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艺录-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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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毫点睛，一篇跳出。史传记言乃至记事，每取陈编而渲染增损之，犹词章家伎俩，特较有裁制耳（参观《管锥编》117页又《宋诗选注》论范成大《州桥》）。刘子玄读史具眼⑧，尚未窥此，故坚持骊姬“床第私”语之为纪实⑨，只知《庄子》、《楚辞》之为“寓言”、“假说”而不可采入史传（参观《管锥编》165页、1297页）。于“史”之“通”，一间未达。譬如象之杀舜⑩、子产之放鱼⑾，即真有其事，而《孟子·万章》所记“二嫂使治朕栖”、“郁陶思君尔”、“圉圉焉、洋洋焉”、“得其所哉、得其所哉”等语，断出于悬拟设想。如闻其声，如得其情，生动细贴，堪入小说、院本。儒宗“传记”（参观赵岐《题辞》），何减“园吏”“骚人”之“伪立宾主”哉。当吾国春秋之世，希腊大史家修昔底德自道其书记言⑿，早谓苟非已耳亲聆或他口所传，皆因人就事之宜，出于想当然而代为之词，信不自欺而能自知者。行之匪艰，行而自省之惟艰，省察而能揭示之则尤艰。古希腊人论学谈艺，每于当时为独觉⒀，于后代为先觉，此一例也。（363—365页）
《毛颖传》词旨虽巧⒁，情事不足动人，俳谐之作而已。唐人却有以与传奇小说等类齐举者。李肇《国史补》⒂卷下云：“沈既济撰《枕中记》⒃，庄生寓言之类⒄。韩愈撰《毛颖传》，其文尤高，不下史迁⒅。二篇真良史才也。”评小说而比于《史记》，许以“史才”，前似未见。《山谷外集》卷十《廖袁州次韵见答》云：“史笔纵横窥宝铉，诗才清壮近阴何”⒆，自注：“干宝作《搜神记》，徐铉作《稽神录》，用意亦同”。李卓吾、金圣叹辈评《水浒》“比于班马”（29）、“都从《史记》出来”等议论，阿堵中已引而未发矣。（21）（384—385页）
《望溪集》卷二《书〈刺客传〉后》论太史公“增损”《国策》本文，不啻金针度人（22）。读其《左忠毅公遗事》时，当解此意。参观《管锥编》166页《增订之二》。（《钱锺书研究》11页） ①平景荪：清平步青字。撰有《樵隐昔寱》二十卷。左忠毅公：明诤臣左光斗，为阉党魏忠贤所害，惨死狱中。
②《忠正集》：明名臣史可法撰，四卷。
③《龙眠古文一集》：二十四卷，李雅、何永银辑。左光先：左光斗弟。
④《戴南山全集》：清戴名世（字南山）撰，十四卷。
⑤国柱：国家栋梁。
⑥逆党：阉党魏忠贤。
⑦《望溪文集》：清古文家方苞（晚号望溪）撰，十八卷。又撰《望溪集》八卷。
⑧刘子玄：唐史学家刘知几字。撰《史通》二十卷。
⑨骊姬：春秋时骊戎国之女，晋献公伐骊戎，获骊姬，立为夫人，献公卒，被杀。
⑩象：人名，舜之同父异母兄弟。
⑾子产：春秋时公孙侨字。
⑿修昔底德（Thucydides）：古希腊历史学家，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⒀独觉：独知独觉。
⒁《毛颖传》：韩愈假托毛笔为传。
⒂《国史补》：唐李肇撰，三卷，多记开元、长庆间事。
⒃《枕中记》：唐传奇，写卢生在邯郸遇吕翁事。
⒄指《庄子》一书中的寓言。
⒅史迁：汉史学家司马迁，撰有《史记》。
⒆《由谷外集》：宋黄庭坚撰，十七卷。宝铉：晋干宝，撰《搜神记》二十卷；宋徐铉，撰《稽神录》六卷。阴何：梁诗人阴铿、何逊。
⒇李卓吾：明代思想家李贽字。金圣叹：清代评论家金人瑞字，原名张采。两人评《水浒》，将其比作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
（21）阿堵：唐代俗语，犹言这个。
（22）《国策》：《战国策》，汉刘向编，共三十三篇。不啻（chì赤）：犹言不仅，不但。金针度人：犹言传授秘诀。
这里讲到传记、历史散文与传奇小说有相通处。这是三种不同的文体，钱先生认为从不同文体中可以看到相通之处。
平步青为方苞《左忠毅公逸事》叫好，说文字“奕奕有生气”，不是凭空虚赞，而是与史可法的祭忠毅公文和左光先的《枢辅史公传》、戴名世的《左忠毅公传》比较之后得出的结论，很有说服力。
左忠毅公是明代著名的诤臣左光斗，遭到阉党魏忠贤的诬陷，死于狱中。他是人中的伯乐，在史可法还是书生时，便发现他是个人材，给以提携和训导，史可法后来终成抗清名臣。
钱先生举引戴名世、方苞、史可法、左光先四人所写史可法去狱中探望左光斗一段，目的就在于说明不同才力的人运用不同文体所产生的不同效果。现比较如下：
史可法祭文：“法不忍，师见而频蹙（忧愁不乐）曰：‘尔胡为乎来哉！’”左公只说了这样一句感叹的话，可以看作是史可法亲身经历的真实记录。
左光先《枢辅史公传》：史可法在狱中见到左公，左公说：“予已至此，汝何故来死！”这是弟弟为兄作传时代言的话，提到了“死”，多了一点危险的内容，进了一步。
戴名世《左忠毅公传》：史可法去狱中探望，左公竟说了六十二个字的话，把入狱的前因后果，都说得有条不紊，并对史可法作了日后的交代。显然这些都是戴氏构想中代左公立言。这个写法在当今的作品中常见运用，是作者生怕读者看不明白，才虚构得头头是道，句句是实话，可惜没有顾及到当时危急的情势，是否有条件说这些话。
方苞《左忠毅公逸事》最为生动感人。“史前跪，抱公膝而呜咽。”仅用九个字，形象地写出史可法探监之难，左公已遭酷刑之惨，都见于言外。接着写左公听到史的声音，却睁不开眼，“乃奋臂”把眼睛拨开，“目光如炬”，怒斥史，说了四十七个字的话：“庸奴，此何地也，而汝来前。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拄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把左史的关系，彼此的情感，以及两人不可一世的气概和会见的气氛，都写得“奕奕有生气”，感人至深。
对此，想到以下几点：
（一）方、戴都掌握到史、左狱中会见的实情，好比骨头架子，各人需以自己的揣测和想象附之以血肉，方苞更妙于画龙点睛，更能把握环境，传达史、左两人高贵的品质和情操，以及埋在人们心里对史、左两人的崇敬之情。因此，方苞对人物的刻画和对环境气氛的渲染，都使人觉得合情合理。戴名世则对这些方面把握得不够。
（二）文学作品，无论反映历史事件，还是现实生活，都离不开写人与事，而怎样写才能给人以真实感，从戴《传》、方《逸事》的写法可以得到启示：琐细的表面现象不等于真实，而与所写有关的入情入理之言与事，则不可有所遗漏。如《管锥编》117页写禽言之“拟声达意”，即出于想象。又如《宋诗选注》范成大《州桥》注：“确确切切的传达了他们（沦陷区人民）藏在心里的真正愿望”，“我们读来觉得入情入理”，这也靠想象和体会。不仅文学作品如此，中国工于记言的史籍也不例外。如《管锥编》166页：“《韩非子·解老》曰：‘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又如《左传》写骊姬床笫私语，介之推与母亲偕逃前的对话，皆是“生无傍证，死无对证者”，所谓“记言”，皆由史家“悬拟设想”，“揣想生象”，虚拟合情合理的言与事，使其达到“如闻其声，如得其情，生动细贴”的效果。所以说文学作品和历史，在写法上有相通之处，就在于摆脱不掉虚构和代言。
（三）韩愈为毛笔作传，虽以“传”名，实则是以传记文学的手法写作的一篇警世讽时之寓言故事。韩愈把毛笔人化，以戏谑的文词写出，引人大笑，发人深思，柳宗元认为司马迁的《滑稽列传》“皆取乎有益于世者”，“若壅大川”，“必决而放诸陆”（《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李肇亦认为韩愈此文“不下史迁”，“真良史才”（《国史补》），白居易也赞韩愈“立词措意，有班马之风”（《韩愈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制》）。这些评论皆意在说明文学传记、寓言故事与史的写法有相通之处。
（四）不仅中国有文学作品通史的看法，希腊大史学家修昔底德也称自己书中的记言，并非亲耳所听或他人相告，而是“因人就事”，根据自己的设想揣摩，代为立言。因此，这里指出史家与作家不能自欺欺人，自己应当首先明白这一点。《管锥编》对此有精辟的论述，录于此作为补充。钱先生说：“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并举例说：“《左传》记言而实乃拟言、代言，谓是后世小说、院本中对话、宾白之椎轮草创，未遽过也。”（《左传正义·隐公》）真是切当宏伟的高论。
（五）由此，联想到《管锥编·全宋文卷三四》的一段话颇有深意：“据此以订史，是为捕风捉影，据史以订此，是为杀风景。”又云：“吾国子书（笔记小说类）所载，每复类是。均姓名虽真，人物非真。有论《庄子》中膺篇《盗跖》者，于其文既信伪为真，于其事复认假作真，非痴人之闻梦，即黠巫之视鬼。”可惜，《管锥编》出版迟了，早在1975年批儒评法之际，闻知某院校正在新编文学史，其所谓新者之一，便是增加了没有作品的作家盗跖的章节，显然是上了《庄子》的当。由此可见，钱先生所指出的，对治史治文者均有裨益。
《谈艺录》读本（九）八股文通于戏曲
八股古称“代言”，盖揣摹古人口吻，设身处地，发为文章；以俳优之道①，扶圣贤之心。董思白《论文九诀》之五曰“代”是也②。宋人四书文自出议论，代古人语气似始于杨诚斋③。及明太祖乃规定代古人语气之例④。参观《学海堂文集》卷八周以清、侯康所作《四书文源流考》⑤，然二人皆未推四书文之出骈文。窃谓欲揣摩孔孟情事，须从明清两代佳八股文求之，真能栩栩欲活。汉宋人四书注疏，清陶世征《活孔子》⑥，皆不足道耳。其善于体会，妙于想象，故与杂剧传奇相通。徐青藤《南词叙录》论邵文明《香囊记》⑦，即斥其以时文为南曲，然尚指词藻而言。吴修龄《围炉诗话》卷二论八股文为俗体⑧，代人说话，比之元人杂剧。袁随园《小仓山房尺牍》⑨卷三《答戴敬咸进士论时文》一书，说八股通曲之意甚明。焦理堂《易余籥录》卷十七以八股与元曲比附⑩，尤引据翔实。张诗舲《关陇舆中偶忆编》记王述庵语⑾，谓生平举业得力《牡丹亭》，读之可命中，而张自言得力于《西厢记》⑿。亦其证也。
此类代言之体，最为罗马修辞教学所注重⒀，名曰prosopopoeia⒁，学僮皆须习为之。亦以拟摹古人身分，得其口吻，为最难事。马建忠《适可斋记言》⒂卷二有《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记卒业考试，以拉丁文拟古罗马皇贺大将提都征服犹太诏等⒃，即“洋八股”也。（32—33页）
董思白《论文九诀》不见《容台集》中⒄，李延昰（古文“夏”字）《南吴旧话录》卷四记董行书《制举文办法》手卷⒅，佳绢二十余丈，旧藏李氏，为马士英勒索以去⒆。备载其文，说“代”曰：“代当时作者之口，写他意中事。如《逍遥游》代Υ笈簪兀翟唬骸揖銎鸲伞圃啤Ｌ饭蒲嘟寐沉樵唬�21）：‘与人刃我宁自刃’”（参观《管锥编》164—166页）。《容台集·文集》卷二《俞彦直文稿序》亦云：“往闻之先辈云：岭南廖同墅为孝廉时，以行卷谒吾乡陆文裕公。公谓之曰：‘曾读西厢、伯喈否。’（22）廖博雅自命，不读非圣书，颇讶其语不伦。又经月，复以行卷谒公。公曰：‘尚未读二传奇何也。’廖始异其语，归而读之。’倪鸿宝有《孟子若桃花剧序》，见其弟子郑超宗所选《媚幽阁文娱》中（23），未收入《倪文贞公文集》，略云：“文章之道，自经史以至诗歌，共禀一胎，要是同母异乳，虽小似而大殊。惟元之词剧，与今之时文，如孪生子（24），眉目鼻耳，色色相肖。盖其法皆以我慧发他灵、以人言代鬼语则同。而八股场开，寸毫傀舞。宫音串孔，商律谱孟（25）；时而齐乞邻偷，花唇取诨；时而盖驩鲁虎（26），涂面作嗔；净丑旦生，宣科打介则同。”贺子翼《激书》（27）卷二《涤习》略云：“黄君辅学举子业，游汤义仍先生之门。每进所业，先生辄掷之地，曰：‘汝能焚所为文，看吾填词乎。’乃授以牡丹记。闭户展玩，忽悟曰：‘先生教我文章变化，在于是矣。’由是文思泉涌。”袁子才《小仓山房尺牍》（28）卷三《答戴敬咸进士论时文》云：“从古文章皆自言所得，未有为优孟衣冠（29），代人作语者。惟时文与戏曲则皆以描摩口吻为工，如作王孙贾（30），便极言媚灶之妙，作淳于髠、微生亩（31），便极诋孔孟之非。犹之优人，忽而胡妲，忽而苍鹘（32），忽而忠臣孝子，忽而淫妇奸臣，此其体之所以卑也。”李元玉《人天乐》（33）第十七折亦云：“昔年诸理斋负笈遨游，囊中惟携《西厢》一卷，说道：‘能活文机’。”何屺瞻《何义门先生集》卷十《书塾论文》反复于八股须“顺口气”（34），正董、倪所谓“写他意中事”（35）、“以人言代鬼语”耳。陶世征《活孔子》梗概见唐鉴《国朝学案小识》卷八（36），余未得而读也。（360—361页） ①俳优之道：俳优俗谓滑稽戏，此指不庄重的方法。
②董思白：明董其昌，字元宰，号思白。
③四书文：用“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出题作文，自发议论，宋时称为时文。《学海堂文集》卷八侯康《四书文源流考》：“四书文，今谓之帖括。帖括二字始于唐。”宋宝应二年，杨绾上疏请废帖括，“神宗熙宁四年，用王安石议，更定科举法。”郑灏若《四书文源流考》：“四书之文，原于经义，创自荆公。”但在写作上，这种时文，用排偶句法，代圣贤立言，又似始于宋杨万里（号诚斋）。因侯康《四书文源流考》中又说：“惟杨诚斋传文三首，汪六安传文五首，与今体略同。”
④侯康《四书文源流考》：“至代古人语气，则起自明初，乃明太祖与刘基所定。”《明史·选举志》：专取四书五经命题试士，“盖明太祖与刘基所定。”
⑤《学海堂文集》：清阮元编，十六卷。其卷八有《四书文源流考》。
⑥陶世征《活孔子》：清陶世征平生模学孔子，由一部《论语》追想孔子之神貌，遂写《活孔子》。
⑦徐青藤《南词叙录》：明徐渭（字文长）自号青藤山人。著《南词叙录》。《叙录》专论南戏，称：“以时文为南曲，元末国初未有也。其弊起于《香囊记》。《香囊》乃宜兴老生员邵文明（邵璨字）作，习《诗经》，专学杜诗，遂以《诗经》杜诗语句匀入曲中，宾白亦是文语，又好用故事作对子，最为害事。”即指斥他以时文的排偶句作南曲。
⑧吴修龄《围炉诗话》：清吴乔（字修龄）撰，六卷。论八股文为俗体：“学时文甚难，学成只是俗体，七律亦然。……自‘六经’以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