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冒险-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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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纽约城发生了金融危机，房地产市场崩溃了。在后来的三年中，费希尔兄弟公司的这块地方—放在这块用2　200万美元贷款购买的土地上的测量仪器也移走了—一直没有开发。然而，到1997年时，形势开始看好了。　　　　
　　　　


第八部分：“他们发现金钱作为武器同样锋利而且更有效”意外的结果（2）

　　　　费希尔兄弟公司又回到了拉奇特网球俱乐部，并提出一个协议。如果它可以在俱乐部上空建一个拱顶到达它的建筑物，那么，它就获得了这个宝贵的公园街门牌号，它可以为此特权而每年支付给俱乐部30万美元。但是，俱乐部却拒绝了。它坚持俱乐部的建筑必须保持完整，而且还坚持其空气权必须是任一合约的组成部分。　　　　
　　　　所以，费希尔兄弟公司愿意为其出入口和空气权以及通货膨胀的一般性调整条款而支付60万美元。俱乐部认为调整条款，冷静地看，应该从每年120万美元开始。费希尔兄弟公司断然拒绝了。然而，俱乐部却自信自己处在猫鹊的位置上。　　　　
　　　　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的。毕竟，费希尔兄弟公司并没有成为成功企业，它也不知道如何获得市政府的权力的门路。一开始，它去找曼哈顿行政区的主席安德鲁·斯坦（费希尔兄弟公司经常是他竞选时的捐赠人）并请求他为这一块地批一个门牌号。在发布这一声明的时候，42个东五十二街成了一个公园街广场，这样，拉奇特网球俱乐部的特权门牌号的市场价值就不再存在了。　　　　
　　　　接着，费希尔兄弟公司雇佣了斯奇特莫、欧文斯、梅里尔公司，一家主要的建筑公司，来重新设计其建筑物。他们要求建筑师们设计出第一流的建筑，要有足够的公众设施，使地面的价值等于拉奇特网球俱乐部要求的空气权价值。　　　　
　　　　建筑师们设计了一个公众“风雨商业街廊”，直穿过五十二街到达五十三街，走廊的高度高于平地60英尺。并非巧合，60英尺，正好是拉奇特网球俱乐部的高度。这就说明：费希尔兄弟公司所有的可出租的楼层都可以看到公园街，这样就可以索要高额租金。而且，风雨商业街廊也向公众开放，甚至还设有公众休息房—这在曼哈顿中心是很少见的—这样，因为建造很大的建筑，也使得这笔钱合理起来。　　　　
　　　　费希尔兄弟公司平静地与市政当局谈判，以获得它对该方案的支持。1978年，当达成这一协议时，拉奇特网球俱乐部才知道，费希尔兄弟公司不仅会在它的隔壁，而且，俱乐部还被排除在局外。　　　　
　　　　看上去，这就像是一个游戏，一个为费希尔兄弟公司制定规则并让它参与比赛的游戏。但是，并不尽然。结果是拉奇特网球俱乐部的一些会员参与房地产游戏的水平和其他一些会员玩带赌金的西洋双陆棋的水平一样好。　　　　
　　　　仅仅三周后，《纽约时报》的头条新闻就给费希尔兄弟公司从头到脚泼了一盆冷水，题为“拉奇特网球俱乐部上将建旅馆”。这个旅馆将利用俱乐部后的小巷作为出入口，并且不碰到俱乐部。但是，它将提高475英尺，正好到达费希尔兄弟公司的第四层楼面。那时，费希尔兄弟公司的房客将根本看不到西格拉姆大楼的美丽景象，也看不到圣巴塞洛缪教堂以及纽约东面的其他壮丽建筑，而只能看到几英尺外的一堵砖墙。　　　　
　　　　费希尔兄弟公司已经花费了数百万美元去买地，又在审批过程花了数百万美元去设计和看护这幢大楼，而大楼的建造实际成本为8　200万美元。拉奇特网球俱乐部威胁着它的生存。　　　　
　　　　但是，它可以建吗？法律上讲，答案是肯定的。拟建大楼的设计严格符合分区法，“按它的权利”，可以实施施工而不需与市政当局进行协商。到那时，拉奇特网球俱乐部就不是纽约城的标志了（但它当时还是）。　　　　
　　　　但是，拉奇特网球俱乐部是否有钱、有专家来建一个旅馆呢？同样，答案也是肯定的。洲际酒店，不仅仅是大型酒店的所有者，而且还是这些酒店的建造者，宣称它认为这一方案可行，而且还与俱乐部一起工作来更新设计。经纪人们找来成堆的借贷者来为其建造融资。结构工程师想出了办法使酒店的支撑结构穿过俱乐部会所而不碰到其主要房屋。　　　　
　　　　费希尔兄弟公司确信这个计划只不过是无理的讨价。然而，现在时间已经很紧了。它在6月9日时收到了最后一笔工程款。这个节骨眼上，再拖延工程施工，就意味着每一天要有数千美元的额外的利息支付，而这些钱都只能来自于它潜在的利润。　　　　
　　　　另外，它已找到一个大客户，同意拿下30万平方英尺的空间，并要求在1980年可以入住。当然，同时要求费希尔兄弟公司保证他不要看到那堵墙。　　　　
　　　　当费希尔兄弟公司没有在法律一生效就开工时，拉奇特网球俱乐部就怀疑它受到了某个公司的追逼。俱乐部是正确的。当尘埃落定时，费希尔兄弟公司为俱乐部会所上空的空气支付了500万美元。　　　　
　　　　


第九部分：“上帝造了什么”自然垄断的经济

　　　　摩尔斯在他最终完善电报的时候，已是50岁了，但是，毕竟在他的有生之年，他看到了这个世界因为他的天才而改造了。1844年5月24日，摩尔斯在国会大厦里向远在巴尔的摩的威尔发了一个信号：“上帝造了什么！”威尔精确地复述出了这个信息。摩尔斯的成功对世界所造成的影响，正是电。在第一个信号成功发送后的10年里，美国总共铺设了23万英里的电线。　　　　
　　　　1881年，哈伯德买下了西部电气公司来为贝尔公司及其子公司生产电话设备，在1885年，他组建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第一个长途电话服务，是在波士顿与纽约之间，于1884年开始。1918年，美国政府接管了AT&T；　意在控制费率，但随着一战的结束，费率却仍然在增加，公众对政府接管的支持烟消云散，AT&T仅仅在被接管一年多以后就归还给了所有者。　　　　
　　　　正是因为爱迪生，一个世纪的声音和音乐也可以永远地与我们相伴在一起，但是，当一项技术只是把其推向完美的极至，而不考虑大众的需求，那么这项技术也只能是一队不经济的天鹅，残留在人们关于浪漫的记忆里，Selecta　Vision　就是最好的例证。　　　　
　　　　就是在最资本主义的国家，总还是存在称为自然垄断的经济，常常需要大型投资才能产生竞争，而这将使成本高于可能的收入。北美的长途通讯市场，迟至20世纪80年代，还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然垄断。然而由于微波传播技术的发展，现在它已成为激烈竞争的行业。20年前，AT&T犯了两个小错误，而正是这两个小错误结束了它的垄断。　　　　
　　　　电视节目辛迪加只是出售一部电视节目的播放权，但这却造就了一个巨大的市场，杰尔·塞因菲尔德光从电视节目辛迪加的销售中，就获得了22。5亿美元的净收入，电视节目辛迪加的想法来自于德西·阿纳兹，阿纳兹的表演天赋使《我爱露西》成为第一部大型的情景喜剧，但他的商业天赋却使阿纳兹家族变得异常富有。　　　　
　　　　


第九部分：“上帝造了什么”未来的技术（1）

　　　　1927年5月，一个秘书冲进她老板的办公室，高叫道：“他成功了！他成功了！林德伯格（美国飞行员，首次单独飞越大西洋）在巴黎着陆了！”　　　　
　　　　而她的老板却显得无动于衷。　　　　
　　　　“你知道吗？”她问道，“林德伯格完全是自己飞过了大西洋。”　　　　
　　　　“单单一个人，是可以做成任何一件事的；”老板平静地回答道，“哪一天当一个委员会飞越了大西洋，请你告诉我。”　　　　
　　　　这个故事当然是编造出来的，但是，它说明了人类的一个基本现象：天才—这一融合了洞察力、忠诚、果断以及青春的奇迹，它仅仅存在于“个人”身上。　　　　
　　　　尽管最新的说法还有很多，但这也说明为什么政府在培育新技术方面总是没有做好：因为政府只是一个庞大的委员会而已。政府总是没完没了被矛盾和私己力量又拉又拽，所以，它自然就会倾向于区分分歧。因为醉心于权力，所以政府就愿意做那些应该会有结果的事。因为害怕在不切实际的项目上浪费公众的钱，政府必须依赖于高级专家，而这些专家又具有思维定式，这是太平常的事了。　　　　
　　　　结果就是出现了大量的模糊不清的声明、毫无出路的政府项目，以及无穷多错过的机会。“太空探索绝对是胡说。”理查德·伍利爵士是英国皇家宇航员，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距第一次登月也只有短短的13年。卡特政府花费了数十亿的美元来开发毫无指望的不经济的合成燃料。莱特兄弟不得不去充满好战思想的欧洲寻求支持，因为美国政府看不到飞机的潜力。　　　　
　　　　即使是那些创造了技术突破的天才本人，也常常不能预见到他们的这些创造在将来会起什么样的作用。就像其他人一样，他们也太深地沉浸于他们所知的那个世界。詹姆士·瓦特也没能认识他的那个旋转的蒸汽机会带来一个全新的文明。亨利·福特仅仅是想让人们摆脱马匹的专制，他并不知道他正创造着一个深刻的变化社会的工具。　　　　
　　　　或者，我们来看看塞缪尔·F·B·摩尔斯。摩尔斯认为他的电报将只限于政府来传送万分紧急的信息。毕竟，在所有早期的希望解决长途联系的尝试中，这是一个已被采用的方法。实际上，尽管他最终完善电报的时候，已是50岁了，但是，在他的有生之年，他还是看到了这个世界因为他的天才而被改造了。　　　　
　　　　1791年，摩尔斯出生于新英格兰一个高贵的家庭，他接受了绘画训练，在这个专业上，他花费了大量不恰当的时光。他具有肖像画方面的天才，但是，正如许多失败的画家一样，他低估了自己的长处，而雄心勃勃地想画大型寓言油画，这是他所认为的“重要”的一类画—却大多是徒劳无功—因为，在这方面，他与乱涂乱画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他有很多时间，又由于他不需要做事，所以，他涉猎了很多想法。　　　　
　　　　1832年，他从欧洲返回时，在船上与查尔斯·托马斯·杰克逊进行了交谈，杰克逊在欧洲从事电的研究，在那个时候，他有了基本的远见。“如果电的存在可以在环路的任一部分可见，”他说，“我看，人们就没有理由不能用电来即时传输　　　　
　　　　知识。”　　　　
　　　　摩尔斯可能已经想到了他的很多想法与杰克逊别无二致。实际上，根本没有相同之处。他需要整整12年的决心和忠诚来完善他的系统，在这一过程中，他得到其他人的很多帮助。　　　　
　　　　长距离的信息传输问题，如同帝国一样久远。波斯人和印加人在国道上开发了精细的信使系统以使信息集中起来。伊丽莎白一世的政府在英格兰南部组织了一系列的篝火，这样，如果海峡上出现了西班牙“无敌舰队”，那么，这个消息就会很快传到伦敦。但是，就在摩尔斯出生前的10年里，就已设计了一个长距离信息网络，由于造价太高，只有政府才能承担得起它的费用。　　　　
　　　　从1974年克劳德·蔡普就开始在巴黎与一些像布列斯特（法国城市）海军基地的重要军事基地之间建立了一套臂板信号机站点。信号机装有一个桅杆和插有旗帜的可动手臂。每隔5~10里就设一个站点，每个站由四到五个人操作，在法兰西的土地上，它们就像一群童子军巨人在挥动手臂相互致意。利用臂板信号机，消息可以每天几百公里的速度传送，这比当时的其他方法都要快得多。　　　　
　　　　当然，除了费用之外，这个系统还有很多不利之处。如果天气不好或者黑夜来临，这个系统就没有用了。而且，因为每个消息都必须无穷次地拷贝和重复，所以传输的失误率极高。因此，人们还在继续寻找其他方法来快速地传送信息，并且开始将重心移到了18世纪新奇的科学大发现上，这就是“电”。　　　　
　　　　


第九部分：“上帝造了什么”未来的技术（2）

　　　　电，作为一个独立的现象，首次为人们所认识，是在17世纪，但是直到1747年，威廉·沃森演示了在金属线上可以传送电，而且，它可以造成一定距离外的动作。在以后的10年中，本杰明·富兰克林在晚餐宴请时，从斯古吉尔河利用电线传送了一个电火花，点燃了酒精溶液，使宾客大乐。　　　　
　　　　到18世纪70年代，有些人已经开始思考也许可以用电线中的电流来传送信息。1774年时，第一个真正的系统在日内瓦建立了，每一根电线都代表着字母表中的一个字母。电流可以使髓质球带上静电，髓质球又会吸引铃铛，使其发声。字母钟琴确实可以勉强工作，但是，这实在不是一个实用的系统。　　　　
　　　　只有在19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发明了电磁石及更好的电池之后，电报才真正地变为可能。有助于这两项发明的人是约瑟夫·亨利，他先是普林斯顿的教授，后成为史密森学会的第一任会长。当摩尔斯开始来问他请教时，他慷慨地将这一知识告诉了摩尔斯。　　　　
　　　　而且，亨利还将摩尔斯带到了这个难题的最后阶段。即使最好的绝缘线路，电也会有所损失，这就限制了信息可以传输的距离。但是，亨利建议使用继电器，这是一个电磁装置，它可以恢复信号，并可以使之以满负荷重新产生。　　　　
　　　　摩尔斯在纽约大学的一间房子里组装了一个模型。它包括电池、绕满了整个房间的1　700英尺的电线，而且，在电线的每一端，都有一个电磁石和一个电报开关负责电路的开合，当操作者在这一端将开关合上，就接通了电路，电流就可以沿电线流动，并激活另一端的磁铁，从而使另一个开关关闭。　　　　
　　　　就是在这里，组成摩尔斯电报系统的部分摩尔斯电报机已经成型了，这就是他了不起的高效电码。摩尔斯将点和线模式赋予每一个字母、数字和标点符号。可能，这个电码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在于摩尔斯分析英文字母的使用频率，并将最短的模式赋予了最常用的单词。摩尔斯花费了很多时间来设计自动记录信号的装置，这种方法可以使电具有“可见性”，但是，他很快就认识到：这个电码是太简单，也太容易了，以至于受过训练的报务员可以很容易地用耳朵翻译出来，并直接把它写下来。　　　　
　　　　尽管摩尔斯模型极其粗陋，但是，这已足够吸引两个合伙人了，一个是纽约大学的教授伦纳德·盖尔，他弥补了摩尔斯技术上的缺陷；另一个是天才技工阿尔弗雷德·威尔，他的父亲在纽约拥有一家成功的铁工厂。威尔家族使在华盛顿显示的模型更加精细而复杂。　　　　
　　　　向未来传递钥匙的政府，表现出特有的平淡，而且也没有提供资金来支持这个真正长距离的演示。为了能从国会获得资金，他们又加入了第四个合伙人，显然，最方便的就是一个国会议员，他就是F·O·J·史密斯，他与福克·史密斯关系很好，福克·史密斯是商务委员会的主席，并没有让利益的冲突阻碍这一进程，花了很大力气，才拨款3万美元，铺设了一条从巴尔的摩到华盛顿的试验线路。但是，在以后的6年中，他与同僚们的关系相处得不好（因为，无疑地，很多人在自己关心的利益上与他是有冲突的）。　　　　
　　　　最后，在1843年，尽管在国会里有很多粗俗的笑话和藐视的评论，史密斯在最后活动的疯狂时刻签署了拨款。他迅速地给了他自己一个施工合同，而且做得一团糟，在以次充好的电线上整整浪费了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