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湘女上天山 作者:卢一萍-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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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多久，地上已白晃晃一片，庄稼被打得稀烂，好多人被冰雹打伤了。但谁也顾不了这些，冰雹一停，便都冒着暴雨往地窝子里跑，因为那里有孩子，有自家不多的家当。
回到地窝子，水已灌了两尺深，被子、衣服、吃的东西全都泡上了，孩子像刚从泥水里捞出来的，哭成一片。爬不出地窝子的孩子则在水里泡着，哭着。
我的孩子才几个月，哭得真让人揪心，他坐在床上，水淹到了他的胸前，我如果晚回来一会儿，后果简直不敢想像。我的奶不多，喂他的奶粉也全都泡坏了。
庄稼全毁了，地窝子全泡垮了，几百人站在雨里，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都哭起来。而那天晚上更惨，地窝子里全是水，被子上全是泥浆，一时半会儿弄不干，大家找来棱棱柴，烧起篝火，勉强把衣服烤干，就坐在戈壁滩上，挤在一起，等待天亮。而最遭罪也是最令人揪心的是从阿尔泰军分区转业来的一个排长的爱人，她早不生、晚不生，那天晚上却要生孩子。
我们正坐着，她突然哭爹喊娘地呻吟起来，说自己可能是要生了。大家赶快给她找地方，找到一眼还没有陷塌的地窝子，烧了一堆棱棱柴，就成了产房。我当时任妇女干事，就叫我接生。
产妇正在生产，暴雨又来了，火淋熄了，水从上面往下灌，地窝子里的水则往上涨。她先是生了一个儿子，又生了一个儿子，这还没完，最后又生了一个女儿。一些人负责从地窝子里往外舀水，一些人则想办法为产妇遮风挡雨，但可能是条件太差，三个孩子生下来不久，全都夭折了。那男人“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女人则伤心得一次次昏了过去。其实，所有在场的人，都为那三个孩子伤心落泪。那是那片荒原上的第一次生产呀，戈壁滩上的抽泣声和哭声响成了一片，那种情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当年十月，全师投入了大炼钢铁运动，丈夫去额敏县铁厂沟炼钢铁。我随后也去了那里。我当时已怀了第二个孩子，我就这样怀着一个，还抱着老大，坐着一辆快要散架的车，“吭哧吭哧”地往塔城去。走了四天，才到了额敏，然后又走了两天，到了铁厂沟。
铁厂沟位于离额敏县城一百多公里外的扎伊尔山脉里，是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开矿把山体挖得癞癞疤疤的，到处立着一些土炼铁炉。那里除了几顶哈萨克人的帐篷外，没有一间房子，仍是住地窝子和岩洞。
那条山沟阴冷潮湿，一位哈萨克老太太觉得这样对孕妇和孩子都不好，就让我到她家的帐篷里住。
我来到铁厂沟后，工作就是给炼钢的职工做饭。生孩子那天晚上，我刚把馍馍上笼，感到肚子疼得不行，我就回帐篷去，刚进帐篷，娃娃就掉下来了。
听说我生了孩子，周围的哈萨克老乡都来祝贺。他们认为生孩子不仅仅是一家一户的喜事，而且是整个阿吾勒（村子）的大喜事。他们举行了婴儿出生礼，还专门宰羊让我补身子，全村的妇女都来看望慰问我，为我们祝福，祝我的孩子无病无灾，长命百岁。全村的青年男女还唱歌跳舞，欢庆我们得子，连续歌舞了三个晚上。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次生育。我丈夫是“九二五”起义战士，四九年底起义，五○年就被评为“特级劳模”，五一年也是劳模，五二年调到军区警卫排当排长。他是个老实人，上级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从不讲价钱。在铁厂沟待了三年后，把他调到一二三团四连当连长，他二话没说就去了。车排子当时刚开发出来不久，住的仍是地窝子。刚安顿下来，又让他到一二九团当奶牛厂厂长，还是住地窝子。奶牛厂建在沙包子上，到处是四脚蛇、蝎子，有时还有蛇，怎么收拾都有，所以我女儿生下来后，放在地窝子里，总不放心。我是团支部副书记，得起表率作用，所以3月15日生的孩子，4月2日就上工了。去向九连团支部挑战，进行增产南瓜和玉米的竞赛，最后，头上起了一个大包。
1962年，丈夫去乌苏“支农”，我到糖厂做糖，连大年三十晚上也没有休息。我没想到，第二天，也就是大年初一就让我当了家属，按现在的说法，就是下岗。当时过年每人分二两清油、一斤肉、两百克水果糖、一盒烟、一瓶酒，这年也没有了。没有这些东西，就开不了锅。当时仍住的是地窝子——我住地窝子一直住到六五年，人家来拜年，说，都十二点了，你家怎么还没冒烟呀。我说，我昨晚熬糖熬到一点了，回来后，什么也没给分。
今天初一了，快给孩子做饭吃。
做什么呀，什么也没有。
你去问问连长。
我就去问了，一问，说你已当家属了。我气得不行，给孩子吃了点头天剩下的馍馍，让他们在铺里不要动，然后我就去六公里外的团部找教导员。
找到教导员后，我忍住不哭。我说，你看新年大节的，我什么也没有，大年初一逼我当家属，你们怎么做得出来？不给过年的东西，连一块冰都没有。
当时吃的是涝坝水，牛羊和人都在里面喝，女人打不动冰，就由单位派男的打回来，分给各家。教导员一听，就给指导员打电话，说过年的东西还是要给人家。
我回去后，连里给了我冰、棱棱柴、半袋面和一小瓶清油。
我见了，忍不住哭起来，母子四人都哭起来。那时的水果糖稀罕，肉也难以见到，一年就分这么一回，看到人家的孩子有糖吃，闻到人家屋里有肉味，怕自己的孩子见了稀罕，不敢让他们出门。他们那可怜巴巴的样子，使我的心难过得跟刀子在割一样。要是不解放，我可能早就死掉了，所以我是从内心感激新中国，感激毛主席的。我的确想为我们社会做一点什么，但我的文化是在部队学的，不高，做不了别的事情，我只有力气，我可以劳动，我只能用这种方式做一点事，何况我当时才二十七岁，可以干活，哪怕是最苦最累的活。但他们却把我劳动的权利都剥夺了。
我闲不住，看见那些去劳动的人，觉得他们真幸福，真令人羡慕。有一次，我找了一把砍土镘，忍不住跟着出工的队伍到了田地里，不想他们把我的砍土镘夺了，还把我的小孩子从托儿所里赶了出来。
那的确太让我伤心了。我整天哭，眼泪再没干过。不能劳动多可耻呀，我觉得低人一等，再也不好意思从他人面前走过。我的头发很快就白了，并得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第二年回到长沙后才治好。从此，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孩子培养成材，我做不到的，让儿子去做，让他们来替我报效新社会。我的愿望后来实现了：我老大是乌鲁木齐一所中学的特级教师，老二是独山子乙烯厂厂长，老三是乙烯厂工段长，女儿在做生意，除了女儿，儿子都是大学毕业。而当年，当了家属人家就看不起你，孩子经常被欺负，有一次别人家的孩子竟把我儿子的腿用锤子敲了三十多下，敲得两腿肿得像冬瓜一样粗。
可那时，他们不让你劳动，你就不能劳动。七九年，团里的政委见了我，说，陈云华，你不是想劳动吗？你们连有几头猪快死了，你去喂吧，喂死了就算了，喂活了给你一副下水。
真的吗？政委，你说的可是真话？我很高兴，不相信地问他。
他点了点头。
我当时差点又哭了，我像得了大赦一样，高兴地说，只要能做事，干啥都行，什么不给我都行。我硬是把那几头快死的猪养活了，最后养成了肥猪。当他们要宰杀最后一头猪时，我真舍不得。因为我知道，它一死，我又没活儿干了。但这头猪还是被宰了。他们给了我一个猪头，四个猪蹄，一副下水。
儿女成人成材了，我的生活过得很好，但我总觉得自己没有为新疆做什么事，我很惭愧。
唐纪玉：我们被看做“五类分子”
唐纪玉：我们想找一个不把我们看做“五类分子”的地方
我是长沙人，1937年8月出生，七岁学湘戏，1949年解放后，就失学了，然后进了茶叶厂当工人。
当时参军按说年龄是不够的，但我学过湘剧，因而考上了幼年文工队。
到了新疆，我分在二十五师文工队，一边生产，一边演唱京戏。虽然很苦，但因为年龄小，大家都挺照顾，生活还是很快乐的。还有，就是因为我们年龄小，不像其他女兵要面临婚姻生子、上学提干这一类问题，可以说是无忧无虑。
我们湖南女兵大多是城里来的，很少参加过生产劳动，劳动中闹了不少笑话。有些人分不清麦苗和韭菜，有些人在定苗时分不清西瓜苗和甜瓜苗。以为甜瓜是花皮的，叶子也就是花的，以为西瓜是圆的，叶子也就是圆的，所以让留西瓜苗的地方，留的全是甜瓜苗，让留甜瓜苗的地方，留的全是西瓜苗。还有什么是砍土镘、抬把子、二牛抬杠等都搞不清楚。
有人说新疆不能种棉花，1952年，我们师就在玛纳斯河畔试种棉花成功。从此，新疆一步步成了全国有名的棉花基地。有一次，按苏联专家迪托夫的指示，要在六月中旬进行棉花“脱裤腿”的管理工作，也就是打掉不结棉桃的“油条”。晚上，连长召集全连同志作动员，先介绍棉花“脱裤腿”的意义及管理技术，最后制定了严格的技术要求。他说，棉花地脱裤腿一定要保证质量，要把裤腿脱得干干净净，绝不留尾巴，新来的湖南姑娘没有做过这项工作，要虚心学习，多请教男同志，男同志有经验有技术，要积极主动帮助新来的湖南姑娘把裤腿脱干净……
会后，一位湖南姑娘哭着鼻子气冲冲地去质问指导员，新社会还兴压迫人吗？
指导员一时愣住了，到后来才听明白她的意思。他笑着解释道，那是给棉花脱裤腿，打“油条”，一点别的意思也没有。
这时，围拢来的湖南姑娘们都不好意思地笑了。
开头住地窝子时，因为它跟地面相平，有时早出晚归，转来转去总是找不到自己的“家”。有的战士不小心，踏在天窗上，掉进地窝子里，吓人一跳。还有老乡赶着毛驴车，连车带人带毛驴掉进地窝子的。有一次，文工队有个女兵就这样掉进了地窝子，正好落在战士床上。刚刚看完节目回到地窝子的战士一愣，“哗”地乐了。一个战士开玩笑说，这不是文工队的演员吗？真是“人在家中坐，美人天上来”呀！
还有个关于地窝子的故事发生在七十四团四连，该连有个班长姓刘，甘肃人，他母亲五十四岁时生他，就给他取名刘五十四。1947年，他结婚不久，被国民党抓了壮丁，来到新疆。起义后成了解放军，家里的成了军属。1953年，妻子来部队找他，到连队时天已黑了，便住进了地窝子。不料第二天他妻子出去转了一圈，回来时就找不到住的地方了。她是昨天天黑进的地窝子，煤油灯豆大的亮，没感觉到地窝子是个什么东西。早上起来一见房子没有，还以为自己是在梦游。掐了自己一把，觉得自己是醒着的。她一边找，一边想，这房子到哪里去了？这些人都住哪里去了？
刘五十四见妻子半天没回来，就出去找她。两人回到地窝子进口，妻子停住了，说啥也不进去，她指着地窝子说，这是什么房子，还不如我老家的洋芋蛋窖子，我怕蛇，我不进去。
刘五十四一听笑了，女人却伤心地哭了起来。她找到指导员，说，我这么远到新疆来找解放军丈夫，你们好坏总得给间房子吧，怎么能让我们住洋芋蛋窖子呢？咱家虽那么穷，但老八辈下来也没人住过这样的房子。
指导员又是讲形势，又是摆难处，说了半天，她才进了地窝子。她后来在地窝子里生了一个白胖儿子，小名儿就叫“地窝子”。那小子长大了，取了学名叫刘建新，虽然后来当了老师，但人们还叫他“刘地窝子”。
在那个年代，命运不是自己能主宰的，而是由他人强加给你的。要么是革命同志，要么是牛鬼蛇神，而这些又不是固定的，可能你头天还属于革命同志，第二天就成了牛鬼蛇神。
集体转业后，师文工队解散，我分到总场，在总场演出队待了两年。我那时还一直梦想着做一个梅兰芳那样的京剧大师，梦想着成为艺术家。还成天琢磨着坐练唱打。我没想到，十八岁那年，我与演出队的演员，也是我原来的丈夫结了婚，然后有了孩子。五九年八月，我请假回湖南给孩子治病。因为大老远回去，我想把孩子的病治得差不多，就超了几天假，待我回来，场领导已把我从二级职工降为零工。后来因为表现好，又恢复为职工，但降了级。没过多久，突然宣布我为“五类分子”。我感到非常吃惊。我去质问领导，我说，我既不是地主富农，也不是“右派”和反革命，我怎么成了“五类分子”？
你已被定为坏人。那位领导蛮横得很。
我哪里坏了？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去问革命群众吧！
可是，谁会告诉我呢？
以后就是被斗、关押、打骂，那时虽没有后来的“文革”那么厉害，但我毕竟才是二十岁出头的人，平白无故地蒙受了这么大的冤屈，心里怎么想得通呢？我真想死啊，但即使死，我也要到湖南去死。我得最后见我妈一面。我想离开这里回到老家去，就像一个在婆家受了委屈要回娘家去的小媳妇一样。
我们想在湖南落户。但湖南根本不接受我们。这时我才知道，全国到处都是一样。他们说，你在新疆是“五类分子”，回到长沙还是“五类分子”，无论你走到哪里，都是“五类分子”。你没法逃避，无处躲藏。
我们想找一个不把我们看做“五类分子”，而把我们看做“人”的地方。我想到了丈夫的老家——河南省郾城县万金公社万金大队。
我们回到了那里。
但那里并不接受我们落户，但作为劳力，我们可以出工，可以给我们评工分，可以按社员对待。
我们几乎一无所有。先借住亲戚家，然后筑了间土墙盖草的房子，便安顿下来。不久，我们发现，这里也有“五类分子”，只是社里不知道我们的底细，所以没有把我们划入。
河南是个苦地方，三年自然灾害，那里曾饿死过成千上万的人，每一次天灾人祸，也都有人饿死。我们也躲不过。我们吃过神仙土，吃过树皮，吃过糠，吃过各种各样的野菜、苞谷芯子，甚至嚼过野草。但这里不把我们当“五类分子”，我们宁愿活在这里。
1965年，河南发生涝灾，庄稼收不回来，全烂在了地里。把人饿得呀，脖子都变长了，肠子都变细了。有一次，好不容易弄到一点野菜，就赶快煮了给儿子吃。我们想让他多吃点，自己少吃点，没想吃下去后，全都上吐下泻，最后连爬都爬不动了，我……我知道……中毒了……连爬出去叫人救命的劲儿……都没有了，孩子他爸……也是……过了好久……才有一个过路的人……人来，但孩子……吃得多……已经……已经……救不了，他……他就这样死……死了，他那时……已满七……七岁……
那简直……要了我的命，我……我觉得自己没法活下去了。我抱着夭折的孩子，死死地抱着，我亲他，一次次亲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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