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艺录-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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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什么是诗，是否只有能弦歌者才是诗，这一则作了精辟的论述：（一）诗、词、曲三者，始皆与乐一体，初合终离。这是艺术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生活发展给予的影响。比如《诗经》中的《颂》，时代最早，大都是当时的乐官为乐舞而写的歌辞，这样的诗与乐的关系自然极为密切，而时代较晚的《南风》，多是民间歌谣，当时的乐官采集之后，配以乐舞演唱，这些诗便与乐的关系较小。直至《诗·大序》的出现，明确提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个“言”就是诗，既有志，又有情，完全摆脱了乐舞，而确立了诗的独立位置。为了说明诗乐分合的道理，这里用了一个有趣而恰切的比喻，就是将黑白两色调合而得灰色，可以用来画“寒炉死灰”，若因此便将黑白两色废弃，只留灰色，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了黑白两色之调合，便再也产生不了灰色。所以说，“文学弦歌，各擅其美”，不能欲“兼美”而“强欲并合”，只能随其自然的发展而发展。词、曲的道理亦然。（二）诗自有其音节。郑樵说：“义理之说既胜，则声歌之乐日微，章句虽存，声乐无用。”（《通志》）这段话也恰好反映了当时《诗经》没有独立的文学地位，而必须依附于乐舞的事实，但绝不能由此得出“不能弦诵者即非诗”的结论。清代文学家程廷祚进一步提出“义理、声歌，而乐不与”的主张，较有道理。诗就是义理与声歌，乐不必界入。义理就是意义，指诗的内容；声歌就是诗自身具有的音节，指诗的语言形式。诗有了这样两项基本要素，还要乐做什么呢？乐自然可以去完成属于它自身的艺术使命了。
《谈艺录》读本（二）文体递变
金刘祁《归潜志》①卷十三始言：“唐以前诗在诗，至宋则多在长短句，今之诗在俗间俚曲。”明曹安《谰言长语》②卷上亦曰：“汉文、唐诗、宋性理、元词曲。”七子祖唐桃宋③，厥词尤放。如《李空同集》④卷四十八《方山精舍记》曰：“宋无诗，唐无赋汉无骚。”《何大复集》⑤卷三十八《杂言》曰：“经亡而骚作，骚亡而赋作，赋亡而诗作。秦无经，汉无骚，唐无赋，宋无诗。”胡元瑞《诗薮》⑥内编卷一曰：“宋人词胜而诗亡矣，元人曲胜而词亦亡矣”；又曰：“西京下无文矣，东京后无诗矣”；又曰：“骚盛于楚，衰于汉，而亡于魏；赋盛于汉，衰于魏，而亡于唐。”（27—28页）
夫文体递变，非必如物体之有新陈代谢，后继则须前仆。譬之六朝俪体大行⑦，取散体而代之⑧，至唐则古文复盛，大手笔多舍骈取散。然俪体曾未中绝，一线绵延，虽极衰于明，参观沈德符《野获编》钱枋分类本卷十《四六》条⑨。而忽盛于清；骈散并峙，各放光明，阳湖、扬州文家，至有倡奇偶错综者⑩。几见彼作则此亡耶。复如明人八股⑾，句法本之骈文，作意胎于戏曲，岂得遂云制义作而四六院本乃失传耶⑿。诗词蜕化，何独不然。诗至于香山之铺张排比，词亦可谓尽矣，而理堂作许语，岂知音哉⒀。即以含蓄不尽论诗，理堂未睹宋之姜白石《诗说》耶⒁。亦未闻王渔洋、朱竹坨、全谢山之推白石诗为参活句，有唐音耶⒂。按谢山语见《鲒埼亭文集》外编卷二十六《春凫集序》⒃，许增《榆园丛刻·白石道人诗词》评论未收。《白石诗说》独以含蓄许黄涪翁⒄，以为“清庙之瑟，一唱三叹”，其故可深长思也。“诗亡”之叹，几无代无之。理堂盛推唐诗，而盛唐之李太白《古风》第一首即曰：“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正声何微芒，哀怨起骚人。扬马激颓波⒅，开流荡无垠。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我志在删述，垂晖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⒆”盖亦深慨风雅沦夷，不甘以诗人自了，而欲修史配经，全篇本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立意⒇。岂识文章未坠，英绝领袖，初匪异人任乎。每见有人叹诗道之穷，伤己生之晚，以自解不能作诗之嘲。此譬之败军之将，必曰：“非战之罪”（21），归咎于天；然亦有曰“人定可以胜天”者矣（22）。亡国之君，必曰“文武之道，及身而尽”（23）；然亦有曰“不有所废，君何以兴”者矣（24）。若而人者，果生唐代，信能掎裳联袘，传觞授简，敦槃之会（25），定霸文盟哉。恐只是少陵所谓“尔曹”，昌黎所谓“群儿”而已（26）。而当其致慨“诗亡”之时，并世或且有秉才雄骜者，勃尔复起，如锺记室所谓“踵武前王（27），文章中兴”者，未可知也。谈艺者每蹈理堂复辙，先事武断：口沫未干，笑齿已冷。愚比杞忧（28），事堪殷鉴（29）。理堂执着“诗余”二字，望文生义。不知“诗余”之名，可作两说：所余唯此，外别无诗，一说也；自有诗在，羡余为此，又一说也。诗文相乱云云，尤皮相之谈（30）。
文章之革故鼎新，道无它，曰以不文为文，以文为诗而已。向所谓不入文之事物，今则取为文料；向所谓不雅之字句，今则组织而斐然成章。谓为诗文境域之扩充，可也；谓为不入诗文名物之侵入，亦可也。《司空表圣集》（31）卷八《诗赋》曰：“知非诗诗，未为奇奇。”赵闲闲《滏水集》（32）卷十九《与李孟英书》曰：“少陵知诗之为诗，未知不诗之为诗，及昌黎以古文浑灏，溢而为诗，而古今之变尽。”盖皆深有识于文章演变之原，而世人忽焉。今之师宿，解道黄公度（33），以为其诗能推陈出新；《人境庐诗草·自序》（34）不云乎：“用古文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宁非昌黎至巢经巢以文为诗之意耶（35）。推之西土，正尔同揆。理堂称少陵（35），岂知杜诗之词，已较六朝为尽，而多乱于文乎。是以宗奉盛唐如何大复（36），作《明月篇》序，已谓“子美词固沉着，调失流转”，实歌诗之变体。《瓯北诗集》（37）卷三十八《题陈东浦敦拙堂诗集》复云：“呜呼浣花翁（38），在唐本别调。时当六朝后，举世炫丽藻。青莲虽不群（39），余习犹或蹈。惟公起扫除，天门一龙跳。”陈廷焯《白雨斋词话》（40）亦以太白为“复古”，少陵为“变古”。何待至晚唐两宋而败坏哉。渔洋《论诗绝句》尝云：“耳食纷纷说开宝，几人眼见宋元诗”，堪以移评（41）。经生辈自诩实事求是，而谈艺动如梦人呓语。理堂不足怪也。诗情诗体，本非一事。《西京杂记》载相如论赋所谓有“心”亦有“迹”也（42）。
若论其心，则文亦往往绰有诗情，岂惟词曲。若论其迹，则词曲与诗，皆为抒情之体，并行不倍。《文中子·关朗》（43）篇曰：“诗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林艾轩《与赵子直书》以为孟子复出（44），必从斯言。盖吟体百变，而吟情一贯。人之才力，各有攸宜，不能诗者，或试其技于词曲；宋元以来，诗体未亡，苟能作诗，而故靳其情，为词曲之用，宁有是理。王静安《宋元戏曲史》（45）序有“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之说。
谓某体至某朝而始盛，可也；若用意等于理堂，谓某体限于某朝，作者之多，即证作品之佳，则又买菜求益之见矣。元诗固不如元曲，汉赋遂能胜汉文，相如高出子长耶（46）。唐诗遂能胜唐文耶。宋词遂能胜宋诗若文耶。兼擅诸体如贾生、子云、陈思、靖节、太白、昌黎、柳州、庐陵、东坡、遗山辈之集固在（47），盍取而按之。乃有作《诗史》者（48），于宋元以来，只列词曲，引静安语为解。惜其不知《归潜志》、《雕菰集》，已先发此说也。顾亦幸未见《雕菰集》耳。集中卷十尚有《时文说》，议论略等尤西堂（49），亦谓明之时文，比于宋词元曲。
然则斯人《诗史》中，将及制艺，以王、薛、唐、瞿、章、罗、陈、艾（50），代高、杨、何、李、公安、竟陵乎（51）。且在国家功令、八股大行之世，人终薄为俳体（52）。（28—31页） ①刘祁《归潜志》：金未丧乱时，祁（字京叔）归隐乡间，居室名归潜，因以名集，十四卷，多记金事。
②曹安《谰言长语》：杂记，二卷，多据见闻，发明义理。
③七子祖唐祧宋：明前七子是弘治、正德年间的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以李、何为代表；后七子是嘉靖、隆庆年间的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以李、王为代表。他们相同的是提倡复古拟古，师唐废宋。
④《李空同集》：明李梦阳（自号空同子）撰，六十六卷。
⑤《何大复集》：明何景明（号大复）撰，三十八卷。
⑥胡元瑞《诗薮》：明胡应麟（字元瑞）撰，二十卷，分论古今诗体，主张“体以代变”、“格以代降”，提出神韵，对清代产生神韵说有影响。
⑦六朝俪体：指吴、东晋、宋、齐、梁、陈时代盛行的骈体，追求对偶是其特点，词采华美、内容贫乏、诗风柔靡是其弊端。
⑧散体：形式比较自由，不讲对偶，是偏重内容的文体。
⑨沈德符：明人，撰《野获编》三十卷。清钱枋编成分类本。《四六》条：“本朝既废词赋，此道亦置不讲。”指明朝用八股文考试，不用四六文。
⑩阳湖文家：指清代阳湖（今江苏武进）人钱伯坰、恽敬、张惠言等，他们研究骈文。李兆洛编《骈体文抄》三十卷，宣扬骈文，与桐城派古文相抗衡。扬州文家：指汪中，有《述学》内篇三卷，外篇一卷等著。他的骈文导源六朝，极著名。奇偶错综者：李详《论桐城派》，称曾国藩之文“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可名为湘乡派”。
⑾八股：八股文，明清两代应举的一种文体。试官规定排偶体制，限定字数，代古圣人立言。行文必有破题、承题、起讲、提比、虚比、中比、后比、大结八个层次，死套这种模式写出的文章便是八股文。
⑿制义：亦称制艺，即八股。《明史·选举志》：“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仿宋经义，然代古代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排偶用排句来对偶，四六文是用四字句、六字句来讲对偶，八股文是从四六演变来的，所以八股兴，对偶体并没有失传。八股文代圣贤立言，院本即杂剧，杂剧代角色说话，犹八股代圣贤说话。八股兴，代人说话的体裁没有失传。
⒀香山：唐代诗人白居易，自号香山居十。白居易的诗能尽量通志达情，焦循却说：“非弦诵不能通志达情”，怎么可以称为知音呢？即不知诗。
⒁姜白石：宋代词人姜夔，自号白石道人。有《诗说》一卷，论诗主含蓄，与焦循诗亡说不同。
⒂王渔洋：清王士禛，自号渔洋山人。朱竹垞：清朱彝尊号。全谢山：清全祖望字。以上三人皆推姜夔诗有唐音，与焦循诗亡说不同。
⒃《鲒埼亭文集》外编：清全祖望撰，五十卷。卷二十六《春凫集序》：“次之则南渡姜白石，皆以其深情孤诣，拔出于风尘之表，而不失魏晋以来神韵，淡而弥永，清而能腴，真风人之遗也。”认为姜夔诗有魏晋以来神韵，是唐以后诗所没有的。
⒄《白石诗说》许黄涪翁：《白石诗说》：“语贵含蓄，……山谷尤谨于此。清庙之瑟，一唱三叹，远矣哉！”黄涪翁：宋黄庭坚号，又号山谷道人。
⒅杨马：杨雄、司马相如，都是汉代辞赋作家。
⒆绝笔于获麟：孔子作《春秋》，到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绝笔不再作。
⒇孟子：孟轲尊称。《孟子·离娄》章里说到“诗亡，然后《春秋》作。”
（21）“非战之罪”：《史记·顶羽本记》：项羽兵败到东城，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
（22）“人定可以胜天”：刘祁《归潜志》卷十二：“人定亦能胜天。”按《周逸书·文传》作“人强胜天”。
（23）文武之道：《资治通鉴》卷一六五梁元帝下：“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叹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
（24）“不有所废”：《左传》僖公十年：“里克……对曰：‘不有废也，君何以兴。’”
（25）掎裳连袘：牵裙连袖，指人多。潘岳《藉田赋》：“蹑踵侧府，掎裳连袘。”敦槃：诸侯盟会用的礼器，敦以盛食，槃以盛血，为槃血用。
（26）少陵所谓“尔曹”：杜甫《戏为六绝句》之二：“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晒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昌黎所谓“群儿”：韩愈《调张籍》：“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杜韩之意相同，在于讥斥轻薄后生诋毁前辈的言论。
（27）锺记室：南朝诗论家锺嵘，两度任记室官，专掌文翰。他在《诗品·总论》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
（28）杞忧：《列子·天瑞》载，杞国有人忧天坠而废寝食。后人乃以此比喻无谓的忧虑或无事自扰。
（29）殷鉴：《诗·大雅·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殷人灭夏，殷的子孙，应以夏之复亡为诫。
（30）诗文相乱：焦循说：“晚唐以后，始尽其词而情不足，于是诗文相乱。”即认为诗亡而遁于词。这是皮相之谈，只看表面，其实诗没有亡。
（31）《司空表圣集》：唐诗论家司空图（字表圣）撰文集，十卷。
（32）赵闲闲：金赵秉文自号闲闲道人，撰《滏水集》二十卷。
（33）黄公度：清黄遵宪，字公度，有《人境庐诗草》十一卷。
（34）昌黎至巢经巢：唐昌黎韩愈、清巢经巢、郑珍，皆以文为诗。
（35）理堂称少陵：焦循认为杜甫不背于诗乐合一之志，岂知杜诗已乱于文乎！
（36）何大复：明前七子重要作家何景明，字仲默，号大复山人。他认为杜诗是唐诗中的变体。
（37）《瓯北诗集》：清诗人赵翼（字云松，号瓯北）撰，五十三卷，好以议论入诗。
（38）浣花翁：指唐诗人杜甫，因居成都浣花里，故称。
（39）青莲：唐诗人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
（40）《白雨斋词话》：清陈廷焯（字亦峰）撰，八卷。多推崇常州词派。
（41）渔洋《论诗绝句》：清王士禛《精华录训纂》卷五下有《戏效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二首。其中说：“耳食纷纷说开宝，几人眼见宋元诗。”只讲开元天宝的盛唐诗，看不到宋元诗的变化。这里指对杜诗的变化也看不到。
（42）《西京杂记》：或谓梁吴均撰，六卷。记司马答盛览问赋：“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诗。”
（43）《文中子》：亦称《中说》，十卷，隋王通之子福郊、福畤纂述，文体仿《论语》。
（44）林艾轩：宋林光朝（字谦之）有《艾轩集》九卷。
（45）王静安：近人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他的《宋元戏曲史·序》：“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继写者也。”
（46）子长：汉司马迁字。
（47）贾生：汉贾谊。子云：汉杨雄字。陈思：三国魏陈思王曹植（字子建）。靖节：晋陶潜（字渊明），私谥靖节。柳州：唐柳宗元（字子厚），任柳州刺史，时号柳柳州。庐陵：宋欧阳修，庐陵人。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