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冒险-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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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美国革命之后，当新成立的美国经济深陷于萧条及金融混乱之中时，经营盈利性企业的可能性是很有限的。只有在美国宪法颁布了之后，而且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将联邦政府建立在一个坚固的基础上之后，大西洋交易在18世纪90年代才开始腾飞起来。
正是在与巴巴里海盗的交易中，巴林银行才第一次真正地为美国政府提供了服务。巴巴里海盗经营着历史上最大的保护费交易。他们的船只经常攻击地中海里的商船，当然，除非这些商船缴了适当的免受攻击保护费。
第五部分：“再一次成了旧金山的代言人”我们曾经指望过它们（2）
自18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英格兰就深陷于与革命法国的战争之中，它发现支付给海盗保护费还是比较便宜的，因为如果要动用海军对突尼斯、阿尔及尔以及的黎波里的坚固港口进行打击，代价要大得多。在1795年时，美国政府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问题是怎样支付给他们。
不用说，海盗是不会接受欠条的，而这是美国当时惟一能提供的东西了。要将借据转化为海盗愿意接受的东西，美国财政部就需要一个银行家。它找到了巴林银行，以美国债券的形式支付了80万美元。与世界上所有的财政部工作人员一样，他们指示巴林银行将这些债券在伦敦市场上卖出，而不能使美国证券的市场萧条，而且，还要极其迅速地完成这一工作。然后，再将所获得的收入，以银条的形式，运送给戴维·霍姆弗雷斯，当时他担任里斯本的美国大使，将由他向海盗行贿。
巴林不得不克服无穷多的困难，来执行这些相互矛盾的指令，而且，它还经常不能等华盛顿的进一步的指示，从而要承担自作主张的风险。但是，当工作完成之时，鲁弗斯·金，当时任驻伦敦的美国大使，写信给弗朗西斯·巴林，祝贺他“不墨守成规地以娴熟的方式，帮助了霍姆弗雷斯上校完成这一艰难的工作。我已经写信给财政部长了……我确信，美国政府将对你在这一项交易中所提供的服务非常满意”。
与此同时，巴林银行还要为美国所购买的步枪和大炮提供担保，以在与法国之间的日益加剧的“准战争状态”中起帮助作用。为此，它总共运送了将近1万支步枪和330门大炮，提供了4。5万英镑的资金—这在18世纪末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但是，正是因为它在购买路易斯安那州的交易中提供了担保，使得巴林银行对于美国的利益几乎是不可或缺的。路易斯安那，对1801年上台的托马斯·杰斐逊政府来说，既具有地理政治上的意义，也具有国内政治问题上的意义。地理上属于阿巴拉契亚山脉横断的美国西部，在19世纪初，这个地区迅速发展起来，而且，杰斐逊的政治支持力量也大多来源于此地。但是，这里的居民，却为山脉所阻隔，只能依赖于密西西比河及其支流，才能到达东部地区，然后再进入国际市场。
当时，密西西比河构成了美国的西部边界，而新奥尔良和河口都在西班牙人手里。幸运的是，当时的西班牙只是在名义上还有一点威力，根本不能对美国的利益构成严重的威胁。它允许美国在新奥尔良建造仓库，在那儿可以转运，而不必向西班牙人支付关税。
然而，更具野心的拿破仑·波拿巴却在1800年的圣伊尔德丰索秘密条约中，逼迫西班牙将路易斯安那割让给法国。当然，这一个割地新闻很快就泄露出来，而杰斐逊对于法国人将在他的后门口部署军队深感惊恐。英国雄狮静静地吼叫着，说它愿意帮助美国征服路易斯安那，然后在与法国达成和平协议之时，将路易斯安那州移交给美国。但是，不用说的是，杰斐逊既不愿意英国军队来，也不愿意法国军队来。他要将密西西比东岸的所有部分，一直到墨西哥湾，都买下来，他派出了詹姆士·门罗去帮助美国驻法大使罗伯特·利文斯顿与法国谈判。
拿破仑很快就认识到他不能保证路易斯安那不受到英国人的攻击。而且，因为他总是在为金钱发愁，所以，他提出将整块土地都出售给美国。那时候，并没有人知道准确的边界，所以，在谈到价格为1 500万美元时，没有人怀疑这个交易有什么古怪。但是，就如纽约的前任市长有一次所说的那样，“用两头大象换一个夸脱，也是交易—如果你需要大象，而他又想要一夸脱的话”。
联邦制拥护者却认为，这两个情况的答案都不对。“我们要给的钱，对我们来说，是很少的；而土地，我们已经很多了。”波士顿的《哥伦比亚百年纪念》报怨说。而且，这笔金钱，尽管用单位土地面积来计算是很小的，但是，从绝对值上来讲，却是很大的。今天，美国政府每5分钟的开支就是1 500万美元。但是，在1803年时，它一年的总开支却只有这个数字的一半多一点，为785万美元。
美国政府再次需要一个银行家，而且这个银行家还要有很多的资源。当然有这么一家，这就是巴林银行。亚历山大·巴林与门罗及利文斯顿一道参与了与法国的全程谈判，最起码，根据他父亲的说法，他主要负责获得一个尽可能低的价格。即使对于巴林银行来说，这也需要大笔的资本保证。“我们所有的人，都对美国账户的数额感到战战兢兢，”弗朗西斯·巴林承认说，于是他将巴林银行的部分限制为60％。亨利·霍普银行，这是另外的一个大型商业银行，承担了其余的40％。
在最后签订协议时，拿破仑相信巴林银行的货币，而不相信美国货币，他将路易斯安那卖给了巴林银行和霍普银行，价值为5。2亿法郎，第一个月支付6 000万法郎，以后每个月支付2 000万法郎。然后，巴林银行将其名义移交给美国，获得了1 125万美元的债券，利息为6％（另外的375万美元是由美国对法国的私人所有权支付的）。
没有人知道，几年后，法国的外交部长悔恨交加地认识到“在欧洲，有六大强国：英国、法国、普鲁士、奥地利和巴林兄弟俩”。
而今，突然之间，巴林银行消失了。确实，另一个后起的公司接管了它，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丢失了一个活样本，而美国也丢失了一个老朋友。
第五部分：“再一次成了旧金山的代言人”自由民的银行（1）
这是一个银行体系。使自由民银行成为可能的法案，在几乎没有任何争议的情况下，就在国会轻轻松松地通过了，而且，经济现实也未对此有任何的注意。很多高级官员很少知道或者是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银行体系的特殊性质。这个法案不止一处不完善，而且还犯了低级的错误。当这个体系不成功时，国会却按照该法案允许的条件扩大了投资，而未考虑其中的风险。这个体系最终崩溃了，也付出了极高昂的代价。
不，我不是说20世纪80年代时的存贷款业。我说的是19世纪60时代和70年代的自由民储蓄信贷公司。但是，如果阅读一下卡尔·R·奥斯肖斯描写这一段悲惨历史的名著《自由民，慈善事业和欺骗》，我们就会在历史的长河中看到似曾相识的一幕。
当国内战争结束后，联邦算是保住了，但是，遭受灾难的南方，却到处都是社会和经济的混乱。解放了的黑人比其他人更加感受到这种混乱所带来的影响。现在，他们是自由了，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这种自由只是“一无所有的代名词”。他们又将如何谋生呢？以前做奴隶的这些人本来就没有财产，而且，毫不奇怪的是，就算他们可以得到工资收入，他们也不愿意在原有体制的群体劳动中工作。而且，地主也因为战争而没有了流动资产，常常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用现金来支付工资。这样，在以后的10年中，产生了适应新现实的佃农体系，允许土地与劳动进行实物交易。
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很多黑人，当年在做奴隶时没有看到过钱是什么样子，现在，口袋里也有些钱了。数十万的黑人加入了联邦军队，他们不仅有固定工资，而且，加入时还有奖金（确实，他们所得到的工资与白人士兵所得到的工资相比，是非常低的）。很多人，受过教育的黑人和白人一样，都害怕这些士兵辛苦得到的津贴，会被营妓和其他的经常围着军队转的那些来历不明的人所诈取。因此，就需要为这些人赶快设计一个安全的地方，让他们可以把钱存在那儿。
1865年1月27日，约翰·W·艾尔伍德牧师，他是公理教会的牧师，而且还是一个热心的废奴主义者，但是，他不是银行家，他邀请了22位有名望的纽约市民来开会，讨论建立一个永久性的银行机构，服务于自由民。这些人中包括一些全国的知名人士，如彼德·库珀和威廉·卡伦·布赖恩，他们决定立即开始行动，于是将艾尔伍德送到了华盛顿，向国会申请一个银行营业执照。
在马萨诸塞州的废奴主义者查尔斯·萨姆纳的推动下，这个议案于1865年3月2日递交到了参议院，这时国会正处于闭会的时期。萨姆纳的议案，用一个持反对意见的参议员的话来说，就是“给这些人开了一张流动委任书，他们可以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地方建造一个存款银行”。萨姆纳很快就同意将银行的营业执照限定在哥伦比亚区，这样，这个议案就在参议院通过了。
当天晚上，在白宫里，通过了一个修正案，在法人名单中加上了首席法官塞尔蒙·P·蔡斯，他的存在将确保美国政府可以对这个项目进行最严密的关注。但是，在最后几天混乱的会议中，参议院和白宫的修正案在一片慌乱中给遗忘了，这个议案就变成了一条法律，而且还与萨姆纳一开始提交的议案一模一样。约翰·艾尔伍德，除了良好的意愿之外，并未获得委任状，却担任了这个银行的总裁。
因为限制银行在华盛顿特区营业的修正案在登记的时候意外地遗失了，而且，因为愿意存款的人广泛地分布在南方及边境地区，所以，自老美国第二银行（老美国第二银行在1836年时为安德鲁·杰克逊所废弃）之后，自由民银行很快就成了在其他州开设分行的第一家银行。到19世纪70年代之时，这个银行在6个州以上的地区开设了38个分行，其中包括哥伦比亚特区。
但是，尽管这个银行分布非常广泛，它却没有盈利。在形式上，新的自由民储蓄信贷银行只是一个简单的互助储蓄银行。它为储户所有，他们的存款可以投资于美国财政部的债券。但是，因为没有捐赠的初始资本，所以，银行就不得不在存款之外进行完全的融资。这样，就使从存款中获取收益以支付融资利息变得非常困难。
而且，分行虽然很多，却很小，有的小得可怜，以致不可能盈利。还有，因为银行的初始目的是为美国最穷的阶层提供服务，所以，个人账户同样也是很小。但是，银行业务的一个不幸的现实就是：每一个账户，无论大小，其服务成本基本是一样的。结果就是，自由民银行的费用是异常地高。
第五部分：“再一次成了旧金山的代言人”自由民的银行（2）
那个时候的判断标准是银行的费用支出不能高于存款的0。5％。然而，自由民银行，因为存在很多分行，而且账户都很小，所以，它的费用支出高达存款的5％。又因为自由民银行的营业执照中规定它只能投资于国库券，而当时国库券的利息率为6％，如果再派发红利，那么，银行几乎就什么也不剩了。寻找新的更能盈利的投资，这一压力从未消失过。
自由民银行还具有另外两个严重的缺陷。第一个就是，因为它的费用支出相对于存款来说，是相当高的，所以，它就不能支付竞争性银行的工资。结果就是，它雇佣了很多缺少记账技能的甚至根本就不会记账的好心人。
另一个缺陷就是银行的高层管理。理论上讲，自由民银行是由50个托管人所管理的。它一开始开出的名单，都是当时美国商业界的名流。但是，就在其成立的同时，这个委员会中最有名望的7个人就立即辞职了。显然，他们的名字只是被当做橱窗里的衣服一样用来向国会展示，从这些人那里并未得到为银行服务的承诺。
实际上，银行的理事委员会从未对银行及其高级职员的行为进行严格的监视。威廉·卡伦·布赖恩和其他的几个人，从未参加过一次理事会会议。那些经常参加会议的人，也只是在银行高级职员放在他面前的东西上盖个章。到1870年时，自由民银行的权力实际上已经集中在这些高级职员和三人财务委员会的手中，而且，还没有人来监管他们的所作作为。从美国银行业的历史来看，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即：当少数具有私心的人掌握了其他人的大笔金钱，而且还知道没有人来监管他们，这时灾难就降临了。
银行的高级职员开始游说国会，要求改变其营业执照。很快，一项允许自由民银行从事房地产投资的议案在白宫无争议地通过—而房地产却是最无流动性的行业，因此，本质上也是最为麻烦的投资方式。
在参议院，只有两名参议员投了反对票，反对自由民银行将储户的本就很少的钱用于如此风险的行业。令人注目的是，其中有一个就是西蒙·卡梅伦，他是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的党魁，而且，他还在银行业中赚了很多钱。“相信我，”他警告说，“你们允许他们将钱……用在房地产之时，就是这个机构降低信用、降低稳定性之时。”
但是，参议院没有听从卡梅伦的忠告。他们更愿意听查尔斯·萨姆纳的话，可是萨姆纳从不清楚，为了一个美好的事业，应该等待现实条件的实现。银行被允许向房地产业借款，条件是抵押物的价值要两倍于贷款数额。当然，无论在那时还是在今天，房地产的价值总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东西，而且，波动非常厉害。
因为营业执照有了新的修正，自由民银行就以惊人的速度变得非常具有投机性。它开始将它的“存款准备金”，即应该持有在手中以满足取款要求的钱，投向了问题债券，如铁路债券，在那个时候，这些都是垃圾债券。实际上，提出这一方案的委托人，就是铁路公司的主管，他们立即从自由民银行借到了17。5万美元。
分行也开始向外借贷，而不必从华盛顿的总部得到授权。很多贷款都是不动脑筋的，而其他的贷款则是违法的。有一个司库，他只是一个小雇员而不是银行家，竟然无视他在自由民银行里所从事的工作性质，向他的女婿贷出6 000美元，以掩盖其作为县征税员所犯下的不法行为。
本身的不完备，加上投机性以及欺诈行为，加速了自由民银行末日的到来。安森·斯佩里，从最早的时候，就在银行里工作，而且，他也真正想帮助这些自由民。但是，作为银行的检查员（即要他检查每一个分行的账簿），却是相当不合格的。“我应该知道更多，但是，我却没有多少积极性。”他在银行破产后承认说。他在银行的很多账本的余额表上签了字，写的是“正确，E&OE”。一个迷惑的国会检查员在银行破产后问他E&OE是什么意思，他说E&OE是指“如果没有错误和遗漏的话”。这就像证明说：除非某艘船在船体上有洞，否则这艘船是适合航海的。
1873年恐慌时，储户们拥向银行去取钱，这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