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湘女上天山 作者:卢一萍-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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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医院接到电报后，立即派了最好的医生和最好的车辆及设备沿着公路前去接应。
担架队从沙漠中抄近路，直奔南疆公路，一百四十里路大家用了四个半小时就跑完了。
到了阳霞后，大家继续向焉耆所在地奔去，引得沿路的老乡开始只觉得好奇：两个人抬着一个女的，跑得像风一样快，后面一大队人又像风一样跟着。当他们得知是为了救一个产妇，为了让产妇生下孩子才这样做时，他们拿来了馕、瓜果和水。有些小伙子还主动接上去，抬着飞跑一程。
最后，跟随的人越来越多，由五十人增加到了男女老少一千多人。大家都在公路上奔跑着。
过了策大雅，终于看见了师医院的军车。当医生看到那么多的人时，吃了一惊，当产妇抬到他们跟前，他们更是不敢相信，不停地问：有这么快吗？跟我们汽车的速度差不多了。
手术室就设在“道奇”牌汽车上，人们围着汽车，静静地等待产妇能脱离危险，期待着孩子能顺利降生。
产妇当时已昏迷不醒，不省人事。医生检查后，对营长说，幸好送得快，还可以保住大人的命。
那，孩子呢？营长都要哭出来了。
医生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他已经丢了。
营长哭了，他哽咽着说，那就赶紧救大人。
手术结束后，人们纷纷围过来，问那医生，孩子呢，孩子呢？
医生只得说，孩子没有保住，但大人已经脱离了危险。
大家一听，心里非常难过，那一声孩子的啼哭终于没有响起。他们纷纷低垂了脑袋。有的颓然蹲了下去，把头伏在膝盖上，伤心地抽泣起来。
在往回走时，他们用了整整一个晚上。每个人的脚步都沉重得抬不起来，迈不出去。
当其他人听说孩子没有保住时，一个营的四百多人，包括刚分配下来的一百七十名内地遣犯，都伤心地哭了。如果说在策大雅附近的五十人还抑制着自己，使自己不在老乡面前过于悲伤。现在，是在自己“家”里，全家人在这悲伤面前，再无顾忌，荒原上，男人的哭声响成了一片。
这一次生育使部队意识到，应该在基层设妇产医生，应该有会接生的人，因为和平意味着新生的开始。
所以，我一到轮台不久，营里就推荐我去学医。那天，营长找到我说，营里准备推荐你去师部学习。
我听后，很高兴，连忙问，学什么呀？
喂蚕，好好学习，将来给蚕子看病。
可这戈壁滩上，连一棵桑树都没有，喂什么蚕呢？我认真地说。
现在没有，将来会有的。这个机会很难得，每个营只推荐一个，所以，你一定要好好学习。
我到了师部医院，我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才知道“喂蚕”就是接生。一想起营长把接生说成“喂蚕”，我就忍不住笑了。
之所以把接生叫作“喂蚕”，是因为当时去部队的湖南女兵都还是姑娘，让姑娘去学接生，一般人都不愿意去。营长怕我也不愿意去，在我问他时，他一急就这么说了。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把这二者联系起来的。但这个说法就在南疆一些地方很快传开了，直到现在，还有人说，你快去帮我喂一下蚕，这就表示要你去接生。
其实，我到部队不久，就听说了营长妻子难产的事，我当时就想，自己如有可能，一定要当一名妇产医生，没想天遂人愿，心里自然高兴。
学了几个月后，我回到了荒原上。我回来那天，人们热烈地欢迎我，虽然我还算不上是一个医生，但大家已尊称我为医生了。他们说，有了汪医生，再不会有初夏那令人伤心的事情发生了。
大家挖了一间地窝子，正式命名它为“戈壁休养所”——当时基层部队还不叫卫生所，都叫休养所，我是所长兼医生和护士。
不久，我就接生了第一个孩子，好像这孩子是专门等着有人接生才肯出来的。
产妇是一位女遣犯。
她曾经参加过共产党，但没过多久，又加入了国民党，后供职于情报部门。其丈夫是国民党部队的少将副师长，在与解放军作战中负伤，由于丈夫不愿意去台湾，她也跟随丈夫留在了大陆。不久，丈夫被镇压，她被押解进新疆，上路之时，她已有了孩子。作为阶下囚的她不知该怎么办，不知道孩子生下来会怎么样，她曾从车上往下跳，到了新疆后，又拼命地干体力活，有一次甚至用力捶打自己的肚皮，想让孩子流产，但都没有成功。
对于为她接生，有个别人心里觉得憋气，他们认为，我们革命者的后代还没有生，反革命的后代倒生下来了。其他人则认为，不管怎样，他（或她）都是这荒原诞生的新生命，应一视同仁。也正因为如此，她被送到了我的地窝子里。
当女人因为分娩发出的痛苦呻吟声从地窝子里传出时，男人们不约而同地纷纷涌到了地窝子前。
明亮而硕大的一轮满月悬在天上，被那一根孤零零的旗杆挑着。沙丘在明月中泛着柔和的金色之光，由明暗勾勒的弧线显得异常的美，像裸露的女人的胴体，让人心醉；被阳光烤得油亮的戈壁石也一闪一闪地发着光。我那眼地窝子里的马灯发出橘红色的光，与明月和星辰呼应着。月光下的男人看上去像一幅黑白木刻版画。他们有的站着，有的坐着，莫合烟不时地被点燃，吐出的烟雾悠然地飘散在月光里。有一位士兵一直在用竹笛吹奏东北民歌《摇篮曲》。
因为有了我这位妇产医生，大家已没有上次那么紧张。
可能是由于产妇营养太差的原因，她不时昏迷过去。汗水湿透了她的衣服，她的脸色也异常苍白。她似乎没有一点儿力气生下自己的孩子了。一直折腾到大半夜，才听见了孩子那激动人心的啼哭声。
——这可是这片荒原上第一声孩子的啼哭啊！
我高兴地跑出地窝子，大声宣布道，她生了，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
官兵们听了那消息，激动得双眼潮湿，大家齐声欢呼起来。
在我和官兵们的记忆中，那是最美丽、最神圣的夜晚。因为生命的诞生，那片荒原显得不再死寂，而是充满了生机。当新的一天到来，当太阳从东方升起，我们觉得这荒原的历史真正地开始了。
我现在已经六十六岁，一直生活在塔里木盆地北缘的这个团场里，从我接下第一个孩子时，整个荒原上也就两千来人，现在人口已增加了十倍，荒原早已变成了绿洲。而经我之手接生的第三代正在茁壮成长。
我一直不愿意搬到城里去住。唉，怎么说呢，闻惯了这里的气味，泥土的、庄稼的、树的、野草的，还有我工作了一辈子的产房的气味，城里闻不到这些气味，我不习惯。还有人总希望我去接生，说我接生保险不说，孩子好养，不生病。
的确，我喜欢孩子，我一生最爱唱的歌是《睡吧，小宝贝》。我在接生第一个孩子时，就渴望能有一首歌，在接生时唱给产妇和即将临世的孩子听。后来，我看了墨西哥电影《生的权利》，听了它动人的插曲后，再也难以忘记，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写给那个孩子的，专门写给那个有一个苦难的母亲的孩子的——
睡吧，小宝贝，快安睡，你的黑妈妈在你身边。梦中会得到许多礼物，糖果糕点啊任你挑选，等你睡了，我就带上你去到天宫，那天宫百花盛开，万紫千红，黑人小天使快乐无穷……
陶先运：没人知道我是陶峙岳的侄孙女
十五岁的我是偷偷去当兵的。当时，由于眼睛近视，营养不良，体重太轻，身高不够，在体检时被刷下来了。
我十分委屈地站在那里，一直不肯走。
小鬼，快回去吧，明年再来。一位军官对我说。
我哭着说，不，我不回去。
体检都结束了，我还站在那里。
熊晃将军扶着栏杆，站在楼上，他注意到了我。
招兵的军官对熊晃说，政委，这小鬼已站在这里半天了，怎么说也不走。她年龄、体重、身高都不够。
我接过那军官的话，说，不让我当兵我就不走。我在茶叶厂当工人已经一年多了，我已是大人了。
熊晃把我打量了一番，就对那军官说，那就收下吧，让她到文工团去。
我一听，高兴极了，连着说了好几个谢谢。
我的父亲是个汽车司机，我是父亲最小的女儿，他是不愿让我去那么远的地方的。但一见我穿着那套过膝的棉军装站在他面前，他一切都明白了。他吸了口旱烟，对我说，听说新疆冷得很，雪四五尺厚，你去非冻死不可。
爹，解放后我也上不起学，人家去了都不怕，我也不怕。我倔强地说。
那你就去吧。顿了顿，他又说，满（小）运呀，你知道你明六叔公和正四叔公啵？
我听说过的。
你明六叔公陶峙岳在新疆当总帅，你正四叔公陶晋初可能是副总帅，你去找找他们，他们会关照你的。
总帅，那是多大的官呀？
统领新疆兵马，在过去啊，也是封疆大吏，一方诸侯啊！他俩都是中将，听说率部起义了，也是解放军了。我们陶家在晋朝时出过“八州都督”陶侃，还有就是陶潜陶渊明。从那以后，可能就是你两位叔公出息最大，可算是光宗耀祖了。
好的，我去了新疆，一定去找他们。
本想借两元钱给你，可胡经理不给借，爸明天又没时间送你。
部队上用不着钱，管吃管住管穿，也不用你送，你忙你自己的事去吧。
4月16日黄昏，火车鸣了一声长笛，“哐当哐当”地驶出了长沙车站。
看着长沙城渐渐远去的、依稀的灯火，我突然想起我这一走，啥时才能回来呀！想到这里，我再也止不住自己的泪水，“嘤嘤”哭了。我这一哭，整个车厢里都响起了抽泣声，大家全都哭了。大家越哭越伤心，越伤心越哭。直哭得带队的大队长、分队长都抹起眼泪来。
7月1日，我来到第二十二兵团司令部驻地景化（现呼图壁）县城。在这里，我和女兵们接受了一个月的政治教育，大家住着清一色的地窝子，睡着清一色的地铺，地铺上的苇子草散发着长年累月积攒下来的腐浊气息。政治教育的结果是使大家都抱定了“安下心，扎下根，长期建设新新疆”的决心，熄灭了我们回到故乡的梦想。
二十二兵团司令部从迪化迁至景化后，异常简陋，跟现在贫困地区的乡政府差不多。女兵队紧邻司令部办公室，我常常看到一辆美式吉普车出入于司令部，车上的首长军容严整，颇有儒雅之气，我也听到了人家叫他陶司令员，我就想此人可能就是明六叔公陶峙岳。还有一位身材高大的军人，被称为陶参谋长，我想这大概就是正四叔公陶晋初。
我明六叔公自十五岁进入湖南陆军小学后，一直没有脱离过军界，算是真正的职业军人，他从黎元洪都督府的一名卫兵干起，直到出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河西警备总司令、新疆警备总司令。而他的堂弟，也就是正四叔公也是从上士文书干起，在抗战期间，参加过上海保卫战，入缅对日作战，写下过“胡尘遍地疮痍甚，莫向潇湘望故乡”的豪迈诗句，正当他要杀敌报国之时，他被召回重庆，成为中将高参，只领薪俸，无所事事。他报国无门，悲愤之下，两次上书毛泽东主席，欲赴延安。后因国民党封锁，未能成行，他就干脆蛰居乡里。直到1948年陶峙岳邀请他赴新疆出任参谋长。他们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加之一家出了两位国军中将，后又通电起义，他们自然成为宁乡县人人挂在嘴边的话题，他们早已被故乡的人们视为传奇人物。
他俩的情况我也略知一二，但两位将军戎马倥偬，我很少见过。向人打听后，确知他们正是父亲要我找的人，但我并没有那样做。我也没有向任何人公开过自己的身份。我想，我既然是一名战士，就应该和其他人一样，靠自己去奋斗。
政治教育结束后，我被分到了小拐。我和另外六名女兵坐着敞篷车，沿着芦苇丛生的沼泽地走了一天，直到天黑透了，才见到一星飘浮不定的灯光。那就是二十二兵团九军二十五师师部所在地——全兵团最为艰苦、最为荒凉的垦荒前线。人们为此编了个顺口溜——
小拐好，小拐好，
人无粮，马无草，
脚底下擦油赶快跑。
几棵树在夜风中发出孤独的“沙沙”声，几间土坯房就是机关办公的地方。其他人已在地窝子和苇棚子里入睡，只听得见此起彼伏的鼾声，却看不见人。使偌大一个师部机关看上去好像就那迎接我们的十来个人，显得异常清冷。
政治部主任史骥等候着迎接我们。这一路净是无边荒原，大家的心早就凉了，加之劳累，我们下车后，都不吭声。递了水来，只管喝；递给饭食，只管往嘴里扒。我开始以为这只是路途上的宿营点，就问司机明天何时出发。司机不解地问，往哪里出发？
到二十五师呀。
这就是二十五师。
我听后，看看四周，只见夜色萧瑟，一片死寂。不相信地问，这是二十五师？你哄我。
小鬼，你心目中的二十五师该是什么样子呢？史骥接过了话茬儿。
至少得有人，有多一点的房子，有狗叫，有田地。我认真地说。
以后会有的。小鬼，你叫什么名字？是湖南哪个地方的人呀？
姓陶，叫陶先运，湖南宁乡人。
我们司令员也姓陶，也是宁乡人，你们该不是一家吧？史骥半开玩笑地对我说。
我笑了笑，没有吭声。
你想干什么工作？到文工团去怎么样？
我不想去文工团。
那你去学护士吧！
好的。
我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当天晚上，我们露宿在荒原上。第二天，我到了师护士训练班，任七班副班长。
学校是一片荒滩，草都没长几棵。长草的地方能长粮食，要留着开垦良田，所以舍不得拿来建房。
我把背包一放，就去打土坯，割苇子，用了十多天时间，修了两排简易的土坯房，学校就建起来了。没过多久，师成立训练大队，分财经训练班、医护人员训练班、政治教育训练班、预提干部训练班，共一千多人，又得修校舍，修礼堂。大家又开始背土坯，那土坯七八公斤一块，我先是背三块，然后四块、五块，最后背到了七八块。我的衣服磨破了，背磨烂了，但我还是咬牙坚持着。就连路过那里的老乡见了，也不停地说，啊，尕尕的，亚克西。我不懂维语，就问是什么意思，别人就说，老乡是在夸奖你，说你人这么小，背这么多块土坯，了不起。
我们白天劳动，晚上学习，就这样学习了三个月，我就到师医院当了一名护士。我没有想到自己首先护理的就是那些所谓的“反革命分子”。有喝药被人发现的，有割腕的，有跳河淹得半死的，有在批斗审讯中被打破了头的、打折了腿的，打伤了神的、还有精神失常的……那情景令我十分害怕。有一个人我还在护理着，就死去了。他是“肃反”扩大化的牺牲品，后被甄别了，但人已被折腾得不行了。我记得他整天就说那么一句话——啊，同志，我冤，我冤啊！我原来是很怕死人的，那是我第一次离一个死人那么近，又是在晚上。耳边是其他病人的呻吟叫喊，远处是狼的嗥叫，狐的悲鸣，没有电灯，洋油灯的火如萤似豆，但我没有感到害怕。那死人怎么也不瞑目，我就一次次去抹他的眼睑。我给自己壮胆说，死人是什么？就是心不跳了，血不循环了，没有什么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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