一切，都很快被打碎了——
　　一位师领导看上了她。
　　那位领导是三三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已四十岁左右，原来的老婆他离掉了，三个孩子都跟着他。那时周姐比他最大的孩子年龄还要小两岁，但她无论怎样也没能摆脱这强加在她头上的命运。
　　她很快就结婚了。
　　可能是心理压力太大，就在结婚的当天，她疯了。
　　她到处跑，那领导办公时，她就跟到办公室，在办公室大吵大闹。安静一些的时候，她就倚在师首长住的土坯房的门上，两眼无神地望着外面，嘴里嘀咕着什么，一站就是好半天。
　　她像一朵花，正要开放时，却被摧折了，凋零了。
　　奇怪的是，自从周姐结婚以后，团里的官兵又成了泥头泥脑、胡子拉碴的样子。是的，他们心目中的美神已经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