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是非非何智丽-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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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翌日上午，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芮杏文，会见了何智丽，称赞她的拼搏精神和出色的球艺，夸奖她为中国人民、上海人民争了光。

　　下午，上海市体委举行盛大表彰会，宣读上海市人民政府对她的嘉奖令，团市委、市妇联分别授予她“市新长征突击手”、“市三八红旗手”光荣称号。

　　报道说：

　　“芮杏文同志热烈祝贺何智丽以顽强的拼搏精神和出色的球艺夺得世界冠军，为中国人民和上海人民争了光。芮杏文在谈话中，希望何智丽能给上海的青少年们介绍自己为祖国的荣誉而打球的心得体会。

　　“何智丽说，她这次能取得胜利是同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对她的关心和支持分不开的。何智丽表示，一定要戒骄戒躁，在明年举行的世界性重要比赛中，争取更大的胜利。”①上海的舆论界来了个“总动员”，《文汇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劳动报》、《青年报》、《少年报》，接二连三地报道、宣传何智丽为国家争光的先进事迹。各报竟登何智丽的照片，每一张照片上的她都是笑嘻嘻的！

　　何智丽在上海、说起了自己战胜梁英子的经过：“三十九届世乒赛前，我的竞技状况不错，但我想，只要丢掉想赢怕输的思想，正常发挥自己的水平，是可以战胜任何对手的，结果终于如愿以偿。”

　　“决赛又同南朝鲜梁英子交手，虽然三比零胜，但每局都①1987年3月9日《解放日报》。

　　是在落后的情况下反败为胜的，什么原因？”

　　“也许是我的发球起作用了。”何智丽笑了笑说，“比赛时我不断告诫自己尽力而为，只要打出自己的水平和风格就行了，这样一来我不太紧张，反而能够比较正常地发挥。”

　　“你打球时并不太凶，而是慢悠悠的，一拉又一拉，仿佛是轻描淡写，却能战胜十分凶狠的梁英子，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是横拍两面拉弧圈球打法，依靠旋转速度落点的变化。亚运会失利主要是没有以我为主，对方打得快，我也跟着快，但快并不是我的特长，这次比赛我注意了比赛的节奏，你打你的，我拉我的弧圈，以落点和旋转变化战胜了梁英子。”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的打法臻于完美？”

　　“不，通过这次大赛，我想我的打法有些方面需要改进，最明显的是要加强前三板的威力，我现在的打法是后发制人。相持球中取胜，发球、接发球较弱，以后要注意这方面的训练。此外，接发球不凶，使自己常常处于被动地位，使人觉得味道不足，以后应当向更凶方面发展。”

　　何智丽还说：

　　“虽然取得了冠军，但已成为历史。我仍然要好好练球，在今年的全运会上和明年的奥运会上再立新功，向上海和全国人民汇报。”

　　何智丽还对《解放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说：“今年的第二次大战役是全运会；如果有可能，明年还将参加奥运会决赛，对我都将是新的考验，我一定力争打好，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这样，何智丽再三明确地表示了希望参加奥运会、为祖国争光的愿望。当然，所有的报道都只是正面宣传何智丽的拼搏精神和赤子之心，半点也没有透露中国乒乓球队的内幕……是时候了，“现在可以说了”！何智丽对“让球传统”的反抗，使这一“秘密”第一次公开“曝光”，并由此引发了关于“让球”的一场大辩论，这场大辩论直至这回何智丽夺得第十二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单冠军，又再度爆发……“锦囊妙计”是孙梅英授予的其实，勇敢地向中国乒乓球队所谓的“让球传统”发起冲击的，并不仅仅是何智丽。

　　另一位可敬的猛将，不是别人，正是孙梅英！

　　就在何智丽远征新德里前夕，孙梅英从宁波回到北京，何智丽问计于孙导。

　　“三十九届世乒赛的团体赛，可能没有我。”何智丽知道自己在汉城“砸锅”，这一回不会让她再挑团体赛的大梁。

　　后来，中国乒乓球队的安排也果真如此：“何智丽被安排参加女单、女双（与焦志敏配对）、混双（与何志文配对）三个单项比赛，最让运动员看重的团体名单中没有第三十八届世乒赛女团冠军主力耿丽娟和何智丽的名字。

　　教练排定团体阵容时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为了赢球，当时中国队最主要的对手是韩国队第一号选手梁英子，双打也比较好，焦志敏的实力很强，是当年的全国冠军，而何智丽在刚刚结束不久的亚运会女团决赛中，输给韩国队两分；二是为下届世乒赛用人考虑，决定让年轻的陈静在团体赛中锻炼一番。”“团体赛没有你，你就把单打打好。”孙梅英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单打的时候，领导上很可能要我让球。”何智丽又一次说出心中的忧虑。

　　“让什么？不让！让球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不对的。”孙梅英旗帜鲜明地答道。

　　“我不答应让球，领导上很可能不许我上常”何智丽似乎对中国乒乓球队的领导的种种做法一清二楚。

　　“那你就只好在口头上答应让球，上了场，你真打！”孙梅英给她出了主意。

　　后来，中国乒乓球队很多人批评何智丽“口头上答应让球，上了场真打”，其实这是孙梅英为她定的“锦囊妙计”！

　　这是在何智丽前往新德里之前，孙梅英就为何智丽定好的！说实在的，没有孙梅英为何智丽定计，二十三岁的何智丽还不敢这样做。

　　关于为何智丽“定计”，这是孙梅英亲口告诉笔者的。何智丽的心中不再一筹莫展了。

　　“你的任务是夺取女子单打世界冠军，为祖国争光！”孙梅英语重心长地对何智丽说：“按照你的实际水平，现在世界上的女选手没有一个能够打赢你。在新德里，如果你能把你的百分之八十五的水平发挥出来，我可以断定，你一场球也不会输，你一定能成为女子单打世界冠军——没有一个人能与你匹敌！”

　　何智丽那对清澈的眸子，此刻射出明亮的光芒。然而，一块愁云，又在她的心头飘移：“我不让球，回来我会挨整，怎么办？”

　　“你的任务就是夺取世界冠军！如果他们要整你，我来给你顶住！”孙梅英拨去了她心头的愁云，说道，“关键在于你自己。你一定要战胜自我，做到临场不慌，稳拿冠军。你拿了冠军回来，我就到机场去欢迎你。一切后果，我替你承担！”

　　与孙导这番推心置腹的谈话，使何智丽增添了无比的勇气。

　　虑事甚细的孙梅英，还特地录了一盘磁带，交给何智丽。

　　在录音中，孙梅英告诉何智丽种种“怎么办”，当你比分领先的时候，该怎么办？当你比分落后的时候，该怎么办？……这盘磁带，成了现代化的“锦囊妙计”。

　　带着孙梅英的临行嘱咐，带着那盘录音带，何智丽飞向新德里。

　　在那里，何智丽不时戴上耳机，倾听着那盒录音带，队友们不知内情，以为何智丽在那里听立体声音乐呢！

　　后来，在新德里发生的那场风波，果真如孙梅英所预料的那样：领导要何智丽让球；领导要何智丽表态；何智丽真打之后，领导要何智丽检查。

　　何智丽呢，按照早在出发之前就已与孙梅英商定的策略，一步步对付：先是明确表态不让球；不得已，口头答应让球；上场后真打，打掉管建华；一举击败梁英子……何智丽真的夺得了世界冠军，孙梅英真的为她顶住了沉重的压力。孙梅英这位正直的全国人大代表，仗义执言，终于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使何智丽摆脱了困境……何智丽说冠军有一半是孙梅英给的，这话是她的肺腑之言，孙梅英确实是她的“后台”。没有孙梅英作为她的坚强后盾，她在强大的压力之下独木难支。

　　孙梅英早已功成名就，到了眼下的年龄，该是马放南山，安享晚年之乐了。她所担任的只是中国乒乓球队的顾问。在中国，顾问往往是“顾而不问”的荣誉性的虚衔而已。何况，何智丽不过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一名队员，与她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工作关系。

　　孙梅英为什么甘于冒那么大的风险呢？　

　
　
　
第三章　乒坛女帅鼎力相助
　　孙梅英也来自上海

　　最初，我只以为孙梅英是何智丽的教练。渐渐地，我意识到孙梅英在“何智丽风波”中的分量。这样，为了仔细了解“何智丽风波”，我不能不先深入了解孙梅英其人。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一日，千里迢迢，我从上海前往北京，来到体育圈的宿舍群。打听哪楼哪门挺费劲，我一问孙梅英住哪里，路人皆知：“喏，那儿就是！”

　　事先，何智丽告诉过她我要去采访，所以一见面，省去了寒暄的程序。她中等个子，穿着球衣，依然是运动员的风度，只是额头深沟浅糟，意味着她上了年纪。

　　她知道我从上海来，便用一口流利的上海话跟我交谈。她烟瘾甚重，一根刚熄又点燃了另一根，牙齿都熏黑了。

　　她的祖籍浙江宁波。后来，祖父到上海双龙洋行工作，便迁来上海。一九二九年，她出生在上海，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

　　孙梅英家住上海南市，她家一向跟乒乓球无缘。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之后，孙家避难到租界。八岁的孙梅英转到上海温州路、新闸路口的涵德小学上二年级，她头一回在学校里看到乒乓桌。

　　她吵着要父亲给她买乒乓球拍和乒乓球，从此打乒乓入迷。

　　家里买了“大闸蟹”，原是她最爱吃的，如今匆匆咬几口，连手都来不及洗，跑去打乒乓了。

　　她家门口是小菜场，收市以后，她在肉案上打乒乓。

　　她在储德中学上初中时，球艺已不错。有一回，她通宵未归，急煞父母。清早，她得意洋洋挟着球板回家，哈哈笑道：“昨天夜里‘摆大王’，跟十几个男同学轮流打球，说好不输不下台。我一直没有输，当了十个钟头的‘大王’。后来他们都被打得吃不消了，这才收抄…”学校里的男同学不是她的对手。她听说大上海电影院附近的宁波同乡会里有乒乓桌，想到那里“摆大王”。她不是会员，进不了门，便到父亲那里要了包香烟，往宁波同乡会看门人手中一塞，也就进去了。她在那里“厮杀”。

　　她在道中中学上高中。那是一所女子中学，学校里没有乒乓桌。孙梅英到八仙桥一家私人乒乓房（今工人文化宫附近）去打球，每一回八角钱。在那里，连男青年都抵挡不了她的抽杀。

　　一九四六年，十七岁的孙梅英在那里遇见了蔡秀娱。老板对蔡秀娱说：“蔡小姐，这个小囡打球打得不错，你跟她打打看！”

　　蔡秀娱比孙梅英大七八岁，广东人，乒乓球名将。那时候，活跃在全国各地的乒乓球名手，大都是广东人。因为中国最初的乒乓球中心是香港，由香港传人广东。

　　蔡秀娱朝满脸雅气的孙梅英瞟了一眼，鼻孔中发出“哼”的一声，穿好高跟鞋，橐橐地走了，连头也不回。

　　孙梅英下了决心：“非赢你不可！”

　　果真，一年之后——一九四七年，上海《新闻日报》爆出一条“冷门”体育新闻：《小将孙梅英显威风，气走老将蔡秀娱》。

　　当时，孙梅英十八岁，无名小卒罢了，竟然以三比零一举击败了上海乒乓球冠军蔡秀娱，人们对这位小丫头刮目相看了。这是孙梅英的大名头一回上报纸，从此她开始崭露头角。

　　又过了一年——一九四八年，旧中国的第七届全国运动会在上海召开。既然孙梅英在上海选拔赛中出线，当然参加全国运动会比赛。可是，那个道中中学校长却不准她请假，以为女子中学的学生以读书为本分，何必去打什么乒乓球？倘若孙梅英不来上课，以旷课论处。

　　孙梅英不理这个茬，照样参加集训。在这次全国运动会上，孙梅英力挫群芳，与香港选手林镜兰争夺冠亚军。已经二比二平，进入最后一局，打得难解难分，打到了九平（那时每局十一分定胜负）。在这关键时刻，林镜兰毕竟比孙梅英大七八’岁，沉得住气，而孙梅英一着急，连失两分，屈居亚军。

　　孙梅英领到一个电冰箱那么大的奖杯，全家乐不可支，学校也轰动了。校长不再提“以旷课论处”，而且在教育部督教来校观察时，特地介绍孙梅英道：“这是我校培养的全国女子乒乓亚军。”

　　孙梅英一听“我校培养”四个字，鼻子都气歪了！

　　十九岁的孙梅英在上海滩出名了。她最为高兴的是，从此经常有人邀请她打球，而且进私人乒乓房也不用买门票了！

　　曾为中国的“乒乓强国”地位苦苦拼搏

　　解放后，高中毕业的孙梅英，成了上海外文书店经理的秘书。她是一员“武将”，性子急，脾气躁，干不好那抄抄写写的事，坐不稳办公室的椅子。没多久，她还是打乒乓去了。

　　一九五二年，新中国头一回乒乓球比赛大会在北京举行。孙梅英背着被子去北京（那时要自带铺盖），住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宿舍里。比赛在北京大学体育馆举行，门票五分，观众大约千把人。孙梅英大刀阔斧，横扫诸将，夺得女子单打冠军。

　　获得男子单打冠军的是香港选手姜永宁。孙梅英跟他一起登台领奖，结识了，竟谈起恋爱来。后来她和他结成了一对“乒乓夫妇”、“冠军夫妇”。

　　在一九五五年举行的全国乒乓球冠军赛，姜永宁又一次夺得男子单打冠军。

　　在一九五六年举行的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孙梅英再度成为全国女子单打冠军。

　　这对“乒乓夫妇”，成为中国乒乓球队主力，跻身于国际比赛。

　　孙梅英记得，中国乒乓球队第一次出师，是在一九五三年，前往罗马尼亚参加第二十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初出茅庐的孙梅英，一举击败了世界第二名女子选手黛安妮露，引起了国际乒坛的注意。不过，如孙梅英所说：“我在家中是最小的女儿，父母过于宠爱，我的脾气变得很坏。打球时，胜了没什么，输了就发脾气。越发脾气，打得越糟……”她一受挫折，在第二十届世乒赛上便打得不好。结果，中国女子队只被评为二级第三，男队被评为一级第十。

　　这是中国乒乓球队在世界上最初的地位。

　　一步又一步，中国乒乓球队在艰难地前进。

　　一九五六年，中国选手第二次参加世乒赛，女队进入一级第十一名，男队为一级第六名。

　　一九五七年，中国女队跃入一级第三名，男队升为一级第四名。

　　终于，在一九五九年第二十五届世乒赛上，容国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中国第一次夺得世界男子单打冠军，而中国男、女队均被评为一级第三。

　　中国乒乓球队士气大振，在一九六一年第二十六届世乒赛上，一举夺得男子团体及男子单打。女子单打三项世界冠军。男队成为一级第一名，女队成为一级第二名，从此确立了中国“乒乓强国”的地位。在这一次次苦战中，孙梅英一直是中国女队的主力队员，劳苦功高。

　　从一九六一年第二十六届世乒赛之后，三十二岁的孙梅英退出运动员行列，担任中国乒乓女队教练。

　　一九六三年初，离第二十七届世乒赛只有四个月了，领导上突然给孙梅英出了个大难题：要她披挂上阵，参加二十六届世乒赛！这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