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湘女上天山 作者:卢一萍-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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兮归故乡”。
　　由于细君体质较弱，不习惯异地生活，又不通言语，加之思乡心切，悲寂孤苦的她积郁成疾，到乌孙五年后，就病故异乡了。
　　细君公主逝世后，应乌孙的请求，汉武帝又把楚王刘戍的孙女封为公主嫁给了乌孙王，这就是后来被誉为乌孙国国母的解忧公主。解忧公主乐观开朗，她跋山涉水、万里迢迢来到乌孙后，很快适应了草原生活。她在乌孙生活了五十年，按乌孙习俗，先后嫁乌孙王军须靡、翁归靡、泥靡。在与翁归靡共同生活的三十余年中，她辅佐翁归靡治理乌孙，使乌孙成为西域最强盛的王国。公元前七十年，翁归靡发五万铁骑与西汉十五万大军夹击匈奴，大获全胜，使匈奴在西域从此一蹶不振。同时，为了扩大西汉与乌孙联盟在西域的影响，她又派心腹侍者、才女冯持汉节为公主的使臣，行赏诸国，使汉朝声威远播。
　　后来，解忧公主的大儿子元贵糜继承父业做了乌孙王；二儿子万年做了莎车王；三儿子大乐做了乌孙左大将；大女儿弟史嫁给龟兹王绛宾做了夫人；小女儿素光为乌孙呼翕侯的妻子。他们不但秉承了解忧公主的教导，维护了汉朝同乌孙的关系，也为乌孙立足伊犁五百余年奠定了基础。
　　猎猎汉旌，萧萧马嘶。我已无法想像细君和解忧当年跋涉在万里古道上的情形。如今，我只能从她们那或成功或失败的异乡生活中，感受那首绝不亚于热血男儿的动人诗篇。
　　正是沿着她们的足迹，事隔两千余年后，大批的女兵来到了天山南北。
　　“独立自由勋章”获得者、原新疆军区副政委张明儒将军在他的《扎根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万官兵在新疆》一书披露道：
　　……进军新疆的途中，在陕西、甘肃、新疆招收的1万多名知识青年中有1000多名女知识分子，1950年从四川来了一批女学生，1951年又从华东军区部队调来了一批女医务工作者。1951年，从湖南招聘来3000多名女青年知识分子。接着，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也来了一批女青年，还有不少军队、地方院校的毕业生自愿要求到新疆来。1952年初至1954年，从山东老解放区动员来大批青年妇女。据不完全统计，军区妇女各年度参军来队支边的数量是：1949年1127人，1950年1298人，1951年3862人，1952年11723人，至1954年达4万多人。
　　我在一份当年兵团六师十六团政治处《1951年上半年妇女工作总结》中看到了这样的话，说女兵们“普遍怕与年纪大的干部结婚，怕不顺个人意，由组织上决定，不按婚姻法办事”。
　　一位白发苍苍的女兵对我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阳关以外的凄凉荒芜使它千百年来一直是遥远异乡的代名词。但我们这些女兵并不害怕这些，我们最害怕的就是面临婚姻问题。但我们的牺牲是值得的，我们以小我的牺牲换来了一个新的新疆。”
　　湖南女兵们是新疆屯垦戍边大军中特殊的一部分。她们自来到这里，就开始在这苍茫的大荒原上，演绎一个又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也演绎着她们的理想与追求，光荣与梦想。她们做了男人们所作的一切，有许多人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和爱情。如果说唯有爱能战胜一切，唯有爱能挽留时光，那么，牺牲了爱的她们的生存不知要比别人付出多少倍的艰难和困惑。但她们以人类、以妻子和母亲的坚韧战胜了那一切。
　　这的确让我的内心深感震撼。我知道，在这块遥远的国土上，没有谁作出的牺牲比这些女兵更多。
　　她们不愧是新疆荒原上的第一代母亲。
　　——她们孕育的不仅仅是后代，她们孕育的是更广阔意义上的东西：爱、宽容、大义和坚韧的精神。
作者：卢一萍

王茂杰：一个战士对王震说，你要给我们解决老婆的问题
　
　　我是“人民功臣勋章”、“华北解放纪念章”获得者，抗日老战士，农七师离休干部，我的老伴戴秀菊是1952年4月从衡阳入伍的湖南女兵，所以我也算是半个湖南人了。
　　其实，对于征召女兵进疆，王震早就有所考虑。陶晋初将军是陶峙岳的堂弟，原系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部中将参谋长，1949年9月起义后任解放军二十二兵团参谋长。陶晋初在1949年10月27日给原新疆警备司令部中将副总司令兼整编四十二师师长、起义后任二十二兵团副司令员的赵锡光将军的复电中最先作了披露：“……军队整编后，在人民政府建设新新疆大方针指导下，应即协同入新解放军积极从事生产建设工作。果能如此，固国家之光明前途，亦十万官兵之最好归宿（王震曾云：将于明年赴关内招来大批女性作官兵眷属）。将来随交通农矿之发展，由各地来新之人将日有增加，民族间亦将不致再有何鸿沟矣。”
　　而彭德怀元帅也早就有此打算。有一次，他去看望战士，聊了一会儿天后，便问战士想不想家。
　　战士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笑而不答。
　　“不想家是假的。有些人十几年没有回过家了。现在仗打完了，不少人想着可以回家了，但是不行呀，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所以要守住新疆，我们就得做好在这里扎根的准备。”他说完，又十分认真地问道，“你们想不想找个堂客？生一个儿子？”
　　战士们有些不好意思，仍只是笑。
　　“打仗时冲锋陷阵，你们不怕；开荒屯田，有天大的困难，你们能克服，这些我都相信。但不想找老婆生娃娃，我不信。即使你们想打一辈子光棍，我还不同意呢，我们的屯垦事业要后继有人，你们都打光棍了，谁来继承我们的事业？我跟王胡子讲了，叫他到内地招一批女兵来……”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赢得了战士们热烈的掌声。
　　还有一次，王震去筹划石河子的建设。
　　有一天，一个单位开大会，请王震讲话，王震讲完话，问大家有什么意见。每个人都说没有意见。
　　这时，一个憨头憨脑的战士站起来，说：“报告首长，我有个意见。”
　　王震说：“好，有意见你就提吧。”
　　那战士说：“司令员，我们都还没有老婆，你要给我们解决老婆的问题。”说完坐下了。
　　大家听了，都瞅着那个战士笑。笑得那个战士红了脸，低下头。
　　可王震没有笑。他风趣地说：“你这个问题提得好！党中央、毛主席早就考虑到这个问题了，很快给你们运来湖南‘辣子’，山东‘大葱’，上海‘鸭子’！”
　　其实，部队的婚姻问题在战争年代就存在了。中国有句古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们这些老兵，大约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来自农村，即使当了师长、团长，也是大老粗，没有多少文化。所以也不管什么爱不爱，情不情的。就是一句话，要有个老婆，传宗接代。
　　我在渤海军区当警卫连指导员时，连长刘希苟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团级待遇，他多次负伤，肠子打断了，接的是狗肠子，腮上也有伤疤，牙也打掉了许多，身上的伤疤就不用说了。
　　有一天，他长叹了一口气，找到我，说有事跟我说，我说你说吧。他说，有个事麻烦你给旅长讲一讲，我自己不好说。第一，我四十岁的人了，没有老婆，请组织帮忙找一个；第二，我要镶牙，缺了这么多牙，使我显得老相不说，还影响我军形象；第三，我不当干部。我穷苦人出身，放个几十只牛呀羊呀还可以，这一二百人的连队让我管，的确费力。
　　我听了后，就去找了旅长张仲翰。我说完后，旅长就笑了。他说，老婆现在不能找，仗没打完，仗打完了再说，牙可以到了有镶牙条件的地方就镶，连长也不能不当。我把旅长的话给连长讲了，他就叹气，说，这仗呀，不知什么年月才能打完呢。
　　进军西北时，老连长已四十五岁，已经是个团级干部了，到了张掖，他又提及此事。他说，仗算是快打完了，新疆的国民党军队如不起义，也经不了几仗就会完蛋。我是该找个老婆了吧？我们当时刚好住一户地主家，他家有个丫环。我就给她做媒，问她愿不愿意嫁给解放军。那丫环是穷人家的孩子，很崇拜解放军，就高兴地同意了。我就提醒她，你要嫁的解放军是团级干部，参加过长征，打过日本鬼子，一直在革命，所以年龄有一些大，你可要想好。她一听是这样，更高兴了，激动地对我说，“我一个丫环能嫁一个团级干部，一定是祖坟冒青烟了。”我们把这事给地主说了，没想地主死活不答应，讲了半天，才知道他真正的意图是想要一笔钱。我问多少。两百块大洋。这是一笔不少的钱，但我咬咬牙，还是答应了。于是，我们连就凑钱，全连一百八十五人，一人一块，不够的由连里的干部再分摊。就这样，终于给他娶了个老婆。
　　还有卫生队队长刘崇喜，五十来岁了，也没成家，那地主家还有个丫环，我们就想让她嫁给刘崇喜。我们给刘希苟娶老婆已把钱花完了，害怕地主再要钱，办不成事，就去动员那丫环参军，这样，她是参加革命，地主不敢阻挠。我问她愿不愿意当兵。她说地主婆老撕她的嘴，说部队只要不撕嘴，她就愿意当兵。我说部队不撕嘴，我说在部队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她一听很高兴，说自己愿意去当兵。然后，我就让她不要吭气，吩咐她在部队开拔时，跟警卫连一起走。她就当兵了。那丫环人长得很周正，团政委当时要求我们这些年轻干部不要挖老同志的墙脚，不然要受处分，卫生队队长和那丫环到新疆不久结了婚，听说两人过得不错。
　　但这一问题真正变得紧迫起来还是在到了新疆之后。军区当时除了想着在湖南招一批有一定知识的女兵外，王震还在1951年向陈毅要了两千名女兵，那多是在解放战争期间招的，在后方医院做护士。这都是解决营以上干部婚姻问题的。然后是山东妇女，山东是个老战场，好多男人在战争中都被打死了，所以招的山东妇女中很多是寡妇，这基本上解决了连排干部的婚姻问题。最后，还剩下了起义部队一些老兵的婚姻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就在五四年招了九百二十多名上海妓女。
　　我后来曾看过一个资料，说英国有个叫S。D。甘博尔的社会学家，解放前曾对伦敦、柏林、巴黎、芝加哥、名古屋、东京、北平、上海等世界八大都市的公娼人数和城市总人口率作了一次调查统计，其中上海遥遥领先，其比率为1：137。解放后，上海市政府决定收容改造妓女。招收到新疆的妓女就是经过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改造过的——她们大多恢复了人格尊严，在这个既陌生又遥远的地方找回了作为女人的自尊和自信。
　　说起当年兵团有关婚姻的话题，无论对男人，还是对女人，都是很沉重的。
　　我认识一个参加过抗战，立过战功的营长，姓赵，因为找不到对象，很烦，后来精神有了问题，整天提着驳壳枪到处比画，最后只好把他关起来，不久他把裤腰带解下来上吊自杀了。而女的因不满自己的婚姻，被逼自杀的也有，有个姓胡的团长就把一个女兵逼自杀了。还有一个姓聂的工程团团长，强迫一个湘女与他结婚，湘女不同意，他就提着驳壳枪威胁。那女兵就告到了王震那里，王震处分了那团长，把他调离了新疆，让他到湖南去，找到了老婆再回来。他果然在长沙找了个对象，是高中毕业生，既能干，又漂亮。他们很快结了婚，结婚后，就给王震报告，要求再回新疆来。王震又把他调回来了。

张明儒：当时部队的“热门”话题
　
　　婚姻问题、妇女工作，是当时部队的“热门”话题。关于这个问题，以前众说纷纭，真实的情况很难了解。我四三年参加革命，后来当过新疆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有条件找到有关资料，我写过一篇回忆文章，叫《解放初期的新疆女兵》，在这篇文章中，我对当年新疆部队的婚姻情况和女兵的情况作了披露。
　　当时部队的婚姻状况是这样的：师以上干部多数已婚，个别未婚；团级干部少数的结了婚，多数未婚；营以下干部及战士，除个别入伍前在家乡结了婚外，绝大多数尚未婚配。年龄普遍较大，师级干部多数三十多岁，团干部多数三十岁上下，营以下干部多数是二十多岁，少数三十多岁。
　　我国过去传统的婚姻观念是早婚早得子，养儿防终身。以早婚为富为荣，晚婚为贫为耻。农村里的男女是“十五十六把婚嫁，十七十八抱娃娃”，一些山区有的在十三四岁就结了婚。那时二三十岁的人没有结婚，在人们心目中，就像现在四五十岁没结婚的人一样，不只是大龄青年，简直成了老龄青年了。
　　当时部队干部战士对婚姻问题反应比较强烈，要求也很迫切，有各种说法，像“没有老婆安不下心，没有儿子扎不下根”等，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这二十万官兵的婚姻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将影响安心新疆、建设新疆艰巨任务的顺利完成……总之，各级领导对新疆军区部队官兵的婚姻问题、妇女工作非常重视，当时的新疆军区领导人王震司令员、徐立清副政委、张希钦参谋长、政治部曾涤副主任等首长非常关心，高度重视，千方百计亲自筹划。
　　婚姻问题、妇女工作，是当时部队的“热门”话题，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信息之一。新疆军区、第一兵团、第二十二兵团、二十军、五军、六军、九军及各级首长们，在讲话中都要讲到婚姻问题。我在军区档案馆的资料中发现，当时担任二军政委的王恩茂同志，1950年在二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有这么一段：“关于婚姻问题，彭（德怀）司令员说从口里动员女同志到新疆来，并且在西安、兰州、酒泉、哈密设站。家里有老婆的，可以送到西安；家里订了婚的可以送来；家里既没有结婚又没有订婚的，你家里父母亲戚能给你订一个也可以送来，送到西安去找西北军政委员会秘书处或者找新疆军区驻西安办事处，一切由公家负担，给你送到新疆来。彭司令员和王震司令员都说过而且是认真的，目前不能一下完全都接来。年轻的同志不要着急，首先是三十岁以上的同志，然后是二十八九岁的同志，二十五岁的同志还要后一步，应该按次序，小的让大的，不要乱了。一方面组织上帮助想办法，一方面是自己想办法。但我们不要把思想放在这方面，主要在巩固胜利。有了全国的胜利，个人问题也就解决了，所以我们的同志应集中思想巩固胜利，我们的毛主席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一定会照顾我们的。他说，我们的经济建设会一年一年地变好，一切问题会很好解决。总之，千言万语是我们志在部队，努力工作，完成任务，个人的问题一定会解决的。”
　　处于新疆当时的情况，未婚男军人那么多，且多数人年龄偏大，而已到婚龄的汉族妇女又是那么少，内地的女青年又是逐步来新疆的，所以军人的婚姻问题，也只能按职务按年龄按参加革命的时间，分批逐步解决。1951年11月，新疆军区（规定）：凡1949年进疆的军队干部、战士和一切转业地方机关、工厂工作的原有军籍人员的家属子女，均可接入新疆。当年，有一千多名家属来疆随军。1953年，新疆军区所属部队，分别整编为国防部队和生产部队，都是现役部队，只是执行任务不同。1953年7月，新疆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制发国防部队婚姻条例，规定凡具备现任营以上职务干部；具有三年军龄的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