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是非非何智丽-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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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婆婆特地选定了一件织着金丝的日本和服，作为何智丽在上海婚礼上的礼服。

　　何智丽“打前站”，先回上海，筹办婚礼。

　　这一回，又选了个良辰吉日——一九九零年元旦，作为在上海举行婚礼的日子。

　　在上海举行婚礼

　　镜子般光洁的大理石地面上，映照着一团团耀目的灯光。一九九零年元旦之夜，坐落在上海体育馆之侧的奥林匹克俱乐部，明亮如昼。

　　我手持红色请柬步入那里，在走廊上遇见刚刚化好妆的何智丽。这位第三十九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单打冠军，今日脱掉运动衫，披着一身白色轻纱，判若两人。往昔在墨绿色球台旁像旋风般抽杀的她，如今变得文质彬彬，娟秀温雅。仿佛她从《红楼梦》那金钗之中来，不是从骠悍骁勇的乒乓球队里来。

　　我向她恭贺新婚之喜，她甜甜地笑了。

　　她的身旁，是一长串花篮，红色的缎带上写着“祝小山英之先生、何智丽小姐喜结良缘”。

　　她的“先生”按日本风俗习惯，穿一身黑西服。他眉清目秀，棱角鲜明的脸透着一股英气。一米七六的个子，不断地向前弯曲，跟来宾打招呼，非常谦和。

　　小山英之的父亲小山藤兵卫率十六人组成的亲友代表团从日本来沪，出席婚礼，小山藤兵卫年已古稀，却非常灵活。他送给我的名片上印着“大阪桌球协会会长”，“桌球”亦即乒乓球。

　　大厅里响起了《结婚进行曲》，二百多名来宾入席。我的旁边坐着从北京专程赶来的何智丽的恩师孙梅英。我还见到当年何智丽上小学的启蒙教练柯元忻，他们都为自己的高足的新婚而高兴。孙梅英和柯元忻的到来，表明何智丽一直牢记师恩。

　　贵宾如云。上海市前市长江道涵、上海市副市长刘振元。

　　上海市前副市长赵行志、上海市体委主任金永昌、副主任赵英华以及日本国驻上海总领事都前来贺喜。

　　我问与我同桌的何智丽父母，对这位日本女婿印象如何？

　　他们答道：

　　“小山英之漂亮，诚挚，待何智丽很好，我们很满意。这些天，为了筹办他们的婚礼，我们每天要忙碌十八个小时！忙虽忙，心里高兴！”

　　上海虽说有那么多的大宾馆，何智丽却选中这个位于“体育城”之中的俱乐部举行婚礼。据何智丽告诉我，这是她和小山英之一起选定的。她和他都喜爱乒乓，觉得“体育城”是最适合于他们举行婚礼的地方。

　　这一回，在何智丽的家乡又一次举行婚礼，日本各界拍来了许许多多贺电。上海市与大阪市自一九七四年起结为友好城市。何智丽和小山英之结为秦晋之好，又架起了一座中日友好之桥。

　　在众多的祝词之中，上海市前市长江道涵的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说，中日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何智丽和小山英之喜结良缘，给“世世代代友好”

　　加添了新的含义。

　　在热烈的掌声中，新郎、新娘表演节目。何智丽唱起了在苏联学会的俄语歌，而小山英之以浑厚的男中音唱起日本民歌，举座皆惊——原来，新郎多才多艺，歌声竟是那么甜美动人！

　　在婚礼上，我看到小山英之的母亲小山澄美不时来到何智丽身旁，替她整理一下婚纱，撩起垂在前额的头发。看得出，这位日本婆婆细致入微地关心着中国媳妇。

　　婚礼进行了一半，小山澄美陪着儿子、媳妇以新的面目出现了——郎穿着黑色和服，而新娘穿着夹金丝的彩色和服，发型也变成日本式的，宛如道地的日本新娘。据告，新娘的和服是小山澄美自己设计的，当年她当新娘时是从娘家带来的。

　　小山藤兵卫端着红色的葡萄酒，穿梭于一桌桌喜筵之间。他向中国客人们致谢。作为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会长，这一次是他第三十八次访华。对于新中国，他一直怀有深厚的友好感情，每逢元旦，他总是要从日本赶到中国苏州寒山寺，谛听那悠扬的新年钟声。他已接连十二年用这样的方式迎接新年。

　　这一次，何智丽的婚礼定在元旦，也正是因为他年年此时要来中国。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他飞抵上海不久，便前往苏州。听罢新年钟声，在元旦上午来到上海。知道他的儿子跟中国乒乓名将结下良缘，苏州市政府特地派出代表，在婚礼上宣读贺信。

　　小山藤兵卫和何智丽父亲何铭馨客气洋洋先后致词。

　　小山藤兵卫说自己的儿子能娶中国的世界冠军为妻，是莫大的荣幸。

　　何铭馨则说，女婿是那么漂亮出众的小伙子，他非常满意。

　　他们都为中日结缘而高兴。

　　来宾之中，常可见到虎彪彪的人物，一望而知是上海体育界人士。何智丽的婚礼，成为上海体育界的喜事。上海体委主任金永昌在致祝酒词时，称何智丽为“上海体委的女儿”。正因为这样，会有那么多上海体育界人士汇聚在这“体育城”贺喜。

　　千里迢迢而来的乒坛元老孙梅英拿起酒杯，走向她的高足何智丽，我赶紧拿起了照相机，拍下她和新郎、新娘的合影。年已花甲的孙梅英花费了莫大的精力帮助何智丽，使何智丽球艺猛进。就连何智丽的婚姻大事，她也起着“参谋”作用。

　　这位中国乒乓球协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刚在太原出席乒乓球教练会议，为振兴中国乒乓运动献计献策，然后又匆匆南下。她对笔者说，何智丽的婚礼，她非来不可。

　　婚礼结束后的第二天，新娘和新郎及日本亲友们飞往厦门游览。一月五日，小山家族飞回日本。

　　一月五日夜，我又一次来到上海奥林匹克俱乐部，看望即将东去的何智丽。此后的她，将侨居日本了。

　　临别，她再三说，会常来上海的，因为上海是她的故乡。

　　记得，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她刚从日本回来，便对我说：“在日本，小山一家待我非常好。但是，我总常常思念故乡，思念祖国。”

　　是的，作为“上海的女儿”的她，身在日本，心中将永远不忘祖国，不忘故乡，不忘乒乓球。　

　
　
　
第七章　苦练六年再度辉煌
　　焦志敏也走上了异国婚恋之路

　　就在一九九零年元旦何智丽和小山英之在上海举行隆重的婚礼之后的第二十天——一月二十日，在上海《解放日报》的“解放论坛”上，忽地登出一篇题为《过热的“外嫁”》的杂文。杂文署名拾风，亦即郑拾风，上海的老杂文家。

　　何智丽读了这篇杂文，感到十分吃惊。

　　文章写道：

　　随着改革、开放浪潮的冲击，中外人士交往频繁，中国女子“外嫁”的情况也日见其多。具体数字，未见公布，只从某些知名女性的“喜讯”中略知一二。也许是“气候因素”，婚姻一沾染上外国人，敏感的记者先生很容易把它当成“热点”。要说知名女性的婚姻报道，陆续也有透露，如郎平，报上就通过简单报道，向关心郎平的球迷递一个信息，这种作法可龋类似的“明星”、“运动员”的报道还有一些，但比之最近两位世界乒坛女冠军的报道规格和规模差远了。这里的原因，大概很有几条，其中之一条，就在于她俩嫁的是外邦人，新闻也随之“升值”。不仅报道详尽，而且连续、跟踪，连其中一位出嫁后穿上异国服装的玉照，也在报上选登了。“女生向外”嘛，究竟属于个人生活的事，可你报纸渲染则甚？事情一渲染势必涉及到导向。

　　这里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是文章中所称的“两位世界乒坛女冠军”，则分明是指她和焦志敏。

　　焦志敏和何智丽一样，也是异国婚恋。焦志敏是与韩国乒乓名将安宰亨相爱。

　　她在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二日抵达汉城。此后，于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在汉城举行婚礼。

　　焦志敏的异国婚姻，几乎与何智丽“同步”。

　　那篇杂文称，举行婚礼时，“在上海请到几位头面人物出席，那更是‘锦上添花”。

　　文章写道：

　　只不过因为新人具有新闻价值，要登一下报，登就登吧，通报一下也就够了，既不必大做文章，更不必硬扯到“国际友谊”“世世代代友好”上去。归根到底，“世世代代友好”的基础是门户相当的实力。实力不在觥筹交错中，或者外交命令中获得。实力要靠自己发愤自强，好自为之。因比，我个人对这种“热点”宣传不感兴趣。渲染让别人渲染吧，我们最好是冷静反思。

　　何智丽说：“这篇文章，简直莫名其妙。”

　　不过，这篇文章提及“两位世界乒坛女冠军”，把何智丽跟焦志敏并提，倒是说明何智丽和焦志敏走上了相同的人生之路。

　　引起何智丽和焦志敏对中国乒乓球队极度的不平，都是因为“让球”：如果何智丽不反抗“让球”的话，她就不会是第三十九届世乒赛的冠军；焦志敏则正是被迫“让球”，失去了争夺第二十四届奥运会冠军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倘若焦志敏像何智丽那样奋起反抗“让球”，她很可能就是汉城奥运会女单冠军！

　　焦志敏在汉城奥运会之后，跟何智丽一样，也离开了中国乒乓球队。

　　直到这时，焦志敏才敢在记者面前，倾吐心中多年来对于“让球”的愤懑之情：焦志敏说：“论实力，我还可以打二三年。（汉城奥运会前，焦志敏打了十六场国际比赛，胜十五场）但奥运会那场球，太让我伤心了。八年来，我在国际比赛中已让了五次球，所以我不想再打下去了。”

　　奥运会半决赛，陈静对赫拉霍娃，焦志敏对李惠芬。由于焦志敏以前曾负于赫拉霍娃，且她与李惠芬对阵时还不知道陈静与赫拉霍娃之战的结果，所以教练指定她把决赛权让给李惠芬。

　　焦志敏服从了，她委曲地说：“我多么想为国家多做些贡献，可这次‘让球’，我在思想上一点准备也没有，这突然的打击，实在让我承受不了。”“让球”，迫使何智丽在二十四岁时伤心地离开中国乒乓球队——她是在汉城奥运会前夕离开中国乒乓球队的。

　　“让球”，迫使焦志敏在二十五岁时伤心地离开中国乒乓球队——她是在第四十届世乒赛前夕离开中国乒乓球队的。

　　焦志敏和何智丽一样，都走上了异国婚恋之路。

　　焦志敏跟比她小一岁的安宰亨相识，是在一九八四年的亚洲乒乓球赛上。那次比赛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

　　此后，他们开始通信。

　　一九八六年在汉城举行的第十届亚运会上，安宰亨崭露头角。那一回，在男子团体赛中，他独取中国队三分，引起广泛的注意。

　　也就在这时，韩国一个记者得知安宰亨跟焦志敏通信，就写成《异国情侣——

　　安宰亨、焦志敏罗曼史》，在汉城一家大报上发表，成了爆炸性新闻。

　　其实，当时焦志敏只是跟安宰亨通信而已，并未确定彼此的关系。

　　那篇报道对焦志敏产生了很大的压力，使焦志敏后来一度中断了与安宰亨的通信。

　　一九八七年三月，焦志敏和安宰亨在印度新德里第三十九届世乒赛上重逢。安宰亨追寻焦志敏，终于使中断了的联系又重新恢复。

　　一九八八年九月，他们在汉城奥运会上又一次相遇。“让球”，使焦志敏失去了摘取奥运会女单冠军桂冠的机会。焦志敏决定正式退出乒坛，她与安宰亨的关系也就明朗化了。

　　那时，中国和韩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韩国体育官员向焦志敏表示，如果焦志敏嫁给安宰亨，他们可以请焦志敏在韩国当教练。

　　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也为这一对异国恋人牵线。

　　一九八九年五月，北京举行亚洲乒乓球赛，安宰亨随队前来北京，和焦志敏正式定下终身大事。焦志敏的家人特地从哈尔滨赶往北京“相女婿”。

　　一九八九年七月十九日，焦志敏离开北京，取道香港前往斯德哥尔摩。她此行是应瑞典乒协的邀请，前去作为期三个月的讲学。

　　安宰亨也来到那里。他俩在韩国驻瑞典大使馆办理了结婚证明手续。

　　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二日，焦志敏和安宰亨一起由瑞典飞抵汉城金浦机场韩国的记者们蜂拥机场。他们在机场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焦志敏和安宰亨在汉城举行了隆重的婚礼，韩国为之轰动。

　　当年，焦志敏和安宰亨结婚，被评为韩国十大体育新闻之一。

　　使何智丽和小山英之结缘的是乒乓球，使焦志敏和安宰亨结缘的也是乒乓球。

　　焦志敏结束了乒乓球运动员生涯。婚后，她先后生了两个孩子。

　　顺便提一笔，在何智丽和焦志敏出嫁之前，一九八九年四月，第四十届世乒赛在德国多特蒙德举行。中国乒乓球队男队竟全军覆没：丢了男子团体冠军，丢了男子单打冠军，丢了男子双打冠军，就连男女混合双打冠军也丢了！一句话，沾着“男”字的，全丢了！

　　女队比男队要好一些，以李惠芬、陈静、陈子荷为主力，第八次夺得自一九七五年以来连续夺得的考比伦杯——女子团体冠军。

　　在这届世乒赛上爆出冷门：奥运会女单亚军李惠芬在女子团体赛中战胜了韩国的玄静和，但是在单打第一轮比赛时，竟然被朝鲜新手安惠淑所淘汰！

　　乔红作为新手，崭露头角：她连胜匈牙利的巴托尔菲、捷克斯洛伐克的萨法若姬、法国的王晓明、韩国的玄静和，最后战胜了朝鲜的李粉姬，夺得女单冠军。

　　乔红和邓亚萍夺得女子双打冠军。

　　李惠芬刚刚回国，就换上礼服，于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三月在无锡和乒乓名将惠钧举行婚礼。从此，李惠芬宣告退役这样，中国乒乓球一代女国手何智丽、焦志敏、李惠芬、戴丽丽、管建华、耿丽娟都退出了中国乒乓球队。

　　内中，耿丽娟移居加拿大。耿丽娟也是异国婚姻，她嫁给了加拿大乒乓选手皮特。

　　在中国乒乓球队，取而代之的是陈静、乔红和邓亚萍。

　　韩国名将梁英子，则在第四十届世乒赛前退役。那时，梁英子大学英文专业毕业，报考了体育专业研究生。

　　这样，韩国乒乓球队也在更新换代之中。

　　《参考消息》披露

　　何智丽要“东山再起”

　　在何智丽出嫁之后，很多人以为，她会和焦志敏一样，从此结束运动员生涯。

　　何智丽却不！

　　在婚后，何智丽不想马上生孩子。尽管小山英之早已过了“而立”之年，很想要个孩子。

　　他们把乒乓球视为他们的孩子！

　　何智丽不同于焦志敏，她仍希望有朝一日杀上乒坛，再显身手……不过，在她初嫁日本之际，她还没有这样的把握，她在摸索着，她在试探着。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署名潇潇的上海《文汇报》报道《何智丽元旦新娘》中，这样谈及这一敏感问题：“（日本）有不少大学、企业、俱乐部邀请何智丽去打球，但她至今尚未动心。不过，她也常去家附近的体育馆练练球，以保持水准。至于将来，何智丽的回答是：我离不开乒乓球。”

　　这一报道，据云引起中国乒乓球队的注意。因为报道清楚表明：何智丽到日本后还在练球，“以保持水准”，并无退役之意！

　　此后，中国乒乓球队十分留意何智丽的动向。

　　不过，何智丽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