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艺录-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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⒀叶荣：清代画家，字淡生，号樗叟。长于山石木画。木画者，于佳木上杂嵌染色物作画。
⒁恽南田：清代诗人兼画家恽格号，又号白云外史。撰《瓯香馆集》十二卷。
⒂程孟阳：清代诗人程嘉燧字。李长蘅：清代诗人兼画家李流芳字。
中国历代诗论家辈出，对他们之间的关系和各自立论的特点，也不乏研究者。这一则讲三点：
一、南宋刘辰翁的评诗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明胡应麟十分肯定严羽和刘辰翁“谈诗独冠古今”，并隐示辰翁评杜的“玄理拨骊黄牝牡之外”。钱谦益《注杜诗·略例》谓：“辰翁评杜点缀其尖新隽冷。近日之评杜者，钩深摘异，以鬼窟为活计，此辰翁之牙后慧。”钱先生指出，所谓“鬼窟活计”者，即指锺惺、谭元春《诗归》言，所以他认为刘辰翁又是“竟陵远祖”。这里举引刘辰翁在《须溪集》卷六中对李贺诗的评论，对柳宗元《晨起诣超师院读经》诗的评论，意思朦胧含混，文字玄虚，锺惺、谭元春《诗归》里的评语受其影响不小，如评朱淑真《晴和》云：“作绝句，亦有律诗之妙”；评《清昼》云：“语有微至，随意写来自妙。所谓气逼而神肖也。”（《名媛诗归》卷十九，锺惺评语）这是其中意思比较明晰者，而“妙极”、“妙不可言”之类评语颇不少。刘辰翁评王维《辛夷坞》里的“无意之意”、“不着一字，渐可语禅”，其议论声口，颇带有严羽无迹可求的影响。所以明胡应麟认为刘辰翁为沧浪别子。
二、《四库全书总目》称“士禛谈诗，大抵源出严羽，以神韵为宗”，又称刘辰翁论诗“王士禛极称之，殆不可解”（卷一百五十），不知为何不解。王士禛的诗多唐音，标举神韵，“强调兴会神道”，选辑《唐贤三昧集》、《神韵集》，遵循的是“语中有语，名为死句，语中无语，名为活句”（《居易录》引《林间录》载洞山语）富有禅理的宗旨，评诗论诗也多以禅喻诗，实与严羽一脉相承，刘辰翁受严氏影响，所以王士禛称许刘辰翁是很自然的。钱先生认为清人谈艺，多所依傍，王士禛如明代竟陵派；沈德潜崇盛唐，主气格，如明代七子；袁枚倡性灵，又如明之三袁。这是清代最有代表性的王、沈、袁三家所主张的所谓神韵说、格调说、性灵说与明代谈艺者的承继关系。
三、诗与画同是艺术作品，有它们的共同性，钱先生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中说：唐人称“书画异名而同体”（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宋人则强调诗画异体同貌，如张舜民称“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画墁集》），亦即画是无声诗，诗是有形画。这个概念在西方早已有之，如古希腊诗人艾德门茨说：“画为不语诗，诗是能言画。”（《希腊抒情诗》）既同是艺术，又各自具有特殊性，而中国传统的谈艺者，其评论标准往往相反。如王维，既是画家，又是诗人，他的诗画风格完全一致，在画的方面被尊为南宗画的创始人，能坐第一把交椅，而在诗的方面，虽是神韵诗的大师，也要让给“集大成”的杜甫坐首席。为什么？钱先生指出：“中国传统文艺批评对诗和画有不同的标准：评画时赏识王士禛所谓‘虚’以及相联系的风格，而评诗时却赏识‘实’以及相联系的风格。”这个分歧，钱先生举引一个很好的例证，即苏轼《王维吴道子画》诗，有云：“吾观画品中，莫如二子尊”，“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就是说，以画品论，王维高于吴道子，而以画风和诗风比较，谈艺者又以吴道子与杜甫并称，也就是说，“诗工”杜甫的诗风，只能与品位低于王维的“画工”吴道子的画风相比。这一则中钱先生又添引一个例证，即锺惺的诗大不如程嘉燧、李流芳的诗，而以锺氏之诗心诗境成画，品第高出程、李，这类艺术现象是值得研究的。
《谈艺录》读本（九）性灵与学力
随园论诗主性灵，薄格律，亦曰：“诗是性情，近取诸身足矣。”《诗话补遗》卷一。初学读《随园诗话》者，莫不以为任心可扬，探喉而满，将作诗看成方便事。只知随园所谓“天机凑合”，参观卷二“村童牧竖皆吾师”条，卷三“意境最宽有妇人女子村氓浅学”条，卷十五“下笔构思全凭天分”条。忘却随园所谓“学力成熟”；参观卷四“萧子显自称”条，卷五“诗有有篇无句者”条，又“作古体诗天籁须自人功求”条，《补遗》卷六“诗如射”条。粗浮浅率，自信能诗。故随园此书，无补诗心，却添诗胆。所以江河不废，正由涯岸不高；惟其平易近人，遂为广大教主①。钱梅溪《履园丛话》卷八云②：“自太史《随园诗话》出，诗人日渐多；自宗伯三种《别裁》出③，诗人日渐少。”可以见矣。郭顀伽《灵芬馆诗话》卷八云④：“浙西诗家，颇涉饾饤⑤。随园出而独标性灵，未尝教人不读书也。余见其插架之书，无不丹黄一过，《文选》、《唐文粹》尤所服习⑥，朱墨围毋虑数十遍。其用心如此。承学者既乐其说之易，不复深造自得，轻薄为文者又从而嗤点之，此少陵所谓尔曹者也。⑦”余按元微之《上令狐相公诗启》云：“新进小生不知文有宗主，妄相仿效，而又从而失之。遂至于支离褊浅之词，皆目为元和诗体。”随园轻俗，差类元白。按微之《酬孝甫见赠》十绝称少陵云：“怜渠直道当时语，不着心源傍古人。”或有引此语以说随园宗旨者，却未确切。微之《乐府古题序》曰：“自风雅至于乐流，莫非讽兴当时之辜，以贻后代之人。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短长，于义咸为赘剩。尚不如寓意古道，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意焉。近代惟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予少时，与友人白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⑧，遂不复拟赋古题。”又《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序》曰：“世理则词直，世忌则词隐。予遭理世而君盛圣，故直其词。”据此二节，则“直道时语、不傍古人”者，指新乐府而言，乃不用比兴、不事婉隐之意，非泛谓作诗不事仿古也。是之者毋为微之所谓“新进小生”，而非之者亦求免于少陵所谓“轻薄尔曹”，斯两得矣。夫直写性灵，初非易事。性之不灵，何贵直写。即其由虚生白，神光顿朗，心萌忽发，而由心至口，出口入手，其果能不烦丝毫绳削而自合乎。心生言立，言立文明，中间每须剥肤存液之功，方臻掇皮皆真之境。往往意在笔先，词不逮意，意中有诗，笔下无诗；亦复有由情生文，文复生情，宛转婵媛，略如谢茂秦《四渠诗话》所谓“文后之意者”⑨，更有如《文心雕龙·神思》篇所云⑩“方其搦翰，气倍词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者。曾涤生《求阙斋日记类抄》下卷己未十一月云⑾：“古文一事，寸心颇有一定之风格。而作之太少，不足以自证自慰”；辛未五月云：“每一作文，下笔之先，若有佳境，既下笔则一无是处”；辛酉二月云：“往年深以学书为意，苦思力索，困心衡虑，但胸中有字，手下无字。近岁不甚思索，但笔不停挥，十年前胸中之字，竟能达之腕下，可见思与学不可偏废。”此皆个中过来人甘苦有得之谈。即随园亦不得不言：“天籁须自人工求”也。《诗话》卷四。（204—206页） ①广大教主：唐张为撰《诗人主客图》，以白居易为广大教主，这里借来比袁枚。
②钱梅溪：清代作家钱泳字。有《履园丛话》二十四卷。
③宗伯：清沈德潜官礼部侍郎，故称宗伯。编有《唐诗别裁》二十卷。《清诗别裁》三十二卷，与周准合编《明诗别裁》十二卷。
④郭顀伽：清麡号。撰有《灵芬馆诗话》十二卷，续六卷。
⑤饾饤（dòudìng豆定）：指文辞因袭堆垜，与作者的实际水准不相符。
⑥《唐文粹》：宋姚铉辑，一百卷。
⑦尔曹：杜甫有诗《戏为六绝句》之二云：“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讥刺轻薄后生抵毁前辈。
⑧李公垂：唐代诗人李绅字。
⑨谢茂秦：明代作家谢榛字。有《四溟诗话》四卷，即《诗家直说》。
⑩《文心雕龙》：南齐文评家刘勰撰。
⑾曾涤生：清曾国藩字。撰有《求阙斋日记类钞》二卷。
袁枚云：“诗者，人之性情也。近取诸身而足矣。其言动心，其色夺目，其味适口，其音悦耳，便是佳诗。”（《随园诗话补遗》卷一）这是他对诗的总的看法，主张抒写性情，也就是韩愈所谓“词必己出”，或写自身最为熟识的，以为使语言、色调、韵味、声律做到令人满意的程度，便是好诗。因此，袁枚主张留意自身周围的生活，他说：“非止可师之人而师之也；村童牧竖，一言一笑，皆吾之师，善取之皆成佳句。”如有野僧为他送行，曰：“可惜园中梅花盛开，公带不去！”他因此而得句云：“只怜香雪梅千树，不得随身带上船。”（《随园诗话》卷二）他认为“诗境最宽”，然有大学问的人，也有一辈子写不出诗的，相反倒是有些学识不高的妇人女子、村夫凡子，会偶有佳句，所以只能“求诗于书中，得诗于书外。”（《诗话》卷三）这个看法与他主张抒写性情是一致的，他认为“诗文自须学力，然用笔构思全凭天分”（《诗话》卷十五），正如陆游所谓：“文章本天然，妙手偶得之”。袁枚强调“天分”，也不完全否定“工力”，亦正如叶酉所说：“人功未极，则天籁亦无因而至。虽云天籁，亦须从人功求之。”（《诗话》卷五引）对此，袁枚有具体形象地说明：“诗如射也，一题到手，如射之有鹄，能者一箭中，不能者千百箭不能中。能之精者，正如其心；次者中其心之半；再其次者，与鹄相离不远；其下焉者，则旁穿杂出，而无可捉摸焉。其中不中，不离‘天分学力’四字。孟子曰：‘甚至尔力，其中非尔力。’至是学力，中是天分。”（《诗话补遗》卷六）也就是说能不能作诗靠天分，作诗好不好靠学力，诗之大家，必是天分高、学力足的人。学力靠孜孜不倦的努力可以得到，而天分则是与生俱来的。对有天分者，学力可以促其更加发展；对少天分者，学力亦可助其另辟他业。袁枚的这个主张平易近人，一旦公诸于世，便鼓舞了一班自以为有天分者摇笔欲试作诗，所以钱先生评其《诗话》曰：“无补诗心，却添诗胆。”钱泳也说：《诗话》出，诗人日渐多，而沈德潜三种《别裁》出，诗人日渐少。这一方面说明袁、沈主张固有不同，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对袁、沈主张的认识，仅限于“粗浮浅率”而有所偏颇。
袁枚主张抒写性情，并非不要读书，郭麡便亲见袁枚用功之勤，以此指责有些人仅喜欢袁说作诗之易，并不求上进；有的人又对袁说嗤点不已。郭麡批评的这两种人，在我国历来不少见，正如元稹所指的“新进小生”（《上令狐相公诗启》），杜甫所指的“轻薄尔曹”（《戏为六绝句）。直写性灵，其实并不是易事，“性之不灵，何贵直写”，即便写出，也不会有意义。
总之，这一则认为文学创作必待“心葩忽发，而由心至口，出口入手’，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唯其如此，也往往会有“意在笔先，词不逮意，意中有诗，笔下无诗”者；或有“由情生文，文复生情”，互为启发，产生谢榛所谓“文后意者”；亦或有刘勰所谓开始觉得有很多可写，及至写成却比开始想的打了折扣，因为“出口入手”，需要靠语言表达，这中间有个距离，不是人人都能做到得心应手的。这里举引曾国藩的几段日记，其中都说到“出口入手”的不容易。如：下笔前似有佳境，下笔时一无是处；“胸中有字，手下无字”等，而后来，他不甚思索了，却笔耕不停，反而将往昔写不出的胸中字写出来了，由此，曾国藩得出结论：“思与学不可偏废。”这一则所举引的看法，都是过来人的经验之谈，也就是袁枚的“天籁须自人工求”的见解，值得学习作诗文者借鉴。
《谈艺录》读本（一○）神韵与典、远、谐、则
《随园诗话》卷三驳“绝代销魂王阮亭”之说曰①：“阮亭之色并非天仙化人，使人心惊。不过一良家女，五官端正，吐属清雅，又能加宫中之膏沐，薰海外之名香，取人碎金，成其风格。”盖谓渔洋以人工胜也。窃以为藏拙即巧，用短即长；有可施人工之资，知善施人工之法，亦即天分。虽随园亦不得不称其纵非绝色，而“五官”生来尚“端正”也。然一不矜持，任心放笔，则譬如飞蓬乱首，狼藉阔眉，妍姿本乏，风流顿尽。吾乡邹绮《十名家诗选》所录、《观自得斋丛书》中收为《渔洋山人集外诗》者，是其显例。如《香奁诗》云：“香到浓时尝断续，月当圆处最蝉娟”，“肠当断处心难写，情到锺时骨自柔”；恶俗语几不类渔洋口吻。引申随园之喻，其为邢夫人之乱头粗服耶，抑西子之蒙不洁耶②。奚足与彭羡门作艳体倡和哉③。汪钝翁《说铃》载彭王倡和集事④；《松桂堂集》中艳体七律，绮合葩流，秀整可喜，异于渔洋之粗俗贫薄。即其卷三十一之《金粟闺词》、卷三十二之《春闺杂咏》，虽多冶而伤雅，然心思熨贴，仿佛王次回⑤。渔洋诗最不细贴，未解办是也。渔洋天赋不厚，才力颇薄，乃遁而言神韵妙悟，以自掩饰。一吞半吐，撮摩虚空，往往并未悟入，已作点头微笑，闭目猛省，出口无从，会心不远之态。故余尝谓渔洋诗病在误解沧浪⑥，而所以误解沧浪，亦正为文饰才薄。将意在言外，认为言中不必有意；将弦外余音，认为弦上无音；将有话不说，认作无话可说。赵饴山《谈龙录》⑦谓渔洋“一鳞一爪，不是真龙”。渔洋固亦真有龙而见首不见尾者，然大半则如王文禄《龙兴慈记》载明太祖杀牛而留尾插地⑧，以陷土中欺主人，实空无所有也。妙悟云乎哉，妙手空空已耳。施愚山《蠖斋诗话》⑨自比其诗于“人间筑室，一砖一木，累积而成”，渔洋之诗“如华严楼阁，弹指即现”，有一顿一渐之别。《渔洋诗话》亦载厥说。则愚山又为妙悟之说所欺；渔洋楼阁乃在无人见时暗中筑就，而复掩其土木营造之迹，使有烟云蔽亏之观，一若化城顿现。其迂缓实有倍于愚山者。缪筱山《烟画东堂小品》⑩于一《王贻上与林吉人手札》、陶澍跋云⑾：“如《蠡勺亭》诗‘沐日浴月’四字，初欲改‘虎豹駮马’，既欲改‘駮马’为‘水兕’⑿。此等字亦在拈髭求安之列，岂所谓‘华严楼阁’者，固亦由寸积尺累而始成耶。”正与余言相发。《啸亭杂录》卷八记渔洋诗思蹇涩⒀，清圣祖出题面试⒁，几致曳白；兹事虽小，可以见大。观其词藻之钩新摘俊，非依傍故事成句不能下笔，与酣放淋漓，挥毫落纸，作风雨而起云烟者，固自异撰。然读者只爱其清雅，而不甚觉其饾饤，此渔洋之本领也。要之渔洋谈艺四字“典、远、谐、则”，所作诗皆可几及，已非易事。明清之交，遗老“放恣”杂驳之体，如沈椒园廷芳《隐拙轩文抄》⒂卷四《方望溪先生传》附《自记》所云，诗若文皆然。
“贪多”之竹垞，能为馈贫之粮；“爱好”之渔洋⒃，方为拯乱之药。功亦伟矣。愚山之说，盖本屠长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