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是非非何智丽-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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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这时的孙梅英已经三十四岁了，当了一年半教练之后已经明显发胖，怎能重上战场？可是，当时中国乒乓女队形势严峻，主力韩玉珍在日本自伤，闹得沸沸扬扬，被开除党籍，无法上阵；另一主力丘钟惠身体状态不好，一时间又找不到能够挑大梁的新手。考虑再三，领导只得决定起用老将孙梅英。

　　孙梅英意识到责无旁贷，马上投入紧张的训练。短短两个、来月，她的体重一下子从六十多公斤降到五十多公斤。曾经受过两次伤的她，脚痛不已，咬着牙坚持下来。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七届世乒赛在捷克希拉格举行。孙梅英夺得世界女子单打第三名（中国女队在这次世乒赛上的最高名次），并作为女队主力，和队友一起夺得女子团体第三名。今日的中国乒乓女选手们到了二十四五岁便挂拍退役，而当年孙梅英以三十四岁“高龄”上阵拼搏，为国争光，确实难能可贵。

　　毕竟上了年纪，回国之后，孙梅英退役，仍任中国乒乓女队主教练。

　　在“文革”中家破人亡，受尽磨难

　　“五·一六”对于中国人民是灾难的日子，因为“文革”便是一九六六年的这一天正式发动的。对于孙梅英来说，这一无意味着双倍的灾难——她的丈夫姜永宁于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自杀身亡！

　　姜永宁向来是个老实、本分的人，可是在“文革”中，却被打成“香港特务”！

　　据孙梅英回忆：姜永宁原是广东番禹县人，父亲是中医。

　　姜永宁三四岁的时候，父亲死去。母亲到香港，嫁给一个木匠。姜永宁和哥哥在香港跟随母亲生活，很穷，到码头拾煤碴。七八岁时，姜永宁到一家咸鱼铺里做童工，给老板扫地、倒痰盂。他喜欢打乒乓球，越打越好。后来香港《星岛日报》社看中了他，每月给他三百港市，名义上做杂务，实际上让他作为《星岛日报》的职工去打球。一九五二年，姜永宁回国参加比赛，得了全国冠军，组织上劝他留下来。虽然他在内地的工资只及香港的一半，但是他还是愉快地听从了组织上的意见，留了下来，愿为新中国争光。

　　在姜永宁回国之后，香港乒乓运动员容国团、教练傅其芳也加入了中国乒乓球队。他们三人为中国乒乓运动的发展立下了大功。可是，在“文革”中，他们三人都被诬为“香港特务”，甚至是从香港来的“日本特务”！

　　第一个被造反派逼死的是傅其芳，在一九六八年四月十日上吊自杀。

　　接着，姜永宁在五月十日被隔离审查，遭到严刑拷打，十六日便含冤自杀。当时，姜永宁是北京乒乓球队总教练。姜永宁离世时，没有留下一句话、一个字。

　　紧接着，六月二十日，容国团吊死于龙潭湖一棵树上。

　　在短短两个月中，中国连失三员乒乓名将！

　　丈夫姜永宁的屈死，使爽朗活跃的孙梅英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她受牵连，也遭隔离审查。炎夏的一个夜晚，四个打手上楼，进入隔离室，要给孙梅英一点“颜色”看看。一见势头不对，孙梅英一闪身，逃出隔离室，飞一般冲下楼梯，连拖鞋掉了也不顾。打手们紧追，孙梅英幸亏是运动员出身，动作迅速，反应敏捷，赤脚奔下了五楼，跑进四楼足球队宿舍。几位教练挺身而出保护了她，才使她躲过了一顿毒打……孙梅英“靠边站”了。在那苦难的岁月里，中国乒乓运动事业蒙受空前浩劫。中国乒乓球队没有参加一九六七年、一九六九年的第二十九届、三十届世乒赛，一个个奖杯落到了外国乒乓球队手中。中国乒乓球队球艺也荒疏了。

　　一九七零年，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国乒乓球队务必参加翌年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乒赛。周恩来接见国家、体委负责人时，问起来：“孙梅英呢？孙梅英怎么样啦？”

　　周恩来总理一次又一次关心着她

　　在北京孙梅英家中，我见到墙上挂着她和周恩来的合影。我问她见过周总理多少次，她说数不清楚了——中国乒乓球队的成长，倾注着周总理的多少心血呵！孙梅英说，那时候：只要领导上通知“今天不要外出”，就知道准是周总理接见乒乓球队，大家便高高兴兴地换好衣服等待着……孙梅英回忆道，每逢世乒赛举行之际，总理随身所带的公文皮包便从一个增加到两个。一个皮包放中央文件，另一个皮包放世乒赛次序册等资料。他关注着比赛进程，不断在次序册上做记号，谁胜谁负他随时了解，一清二楚。周总理不仅能叫出中国乒乓球队主力队员、教练们的名字，而且能说得出是哪、里人，打球的特点等等。周总理有空，还和队员们打乒乓球，只是他的右臂受过伤，无法抽杀，往往只是来回推挡，但打得津津有味。

　　周总理曾几次请中国乒乓球队上他家吃饭。每一回，都是四菜一汤。去的时候，要带粮票，邓大姐说：“恩来和我请大家吃饭，钱我们出，粮票我们没办法，只好请你们自带……”大家一听，都哈哈大笑。

　　在六十年代初，松崎君代是日本女队主力，曾获二十七届世乒赛女子单打冠军。周总理两次设家宴请松崎，都要孙梅英作陪。周总理指着一盆霉干莱烧肉对孙梅芙说：“你老家宁波，这是你的家乡菜，快吃！”说着，就夹菜给孙梅英。周总理得知松崎回国后要结婚，给她送了两块被面、两瓶茅台酒。松崎曾对孙梅英说：“你们的周总理不光是中国总理，他是‘世界总理’，什么事都想得那样周到！”直到周总理去世之后，松崎还舍不得喝掉周总理送的两瓶茅台酒，一直陈列在客厅玻璃柜里。她总是向来客介绍说：“这是我结婚时，中国总理送的！”

　　孙梅英记得，一九五九年四月容国团获得男子单打世界冠军之后，国家体委主任荣高棠通知中国乒乓球队到中南海举行表演赛。表演赛在中南海小饭厅里举行。

　　那天，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都来观看。夜深，毛泽东主席处理好公务，也来了。

　　那时，正值孙梅英和叶佩琼在打表演赛，见毛主席来了，打得更精彩了。打完球，毛泽东握着孙梅英的手说：“你打得很好！”

　　表演赛进行到凌晨两点半才结束，队员们跟中央首长合影。不久，《人民日报》刊载了这张照片。

　　一九六二年九月，当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在秦皇岛举行时，中国乒乓球队也去举行表演赛。毛、刘、朱、周都来观看。那时，孙梅英作为女队教练，坐在刘少奇身旁，给他解说。刘少奇很仔细地看比赛，并同孙梅英交谈……孙梅英说，中国乒乓球队的成长，是与中共中央领导的关心鼓励分不开的。尤其是周恩来总理，真可谓关怀备至。

　　一九七零年，在孙梅英最困难的时刻，是周恩来总理想到了她。有人对周恩来总理说：“孙梅英有问题。”

　　周恩来总理马上反问：“孙梅英会有什么问题？”

　　这时，仍有人坚持要孙梅英继续“靠边”，周总理一连三次问及孙梅英，那些人才不得不让孙梅英出来工作。

　　一九七一年三月，周恩来总理又一次接见中国乒乓球队时，尽管孙梅英被人安排在后排，周恩来一眼就认出了她，大声他说：“孙梅英，你坐到前面来！”

　　孙梅英走到了前面，周恩来握着她的手：“你好吗？”

　　孙梅英立即问候：“总理好！”

　　周恩来总理知道她处境不好，提高了声音说：“你有什么困难，现在就对我说。”

　　显然，周恩来总理是想让在场的国家体委负责人听一听。

　　孙梅英不愿给周恩来总理添麻烦，答道：“没有困难！”

　　她，硬是咽下了苦水……

　　总理似乎看出孙梅英没有说出心里的话。

　　三个月后，伊朗国王妹妹访华，周总理在北京饭店举行欢迎宴会时，又邀孙梅英参加。

　　周恩来总理再一次问她有没有困难，她还是摇头。

　　周恩来总理在敬酒时，走到孙梅英面前说：“我敬你一杯！”

　　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不久，孙梅英总算出任青年乒乓球队总教练，致力于培养乒乓新苗。她浑身的力气总算有处使了。

　　孙梅英毕竟有着丰富的经验，是一位出色的教练，一九七六年六月，她被调回中国乒乓球队，出任女队主教练。

　　经验丰富的孙梅英培养出一个又一个世界冠军——张立、杨莹、曹燕华。她又为中国乒乓事业建立了新功。

　　直至一九八一年，五十二岁的她，从教练的岗位上退下来，担任中国乒乓球队顾问。

　　为中国乒乓球队的“滑坡”心急如焚

　　在姜永宁去世之后，一天下午，孙梅英忽然接到一个传呼电话。

　　电话中传来这样的声音：

　　“你是孙梅英吗？我是葛层云。听说姜永宁不幸去世，我很难过。我想，那些事情有一天总会搞清楚的。如果你不为难的话，我想去看看你。”

　　那是在孙梅英最为困苦的岁月，他来看她。

　　他是孙梅英小时候的邻居，后来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电机系。葛层云不顾什么“划不清界线”，向她伸出了温暖的手。

　　他由于家长包办婚姻，没有家庭的温暖，很早就离婚了，过着独身生活。

　　一九六九年，她与他重建家庭，使她得到了安慰。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孙梅英那一份份要求为姜永宁冤案平反的材料，都出自葛层云笔下。

　　姜永宁终于平反，而且和容国团，傅其芳一起，被誉为中国乒乓球界的“三英”。

　　孙梅英早就可以在家里享享清福了，可是，毕生为中国的乒乓运动拼搏的她，却在为“国球”日衰而焦急不安。

　　一九八九年五月，在她来沪时，我又多次与她长谈。那时，正值中国乒乓男队在第四十届世乒赛上惨败，把奖杯全丢光，“光屁股”回来。她一提起这件事，就大口大口地抽烟，双眉紧锁，心中非常痛苦。

　　孙梅英说，这几年中国乒乓球队大“滑坡”，许多人惊呼“狼来了”，把“狼”说成是瑞典队、南朝鲜队。她以为，外国乒乓技术的提高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关键还在于中国乒乓球队本身这几年退步了，要从主观上找原因，才能治本。

　　孙梅英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长期忽视政治思想工作，领导核心不团结，任人唯亲，党风不正。许多富有经验、富有献身精神的老教练遭到排斥。一些素质甚差的人只是因为“听话”却担任教练。以球谋私，特别是所谓“让球”问题，闹得中国乒乓球队上上下下不团结，迄今仍未明确予以取消，有人还在那里吹嘘这是“光荣传统”。队里人际关系紧张。规定了得世界冠军，运动员拿多少钱，教练拿多少钱，这样当然可以起调动积极性的作用，可是为国争光的教育薄弱了，思想工作薄弱了，单靠奖金刺激不行。有的运动员出了名之后，不刻苦，训练时虚晃一枪就走了。教练呢，采劝放羊式，你爱练就练，不爱练拉倒。

　　中国乒乓人才严重外流，流到日本的就有一百三十多人，在德国、法国、美国、意大利、瑞士、澳大利亚的也不少，其中有好几位世界冠军。造成严重外流的原因，是因为在国外工作的收入远远高于国内。在德国，中国乒乓名将陪外国队员练球一小时，便可得二百五十美元。有的教练在国外工作一两年，所得酬金比他们在国内工作一辈子的工资还高。

　　自从乒乓成为中国的“国球”，中国乒乓运动技术便成为世界各国乒乓球队的主要研究对象。适当地派出中国教练，帮助其他国家提高乒乓技艺，本是中国乒乓球队应当承担的任务。中国乒乓球队应当有计划地安排此项工作。然而，如今却变成谁有“路子”谁能出国。为了出国，有些人便给领导送重礼。一些对领导歪风邪气看不惯、工作勤勤恳恳的教练，则被卡住不准出国……中国乒乓球队是一支功勋卓著的队伍，有着优秀的传统。作为这支队伍中的一员老将，孙梅英眼下忧心忡忡。她曾上书中央有关部门，在全国人大她也多次发出呼吁，希望加强对中国乒乓球队的领导，认真加以整顿，发扬优秀传统，清除种种弊病，使中国乒乓球运动迈上新的台阶，为祖国争得更多的荣誉。

　　孙梅英是个闲不住的人，她除了为振兴中国乒乓球队而四处奔走呼吁之外，还倾注全部心血，培养了她的“末代弟子”一一何智丽！

　　那是在一九八一年，孙梅英退居二线，担任中国乒乓球队顾问之际，这年十一月，年仅十七岁的何智丽进入中国乒乓球队。

　　可惜，孙梅英已不再执教了，何智丽想成为她的“末代弟子”已不可能了！

　　可是，后来何智丽怎么会成了孙梅英的高足呢？难道因为“阿拉”何智丽是她的上海同乡的缘故？

　　不，不，上海是中国乒乓球界的半边天，张曼林、林慧卿。

　　李富荣、李赫男、郑敏之……都是“阿拉”上海人。

　　在中国乒乓球队，上海话有时成了那里的“普通话”！

　　孙梅英和何智丽深厚的师徒之情，建立在彼此深刻的理解之上……从直线上升到跌入低谷一九六四年九月三十日，三十五岁的孙梅英在中国乒乓球女队当教练时，在上海出生了一个女婴。

　　父亲何铭馨是上海自来水公司营业所的干部，母亲萧瑞燕在工厂工作。

　　何铭馨为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取名“智丽”，期望她聪颖而美丽。

　　后来，何铭馨又添了个儿子，取名“智勇”，聪明而勇敢。

　　不过，不知怎么搞的，姐弟两人仿佛“颠倒”了：智丽女儿家外表，男子汉风骨，干什么事勇敢而坚毅；智勇呢，男子汉外表，女儿家性格，腼腆又内向。

　　何智丽从五岁起就在外婆家跟叔叔打乒乓球。她非常幸运的是，外婆家紧挨着上海的“乒乓摇篮”——上海巨鹿路第一小学。

　　一九六五年，这所小学荣获第一届全国基层小学乒乓球比赛男。女团体赛第一名，奖品为两张崭新的“红双喜”乒乓桌。顿时，巨鹿路小学名震遐迩。由这所小学培养出来的陆元盛，在一九七五年二月成为第三十三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冠军——中国队的五员战将之一。在体育教师柯元忻的悉心培养下，继陆元盛之后，黄锡萍、李小萍、仇晨燕、唐微依、冯哲，都分别进入了国家队或国家青年队，成为中国乒乓名将。

　　照当时上海的规定，孩子应在父母居住地区的附近小学上学。喜欢打乒乓球的何智丽，向往“乒乓摇篮”，住到外婆家里，进入巨鹿路小学。

　　柯元忻成了何智丽的启蒙教练。

　　一九八八年九月八日，笔者采访了柯元忻。据柯元忻回忆：何智丽本来是握直板的，柯元忻以为横板于她更相宜，硬是要她改过来。这一改，竟定了她的“终身”，从此她便以攻守结合的横板打法踏上乒坛。倘若她仍直板的话，未必使她成为优秀的乒乓选手——至今，每当何智丽谈及柯老师，不忘柯老师对她的这一关键指点。

　　何智丽反应迅速，训练刻苦，很快便成了巨鹿路小学校队队员。不论寒暑风雨，每天清早五时她就离家，前往淮海路乒乓房。在那里，柯老师带领着校队的小队员们练习。打到七时多，这才匆匆赶到学校上学。

　　在“乒乓摇篮”里，何智丽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她在乒乓之路上迈过一个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