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是非非何智丽-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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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接着上场的中国队第二主力高军，又败在朝鲜联队名将玄静和手下……这样，中国女队痛失了考比伦杯。

　　记者描述了当时泪流满面的中国女队：

　　离开新闻中心记者招待会，张燮林感慨地说，这是他几十年来第一次站在人家（冠军）旁边。而乔红则在记者招待会上就不住地用手抹着眼泪，邓亚萍、高军、陈子荷咬紧嘴唇，想哭，又不愿当着外国记者的面流眼泪。

　　二楼展览厅旁走廊上，姑娘们一前一后，神态凝重地跟在张燮林后面，默默地走着，没有一点声音，而一回宿舍就一个个蒙着被子大哭起来。张燮林绕了个圈又与我走在一起，他寻思着说：“乒乓球这个东西真使人不可捉摸，朝鲜联队的主力李粉姬第一阶段状态不好，今天他们换上了个替补队员俞顺福，但就是这个替补队员一人拿了邓亚萍和高军二分…我看着这位中国乒乓界的功臣稀稀的头发，不由想起一个多月前在上海采访国际乒联器材委员会主席。美国的哈里森的一句话：“你的头发都给乒乓球拔掉了。”我想，中国女队虽然今天失去了“考比伦杯”，但是，中国姑娘八连冠的世界纪录却永驻人民心中。面对着男女队的惨败，中国代表团团长徐寅生承认，“关键还是本事不够”。当时的报道是这样写的：有记者问徐寅生对男女团体比赛结果有何评价？

　　徐答：“这次男女队失利，原因各种各样，关键还是本事不够。选手凶狠有余，稳健不足，逆风时相峙不了，也没有改变的余地，打法也越来越简单。所以马文革一连丢那么多分。从思想上看，缺乏韧劲，没有一分分拼。个别运动员名气不小，现在一些大赛往往指定要名气大的参加。有些人参加了比赛，也拿了成绩，以为自己就是明星了，其实本事并没到这一步。

　　“昨天女队也没有打好。有人说不该出高军，但换了别人是否就能赢呢？邓亚萍求胜心切，想一板打狠打死，没有调节余地。”

　　郗恩庭插话道：“张燮林昨晚也有些后悔上高军。”

　　徐说：“上别人输了，他也会后悔。昨天我和李富荣给女队开了会，鼓了劲。

　　我们这些人都打过败仗，能体会队员。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上海人斗蛐蛐，败了，使劲扔它几下，让它晕头转向，放下就咬。我跟高军说，与其后悔，决心苦练两年，不如现在咬紧牙关打下去，一切从‘零’开始，别管它那么多。”“爱国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的论战“无可奈何花落去。”

　　中国乒乓球队在男女团体赛中双双失利，意味着中国在世界乒坛上的“王冠”

　　落地，中国乒乓球界在严重失败面前，不能不进行反思。

　　在这次反思中，中国乒乓球队除了反省自身的错误之外，深切感受到了所谓“海外兵团”的严重威胁。

　　其实，这是随着中国实行开放政策以来，给中国乒乓球队带来的新问题。

　　在中国没有实行开放政策之前，中国乒乓球队不存在着人才外流问题。那时，人们开玩笑地说，“中国乒乓球队的世界冠军太多，就像北京夏天的西红柿那样又红又大又多，多了也就不值钱了！”

　　自从七十年代末，中国实行开放政策以来，打开了闭关已久的国门。于是，“出国潮”在中国掀起，那些“又红又大又多”的“西红柿”也随着出国。

　　这些“西红柿”到了国外，一下子身价百倍：因为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中国乒乓球队退役的教练们、世界冠军们，成了世界各国争相聘请的“奇货”、“珍宝”！

　　于是，“出国潮”在中国乒乓球界变得汹涌澎湃，几乎在世界各个角落，都能见到中国乒乓球队的“前教练”，“前冠军”们。

　　于是，每一届的世乒赛，成了原本散居在世界各国的中国“前教练”、“前冠军”们的“大团圆”的盛大节日。

　　许多中国乒乓球队的“前冠军”们，要求代表移居国参加世乒赛团体赛。

　　在一九八九年的第四十届世乒赛上，中国乒乓球队已经开始感受到来自“海外兵团”的威胁。

　　为此，在一九八九年，国际乒联在中国代表团的促成下，作出了这样的规定：

　　在移居国外满六年后，才能有资格代表所在国（或地区）参加团体赛。特殊情况，如经两国（或地区）协商，缩短到两年也可参赛。

　　耿丽娟原本作为中国队主力，夺取了第三十六届、三十八届团体赛冠军。她移居加拿大以后，要求代表加拿大参加世乒赛的团体赛，遭到拒绝。她为此上诉到加拿大最高法院。由于加拿大最高法院承认国际乒联的决定，因此耿丽娟未能胜诉。

　　不过，中国乒乓球队出国的运动员，只要加入了某国国籍，则参加单打不受限制。

　　至于在国外出任教练，就更不受限制。

　　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八日，上海《体育导报》的记者东叶在日本千叶第四十一届世乒赛现场扫描，记述了这样的镜头：“只见江嘉良坐在马来西亚训练桌前，李赫男坐在美国队训练桌前，胡玉兰坐在法国队训练桌前，王大勇坐在比利时队训练桌前……而王燕生则穿着挪威队球衣，王晓明身着法国队球衣，丁毅穿着奥地利队球衣，陈新华身着英国队球衣，耿丽娟与她的罗马尼亚丈夫都穿着加拿大队球衣，还有倪夏莲、马金豹、周兰芬……数都数不过来。从亚洲到欧洲，从疆土广阔的美国到幅员窄小的卢森堡，几乎都有中国球星惨透其间。”内中提到的：江嘉良，蝉联第三十八届、第三十九届世乒赛男单冠军，中国乒乓球队男队队长；李赫男，第二十八届世乒赛女子团体冠军主力；胡玉兰，第三十二届世乒赛女单冠军；马金豹，曾在中国乒乓球队任何智丽的教练。在第三十九届世乒赛上通知何智丽“让球”的，就是他；他们原先都是北京的“西红柿”！

　　此外，还有：

　　第三十四届、三十五届、三十六届世乒赛团体冠军、中国队主力张德英，任教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乒协；第三十六届、三十八届世乒赛女单冠军曹燕华和丈夫施之皓——第三十六届世乒赛团体冠军的中国队主力，在德国任教。

　　曹燕华在德国发起成立乒乓联谊会，参加者有第三十六届世乒赛女单冠军童玲等；原河北队的齐宝华、北京队的陈丹蕾，移居香港，成了香港队的主力；中国乒乓球队原队员刁文元，成了圣马利诺队队员。

　　据中国乒乓球队不完全统计，以各种途径出国而到国外乒乓球界任职的中国教练、运动员已近三百人。

　　当然，这只是“不完全统计”。因为据一九八五年前往日本打球的原中国乒乓球队女选手陈丽丽说，在日本打球的中国乒乓球运动员，达一百多人。而张德英说，在美国的中国乒乓球运动员，也有百把人。

　　尽管中国乒乓球队很多教练、运动员在“出国潮”中出国已多年，但是使中国乒乓球队有了威胁感，则是在第四十一届世乒赛上。

　　在这次比赛中：

　　由王大勇执教的比利时男队从上届的第十名跃至本届的第四名，以致把堂堂的中国乒乓球队挤到了第七名！

　　加拿大男队，上届排名第二十七。这一回，由原广东队教练苏国熙执教，而三名主力队员中有两名是中国人——原广东队的黄文冠和伍国和，至于另一名队员虽是金发碧眼小伙子，却是耿丽娟的异国丈夫皮特。这样，加拿大队居然闯进了八强！

　　由丁毅任第一主力的奥地利男队，夺得了第九名。

　　法国女队在上届世乒赛排名第十七。这一回由中国的原世界冠军胡玉兰任教练，由原四川队的王晓明任第一主力，居然夺得团体赛铜牌！

　　在混合双打比赛时，耿丽娟和她的丈夫皮特打败了吕林／李隽，却又败在韩国的刘南奎／玄静和手下，实际上为韩国选手夺魁扫清了道路。

　　在女子单打中，耿丽娟击败了中国队的高军。

　　就在这些海外的中国教练、运动员大显身手之际，又传来新的消息：汉城奥运会女单冠军陈静已办好赴台打球的手续，她成为继徐竞之后，第二个赴台打球的大陆女乒乓球运动员。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何智丽出现在第四十一届世乒赛常虽说她是来观赛，无疑又给中国乒乓球队增多了一分忧虑。

　　这时，张燮林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走的走了，嫁出去的嫁出去了，没出去的现在也在想出去，叫我们当教练的怎么办？”

　　面对着如此尴尬局面，在中国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人惊呼“人才外流”，造成了中国的“乒乓危机”，使中国的“乒乓强国”的地位受到严重威胁；另一种人则盛赞中国支援了“乒乓世界革命”，因为中国乒乓的人才的外流也就导致了中国乒乓技术的外流，推动了中国乒乓技术在全世界的大普及、大提高，为此，中国人立了大功。

　　于是乎，有人笑称第一种人为“爱国主义者”，第二种人为“国际主义者”！

　　于是乎，“爱国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在中国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尽管乒乓人才的外流，被很多人视为中国“乒乓危机”的原因。但是也有人不以为然。

　　他们举出这样的例子：在一九七九年举行的第三十五届世乒赛上，当时还不存在所谓的“海外兵团”，可是中国乒乓男队把三项男子冠军全丢光。由此可见，不能把责任推到“海外兵团”身上。关键还是应该在中国乒乓球队自身找失利的原因。

　　笔者注意到，近年来，每当中国乒乓球队失利，徐寅生总是强调要从“自身找原因”。

　　笔者还注意到，李富荣一九九二年十月三日在香港南洋酒店接受当地记者金钟采访，说话时显得颇为豁达：“在开放的大形势下，人才外流是正常现象，挡不住的。体育界水平较高的项目如乒乓、体操、羽毛球、女排运动员退役后去国外当教练或打球，我看这是正常现象，也可以说是交流。外国水准提高了，也是我们的光荣。我们也请外国教练嘛，八六年请了东德游泳教练，对游泳队今天的成就是有利的。六十年代我们就请过日本教练大松博文，现在又请了古巴的拳击教练，德国足球教练，独联体的田径教练，美国的……”“去日本打球和当教练（乒乓）的中国人有一百多人，但日本乒乓球技术仍未提高，进不了世界八强，德国集中了欧洲乒乓人才，成绩平平，美国篮球人才输出最多，照样是篮球王国。”既然美国那么多篮球人才出去了，依然是“篮球王国”，中国也完全可以做到大批乒乓人才外出，依然是“乒乓王国”。

　　小山智丽荣登日本“乒乓女皇”宝座

　　对于何智丽来说，在第四十一届世乒赛上，只能来观赛，那是因为她还没有取得参加比赛的“入场券”。

　　那时，她虽与小山英之结婚两年，但是她仍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日本对于外国人入籍，控制颇严。尤其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加入日本籍更不容易。正因为这样，尽管在日本有一百多个中国乒乓球运动员，但是获准入日本籍的几乎没有。

　　在日本，有两种乒乓比赛：

　　一种叫“全日本乒乓球公开赛”，只准日本籍的乒乓球运动员参赛。这种比赛的冠军，虽然号称“全日本冠军”，但是实际上并非代表日本乒乓球的最高水平—

　　—因为绝大部分在日本的中国乒乓球运动员都不能参加这一比赛，而这些中国乒乓球运动员的水平远远高于日本籍乒乓球运动员。

　　另一种叫“社会人乒乓球赛”，则不受国籍限制。一九九二年度的日本“社会人乒乓球赛”，进入前十六名的，有十五名是中国乒乓球运动员！所以，“社会人乒乓球赛”的冠军，水平才是最高的。

　　　不过，只有参加“全日本乒乓球公开赛’”，获得好名次，才可能代表日本参加国际比赛。

　　日本的乒乓球运动，曾经不可一世。乒乓球曾一度是日本的“国球”。一九五一年日本队夺得第十九届世乒赛女子团体冠军、男单冠军、男双冠军、女双冠军这四项冠军，从此开始称霸于世界。

　　此后，在一九五九年的第二十五届世乒赛上，日本队成了世界乒坛“霸主”—

　　—除了男单冠军被中国选手容国团夺得之外，其余六个金杯全被日本队所囊括。可以说，那时的日本乒乓球运动如日中天，处于黄金时代。

　　中国队崛起以后，成了日本队的劲敌。于是，在世界乒坛上，形成了中日两国平分秋色的局面。

　　日本队渐渐衰落。在每届世乒赛上，日本队所拿的奖杯越来越少。在一九七九年第三十五届世乒赛上，小野治诚为日本夺得男子单打冠军之后，日本队在历届世乒赛上，再也没有拿过一块金牌。

　　从此，在日本，乒乓球运动也就被挤到不受重视的地位。

　　在一九九一年，第四十一届世乒赛在日本千叶召开。尽管日本队占着地利优势，可是在男子团体和女子团体比赛中，都没有进入前十六名。

　　也正因为这样，千叶人对世乒赛表现出没有太大的兴趣，赛场观众并不踊跃。

　　对于何智丽来说，她酷爱小小银球，期望着有朝一日重上乒坛，驰骋沙场，必须取得“入场券”——加入日本国籍。因为她不作为某个国家的代表，是无法参加国际比赛的。终于，何智丽在一九九二年十月——她和小山英之结婚三周年之际，获准加入日本籍。

　　这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她既然已经嫁到日本，生活在日本，加入日本籍是必然的事。比起别人来，由于她是世界冠军，也由于她的夫家在日本享有很高的声望，日本政府对她优待，所以她在日本生活了三年，就获准加入日本籍。

　　她在跟笔者谈及加入日本籍的感受时：“我只是换了一本护照而已，其他一切如常。我并没有感到什么别的变化。不过，我从此获得了参加世界乒乓大赛的‘入场券’。”

　　何智丽加入日本籍之后，她就有了参加“全日本乒乓球公开赛”的资格。

　　何智丽加入日本籍，也就按日本习惯，随夫姓改为“小山智丽”。

　　何智丽加入日本籍一个多月之后，就第一次参加了“全日本乒乓球公开赛”。

　　由于何智丽是头一次参赛，她不是种子选手，她必须从最初的选拔赛开始。

　　何智丽连闯八关，一路上均以三比零取胜。她毕竟是世界冠军。用她的话来说，她连闯八关，“连汗都没有出”！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何智丽步入日本东京武道馆，角逐冠军。她在日本，已是“新闻人物”，所以这场比赛观众十分踊跃，日本电视台作现场转播。这一回，她很轻松，以三比一取胜，荣获“全日本乒乓球公开赛”女子单打冠军。

　　翌日，日本几十家报纸刊登了“小山智丽”荣登日本“乒乓女皇”宝座的消息。

　　小山一家欢呼雀跃，尤其是小山英之。他多年受妻子的熏陶，颇通“乒乓经”。妻子参加比赛时，他在一侧观战，“旁观者清”，往往能给妻子以重要的“提示”，也就博得“场外教练”之称。何智丽这一回在日本一举夺魁，表明这几年坚持训练，她“宝刀未老”。

　　终于拿到参加国际比赛的“入场券”

　　何智丽成为日本女子单打冠军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