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湘女上天山 作者:卢一萍-第3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周恩来总理紧急召见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委张仲翰，向他下达了指示：毛主席和党中央非常关心新疆发生的问题。兵团要立即组织一支素质较高的军垦队伍，分赴边境一线承担维持治安，劝阻边民外逃的任务。对边民外逃地区遗留下来的农牧业生产和基层政权工作，实行无代价的代耕、代牧、代管，以期边民重返家园。同时，沿中苏边境建立国营农场带。
　　1958年成立的塔（城）额（敏）总场，迅速组建了武装连队，进驻塔城和裕民，接管了监狱、银行、仓库、商店，承担了党政机关的保卫工作。并在边境沿线设立望所，在四十三个关卡担负巡逻和警戒任务。
　　事件发生后不到十天时间里，兵团从各单位和各垦区抽调的近一万人的队伍开始向边境一线开进。我有幸成为这大军中的一员。
　　这是一次悲壮而又激昂的出征。
　　我们中有翻越过雪山草地的老红军，有参加过八年抗战的老八路，有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战士，有“九二五”起义官兵，有支边青年，最引人注目的是我们这些从湖南、山东、四川、上海等地入伍的女兵，只是我们已从当年的年轻姑娘变成了拖儿携女的青年母亲。
　　我们已告别过自己的故乡，这一次又告别了我们刚刚建好的农场、工厂、医院、街道和学校，又一次告别了我们付出过心血与汗水、辛酸与喜悦、爱与忧伤的土地——我们的第二个故乡。我们要去的是一个充满着烽火硝烟、被人抛弃的家园。我们知道自己此行意味着什么。
　　就在“伊塔事件”发生的当天下午，我丈夫开完会，下午就坐飞机到了塔城。然后到了裕民县负责“三代”。我随后跟随“三代”大军，前往边境。
　　我1952年元月从长沙入伍，来到新疆后，先在骑兵第八师二十二团工作，然后调到乌鲁木齐河管理处。当时我已有三个孩子，丈夫虽然一直在修建乌库公路的工地上，顾不了家，但在感觉中，生活终于安定下来了。一夜之间，通知我们前往千里之外的一个陌生的地方，内心的确是难以割舍，但边情就是命令，入伍之际的卫国戍边梦没想在已为人妻、已为人母之际实现了，内心很是激动。但我毕竟是一个母亲，为了孩子，我渴望和平的生活。此去谁知道会有什么遭遇呢？
　　自边民外逃之后，许多传闻就传开了。说什么“苏修”把我们这边的老百姓骗过去之后，就会出兵占领伊塔地区；还有人说会在那里施化学毒剂，让那里寸草不生，人畜死光；甚至有人说他们要在那里试验原子弹，传来传去，把硝烟味传得越来越浓。如果我是一个战士，或者说我不是母亲，我会义无反顾地前往那里。可我有三个孩子，我和许多前往那里的女人一样，内心怀着深深的恐惧。
　　但我们上路了。六月的北疆的确很美。拖儿带女的大军走得很急。日夜兼程地到了塔城，第二天火速赶到了裕民县。到那里后，就感到那里的确需要人。裕民县原有一万多人，我们去时，只剩下了不到一千人，县委只剩下了书记和副书记，巴尔鲁克山上的三个乡因为离边境线近，跑得一个人不剩，水磨还空转着，有些毡房里的牛粪火还飘着余烟，牛羊则跑得满山遍野都是。有时候，看着山上就十几只羊，但上山一赶，就会越赶越多，一天能赶回来成百上千只。仅一六一团就赶回来了十四万只羊和几千头牛。
　　我丈夫带的是筑路工程处十一团值班连，他们全副武装地到了已没一丝人烟的巴尔鲁克山上，一边守卫那里，一边组建十二团。我也带着孩子去了……
　　其实，这里是一片不宜于农耕的地方。这里有时九月份就开始降雪，到来年五月份还是银装素裹，冰天雪地。有名的老风口就在额敏附近。这一带风大雪狂，一旦风雪来临，就有行人被困、人员死伤的事情发生。所以驻在额敏的边防团专门配备了一个装甲连，以便在风雪来临之后去抢险救人。
　　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在塔尔巴哈台设参赞大臣时，参赞大臣阿桂就借口：“雅尔地方向来雪大，而牧场遥远，近城所有地亩，不敷五百兵丁耕种”，要将雅尔城东迁。乾隆皇帝得知后，大发雷霆，斥责阿桂“于心何安”。但雅尔城终因“其地严寒，军民不堪其苦”，于1766年东迁。新城“每年四月动工，九月雪凝冰冻，即须停做”。修城尚且如此，耕作无疑更加艰难。
　　我们几个一起来的妇女，看到这荒山野岭的，没有住，没有烧，没有吃，就哭着不肯下车，男人们越劝，女人们就哭得越伤心。是啊，从到新疆来已十多年过去了，原以为在戈壁荒漠中开出了良田，节约每一分钱，每一根线，办起了工厂，常人没有吃过的苦已吃过了，该吃的苦已吃完了，没想又到了这样一个一无所有的地方。
　　又得开荒，又得烧牛粪，又得住地窝子，已吃过的苦又得吃，已受过的罪还得受，而这里比原来的地方更为艰苦。更主要是因为孩子，原来受苦受累终于给他们创造了一个成长的环境，到了这里后，托儿所没有了，学校没有了，他们会变成一群小野人。我们包含着复杂情感的哭声，使男人们也掉下了眼泪。
　　他们最后也大声哭泣起来，这些男人的心里比我们想得更多，他们所肩负的也就更多。
　　他们一哭，我们就不哭了。我们为自己的哭而愧疚，在这里，哭是需要的，而更重要的，是一起面对一切困难，重新开始。
　　我们连的家当是两口铁锅和几张羊皮，当时还是国家最困难的时候，吃的是混着玉米芯子和葵花芯子的“高产饭”；又住进了地窝子——地下挖几个坑，篷上几根干树枝，盖上些刚割来的野草，再在里面铺上些枯树叶，打开背包一铺，就住下了。然后开始开荒，抢种冬麦，还要站岗放哨，一天最低也得工作十五六个小时。两口铁锅，一口做了个木盖子，蒸“高产饭”窝窝头，那窝窝头一百克左右，每人一顿一个。另一口锅里煮萝卜片，没有油，只有盐，每人一小勺。黑面和玉米面只有妇女生孩子时才照顾给十几斤。
　　当时住的地窝子，即使是地窝子，也不是每户都有一眼，我们这些有家属和子女的干部职工七十二家合住了十一眼，每眼地窝子住六七家人，其实就是一个用布帘隔开的大通铺。
　　在创业阶段，我们头脑里几乎抹去了“房子”的概念，更不去奢望有“房子”住。无论职务高低，大家都住地窝子。我调到乌鲁木齐工作后，终于住上了土坯房。但刚住上没几天，又来这里住地窝子了，于是就有了既幽默又辛酸的故事。
　　有一年，有一个叫马万才的同志半夜起来解手。可能是白天工作太辛苦，也许是里面太黑，住的人家太多，难以分清楚，加之又睡得迷迷糊糊的，他解完手，摸黑进了一个“家”里，倒头便睡，不一会儿就被人从床上揪了起来。原来马万才摸错了家门，睡错了床，把主人从床上挤下来摔醒了，主人这才发现来了一个“侵略者”。这事儿像风一样传开了，从此人们见了马万才都会把他取笑一番。
　　我们到巴尔鲁克山一年之后，连队有年轻人要结婚，共有四对，连队决定把全连唯一的一间牧民作“冬窝子”的房子腾出来作新房。房子是用石头垒起来的，很小。大家挖掉厚厚的牛羊粪，铺上干草，然后每对新人之间只留下十多厘米的间隔作为分界线，四对新人的新房和婚床就收拾好了。新婚之夜，有个小伙子半夜出去小便，天气冷，小伙子进屋就摸被窝。一摸，不对劲——咦，怎么床上还睡了一个男的？自己的新房里怎么会有别人？——他以为那是他一个人的新房呢，没记起还有另外三家。他一把把床上的小伙子拽起来，拉着就要去找领导，吵嚷得其他人都醒了，点亮油灯，才知是自己摸了别人的被窝。后来，大家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迷糊”。
　　山上没有学校，孩子们上学要走三十里山路。他们自上小学开始就只能住校，夏天一两个星期回家一趟，冬天雪大，只能一两个月回家一次。巴尔鲁克山狼多，他们不时遇到狼坐在路中间，贪婪地盯着他们。孩子们吓得直哭，他们就用哭声和吼叫声与狼群较量。后来，他们上学时，家长们就给他们备上一挂鞭炮，专门用来驱狼。冬天，山上的雪很大，至今还不时有封住山路、不能通行的情况发生。孩子们冬天趟着没膝的大雪，要走十几个小时，到家里大腿以下的裤腿全结上了冰壳，鞋子和裤子常常脱不下来。见到孩子那个样子，哪个做母亲的不心痛呀！
　　我们的孩子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有人说他们“生在地窝子，长在泥土中”，从小就经历了艰苦的磨难。
　　在塔城地区，原中苏边境共有三百八十余公里边境线，我们这些屯垦战士迅速建成了八个边境国营农场，其中三十七个连队的四十七万亩耕地与苏联接壤。
　　解放之后，国家一直把苏联作为“老大哥”看待，中苏边境一直是有边无防，这也是“伊塔事件”中大量边民能够通过边界涌入苏联的原因。
　　中苏边境有三条线。一条是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形成的不平等条约线。第二条是苏图线。也即是苏联地图单方面标示的国界线，它将我国的六百五十平方公里领土划入其版图。这样，就在不平等条约线和苏图线之间形成了争议区。我国边民始终没有放弃在这些争议区内生产、放牧和居住。由于苏联军队不断越过苏图线向我方推进，并不断发生边境冲突和武装挑衅，1962年由两国总理达成边防谅解，互在原地不进不退，维持现状，就形成了第三条线——实际控制线。但苏联依仗其强大的武力，在中苏关系紧张的年月里，仍不时越过实际控制线。
　　1963年，苏联边防军人抓走了执行边防任务的班长李增和和另外两名战士，抓过去达一个星期，经外交途径交涉后，才放回来。
　　1969年5月，加曼奇的三名农工按照边境协议在双方共用的界河里放水浇地，被苏联边防军人抓走，经多次会晤，才送回。
　　同年8月13日，我铁列克提边防连官兵前往边境巡逻，突然遭到苏联边防军人的伏击，他们动用坦克和武装直升机。打死我边防官兵二十五人，随军记者三人。
　　1979年中苏关系最紧张时，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双方均加紧战备，老百姓都纷纷往口内迁移。当时只有建设兵团和部队没有动。
　　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中生存，我们的存在，其实就是战斗。
　　我们每年都要赶着畜群在春秋之季转场。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我们要多走几十里的山路有意穿越争议区。每当那个时节，苏联军人便荷枪实弹、全副武装前来阻止和干涉。但我们毫不畏惧，他们甚至多次出动装甲车和直升机来驱赶羊群。一个叫脚丫子的地方的转场斗争最为激烈。周总理的电话可以直接打到转场指挥部前沿。在1979年7月，苏军在铁列沙地设伏，把兽医布龙布提克和干警李宝勤打死后，用直升机把尸体劫走，经过四十四次外交交涉，他们才归还了遗体。所以，那些转场路上，不但洒下了军垦战士的汗水，也流下了他们的鲜血。
　　只有在边境上，才能认识每一寸国土的神圣。
　　只要你去过边境线，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把庄稼一直种到了边境的最前沿；有些地方甚至种到了苏军的铁丝网前，因为那是被他们蚕食的我们的土地。我们在他们的枪口下耕种，庄稼也在他们的枪口下生长。
　　每个人的劳作都是为了收获，但在那种情况下不是。那种劳作有无收获，能不能收回劳动果实都已不重要，它只不过是一种斗争方式。但作为一个庄稼人，在那些庄稼受到对方骑兵践踏时，眼睁睁看着粒大穗重的庄稼收不回来时，心中是十分难受的。
　　在巴尔鲁克山下，有孙龙珍烈士的墓碑。那是1969年6月10日，苏军骑兵越过实际控制线侵入我国领土，绑架了正在放牧的牧工张成山。消息传到连队，孙龙珍不顾自己已有六个月的身孕，飞快地赶往出事地点。快到现场时，苏军开枪了，一颗子弹穿透了她的胸膛。待其他人冒着生命危险把她抢救下来时，她已经停止了呼吸，牺牲时年仅二十九岁，她是江苏泰县人。她的墓碑就坐落在离边境线很近的山包上……

张瑾子：生活在战争的阴影中
　
　　多尔布尔津即是现在的北屯。在1958年之前，这个地名在中国地图上还没有诞生，但有关的传说却流传久远。据说成吉思汗六次挥师西征时都曾在此驻足，得仁山就是他当年调兵布阵的点将台。
　　远古的铁马金戈已难觅踪迹。当年兵团政委张仲翰和农十师第一任师长张立长来到这里时，这片土地还沉睡着，只有连天衰草，只有额尔齐斯河在落寞地流淌。
　　据说，张立长是嫌多尔布尔津这名字不好叫，也觉得悲凉，才请张仲翰取了北屯这个名字的。北屯诞生时，瓦无一片，房无一间。现在，它与石河子、奎屯、五家渠一样，已成为北疆屯垦新城。
　　我原来所在的一八五团团部驻地在克孜勒乌英克。它与塔城、伊犁的许多地方一样，地处边境，也属于边境团场之一。在中苏关系紧张的年月里，我们的头上始终笼罩着战争的阴影。我们已习惯了间谍、探照灯、高倍望远镜、信号弹、曳光弹、穿甲弹、警报器、战壕、散兵坑、铁丝网、潜伏这些与战争和军事有关的名词。
　　我1952年入伍后，先是分到了驻莎车的骑兵第八师，后又调到农八师铁木工厂、玛纳斯河水利处等单位工作，农十师组建后，调北屯。我几乎是从新疆的最南边到了最北边。
　　其实，我们农十师一八五团的职工们履行的就是边防军人的职责。因为我们有老人和孩子，所以在战争爆发后，甚至连撤退都困难。与伊犁、塔城的边境农场一样，我们的生命与脚下那片土地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的一切，从我们到达那里的那一刻起，就已交给了那片土地。我们与边防军人面对的战争一样直接。
　　什么叫血肉长城？
　　我想，那就是不仅用自己的生命，还要用身家性命筑成的防线就叫血肉长城。
　　我们的存在，就是在向对方说，这是我们的土地。所以我们把庄稼一直种到了界河边上，而对方为“便于”边境管理，自边界十公里以内不准农牧。
　　边防军人都知道，如果单靠他们的一个哨卡或边防连队是阻挡不住敌军侵略的。他们能做到的是，一旦敌情发生，立即给后方决策机关通风报信，同时，尽可能抵抗，以为后援部队赢得尽可能多的反击时间。
　　我最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曾当过边防军人的作家高建群的一篇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说——
　　将这些兵团人放在边境线上呈“一”字形摆开，尤其是摆在这块争议地区里，决策者们的意图很明显。
　　也就是说，一旦中苏战争爆发，一旦苏军从这块位置进入，那么，兵团的老少爷们儿，将用他们的血肉之躯，宛如黄继光用胸膛堵枪眼一样，在这里设置一道肉体的国境线屏障。
　　退路是没有的，背后是荒原、大戈壁，是人迹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等待援兵也是没有可能的。那时偌大的阿尔泰草原上，机动部队只有一个骑兵团，在盐池草原；一个分区独立连，在阿勒泰。你唯一能做的事情是拼死一搏，血溅疆场。
　　同为土地，但这块土地如果置于边界，它就变得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