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湘女上天山 作者:卢一萍-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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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出发时，师机关和直属队的官兵都去为他们送行。因为师参谋长毛熙屿在1949年曾派人保护过苏联探险家赴罗布泊探险，历时半个月，也没找到罗布泊的影子，最后，人差点没走出来。他知道那是个恐怖的、神秘莫测的地方，弄不好就会葬身其中。后来的彭加木、余纯顺不是做了它的牺牲品吗，所以那送行就有些悲壮的味道。
他们前两次进罗布泊没找到水源，然后第三次又进去了，这次是找到水了。但上级来了电报，说那里是国家保密地区，有水也不能种地。当然，后来都知道了，那里是原子弹试验区。
大家正在失望，兵团政委张仲翰提出让农五师到博乐开发新垦区。在新疆的屯垦史上，张仲翰是个有远见的、举足轻重的人物，兵团的人都很怀念他。当时中苏铁路尚在兴建，该铁路计划在阿拉山口与苏联铁路接轨。这一是为了边防，二是让那里的荒原变成良田，作为“展现给中外人士的一个橱窗”。同时也是给农五师这头困在哈密无水区的狮子一个重新创业的机会。
1960年元旦，师长翟振华带领的由十五人组成的先遣队先出发了。他们坐着两辆小车，一辆卡车，冒着寒风，来到了博乐。那时，整个博乐只有一辆汽车，现在一下子来了三辆，人们都从低矮的屋子里钻出来看热闹。
博尔塔拉是蒙古语，意为青色的草原，总面积两万七千平方公里，有天然草场两千五百余万亩，土地面积三千七百多万亩，土地肥沃，水草丰茂，宜农宜牧，先遣队听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领导的介绍，非常兴奋，立即分成两组，沿东西两线骑马踏勘。
此时正是博尔塔拉的大雪季节，那一年的风雪更是不得了，有些地方，一脚踩下去，人就骑在了雪上，动弹不得。有些雪糟子，人一掉进去，就没了顶，不赶快刨出来，就会没命。在这样的地方要了解土质、了解植被自然更加困难，他们得跑很多点，扒开几十厘米、上百厘米厚的积雪，然后把冰冻的泥土刨出来，了解它是否贫瘠，是否宜于耕种，最后找一处破羊围子、一棵树或猎人避寒的土洞作为标记；或者在那些什么都没有的荒滩上，找个木棍楔入地下，再拴上一根布条。
就这样，在那些处女地上第一次诞生了吉里尕西、拜西布拉克、安格里克、青塔拉、白庙这些农场的名字。
他们派人回到哈密向我们讲起这些地名时，我觉得那些名字很好听，很有诗意，连在一起像不同音符组成的乐曲。我们对那个地方充满了向往。
当年的2月6日，我们第一批三千名职工、近四百名干部以及六十多台大型机械开始从哈密出发，队伍浩浩荡荡，延绵了十多里路。
虽说是去开辟新的家园，虽说哈密山枯水瘦，屯垦受挫，但大家毕竟已在这里生活了近十年，从一无所有，到有了家，有了儿女，再不可能像刚进疆时那样无牵无挂，充满浪漫色彩了。这里已有了故土的感觉，即使要去的是世外桃源，但那毕竟是个异乡，所以大家的心情都十分复杂。
新疆二月的气温常常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到处冰天雪地，一派枯寒景象。大家坐在大卡车上，覆盖着卡车的篷布根本抵挡不住刺骨的寒意，人们裹上了所有能裹上的衣服，蜷缩着身子，把冻得哇哇直哭的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鄯善、吐鲁番、乌鲁木齐、石河子、奎屯、乌苏……越往北去越冷，最后，男人们只好把妇女和孩子用被子裹起来。
那时候路况很差，又是冰，又是雪，车队走得很慢，一千二百公里路走了八天时间。因为人员和机械必须在春播之前运往博尔塔拉，所以许多职工是在车上过的年，啃一口大饼，咽一把雪，连一块糖也吃不上。我们就这样过了一个清寒的春节。到三月中旬，西迁大军陆续抵达指定建场地点。
博乐那时还是个典型的边陲小城。寒冷使居民们都躲在房子里，烟囱缓缓地冒着黑烟，偶尔会驶过一辆简易的叫“六根棍”的马车，留下巨大的木制车轮的辚辚声和马脖子上的铜铃声，驭夫裹着羊皮，缩着脖子，袖着手，盘腿坐在车上，谁也不知道他要去什么地方。
我们青年农场的几百人到达农五师驻博乐管理处后，以为到了，都去找避风挡雪的地方。寒冷使大家在屋外都站不住，孩子更是冻得哇哇直哭。但管理处就七八间民房，几百人就是撂也撂不下。后面陆续还有其他场的汽车开来，一车又一车人，在屋外站了好几层。最后，处里的领导就说，妇女领着小孩到屋子里来暖和暖和，轮流来，每人在屋里待十分钟，大老爷们儿就在外面坚持坚持吧！大家都看到了，这里没有地方吃住，你们青年农场建场的地方叫拜西布拉克，你们新建农场的番号叫红星十五场，快去吧，不然这里要被挤破了。
我们日夜兼程七八天，顶风冒雪，风餐露宿，在路上没吃一顿热饭，没喝一口热水，没睡一个囫囵觉，本想到了博乐，至少不再如此，谁知还要往前走。
大家又爬上了汽车。
近十天来，大家呼出的气在篷布上凝结成了很厚一层冰霜，人们坐在里面，跟坐在冰窖里一样。
大地一色，全是白茫茫的雪原，寒风呼啸着，像从荒原上掠过的马帮，一丛丛芨芨草和一簇簇红柳在风中瑟瑟发抖，看不见任何活着的东西，更看不见人。我们的汽车像甲虫一样在雪原上爬着，显得孤独而无助。
看到这种情形，已有女人抽泣起来，母亲一哭，孩子也跟着哭了。有些男人劝着，有些则斥责着，这样一来，女人们就哭得更伤心了。
荒原上没有公路，我们一边探路，一边前行，走走停停。到拜西布拉克要经过一条干沟，大风将两边山脊上的雪都堆在了沟里，有些地方的积雪厚达一米以上，车子像一头觅食的猪，拱着雪，艰难地前行，有时车爬上去了，又滑了下来，没有办法，为了减轻车的重量，大家只好下车；为了不使汽车陷住，大家在前面挖雪前进，车子在后面跟着，有些地方还必须用绳子拉车。直到半夜，我们才走出干沟，又走了一会儿，管理处带路的干事说到家了。
到了吗？真到了？女人们像是有了希望，纷纷把头从车里探出来。
但她们一看，心就凉了。有些人又哭了起来。只有孩子们已睡着了，所以只有女人们的哭声。
女人们把娃娃看护好，他们睡了，不要把他们弄醒了，深更半夜，黑天黑地的，没吃没喝，连个羊圈也没有，娃娃们弄醒了不好哄，男人们都下车来。场长用嘶哑的声音喊叫道。
男人们心里也惶得很，他们只是不显露罢了。他们铁青着脸，最多骂几句粗野的话。
那所谓的“到家”，就是到了一根拴了红布条的木棍子跟前，看不见炊烟屋舍，听不见犬吠鸡鸣。它是荒原深处的荒原，除了风雪的嘶叫，听不见任何生命的声息。
车灯能照射到的地方，除了雪没有任何东西。夜里只有雪光，茫茫一片。从阿拉山口刮来的风裹着雪，抽打得男人们站立不稳。
阿拉山口是新疆著名的风口，这里的风不分时节，下午两点起风，清晨风止，风速每秒近六十米，常刮得天昏地暗，飞沙走石。这风口地区夏天特别热，大多在四十摄氏度以上；冬天又特别冷，常常在零下四十多摄氏度。
男人们背对着风向，弓着腰，蹬着腿，以防止被大风刮倒。
人们动手清雪，但雪刚铲掉，风又把其他地方的雪搬来了，大家只好又回到车上。
车被风刮得摇摆着，刮得篷布发出“乒乓乒乓”的声响，像要把篷布撕掉，把人们唯一的藏身之所毁掉。
越来越冷，车上的人紧紧地挤在一起也不管用，车里的哆嗦声响成一片，孩子被冻醒了，哇哇地哭叫起来。
这也许是这荒原上第一声孩子的哭叫，尖锐而嘹亮，像优质金属发出的声音，像天籁，风把它一直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一个孩子哭了，其他的孩子也跟着哭起来。哭声使女人们抽泣，男人们落泪。哭声使我们意识到，这就是我们的家，这就是我们要到的家。
男人们纷纷跳下了车，司机把车开到向风的一面，挡住风，男人们无声地、狠劲地铲雪，然后把行李从车上甩下来，然后烧起篝火。
女人们也下车了，她们紧紧地搂抱着孩子，紧紧地咬住嘴唇，再不让眼泪流出来。
火是唯一的温暖之源，也是家的雏形。大家围着篝火，把被子打开，铺在地上，然后几十个人盖一顶汽车帐篷，紧紧地挤在一起，入睡了。我们就这样拥抱着这块处女地进入了梦乡。
几天之后，在博尔塔拉的荒原上，就诞生了红星十一场、十二场、十三场、十四场、十五场、十六场。除了这块冰冻的土地，没一间房舍，没一寸耕地，真正是白手起家。
而我们拜西布拉克的条件又是最艰苦的。
住房是用芦苇、树枝和碱土垒起来的，又低又矮，但总算有了个避风挡雪的地方。最苦的是开荒，拖拉机还没有运来，而春天来了又得播种，没有土地怎么播种呢？我们就先用铁锹、砍土镘、十字镐开荒。地还冻着，挖不动，一镐下去，手震裂了，却只有一个白点子，那劳动强度可想而知。
关键是粮食越来越少。粮食都是从哈密走时带的，带不了多少。这里的气候潮湿，玉米面捂霉了，但也得吃。最后，这样的东西也没有了，大家就去买老乡的苜蓿苗吃，还有的职工把头年就已死掉的羊、马挖出来煮了吃，还有的就用盆子煮蝎子草吃，或到老乡地里捡已冻烂的洋芋吃，还有个职工吃了断肠草，死了。
最可怜的是孩子。他们常常在晚上饿得哭起来。只要一个孩子哭，其他孩子也会公鸡打鸣一般跟着哭。就这样，整个驻地都是孩子的哭声。这时，最伤心的就是母亲，她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孩子吃，只有一边暗暗落泪，一边把孩子紧紧贴在怀里，千方百计把孩子哄睡了。
最后，师里作出规定，将一星期吃一顿白面的规定取消，剩余的极少的白面留给重病号吃；将一日三餐改为两餐，实行定量供应，每人每餐两块发糕；再后，又将一日两餐改为午餐吃发糕，晚餐喝菜糊。后来，发糕里掺进了磨碎的玉米芯叶，叫“高产饭”，还有的发明了“人造肉精”，吃了拉不下屎，一家人常常要找个没人的地方，撅起屁股用手相互掏屎。那真是个饿啊，有些人饿急了，见啥吃啥，吃地里的虫子，趴在野地里啃野草，恨不得见了人都上去啃两口！
最后，连“高产饭”都断了。每个农场都在告急。我们场的职工王彪徒步去向上级报告断粮的事，饿得在路上晕倒了，等他醒过来，双腿已不幸被冻残，他是爬到博乐去的。
饿死人的事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而当时，正是国家最困难的时候，新疆的粮食大多调往口内，支援重灾区。最后，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借了些粮食给我们，并无偿地支援榨油后剩下的油渣和碾米后留下的糠麸。
我们住在重碱区，还有成片的沼泽地，冬天冰冻了还好点，其他季节即使人走在上面也吱吱冒水泡，加之四月正是雪水融化、土地开冻的季节，汽车一到阿拉山口就陷住了。那里离农场还有二十多公里，我们也顾不得了，都去运粮。场领导也说了，如果饿了，可以吃。大家见了粮食，都哭了，都往嘴里塞着生面粉，这哪里像人呀，简直就是一群饿痨鬼。
但借粮毕竟是有限的，整个国家都在挨饿，不可能给我们提供支援，我们得浮肿病的人越来越多。但只要还有一点力气，大家都仍然坚持开荒。因为我们知道，粮食只有土地里才能出，只有把种子撒进地里，才有不挨饿的希望。
没有收成，自然也就没有工资，男人们没钱买烟抽，就抽一种叫“胖姑娘”的植物叶子；女人生孩子，没钱买红糖，领导就写个条子到场部商场领两斤；有时连寄信的邮票钱都没有。就这样，我们靠双手开出了两万多亩荒地，完成了水利工程土石方二十六万立方米。拖拉机运到后，又开荒播种六点三万亩，当年收获面积近四万亩，超过了哈密全垦区的总播种面积，收粮食三百多万斤。
我们就这样把一块荒原唤醒了。现在，这里已找不出当年荒凉的影子。现在，我们这些人已老了，当了祖母，但这里的绿洲是年轻的。我们吃过苦，我们的儿子吃过苦，但我们的孙子再也不会吃我们当年的苦了，这是我们这些祖母们深感欣慰的。
王艳萍：边境告急！新疆告急！
塔城因塔尔巴哈台山而得名，清以前叫“塔尔巴哈台城”。早在1864年10月，《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在这里的签订，就使它蒙羞受辱。这个条约使沙俄割占了那片美丽肥沃的，包括巴尔喀什湖、斋桑湖和伊塞克湖及其周围共四十四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这也使塔城成了西北地区距边境最近的城市，直线距离仅十一公里，是一座名副其实的边城。这里也一度成为中苏对抗的最前沿，在塔尔巴哈台山和巴尔鲁克山之间一马平川，无险可守，沿边境行去，苏军当年显示其强大的、盛气凌人的高高哨楼、松土带、铁丝网、巡逻路、壕堑碉堡还可看见。苏联解体后，它们已经颓废了，但当年那浓烈的硝烟味儿，似乎还隐隐可以闻到。
自伊犁昭苏汗腾格里峰下经查布察尔、霍城、温泉、裕民、塔城直至和布克赛尔、吉木乃、哈巴河、富蕴、青河一线建立起来的边境农场带依然如故。几十年来，我们这些军垦人就以这种悲壮的方式，以自己的身家性命向那个强大的邻国宣示着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的一切置于与苏联对抗的火药筒上……
我们农九师就诞生于震惊中外的“伊塔事件”之后，是一支在悲壮中诞生并生存下来的勇敢的屯垦部队之一。
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把国家推入了贫困的境地，中印战争尚未结束，中苏关系迅速恶化……
4月29日，伊犁河谷的春天刚刚到来，塔城和阿勒泰的积雪正在消融。突然，苏军扒开边界上的铁丝网，用车灯、探照灯、照明弹将豁口照得如同白昼，为外逃中国边民驱赶牲畜出境指引方向。同时，各地苏侨协会大批散发苏侨证，诱骗中国边民外逃。那本是一个平静的夜晚，却被男女老幼的呼唤声和牲畜的嘶叫声划破了。在苏联驻伊犁领事馆和驻塔城领事馆的煽动下，伊塔等地成千上万的边民，赶着一群群牛羊和马匹，带着所有能带走的财物，挤满了通向边界的每一条道路，惶惶然涌向苏联。
数日之内，我国伊塔边境内纵深数十公里的范围内便有六万多人外逃，其中，塔城地区有四万四千三百一十三人外逃，十室九空，人烟杳然，一片萧条，满目疮痍。来不及带走的牲畜到处乱窜着，因走不动而留下来的老弱病残守着零零星星的毡房和土屋，几声野狗的吠叫更显得风声鹤唳。
我曾看到“伊塔事件”后塔城地委的一份会议纪要，纪要中写道：“我们专区的现实是：生产组织遭到破坏，经济受到损失，使我们的生产生活处于最困难的处境，遗留下来的大批土地和牲畜亟待管理，以达到恢复生产。”
边境告急！新疆告急！
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周恩来总理紧急召见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委张仲翰，向他下达了指示：毛主席和党中央非常关心新疆发生的问题。兵团要立即组织一支素质较高的军垦队伍，分赴边境一线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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