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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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如中共福建省委的《红四军部队情况报告》所言：“东江的失败，大家都疲倦了，红军也削弱了！”失去毛泽东的红四军，处于危机之中！红四军在十月三十一日吃了败仗，不得不于十一月二日从广东北部的石上和矮嶂子之间向西北方向退去，进入江西寻乌县境内。朱德和陈毅商议，决定班师。十一月十三日，红四军退入闽西，进入武平县。十一月十八日，朱德和陈毅在兜了一个圈子之后，率红四军回到原地——闽西上杭县官庄。　　　　
　　　　直到这时，红四军才算喘了口气，陈毅有机会召集前敌委员会会议，传达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九月来信”是一封颇为重要的指示信。此信支持了毛泽东。信中指出：集权制问题。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②③《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显而易见，周恩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明确地表示了对毛泽东投赞成票。因为毛泽东向来主张，军队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即“党指挥枪”。信中还指出：　　　　
　　　　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红军中右倾思想如取消观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与小团体倾向，极端民主化，红军脱离生产即不能存在等观念，都非常错误，皆源于同志理论水平低，党的教育缺乏。这些观念不肃清，于红军前途有极大危险，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②信末提及：　　　　
　　　　详细解释及具体办法已向陈毅同志面谈，当由其口达前委及全军同志。③这表明，中共中央授权，陈毅是中央指示的最权威的传达者和解释者。陈毅传达了周恩来的重要嘱咐：要请毛泽东复职，仍任前委书记，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周恩来强有力的支持，使毛泽东摆脱了危机。　　　　
　　　　朱德当即表示，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他很爽快地对陈毅说：“过去的那些我收回，我们请他回来！”《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四年第十二期，第十页。在前敌委员会结束之后，朱德和陈毅当即修书一封致毛泽东，转达中共中央关于他复职的指示，并派出一支部队前往上杭县蛟洋，迎接毛泽东回红四军。　　　　
　　　　毛泽东终于回来了！十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抵达长汀县，在那里与朱德、陈毅会合，重新出任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重新成为红四军的最高首长——从他六月中旬失去这一职务，到此时复职，历时将近半年！　　　　
　　　　毛泽东结束了危机，红四军也结束了危机。朱毛紧密合作，红四军又成了“朱毛红军”。　　　　
　　　　


第三部分：驰骋赣南复出的毛泽东着力整顿红四军

　　　　毛泽东刚刚官复原职，马上修书一封致中共中央。信中跃动着他复出的喜悦。信不长，意在向中共中央报告自己已经复职：　　　　
　　　　中央：　　　　
　　　　我病已好，十一月二十六日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同志（即谢汉秋——引者注）从蛟洋到达汀州，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攻梅县失利，损失虽不小，但士气仍振奋，目前一时期当在福建境内工作。闽西已有八十万赤色群众足以掩护红军，刘（和鼎）金（汉鼎）张（贞）等“会剿”，形势并不严重。现决定整理一时期，即向刘张进击。打破“会剿”局面，才是出路。正在准备一个月给养。　　　　
　　　　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唯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布报，《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我们一点都未得到）寄来外，另请购书一批（价约百元，书名另寄来），请垫付，寄付地点“”引者注：现保存在中共中央档案馆的此信是抄件，引号内的地点空缺。。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余详前委报告。　　　　
　　　　毛泽东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于汀州信中提及的“布报”，即当时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红旗》，则是当时中共中央机关报。　　　　
　　　　写罢致中共中央的信，毛泽东又给老朋友李立三写了一封信，交给地下交通员一起带往上海。毛泽东致李立三的信也很短，全文如下：　　　　
　　　　立三兄：　　　　
　　　　多久不和你通讯了，陈毅同志来才知道你的情形。我大病三个月，现虽好了，但精神未全复元。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信处。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他写信给我。　　　　
　　　　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能抽暇写信指导尤幸。　　　　
　　　　独秀近来行动真岂有此理，中央的驳议文件已经到此，我们当普遍地宣传。　　　　
　　　　共产主义的敬礼　　　　
　　　　毛泽东　　　　
　　　　这里提及的“泽民”，即毛泽东之弟毛泽民，当时在上海负责中共中央出版部的工作。　　　　
　　　　“独秀”，即陈独秀，当时在中共党内散布托洛茨基观点，成立了反对派小组织。　　　　
　　　　毛泽东发了这两封信之后，便着手整顿红四军。他发觉，在他离开红四军这半年时间里，红四军中各种错误思潮泛滥，已经到了非整顿不可的地步了！　　　　
　　　　中共红四军“七大”撤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之职以后，又在十月上旬召开了中共红四军“八大”。那时否定了“由上而下的家长制”，而实行“由下而上的民主制”，以为无产阶级应实行最彻底的“民主”。于是，什么事情都要开会讨论。调一个人，拨几枝枪，都得开会讨论，一讨论便是几个小时。前委不再是红四军的最高领导机构，却成了各纵队的“联席会议”。起会来，非得各纵队的头头脑脑全部到齐，少一个人就得等，等齐了才开会。“一开会就得争论半天，前委还认为这样才是无产阶级的办法。因此当时全军政治上失掉领导的中心。”共福建省委：《红四军部队情况报告》，一九二九年七月至一九三○年四月。　　　　
　　　　中共红四军“八大”在上杭县召开时，成了一次争论不休的会议。光是为了选举前敌委员会委员，就争论了很久，最后来一个平均分摊，每个纵队都有人参加前委，选了十七人之多。内中有个谭玺，是中共中央派往红四军工作的，当时正在一纵队，没有出席会议，可是有人提议他应该进入前委，说他如何如何的好，　会上宣传了两次，结果谭玺竟成为前委的常委！其实，当时他初来乍到，还没有几个人认得他……为了补充兵员的不足，很多俘虏兵加入了红四军，由于没有及时进行教育，他们把国民党的作风带进红四军：有人骂党代表是“卖狗皮膏药”的；有人打骂士兵，所谓“不打不成兵”；有人赌钱，谁赢了钱谁请客；纪律松懈，搜俘虏腰包、偷嫖女人……　　　　
　　　　毛泽东复出之后，下力气整顿红四军。他在作了一个月的准备之后，决定召开中共红四军“九大”。他反对“八大”的做法，否定了那种“分割式的以各纵队为条件”分配前委委员的方法。鲜明地提出，只有符合三个条件的人才可当选前委委员，而不必考虑各纵队之间的入选比例。毛泽东提出的三个条件是“政治观念正确，工作积极，有斗争历史”。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在陈毅的主持下，中共红四军“九大”在福建上杭县古田镇召开。古田是上杭县最北的大集镇，地处群山之中，有一千多户人家。这是中共党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史称“古田会议”。一百二十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　　　　
　　　　中共红四军“九大”的气氛跟“八大”的截然不同。“八大”时“什么事都是民主，大家要怎样干就怎样干”，“无组织状态的开了三天毫无结果”中共福建省委：《红四军部队情况报告》，一九二九年七月至一九三○年四月。。这一回，会议开得井然有序，红四军的“三巨头”分别作报告：陈毅传达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会场上高悬四条标语，即“中国共产党万岁”、“反对盲动主义”、“反对冒险主义”、“反对机会主义”。会议只开了两天。在听了三个报告之后，通过了十二项事先起草好的决议，即《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废止肉刑问题》、《优待伤病员问题》、《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政治决议案》、《废止枪毙逃兵决议案》、《接受中央指示决议案》、《拥护〈中央反对机会主义及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的决议》。如此高的工作效率，是“八大”所不可想象的。　　　　
　　　　大会的主角是毛泽东。由他起草的决议《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后来改题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收入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在这篇决议中，毛泽东历数了八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一）关于单纯军事观点；（二）关于极端民主化；（三）关于非组织观点；（四）关于绝对平均主义；（五）关于主观主义；（六）关于个人主义；（七）关于流寇思想；（八）关于盲动主义残余。　　　　
　　　　毛泽东起草的决议中，明确指出了红军的性质：　　　　
　　　　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　　　　
　　　　毛泽东起草的这一决议，被认为是“历史性的决议”。《毛泽东选集》为此文所加的题注写道：“中国人民军队中的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以后有广大的发展和创造，现在的面貌和过去大不相同了，但是基本的路线还是继承了这个决议的路线。”这一次改选前敌委员会委员，选出正式委员十一人，即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另选候补委员三人，即杨岳彬、熊寿祺、李长寿。内中的五人原本是在基层工作，毛泽东以“观念正确，斗争积极”为由提名他们为前敌委员，即宋裕和（湘南农民）、李长寿（独立团老兵）、田桂祥（湘南农民）、黄益善和罗荣桓。毛泽东当选为前敌委员会书记。这时的红四军，已有四个纵队。第四纵队便是邓子恢、张鼎丞那支闽西部队，在一九二九年八月成立。　　　　
　　　　


第三部分：驰骋赣南毛泽东写长信批评了林彪　1

　　　　就在毛泽东驻兵古田进行整训之时，蒋介石下令进行“三省会剿”。“三省”部队，即江西的金汉鼎部队、福建的刘和鼎部队和广东的陈维远部队。刚刚结束了古田会议，毛泽东便决策主力由闽西向赣南转移，以避开“三省会剿”的锋芒——在三省之中，江西最“软”。　　　　
　　　　新年刚过，林彪先率第一纵队从新泉朋口出发。一月三日，朱德率红四军第三、四纵队从古田出发，经宁化向赣南进军。　　　　
　　　　毛泽东呢？他率第二纵队到龙岩县小池打了一场阻击战，然后返回上杭县古田。　　　　
　　　　这时，毛泽东读到了一封奇特的写给他的“新年贺信”，信中透露了一股悲观情绪，主张大敌当前之际，红四军应分散去打游击，各自找出路。　　　　
　　　　信的作者是谁？林彪！此时，林彪已是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正在出征赣南途中。　　　　
　　　　尽管戎马倥偬，但是一月五日，毛泽东仍当即在古田村写下一封长信致林彪。除了向中共中央写汇报信比较长之外，毛泽东很少写长信。这次他给林彪写长信是个例外，竟然写了七千字！此信是一封公开信，写毕印发到红四军各基层单位。毛泽东在古田花了一天时间写毕此信，翌日便率第二纵队离开古田，向赣南进发。　　　　
　　　　这封长信，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成了著名的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林彪比毛泽东小十四岁，生于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十一月初一，即一九○七年十二月五日。湖北黄冈县人氏，本名林育容，又写作林毓容。　　　　
　　　　林彪的父亲，亲友通常称他“四爹”，在杂货铺里当店员。后来到长江小火轮上当会计，也做过织布工人。　　　　
　　　　林彪的母亲，亲友通常叫她“毓四婆”。　　　　
　　　　林彪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两个弟弟。　　　　
　　　　林彪的父亲在抗日战争时从湖北带全家逃往衡阳，再逃往柳州。林彪的母亲死于逃难途中。大嫂在去贵阳途中被日本飞机炸死。父亲辗转打听到林彪的消息后，找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被送往延安。解放后来到北京，一九六一年病死，终年八十四岁。　　　　
　　　　林彪的哥哥在黄冈参加过游击队，一九五九年因脑溢血而死。大弟弟林向荣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团政委，战死于太原。二弟弟林毓菊后来在天津一家医院担任党委书记。姐姐则生活在湖南。　　　　
　　　　林彪在九岁时读私塾，十一岁入八斗湾浚新学校。一九二一年，新学校停办后，他随堂兄到武汉读书。他受同乡陈潭秋、林育南的影响，思想日渐进步。一九二三年，林彪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林彪成为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自进入黄埔军校起，由原名林育容改名林彪。　　　　
　　　　北伐开始时，林彪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排长。　　　　
　　　　南昌起义时，林彪担任第十一军军部特务连连长。　　　　
　　　　此后，他随朱德、陈毅上了井冈山。上山后一个月——一九二八年五月，他出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二十八团一营营长。过了半年，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他升为二十八团团长。这个团是朱德南昌起义带过来的主力团。过了一年多，他升任红军第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成为红军的骨干将领。　　　　
　　　　林彪此人性格内向，言语不多，论指挥作战，确有一套本事。也正因为这样，他才从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纵队司令，一个一个台阶地迈上去。他在红军建设上也有贡献，例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最后两项“注意”，便是林彪提出来的。不过，林彪又常常左右摇摆。在井冈山，在面临第三次“会剿”时，他便曾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毛泽东曾批评他“娃娃不懂事”。这一回，毛泽东读了林彪的“新年贺信”，一下子便抓住了林彪的悲观情绪。此时的毛泽东，刚刚在古田会议上批判了党内种种错误思想，却未曾对悲观情绪来一通批判。而毛泽东对林彪悲观情绪的反感，由来已久，毛泽东收到中共中央的“二月来信”，就直截了当地复函称中央“太悲观了”一股激情在毛泽东的心中升腾，终于把思绪从笔端汩汩流出，写出了致林彪的长信。他借林彪来做文章，以端正红四军上上下下的对形势的错误估计。　　　　
　　　　


第三部分：驰骋赣南毛泽东写长信批评了林彪　2

　　　　毛泽东此信，后来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收入《毛泽东选集》时作了删节。信的开头一段，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所没有的。毛泽东此信的原文是这样的：新年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