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帝国风云录-第50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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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岐高兴地连连点头。
几十年来，士人和奸阉为了争夺权柄，屡遭失败，究其原因，不是因为没有武力，而是因为皇权至上，皇权凌驾于相权之上，完全失去了制约。
太傅袁隗大人和一帮大臣们策划并发动了讨董，从表面上看，是为了争夺国家权柄，但其实真正的目的是要利用这个国家权柄，恢复旧制，重建皇权和相叙的平衡，从而铲除沉疴积弊，重振社稷。说得难听一点，就是要限制皇权，扩大相权。
袁隗大人为什么要给袁绍那份承制诏书？袁绍、韩馥和讨董联盟的大吏们为什么要执意重建皇统？我们几个老家伙想了很久，终于从这个问题上，想到了袁隗大人突然改变既定讨董之策的原因。因为当今天子已经十岁了，再过十年，天子行了冠礼之后，就要主政。用十年的时间重建旧制，根本不可能。
“为什么？”李弘问道，“难道恢复一个旧制，十年时间都不够？”
赵岐叹了一口气，“大人，你要知道，孝宣皇帝的改制失败了，否则，怎么会有后来的王莽篡国之祸？”
李弘迟疑了一下，问道：“孝宣皇帝的改制为什么失败了？”
赵岐摇摇头，捋须说道：“因为石渠阁之议。”
孝宣皇帝虽然尊崇儒学，但他采用的是儒法兼融，德主刑辅的治国之策，所以他力主恢复旧制。认为把皇权和相权分开，把皇室和朝廷分开，更有助于国家的繁荣昌盛。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力的增强，权力斗争的激烈，朝堂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一部分大臣说要独尊儒术，以德治国，要修改一些治国之策。一部分则坚持采用儒法兼融，德主刑辅之策治国，拒绝修改既定国策。于是，朝堂上下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经学辨议。
孝宣皇帝为了统一儒家学说，于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在长安未央宫北的石渠阁，召集了二十余位当代各类经学的硕儒讲论“五经”异同。名士硕儒们论述了他们对经学的不同诠释，再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后，由孝宣帝决定采取一种最合适的解释，并把这种经学解释作为官学。
参加石渠阁经议的有学《礼》的通汉、戴圣，学《诗》的张生、薛广德、韦玄成，学《书》的周堪、林尊、欧阳长宾、张山拊，治《易》的梁丘临、施雠，治《公羊春秋》的严彭祖，治《榖梁春秋》的尹更始、刘向等。
经议由梁丘临提问，诸儒回答，太子太傅肖望之平奏其议，孝宣皇帝亲自裁决评判。石渠讲论的奏疏经过汇集，辑成《石渠议奏》一书，又名《石渠论》，共辑奏议一百五十五篇。经过这次会议，博士中《易》增立“梁丘”，《书》增立“大小夏侯”，《春秋》增立“榖梁”。本朝博士经说的分家，除《诗》学原有鲁、齐、韩三家外，其余均始于石渠阁经议。
孝宣皇帝重视《榖梁春秋》，因为它有利于加强宗法礼仪的控制力量，可以纠正《公羊春秋》学片面强调法治所引起的弊病，适应了当时“稽古礼文”的要求。所以石渠阁经议的结果，就是《礼》学和礼治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大戴和小戴《礼记》，就编成并盛行于这一时期。
石渠阁会议使孝宣皇帝的权威变成了经学的权威，经学的学术观点随即变成了国家的最高律法。于是“以德治国”成为制定国策的基础，“臣事君以忠”，皇权至上，相权就此被彻底剥夺。
孝宣皇帝时有“石渠阁之议”，孝章皇帝时有“白虎观之议”，这是本朝经学的盛事，李弘一清二楚。但他不知道这经学竟然决定着国策的制定，决定着国家的命运，决定着社稷的兴亡。
李弘躬身受教，轻声问道：“老大人到底要对我说什么？”
“一是官学。自孝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６年），刘歆作《移让太常博士书》，要求立古文经学为官学之后，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开始争斗，至今已有近两百年。这两百年来的事实证明，今文经学是祸国之学，应该立即予以废除，官学改为古文经学。”
“二是国策。朝廷要立即以儒法兼融、德主刑辅为制定国策的基础，大量修改既定国策。”
“三是官制。皇权和相权必须分开，皇室和朝廷必须分开，否则，社稷振兴无望。”
赵岐看看神情凝重的李弘，郑重问道：“大将军能否承担起中兴社稷之重任？”
第二卷 乱世豪雄篇 第二章 如临深渊 第十一节
李弘沉默不语。
自己一直以为，只要北疆稳定了，有充足的钱粮了，自己就可以统率十万大军拯救社稷，现在看来，自己这个想法真的很幼稚，很无知。士人认为武人没有治国的能力，看来的确有他们的道理。赵岐的一番话，让自己蓦然惊醒，许多模糊的东西突然之间清晰了。
拯救社稷不是利用强悍武力铲除了所有奸侫就可以成功的。武力稳定社稷，平息战火之后，国策难道就正确了？吏治就清明了？百姓就富足了？国祚就能得以延续了？没有好的国策，没有人尊奉律法，奸侫会层出不穷，社稷会持续动荡，战祸会绵延不绝，国祚会彻底断绝。
拯救社稷仅仅是振兴社稷的开始。
拯救社稷的终极目标是振兴社稷，中兴社稷。要想中兴社稷，仅仅靠武力是不行的，需要推动社稷中兴的学术思想，需要富强社稷的治国策略，需要威临天下的律法。
但是，自己除了强悍武力，没有其他本事。自己也许可以拯救社稷，但要想中兴社稷，显然是痴人说梦。
自己的本事，自己清楚。除了打仗，自己没有值得炫耀自傲和得到别人尊崇信服的地方。北疆这几年在自己的治辖下虽然取得了一点成绩，但这主要是赵岐、左彦、李玮、朱穆、余鹏等一帮北疆大吏的功劳，自己不过是坐享其成罢了。自己奉旨率军进驻北疆后，先是招抚了黄巾军，然后实施了安置流民屯田，放开盐铁经营，建立晋阳大学堂，发展大市货殖，实施农工商并重之策，等等。所有这些事情的成功，都依赖于这些北疆诸吏的出谋划策和他们呕心沥血的辛勤耕耘。自己不过是这些北疆诸吏的一个而已，实在谈不上有什么骄人的功绩和出众的学识。
自己没有独掌权柄之心，也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更惧怕成为董卓第二，祸害社稷苍生，遭到天下人的唾弃和留下千我骂名。所以在离开河东前，自己也和徐荣、麴义、朱穆等人商谈过朝廷的权力分配问题。如果长公主和朝廷决意要铲除韩馥和袁绍等州郡大吏，那自己就要执掌国事，因为朝廷现在就剩下了北疆和幽州了。除了自己，没人有资格。然而，凭自己这点能耐，肯定要走上董卓的老路。
执掌国事独揽国家权柄，和统领一州军政是有本质区别的。自己能治理好一州，但未必能治理好一个国家。自己能统领一州的军队和郡县诸吏，能得到他们的忠诚和拥戴，但自己能统领十三州的军队和郡县诸吏吗？能得到天下人的忠诚和拥戴吗？
董卓就是例子。董卓身上所发生的事都有可能在自己身上重复一次。除了武人的身份以外，还有大臣们的不信任和对抗。国策上的连续失败，州郡之间的武力冲突，社稷已经因为董卓的原因，倾覆在即。如果再因为自己的原因，乱上加乱，那可就要即刻崩溃了。
自己不愿意承担这个重任，也没有信心和勇气承担这个重任。自己现在很怀念过去在先帝和朝廷的指挥下征伐四海的日子。想起来，那是自己最快活的时候，除了打仗，自己什么都不用想。
赵岐和李玮非常专注地看着李弘，等待着他的回答。
李弘的这个答复太重要了，如果李弘因为董卓的前车之鉴而墨守陈规，不愿意改变现有的国政策略，张温和崔烈等大臣准备放弃中兴社稷之念，撤销晋阳朝廷，重新尊奉长安朝廷，把本该李弘的权力全部还给李弘，几个人到晋阳大学堂授学去，不干了。这样既能帮助李弘免去了挟持长公主和朝廷的罪名，也免去了朝廷助纣为虐之祸。因为结果很明显，将来即使李弘凭借强悍的实力稳定了社稷，大汉还是逃脱不了败亡的命运，国祚的灭绝已经不可避免。
一棵从根子开始腐烂到顶的大树，无论怎么培土施肥，怎么削减枝叶，都不可能再把它救活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刨去这棵枯死的大树，重新种下树籽，从根子开始保护它，直到它长成苍天大树。当年秦始皇帝、高祖皇帝、孝文皇帝、孝景皇帝能做的事，我们一样也能做成。但问题是，现在刘虞走了，能主掌权柄，能指挥李弘而又能坚定改制的太傅大人走了，现在就剩下一个谁都无法控制的李弘了。如果李弘不愿意改制，没有坚定的决心和一往无前的勇气，那就什么也做不成。李弘掌控着大汉国最强悍的军队，而且这支军队也只有李弘能控制，如果他不干，将来别人就算想干，也会被李弘以大汉叛逆的罪名一刀砍了。
赵岐抬头看看李玮，使了个眼色。
李玮轻轻咳嗽了一声，小声说道：“老大人所说的这三件事，是社稷中兴的根基，直接关系到社稷中兴大业能否成功。”
因为学术思想的不同，治国策略也大不一样，什么样的学术思想决定着什么样的治国策略。比如法家以重法轻礼治国，儒家重礼则以德治国。治国策略的不同，又直接导致了国家律法的不同，具体国策的不同。比如有的先贤提倡以民为本，有的先贤提倡以君为本，有的认为富国强民要农工商并重，有的则认为要重农抑商。
从本朝来说，自高皇帝到孝文皇帝、孝景皇帝，都信奉黄老之学，本着以民为本的主旨，采取无为而治，清静守法，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的治国策略。具体到律法和政策上就是依法治国，皇权和相权分开，财赋政策灵活自由，赋税低，官府干预少，自由放任。所以这一时期国富民强，是本朝空前的盛世。
到了本朝的孝武皇帝，事情发生了变化。孝武皇帝崇尚武功，远击匈奴后，继而又要拓展疆域，征伐天下。但他的想法没有得到大臣们的支持，而国库也越来越枯竭，于是他立即开始改制变法。
孝武皇帝首先从学术思想上动手。大儒董仲舒上书，要求尊儒隆礼，推行教化。孝武皇帝随即尊崇儒学，罢黜百家，结束了黄老之学在本朝学术思想上的主导地位。然后孝武皇帝征辟大量儒士，以儒家学术为基础，以君为本，大肆修改律法国策，继而结束了本朝清静守法的时代。“以德治国”随即取代了“以法治国”。具体到朝廷来说，就是皇权凌驾于相权之上，内廷权重。皇帝独揽权柄，不再受任何法律的制约，为所欲为，皇帝的意志成为律法，实现了极端的人治。具体到财赋政策来说，就是重农抑商、增加赋税、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甚至征收算缗钱，重击商贾。
从春秋、战国，到秦，到本朝，凡权力斗争最残酷最激烈的时候，都和学术思想、和治国策略有关。比如战国时期的秦国商鞅变法，虽然这一时期秦国的权力斗争最血腥，但商鞅的变法却成功帮助秦国由弱转强，莫定了始皇帝统一天下的基础。反观我们的孝武皇帝，他的改制却让大汉国由盛转衰，并造就了两百年前的王莽篡国之祸，今日的社稷败亡之灾。
我们要拯救杜稷，要中兴社稷，首先就要从社稷的根本开始拯救，那就是学术思想。现在就是要尊奉古文经学，以古文经学为官学。
学术思想改变了，治国策略随即改变，那就是儒法兼融，德主刑辅。这个治国策略对学术上来说，就是不再独尊儒学，而是兼习法学，黄老之学和荀、孟之学等等诸子百家的学术。对律法政策来说，就是一改旧日的以德治国，而是外礼内法，隆礼重法，礼法并重。
学术思想的改变需要一段时间，等大多数人都能接受这种改变后，随即将“德主刑辅”改为“以法治国”。以民为本，以法治国才是我们最终的治国策略。皇帝和庶民一样，都要遵从大汉律法，这样才能重建盛世，中兴社稷。
以法治国的策略具体到朝廷，就是皇权和相权分开，皇室和朝廷分开。具体到财赋政策就是轻徭薄赋，农工商并重，盐铁放开，与民休养。
“老大人所说的官学、国策、官制正是保证社稷中兴的关键所在，也是大汉国祚得以延续的根基。中兴之路非常长，非常艰险，需要君臣上下齐心，群策群力，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李玮稍稍停顿了一下，语调低沉地说道，“今天社稷的危亡是改制中兴的一个契机，但也许我们会失败，也许我们都会和商鞅一样，死于非命，所以请大人务必慎重，惧重又慎重。”
李玮的解释，让李弘彻底明白了这一年来社稷动荡的根本原因，明白了先帝之所以要力保奸阉，利用皇统之争大肆打击士人的真正原因，明白了先帝在临终前送出长公主连下两道遗诏的本意。先帝要捍卫皇权，捍卫皇帝和皇室至高无上的权威。
自己在不知不觉中，陷进了皇权和相权的争斗，陷进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治国策略的争斗，陷进了学术思想的争斗。
先帝恩宠自己，说自己拱卫了社稷，而士人要杀自己，说自己威胁了社稷。现在看来，这两种说法都对，因为自己强大的武力对他们维护各自的治国理念产生了完全不同的作用。
先帝和士人之争表面上看是为了权力，但权力之争的背后其实是江山社稷。谁拥有了治理天下的权柄，谁就是这江山社稷的真正统治者。
在皇帝看来，皇帝就是社稷的统治者，其他人都是我的臣民。在士人看来，皇帝不过是个象征，忠于皇帝和忠于大汉是一样的，士人才是社稷的真正统治者。
孝武皇帝改制皇权至上，孝宣皇帝改制失败，皇权还是至上，光武皇帝变本加厉皇权天授，其实就是皇帝告诉士人，我就是大汉，大汉就是我，我就是社稷，社稷就是我。但大汉的士人们不卖这个帐，他们不断地从学术、从国策等各个方面顽强的向皇权发动挑战。
古文经学已经产生了大约两百多年，而古文经学的发展，正是王莽篡汉、社稷动荡的一段时间。古文经学发展非常快，后来今文经学为了维护皇权，和古文经学明争暗斗，到孝章皇帝的白虎观大议时，到达顶峰。此后，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争论迅速转化为朝堂上皇权和相权的争斗。一百多年来的事实证明，这也是大汉国开始迅速走向没落的开始。
到了孝桓皇帝、孝灵皇帝朝，皇权和相权的争斗变得血腥而残酷。两次党锢之祸让士人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但同时也摧毁了一部分士人对皇权的膜拜和尊奉，坚定了另外一部分士人用武力改制的决心。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的洛阳之乱，给士人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和平改制的机会，但这个绝佳的机会稍纵即逝，董卓的突然出现彻底击碎了士人们几百年的梦想。他们愤怒了，悍然反击，终于导致了这场倾覆社稷的浩劫。
今天的事实是，董卓挟持天子，占据关中之利，时间拖得越久，击败的难度就越大。袁绍、袁术、韩馥等州郡大吏因为种种原因被逼到了绝路，如今只有破后而立一途，所以他们干脆下定决心把社稷推倒重来，重建大汉江山。天下大乱，给了黄巾军东山再起的机会，铺天盖地的黄巾军横扫州郡，无人可挡。没有了强大的朝廷和统一的指挥，这场叛乱的平定成了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大汉崩溃的浩劫终于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