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萨特一个自由精灵的历程-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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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以来，萨特在积极投身政治活动的同时，没有放弃他的文学写作活动，他一直在改写关于福楼拜的长篇传记。1970年10月8日，他终于把福楼拜传第一、二卷的手稿交给伽利玛出版社，这书定名为《家庭的白痴》。
1971年4月，萨特度完复活节假回巴黎时，收到伽利玛出版社寄来的大包邮件，这是《家庭的白痴》第一、二卷的清样，大约2000个印刷页。这给萨特的快乐就像当年《恶心》的出版一样。他立即急切而欢愉地翻了起来。
这一年暑期在罗马度假时，萨特继续修改《家庭的白痴》第三卷。回巴黎后，《家庭的白痴》前两卷已经出版，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这使他深受感动。萨特把第三卷手稿交给出版社并开始着手写第四卷。
这是萨特最后一项巨大的文学工程，也是一部奇书。
萨特同福楼拜颇有渊源。他很小就在外祖父书房捧着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看，虽然不能真正看懂，还是留下印象。在巴黎高师他又重读了福楼拜的作品。30年代他重读了福楼拜的《情感教育》。在19世纪作家中，萨特不喜欢福楼拜这个人，也不喜欢福楼拜作品里的人物，因为这个作家把自己放进人物中去，而他既是一个虐待狂又是一个受虐狂；他的人物既不幸又让人反感，例如《包法利夫人》中的爱玛，又笨又恶毒。
在德国占领时期，萨特读了福楼拜的《书信集》。虽然他仍然不喜欢这个人，但通过这些书信加深了对福楼拜小说的了解。这时他开始有一种愿望，写一部关于福楼拜的书。他在《存在与虚无》关于存在的精神分析法那一节宣布了这个计划。但后来很长时间里他有许多别的东西要写，这个计划被放到一边。
1954年，萨特已经成为共产党的同路人。他同法共理论家加罗蒂有约，他们各写同一个人物福搂拜，以比较使用的方法之优劣。当时萨特已经写了不少内容，但感觉没有深度，就放了下来。在写了《阿尔托纳的隐居者》之后，虽然萨特还有别的工作，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这部巨著上。以后7年时间，他关于福楼拜的书有过三、四个稿本。从1968年到1970年，他又把它从头到尾改写了一遍。这样算来，从他开始写初稿到最后成书，前后凡17年。一个作家为另一个作家花这么多时间和这么大篇幅立传，这在文学史上是很少见的，何况这个作家还是他的对立面。
萨特选择福楼拜作为他的传记文学的主人公，首先因为福楼拜是一个留下了大量有关自己资料的历史人物和文学名流。例如，他留下了10多卷通信集，每卷有600页之多。这种情况是罕见的。此外还有许多关于他的记载和证件材料。这些东西能够保存下来，完全是偶然的。但它们对于一个传记作家非常重要。例如，福楼拜一天要给几个人写信，其中有着微小而很有意思的变化。这些都有助于对他作深入细致的研究。
福楼拜代表了萨特在文学上的对立面，一种他不喜欢的完全解脱的思想类型，而这反倒成了萨特以他为研究对象的动力。萨特常常问自己：“他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这是一种反向移情作用，要把自己不喜欢的人的魅力搞清楚，这本身就成了一种特殊的吸引力。
萨特最喜欢的作家是司汤达，但他在小说史上没有重要地位，而福楼拜却有着不可比拟的重要性。萨特只能选择后者。福楼拜描写了自己人物的内心，同时就以某种方式讲述了自己。他以这种方式描写自己所取得的成功是无人可比的。逐渐地，在研究过程中，萨特对他的反感消除了。作为个体他仍然不喜欢福楼拜，但他同情这个生活中的完全失败者和文学中的巨大成功者，因为这个人为此深受苦难。也就是说，最后萨特对福楼拜达到深层次的了解。
“想象”一直是萨特探究的主题之一。早在30年代他就这个问题写了一整本书，现在他仍然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福楼拜的特点是，与其他人相比，他愿意完全成为想象的人，他给予想象以超出一切的地位，他的非现实成分是非常完整的。通过探究福楼拜及其作品，萨特可以更好地发挥他关于想象的思想。自30年代以来，萨特关于想象的思想基本没变，只是现在他觉得要用更实在的观点来修正它。因此可以说，《家庭的白痴》是70年代的《想象》。
另外，萨特对19世纪法国社会生活很感兴趣。他想搞清楚这样一个问题：在1848年，爱幻想的资产阶级想象中的社会生活是怎样的？通过福楼拜在30年代的遭遇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总起来说，萨特写《家庭的白痴》的目的是要证实，一个人只要运用正确的方法和必要的文献，他就完全能够去了解任何人。
同萨特另外两部主要传记作品相比，《家庭的白痴》更具有传记文学的特点。
《圣．热内》应该是萨特的得意之作，它透彻地阐释了萨特的自由观念。但从学术和历史的角度看，他对热内境况的研究是不够充分的。热内是一个孤儿，被送到一个农家，而他一无所有。但在1925年左右发生的这一切仍然是偶然的。他一生的整个来龙去脉仍然没有完全显现出来。热内，一个弃儿，在孤儿院，这都体现了20世纪特定的社会现象，而这一点没有在《圣热内》中充分表达出来。
造成这种不足的原因有两个。热内是一个活人，要对一个正活着的人进行充分的总体化，这是不可能的。辩证法既遵循年代顺序，同时也要采用以未来说明过去的逆溯方法。只有在生命结束的时候，一个人的总体化才得以完成。再就是当时萨特对于辩证法的研究还不是十分成熟，这也影响他对热内的深度把握。
《家庭的白痴》在研究福楼拜这个个体上是极为成功的。萨特把福楼拜完全作为一个个体同时又完全作为他那个时代的表现让读者去感受和理解。他阐明了个人的发展和历史的发展之间的遭遇冲突，说明在一定的时刻，一个个体在他那非常深入和熟悉的境况中，通过家庭，可以完成历史的任务。
萨特的自传《词语》也是一部成功之作。它与《家庭的白痴》之间有着渊源关系。萨特说，如果他不写《家庭的白痴》，他就不可能在《词语》中谈他要谈的东西。他开始写和后来重写这两部作品的时间都是交织在一起的。
第三部 抗争（1970…1980）作家最后的辉煌：《家庭的白痴》（2）
但他写这两部作品所采用的方法和达到的目的不一样。在对福楼拜的研究中，萨特使用了情感同化法，也就是不让自己的好恶态度影响对人物的研究。他做到了这一点。而在《词语》中就不是这么回事。一个人对自己不可能产生情感同化，因为他与自己的关系中总带有一点同情或厌恶，总是不可避免地带有道德和价值判断。所以萨特说，《词语》并不比《自由之路》更真实地反映他自己。《词语》也是小说，是他自以为真的小说。
这两者相同的是，它们的关注中心都是一个作家的神经官能症，或者说，一个人是如何因其神经官能症而成为作家的。不过一个是他人，一个是自己。在研究方法上，两者有共通和相互启发的地方。
《家庭的白痴》在给我们如何研究一个历史人物、再现真实性方面提供了一个出色的范例。萨特在这部作品中抓住的一个中心点就是“总体化”。
我们关于人物的信息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例如“福楼拜生于1821年”。这是一个客观社会事实，只要通过官方文件就可以证实它。另一种是例如福楼拜在给情妇写的许多信中都提到的一句话“艺术使我恐惧”。这也是客观的。但我们不能随意判断它就是真实的从而给这句话一种意义，除非我们能首先确定福楼拜一般来说和在这个例子中特别来说是真诚的。因此，这句话只有放在一个总体中才具有意义，而它又是这个总体的一部分并且创造这个总体。这种总体化的思想也就是萨特人学辩证法的精髓。
萨特在对个体的人的研究中还紧紧抓住了“体验”这个观念，它的重要性就像他的早期著作中的“意识”这个概念。个体的生活体验总是可以理解的，但不一定能够认识。它是一个精神生活辩证过程的总体，这个过程对其自身来说是不分明的，因为它是一个经常不断的总体化，从而必定是一种不能认识到自身是什么的总体化。在多数情况下，对于生活体验的理解是很难得到确切的描述的。
萨特经常说，福楼拜不能认识自己同时又非常好地理解自己。他的意思是，一个人通过生活去体验，也就是说，生命在理解自身中存在，这并不需要任何知识，并不需要任何表述确定的显明意识。
《家庭的白痴》是一部严肃认真的研究著作，同时它又是一部文学作品，一部传记文学，一部真实的小说。萨特希望人们把它当作一部小说来读。因为它确实是讲述了一个人的修业故事，他的学业导致他的终生失败。这是一个富有悬念的故事，直到最后，才使“福楼拜是怎样成为他自己”的答案和谜底完全显现出来。
萨特写这部书时，每时每刻都在发挥想象，因此，也可以说《家庭的白痴》中的福楼拜是萨特想象中的福楼拜。但这种想象不但不与真实相矛盾，反而是其必备的条件。想象的过程也就是不断探求总体化的过程，是使用严谨的辩证法还原福楼拜本来面目的过程。以想象为主体的作品当然是小说，但这是一部真实的小说。
与《词语》的刻意经营不同，《家庭的白痴》的风格朴实自然。作者信笔写来，不多修饰。即使有的地方出现讲究的文体，也是因为这里有着某种“难以言说”的东西，需要用这种方式曲折尽意；而有时是有着50余年写作习惯的萨特在不经意间自然出现的妙笔。他这时认定，从根本上说，最好的作品总是在没有太多苦心经营的情况下写成的。这是一个对文学勘破和洞穿者的心态，也是一个在文学造诣上达到炉火纯青的作家的心态。
萨特那些政治上的左派朋友不太赞成他写福楼拜，他们多次建议他改写一部关于革命或平民的小说。萨特拒绝了，他没有这种愿望。在文学事业上面，他不会听命于任何人。但他又表示，如果他只有四、五十岁，他不会去写福楼拜，而会更多更好地在人民法庭上发言或为《我控诉》写稿。在1970年，他甚至还想写一个剧本。总之，他意识到自身的矛盾，而矛盾又总是伴随着他。
他在一个演讲中对此作了十分透彻的解说：
还有另外一些知识分子，我也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吧，自1968年以来不再希望同资产阶级进行任何对话。实际上，事情并不那么简单：知识分子通过他的作品──如果他是一个作家的话──包括他最新的作品，都有那种被称作意识形态兴趣的东西。显然我总是向资产阶级提出质问，同他们辩驳，但事实上我的作品仍然是用他们的语言向他们讲话，而且，至少在早期作品中，有着不难发现的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过去17年我一直在研究福楼拜，这里没有对工人阶级的直接兴趣。我投入这个工作的程度是很深的，我的意思是我已经67岁了，50岁以后我就把精力投入到这上面，而且甚至在这之前我就想着这件事。于是福楼拜就把我束缚在我的资产阶级读者之中。通过他，我仍然是一个资产阶级分子，只要我还没有完成这部作品，我就仍然继续是一个资产阶级分子。
但我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方面，跟我的意识形态兴趣没有关系，当我从知识分子这个词的古典意义上对自己提出质疑时，我认识到，虽然我不被带回到羊圈，却仍可得到“拯救”。当我对自己质疑时，当我不再把自己看成是多么了不起的高人一等的作家时，我发现自己是同那些为反对资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人们在一起。我们有相同的兴趣和关注的东西。
因此，我要说的是，我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我仍然为资产阶级写书，但我同希望推翻资产阶级的工人有着深切的共鸣。这些工人在1968年同资产阶级搏斗过；而今天他们是更严重压迫的受害者。就我现在是他们之中的一员而言，我也必定会受到惩罚。就我在写关于福楼拜的书而言，我是资产阶级的不肖子孙，虽然我应该因此而得到拯救。这一切都表明，有必要在政治水平上传达我感受到的已深深扎根的矛盾── 一种仅仅来自现实境况的矛盾。（“1972年在布鲁塞尔的演讲”）
萨特在很年轻时就构想过自己作为作家的一生：一个起步的青年时代，一个硕果累累的中年时代，一个投身政治的老年时代。为什么到老年要投身政治？因为这时精力已经不济，在文学事业上难以再攀高峰；而社会地位和影响却达到顶点，他可以运用这一优势干自己想干的事，起自己想起的作用。这正如一轮夕阳，它即将落土，但它仍然显示出一种特有的辉煌。从事政治活动的作家生涯既是他生命的衰落期又是其顶峰。萨特就在这样一种思绪中同时投身政治活动和从事写作。而《家庭的白痴》是他最后一部扛鼎之作。
第三部 抗争（1970…1980）在女人的怀抱里：爱的复兴（1）
萨特最后10来年的生活，是在疾病的折磨中度过的；特别有七、八年时间，他的双眼几乎完全失明，失去了阅读和写作能力，而他的精神状态终于从病魔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了，到了晚年，他与人合作写书，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政治活动，在社会公众中的影响反而越来越大。萨特精神的恢复，生命力的焕发，除了他自身的意志以外，他身旁那些女性的悉心照护和安慰，也是重要原因。正如写作是他生命的意义一样，女性也是他生命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说，后者甚至更为根本。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他长期患病期间，女性对他反而越来越好，越来越感兴趣，特别是那些年轻女性。
一天，萨特向波伏瓦抱怨自己的工作时间太少。波伏瓦笑着说：“这是因为年轻的女士们太多了一点！”萨特的回答是：“但这对我是有益处的。”是的，同女性亲密相处，确实可以激发他对生活的巨大兴趣。萨特对波伏瓦说：“在这以前，我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招女人喜欢！”说这话的时候，他带着一种孩子般的喜悦和满足，唯一感到遗憾的是，他现在视力太坏了，看不清她们的面容。
现在萨特在日常生活上常常要依靠他的女友们。一位年轻女性莉莲•；西格尔曾问萨特：“依赖别人，这不让你恼火吗？” 她是萨特新近结识的女朋友，是一个左派活动分子，多次陪同萨特进行实际政治活动，包括一次险遭毒打的占领圣心教堂的愚蠢行动。莉莲还经常带他看病、帮他搬家，平时常常请萨特同她一些喝咖啡。
萨特微笑着回答：“不，这甚至让我觉得有点愉快！”依赖女性和依赖男性，在萨特看来，这是有根本不同的。
“是因为被人宠爱吗？”
“是的。”
“因为你觉得我们爱你？”
“噢，我早就知道这个了！而这让人高兴！”
在晚年，波伏瓦仍然是萨特最为重要的女性。在他身体状况不断恶化的情况下，很自然地，波伏瓦担当起照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