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湘女上天山 作者:卢一萍-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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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窝子，石头房，
　　冬天暖，夏天凉，
　　避风沙，遮太阳，
　　土炕上边铺苇草，
　　又松又软赛过钢丝床。
　　…………
　　在几十里修渠线上，挖了许多地窝子群，我们给它们起名为红星一庄、红星二庄……
　　当时铺石块用的水泥叫“洋灰”，当地不生产，我们都没见过。如果从口内运，需要大量的资金。我们只好就地取材，一边开矿采煤，一边炸石灰岩，烧制石灰，然后把它和陶粉和在一起，生产代水泥。在哈密大营房西北角，开了一个陶粉厂。在那低矮的土房里，粉尘飞扬，呛得人受不了不说，冬天冷死人，夏天热死人。我的手受伤后，就到这里来筛陶粉。汗水在身上和成了泥浆，在头发上和成了泥团，一从房子里出来，人家见了就笑我们把自己弄得不像人样儿了。
　　但这一切，都没有那一声枪响给我留下的印象深。因为随着那声枪响，我最好的同乡王惠芝永远离开了人世。
　　驻扎在这里的官兵渴望女人、渴望爱情就跟这片土地渴望水一样。除了我和王惠芝，其余三个女兵很快就结了婚。
　　王惠芝是湖南新化人，参军时十六岁，长得很好看，水灵灵的，高挑身材，皮肤很白，眼睛很会说话。她一到营部，营里的干部就都盯上了她。但谁配谁，上头都有安排的。副营长张文德十三岁参加革命，是全军特级战斗英雄，他原先所在的连也是战斗英雄连。英雄美人，组织上早已把王惠芝暗配给了他。他个子高高的，相貌英俊，我们也觉得他们挺般配的。
　　我和王惠芝一直挨着睡，她跟我说过她喜欢副营长。但因为年纪小，她得问问她母亲的意见。她母亲收到信后，回信让她坚决不要找对象，不然就回不去了。
　　她父亲已经去世，她和哥哥都是母亲一泡屎、一泡尿拉扯成人的，她很听母亲的话。
　　那时，她并不懂得什么是爱情，也不知道男人的心。收到信后，她就跟副营长说，我母亲说了，不能在新疆找对象，所以我不能再跟你谈朋友。
　　副营长听了很伤心。他有好几次都跟我说，让我带话给王惠芝，说他非常爱她，他就是死也要把她带到土里去。
　　王惠芝心眼儿实，她只想着母亲养她不容易，只想着以后回到母亲身边，只想着绝不在外头找对象，所以她对副营长的话怎么也听不进去。
　　这时，这个师里只要是子弟兵的，都准备往口内调，副营长也在调动之列。他想与王惠芝把关系赶快定下来，即使因她年龄不够不能结婚，他可以等，以后还可以把她往口内调。他就去请求王惠芝答应与他订婚。王惠芝仍想着回母亲身边去，所以拒绝了他。刚好，营部的孙干事也喜欢王惠芝，常去找她，但她不喜欢孙干事，他们仅仅是同志而已。但副营长却疑心他与孙干事在谈恋爱。他太爱她了，他怎么也忍受不了。他再次向王惠芝求爱时，王惠芝说等以后再说。副营长非常伤心，都差点哭了出来。
　　就在他准备到口内去的前夕，他来问我，小王，你们女兵晚上是咋睡的？
　　我不知道他问这个问题的真实意图，只以为跟工作有关，就把我睡哪儿，陈太爱、史敬谊、陈惠兰、王惠芝睡哪儿，一一给他说了。
　　他听了后，说，谢谢你了，你要好好干，我要走了，也没啥值钱的东西留给你，只有一个茶缸，是新的，留给你做个念想吧！
　　我以为他说的要走了是到口内去，便说，你们是男人，你们到国防部队去，去保家卫国，很好。我刚来新疆不久，我要用自己的劳动来使它变得跟我的老家湖南一样。我没什么东西回赠你，只能给你道个路上珍重。
　　他笑了笑说，这就够了。
　　晚饭前，副营长领我们唱了歌，晚上我和王惠芝躺在床上，讲了白天副营长来找我的事，我告诉她，副营长要走了。她听后，好半天没有说话，有些忧伤地说，他其实真是个不错的人，他走了就好了，就能忘了我，口内的好姑娘多，他能找到比我更好的，他会幸福的，我会祝福他。
　　我看他即使回到口内也会想你的，因为他的确是很爱你，爱一个女人跟找个女人过日子可不一样，我看他挺伤心的。我说。
　　但我有什么办法呢？母亲为我吃了很多苦，我不能不听她的话……
　　白天修了一天渠，我们都很累，说着说着话，就睡着了。
　　我睡着不久，就做了一个梦。梦见副营长坐在王惠芝的床前，脸上流着血。血不停地流，顺着身子流到了地上，在地上漫开，血红一片。但他好像没有感觉，只用很热的目光盯着王惠芝。我和王惠芝则躲在一边笑。她说床上躺着睡熟的人并不是她，那是一个空壳。说完，我们就跑开了。跑进沙漠，又跑进戈壁滩，又跑到一片陌生的草原上，但无论跑到哪里，都可以见到流着血的副营长在那里坐着，看着躺在他面前的王惠芝。最后，王惠芝说，我会飞，我会飞到天上去，他就会看不见的。她说完就真飞了起来，还咯咯咯地笑。她在空中越飞越高，最后看不见了，只留下笑声还在天上响。我呼喊她，叫她回来，她说，我不回来了，我要飞到妈妈身边去。我很难过，想从这个梦中醒来，但我怎么也醒不来。
　　然后，我听到了一声枪响。它像是从梦中发出来的。过了好一会儿，我才醒过来。然后，我又听到了一声枪响，营区一下乱了起来。
　　谁在打枪，谁在打枪？
　　好像在女兵班那边。
　　莫不是土匪袭营吧？
　　可能是哨兵的枪走了火。
　　到处乱哄哄的。
　　我仍迷迷糊糊的，好像那个梦还没有完。我推了一下王惠芝，她没有动静。我又推，一边推，一边说，看你睡得像个死人，外面土匪袭营了呢，看土匪来把你扛走当压寨夫人去。推着，觉得手上黏黏的，一摸，王惠芝头上冒着热热的东西。我赶紧下床点了马灯，一看，妈呀，她已死了。她头上被打了一枪，血已把枕头渗红了。
　　紧急集合哨吹响了，脚步声把月光踏乱了。我跑出去，哭着喊叫道，王惠芝被人打死了，快来人呀，快来人呀！
　　人们都朝这里涌来。
　　我哭了起来，我用水擦她头上的血，但怎么也擦不干净，直到她身子冷了，血凝固了。
　　我抱着她，给她洗脸，梳头，换上干净点儿的衣服，我希望自己像一个亲人一样，给她一点儿照顾。
　　她很安详，像仍在熟睡。只是脸上没有血色，惨白得很，我已感觉是他干的，我想骂他，但哽咽着没骂出来。
　　副营长也被抓住了，因为他拐到那个干事那里，想把他也打死，但干事跑了，没有打着。
　　我这才知道，他说的他要走了，就是这样走的。
　　没多久，他被枪毙了。刚枪毙，上头来电，念他保卫过延安，念他是战斗英雄，当连长时带出的连队是战斗英雄连，先不要枪毙。但已晚了。听人说，枪毙他时，他啥话都没有说，只是念叨着，惠芝，我们可以在一起了，我们可以在一起了。
　　他们就这样走了。
　　我为王惠芝伤心，觉得她命苦，也为副营长伤心，他可以有很好的前程，却给自己弄了那么一个结局。慢慢地，我觉得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比他们更可怜。副营长是为爱而死的，王惠芝是因为被人爱而死的，而我们好多人却没有。既没有被人爱过，也没有爱过别人，迷迷糊糊就一起过日子了，糊里糊涂地过了一辈子。
　　我的婚姻是这样的，五三年，我在学生队当分队长时，领导找我谈话，把我介绍给学生队司务长。他是四八年从傅作义部队起义的，比我大九岁。我自然不同意。后来领导就找我一次次谈话，我忍受不了啦，就说我们先谈谈看吧，我还没跟他谈过一次话呢！结果上头不管三七二十一，丁零当啷就让我们结婚了。
　　我感到很突然，对婚礼也没什么感觉，所以除了记得年份，是哪月哪天结的婚都记不得了。
　　结婚之后，我就到四十七团商店当售货员，不久，又派我到哈密去学做食品。学做面包、点心、蛋糕，后来做出了名，还上了报纸。丈夫则到石河子速成中学学习，学完后就到连队当指导员。但由于他脾气不好，老跟领导顶牛，被降为排长，就当了一辈子排长，最后以排长退休。
　　生活就是这样平淡无奇，但我已活了六十七岁，父母把我们生下来，就是要让我们在这个人世上活下去，我做到了。对于那个时代的一个普通人，做到这一点已经不容易了。
　　而王惠芝走了，走了快五十年了，不知她的灵魂是否已安息，我很怀念他们，我想趁这个机会，祝愿他们都安息！

陈瑾：唯有爱是永恒的
　
　　这就是我住的地方，这两间土坯房，原已因垮塌而被人废弃。我对它做了修葺，把残缺的墙补好，找来一些杨树，抱来一些树枝，和了一些泥，做好了屋顶，自己又修了灶台，便把这里作为自己的居所了。
　　这里处在小城的边缘。不远处便聚集着来自乡下或异地的流浪者，他们靠出卖劳力或贩卖水果及廉价的小商品为生。
　　我居所面对的一片庄稼地是我心目中的公园，我经常到那里散步。住处周围的空地我自己开垦出来了，竟有一亩多，我在地的周围种了石榴和杏树，用七分地种小麦和玉米，剩下的地种各种菜蔬瓜豆。靠这些地，我原来可以勉强生活，但年老后，我做不动了，连一些蔬菜都伺候不了，全部身心都要用来应付自己逐渐病弱的身体，生活也就一天比一天困顿。
　　我还有一千多册图书，那是我的精神乐园。我当兵前就读于湖南大学英语系，至今还能读英文原作。当我无法面对自己的命运，当我感到人生寂寥之时，当我无法承受生命的沉重之时，我就会翻翻那些散发着岁月气息的书籍，我能从那里得到慰藉。
　　书是世界上最为珍贵的财富。
　　我的书大多是“文革”后购置的。以前的一千四百多册书在“文革”中被人焚烧了，只戏剧性地留下了一本英文版的《政治的罪恶》，由法国人路易斯·博洛尔所著，是伦敦费希尔·安文出版公司20世纪初的版本。它幸存下来，是因为焚书的人不识英文，问我那是什么反动书，我说是政治书，那人就把它甩在了一边。我的这本书现在已活了近百年，它目睹了一个世纪中的一切，也目睹了我的一生。我今天所说的，这本书都可以证明。我不愿说的，这本书也会知道。
　　可以说，所有的时尚都难敌革命的时尚，因为它显得那么崇高，崇高得让人难以抗拒。我们这个民族的20世纪，基本上就在革命着。一代又一代青年人投身其中，我仅是其中的一个。而很多人凭自己的才能，完全能够适宜去为这个民族做更多有益的工作，但在战争年代，他们没有，而是成批成批地上了战场。比如我，我真正应该做的，是做一名英文教师，致力于培养一批掌握这门语言的学生，而我却来到了这里。
　　这当然是我自己的选择。当时是那么坚决，谁也阻挡不了。现在，我当然还要勇敢地面对它，并不是因为我落到了如此的境地——这种境地何尝不好，隐者，现代社会的隐者，我做到了。我甚至不能把这种选择归之于命运，因为是我改变了它。
　　一到部队，我就知道自己的命运了。我做不好一个军人，严格地说，我们也不是一个军人。我只是垦荒部队的一名战士。我在这里也发现了一种伟大的力量，这是从那些在血雨腥风中幸存下来的士兵身上散发出来的。他们是那么单纯、朴素，对一切都心怀真诚和美好。但他们又是那么盲目——盲目地展开了同大自然的搏斗。那是一场肉搏战。然后，有了眼前的收获，也埋下了长久的隐患。比如当年开垦塔里木，我就觉得不应该。这样会造成塔里木河流域生态被破坏，并使罗布泊彻底死亡。我当时在日记中写下了我的忧虑。不想遭到了批评，说我与建设新疆唱对台戏，我作了检讨。后来，塔里木河流域的生态灾难果真出现了。
　　我1949年就想报名参军了，但老师和亲友都劝我完成学业后再说，所以1952年才报名入伍。我和当时的许多年轻人一样，是想入朝作战。我考进去了，当时需要英语翻译，但不知为什么，最后没有通知我。我便去了新疆军区招聘团。当时越危险、越艰苦、越遥远的地方，就是越光荣、越吸引人的地方。除了朝鲜，新疆就是最使人向往的地方了。
　　整整走了三个月，我到了喀什。到喀什不久，我的恋人也随后来了，他比我高一级，已参加了工作，在大学当英语教师。我参军时，他劝阻过我，但见我执意要来，他也不好说什么了。他尊重了我的选择。但我没想到，他会随后也参了军，进了疆。记得我从长沙走时，他来送我，他流了泪，我没有。我说，爱是没有距离的。我说，爱能将长路变短。
　　我到喀什后才知道，爱被千山万水所阻隔，那距离的确存在，我无比想念他。我甚至觉得，即使因为爱，我也不应该来这里，应该永远在他身边。我给他发了一份电报，内容我至今记得，“念您请来信”，后面附了通信地址。他就是在收到了电报后毅然来疆的。开头分在乌鲁木齐，后来他要求来了喀什。
　　我并不知道他已入伍来疆。那天，全连正在劳动，指导员叫我到连部去，我看见他站在那里，我开始以为是在做梦，他叫了我的名字后，我知道一切都是真实的。泪水涌出了我的眼眶，怎么也控制不住。他说，你还好吧。我哭着点点头。我真想扑到他怀里去，但即使指导员离开了房间，房间里只剩下了我们两个人，我们也没有这么做。这军营里，似乎永远不宜于情感的表达和流露。
　　你怎么来了？我止住了哭，问他。
　　因为爱你，除此以外，再无别的，他真诚地说。
　　谢谢你！可是，你不该来，我一来就有些后悔了。我们学到的知识可以为国家做更多的事，做更多更多有益于国家的事。我们到这里来，是浪费了知识，而传播知识正是国家最需要的。
　　我们可以这么做，甚至回去。
　　但我们已是军人，不能轻易离开这里。
　　我首先是个知识分子。
　　他后来分到营里任文化教员，但他很快就不适应了。当时每天要开生活检讨会，审视自己一天来的工作和思想。每次他都只是说，我没有什么可检讨的。每天要记日记，但日记要检查，主要从中去查你的思想倾向。他死活不交出自己的日记，说那是他的隐私，是个人的权利，为此，他受到了十分严厉的批评。但他仍然不交日记，后来，营里就强制着把日记搜走了。他从此不再写日记，可你不写日记更要受批评，但他就是不写。
　　我的恋人是四川人，是从四川考到湖南读书的，骨子里也就有了四川人的那种倔强劲。加之我们学的是英语，读了许多英文著作，接受了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想，一遇到这种情况，思想上自然承受不了。
　　没过多久，虽然上面知道我已有对象，知道他与我就在同一个地方。但组织上仍给我安排了一名副团长，让我与他结婚。我从内心里坚决拒绝这样的安排，但我作为一名战士，在军队这种等级森严的组织里，作为一道命令，我得找到合适的方式才能拒绝它。我当初只能回避，我尽量不让他知道。我知道他一旦知道了这样的事情，将更加难以接受，但他还是知道了。
　　那天，他气冲冲地找到我，当着众人的面，对我说，听说你要成为团副夫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