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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土默热红学--红学故事新勘、红学历史十讲 作者:土默热-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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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便谈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就是为《红楼梦》题书名的那个“吴玉峰”。这个人在曹雪芹身边确实找不到是何许人,但在洪昇身边却实有其人,他就是清初著名的诗人及诗词理论家吴乔。吴乔字修龄,号玉峰,昆山人。昆山别称玉峰,诗人是以地名取号。吴乔与清初著名文人兼官僚徐乾学是同乡,徐乾学也有“玉峰尚书”的雅号。吴乔曾与徐家子弟围炉谈诗,写下了著名的《围炉诗话》。吴乔同洪昇的生活圈子往来密切,据王渔洋《居易录》记载,他同吴乔是少时朋友。另据《茶余客话》记载,吴乔同赵执信为莫逆交。诸多史料显示,吴乔与洪昇的师友毛先舒、徐轨、李天馥、宋荦等人,也往来密切。

  这个吴乔,是个诗风宗唐的铁杆,对钱谦益宗宋诗风多所指摘,曾专门为此著《正钱录》一书。这个人资格很老,寿命很长,与陈子龙、柳如是是同时代人,又与陈柳同属云间派诗人,陈柳抗清的事迹他曾经亲见,对陈柳及其他“几社”诗人在“小红楼”中吟诗的场景也十分熟悉。在《红楼梦》创作前期,由这个“花间诗人”、情场老手“吴玉峰”,题写《红楼梦》这个书名,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也是有最大可能的。

  《红楼梦》中黛玉诗有“冷月葬花魂”一词,并非作者的独创,而是明末清初著名文人叶绍袁悼念早逝女儿叶小纨、叶小鸾、叶纨纨的诗句。《红楼梦》作者套用一家出了四个女诗人的叶绍袁诗句,表达《红楼梦》中的金陵十二钗的命运,同“西陵十二钗”一样,都是“薄命司”中的怨鬼,是顺理成章的。有证据表明,叶氏姐妹与她们的母亲沈宜修,虽非“蕉园诗社”成员,但与顾玉蕊、柴静仪是亲戚关系,大约有过酬唱往来,洪昇和姐妹们,应当熟悉她们母女的诗作。

  “蕉园诗社”成员中,钱氏姐妹的父亲钱开宗,在她们幼年时,就被砍了脑袋抄了家,四兄弟姐妹和寡妇母亲,又曾被逮捕发配,后虽然返回了家乡,但故宅已颓,旧巢倾覆,孤苦无依。林以宁和柴静仪,都是幼年时父亲不幸病死,柴静仪生卒年不详,林以宁却只活了三十七岁,就带着一颗诗人的心,静静地到了另一个世界。

  洪昇的妻子黄蕙,幼年丧母,刚刚结婚,又死了父亲。婚后本以为嫁了“才貌仙郎”可以“博得个地久天长”,但因为洪家发生了“家难”,又被迫与丈夫一起逃离了家庭,后半生过着极端颠沛流离、贫困潦倒的生活,用眼泪为丈夫还了一生情债。洪昇的两个亲妹妹,都是“冰雪花生艳,云笺玉不如”的聪明美丽女子,但都由于家庭破败、婚姻不幸等原因,双双年轻早死了。

  洪昇因为“天伦之变”,在康熙十年逃离了家庭,洪家“子孙流散”,“蕉员诗社”失去了主要据点,姐妹们也陆续出阁,或随父母、夫婿远行,诗社终于不宣而散了。康熙三十一年,相隔二十年后,洪昇回到了家乡,在西湖的孤山修建了简陋的“稗畦草堂”居住。这时候,少年时一起游玩的姐妹们不仅早已风流云散,而且大多都已不在人世。看到这种“万艳同悲”的结局,抚今追昔,洪昇心中的滋味可想而知。

  康熙三十八年,洪昇把同自己一起逃离家庭的二弟洪昌的骸骨迁葬故乡,吟诗道:“哭弟悲无已,重经两妹亡,为兄年老大,叠稠遇悲伤”。这种心境下,洪昇根据西溪故宅和家园风景,设计了“大观园”,根据姐妹们的事迹和命运,设计了“太虚幻境”,并把她们都打入“薄命司”,同时把自己居住的“稗畦草堂”命名为“悼红轩”,开始创作《红楼梦》,为当年的“闺阁昭传”,“不使其湮没无闻”。《红楼梦》还有比这更充分的创作理由么? 
 
 
 
第三节  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什么是悲剧?悲剧就是把最有价值的珍宝打碎了给世人看。《红楼梦》是一部描写“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悲剧主题的作品,领略大观园中悲凉之雾遍布华林的人,在作品中是主人公宝玉,在作品的背后当然是作者本人。《红楼梦》为我们展示了四个方面的悲剧:

  1。一代封建末世的社会悲剧

  《红楼梦》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是一个“末世光景”。书中开篇,就借冷子兴之口,向贾雨村介绍,宁荣二府处于“末世”;在王熙凤这个女强人的判词中,也说“凡鸟偏从末世来”;在探春理家的情节里,还表现了她身处“末世”,无力回天的悲怆心情,说她“生于末世运偏消”。

  书中所说的“末世”,不是一家一姓的“末世”,而是一个社会共同面临的“末世”!疯僧跛道的“好了歌”与甄士隐的“好了歌解”,就是对这个“末世”光景的最好诠释:

  这是一个“水旱不收,鼠盗蜂起”的时代,昔日歌舞升平的达官显贵府邸,“蛛丝儿结满了雕梁”;“金满箱银满箱”的富家子弟,“转眼”,就变成了“人皆谤”的乞丐;昨天还嫌“纱帽小”去跑官要官,今天却沦为披枷戴锁的囚犯;昨天还披着“破袄”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穷酸,今天却“紫蟒”裹体高视阔步。这正是改朝换代的真实写照:一个旧时代结束了,一群新贵族产生了。“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何处“他乡”,何处“故乡”,为何认他乡为故乡?这正是暗示异族入主中原,中华发生了天崩地裂!

  在“红楼梦十二支曲子”的结尾,作者“自度”了“飞鸟各投林”曲牌:“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实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里描写的是什么?是一幅“世界末日总清算”的图画!除了改朝换代,还有这种全社会性的“总清算”场面么?

  作者笔下的这种“末世”场景,绝对不是乾隆盛世,而是明末清初那段改朝换代、天崩地裂的“末世”!有清一代,在封建文人的笔下,称为“末世”的时代共有两个,一个是鸦片战争以后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另一次就是清初顺治朝和康熙前期。《红楼梦》不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作品,他产生的时代背景,只能是清初这个“末世”;他描写的作品主题,也只能是一个社会的“末世”悲歌。

  有的朋友可能要问,清初虽然战乱多,社会不稳定,但一个封建王朝创立之初,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为“末世”呀?此问并非没道理,问题在于用谁的眼光看社会。清朝新贵的眼中,当然不会把清初看作“末世”;而在明朝的“遗民”眼中,却是不折不扣的“末世”!朋友们可以翻阅此时期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吴梅村、钱谦益、戴震、蒲松龄等名家的著作,不难看出,“末世”的提法触处皆是。

  红学界关于《红楼梦》是否有“反清吊明”思想的争论,至今言人人殊。反对者往往说,曹雪芹生在清朝中叶,出身“汉军旗人”家庭,不会有遗民思想,说的不错。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谁能否定“好了歌解”、“飞鸟各投林”曲子中的遗民思想呢?这不恰好证明了《红楼梦》的作者是一个具有“末世遗民”思想的清初人,而不是清朝中叶不可能具遗民思想的曹雪芹么!

  2。一个封建大家族的天伦悲剧

  有的朋友可能要问,《红楼梦》中的宁荣二府最终败落是必然的,但为什么要定义为天伦悲剧呢?提这种问题的朋友,恐怕是中胡适先生和他的徒子徒孙的毒太深了,没有认真去读《红楼梦》原文,却把工夫用在了对曹家同雍正朝宫廷斗争的附会上了。《红楼梦》根本没有写什么宫廷斗争,都是那些“探佚”家们胡思乱想出来的。

  《红楼梦》开端,就交代这个富贵流传了百年的“望族”,此时正处于“末世”,“外面架子没倒,内囊却渐渐尽上来了”,不似先前那么“温柔富贵、诗礼簪缨”了。书中还借“宁荣二公”之口,对“警幻仙姑”说,自己这个家族的运气已经尽了,最终破败是不可避免的了。其实,家族中的人,也不是不知道运气已尽、败落在即的形势,书中主子和奴才都经常说,“好像有几百年熬煎似的”,“千里搭凉棚,没有不散的筵席”!

  这个家族是怎么败落的呢?主要原因还在于家族内部。书中借探春的口说,“我们这样的大家族,从外面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只有内部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君不见,家族中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一个个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因此,可以说,《红楼梦》表现的,其实就是这个大家族的“自杀自灭”史!

  这个大家族中矛盾重重:宁荣二府之间的矛盾,荣府中赦政兄弟及邢王妯娌之间的矛盾,贾母与长房贾赦邢夫人之间的矛盾,二房贾政一支中嫡庶之间的矛盾,王熙凤同邢王两婆母之间的矛盾,贾琏一家中夫妻及妻妾之间的矛盾,主子与奴才之间的矛盾,跟随不同主子的奴才与奴才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斗争的结果,是母子失和,兄弟反目,夫妻同床异梦,妯娌尔谀我诈,“施魇魔法”、“造谣生事”、“引风吹火”,“站干岸儿”,“推倒油瓶不扶”。这样矛盾深重的家族,焉有不败之理?

  《红楼梦》前八十回中,没有写到这个家族的彻底败亡,但也充分表现出了破败迭起,败亡将至的趋势。家族矛盾的总爆发,体现在“抄检大观园”这一惊心动魄的事件中。由一个“绣春囊”,把王熙凤、王夫人、邢夫人、探春、迎春、惜春、黛玉、宝玉、晴雯、司棋、王善保家的几乎全家主子奴才都卷了进来,住在园中的亲戚也受到波及,担了嫌疑。抄检的直接结果,是屈死了晴雯、司棋、潘又安三条人命,间接结果就更严重了,王夫人下令:过了年宝玉和姐妹们必须全部搬出园子!一群天真烂漫的年轻人,就这样失去了她们的人生乐园,即将风流云散了。

  发生在贾府及大观园中的这些悲剧,说到底都不是外部势力造成的,而是家族内部自杀自灭的结果,正是一个封建大家族的天伦悲剧。用脂批语言概括,就是因为“棠棣之戚,之悲”,造成“子孙流散”,家庭败亡。当然,外部的因素也是有的,比如处于“末世”社会,入不敷出,官僚搜刮等。套用一句毛泽东的话:“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根本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还是内因。《红楼梦》所要表现的,正是家族内部的自杀自灭的过程,把一个表面上“诗礼簪缨”的封建大家族,如何毁灭的过程展示给读者看,这正是《红楼梦》的悲剧性所在。

  3。一个封建知识分子的人生悲剧

  我国的封建正统知识分子,走的都是学而优则仕之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仕途经济,几乎就是封建知识分子的惟一出路。成功者固然可以飞黄腾达,不成功者如蒲松龄、孔乙己者,为数更是多多。

  《红楼梦》描写的主人公贾宝玉,其人生道路的选择,却与此截然相反:其一,他拒绝走仕途经济之路,把追求仕宦之人统统骂为“禄蠹”、“国贼”。其二,他反对程朱理学,说“除明明德外无书”,把“四书”以外的书统统烧掉了。其三,他不赞成传统的忠君爱国思想,说“文死谏、武死战”者是“浊气上涌”,“置君父于何地”?

  红学界一般认为,《红楼梦》主人公这些思想,代表着封建叛逆思想,说明作者是一个封建社会的叛逆者。这种理解未免有人为拔高之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红楼梦》创作的年代,是产生不出所谓封建叛逆思想的。把《红楼梦》表现的这些思想,放在乾隆年间的曹雪芹身上,确实是不可理解的,如果放到明末清初的一个封建正统知识分子身上,反而是十分自然的,一点也值不得大惊小怪的。

  在清初,多数封建正统知识分子,对入关的异族统治者,都采取不合作态度,当然,“一队夷齐下首阳”的情况也很多。不合作者对这些“下首阳”的追求仕途经济者,当然持蔑视态度。清初正统文人的文章中,斥骂“禄蠹”、“国贼”的文章触目皆是,就连两截为人的吴伟业、钱谦益的晚年作品中,也对自己追求仕途经济的行为悔恨不已,说自己“总比鸿毛还不如”。《红楼梦》表达的这种思想,不仅不是什么封建叛逆思想,反而是当时的封建正统思想。

  贾宝玉反对“文死谏、武死战”,更不是什么异端思想,而是清初封建正统知识分子对明朝灭亡原因的反思。明亡前,内有“流寇”造反,外有建州袭扰,朝廷焦头乱额。此时朝廷内部,东林党人普遍犯“文死谏”的毛病,崇祯皇帝,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杀谏臣最多的残暴皇帝;带兵的武将,也只顾一死报君王,对战争的胜负却在所不惜,结果屡战履败,损兵折将,最终丢了三百年基业。清初三大家的文章中,对此多有分析,感慨之下,痛哭流涕,大骂文武误国。贾宝玉一个毛头孩子,懂得什么“文死谏、武死战”,不过是重复当时社会上的流行说法而已。

  至于宝玉烧掉四书以外的书,更不是什么特别反常的举动。清初,江南正统封建文人检讨明亡的教训,多数认为是“空谈误国”所致,而空谈之风的形成,主要原因在于明代“程朱理学”、“王陆心学”的泛滥。当时的知识分子,当然不是反对孔孟之道,不是反对四书五经,而是反对朝廷确立的统治思想“理学”和“心学”。《红楼梦》中宝玉的行为,只是表达了那个时代封建正统知识分子中流行的这些思想,根本谈不上“异端”,他毕竟没烧四书嘛。

  贾宝玉表现的这些思想,在清初的江南知识分子中司空见惯,但在乾隆朝却是决无可能的,换句话说,曹雪芹绝对不可能有《红楼梦》中的这些思想,他也决对写不出《红楼梦》中的这些思想。只有清初江南的封建正统文人,才有把这些思想见诸于纸面的可能。为什么这么绝对呢?一方面是明末清初确实流行这些思想,另一方面是当时文网尚宽,这些思想有公开面世的条件。乾隆朝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文网最严、文字狱最惨烈的时代,没有谁有这个胆量。

  《红楼梦》作者把自己比喻为女娲弃而不用的补天石,慨叹自己“无才补天”,说自己“一事无成,半生潦倒”,并交代创作此书时,正处于“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奈何之日”,大概并不仅仅是在仕途功名上无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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