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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芙蓉-2005年第4期-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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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啤酒店我们聊了起来——说实话,如果是少年时代的朋友,到了任何一个年龄段,彼此仍保持坦诚相见的交流态度。 
  小贾说他很怀念柳街,他说,你们活得太自由了,我非常羡慕。就是我老爹管得太严。 
  我说,我也很怀念柳街。不过,再也没有柳街那样自由自在的日子了。喝啤酒吧。 
  小贾告诉我,他的父母都已经死了。我心里算了算,觉得从岁数上掂量也差不多,人生百年,总有一死。很自然吧。 
  他说,他的父亲在“文革”刚刚开始不久,就被关进了监狱。 
  我很吃惊,觉得不可能,他不过是一个小商人,不至于被抓到监狱里去啊。我们柳街的人那么闹,那么不守规矩,也没见谁被关进监狱里去呀。 
     小贾说,他父亲的罪名是: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双料的。跟咱们柳街上的那些小打小闹的人不一样,到火车道线偷两桶煤,搞个破鞋。那算什么呢?哼。喝酒。 
  ——他说这话的时候,似乎多少还有一点自豪感。 
  我说,我还是没太搞懂。 
  小贾放下啤酒杯说,“文革”开始不久,有一天,他父亲去菜市场的党支部有什么事,党总支办公室外面走廊里没灯,黑乎乎的,他就愤怒地说,“我哪次来党支部,哪次都这么黑暗……”当时党支部已经被造反派接管了。妥了,就这么一句,让人家给抓住了,立刻打成了现行反革命,送进了监狱。接着再一查,老爹的个人成份又不好,奸商!再加上他个人历史上还有好几个地方说不清楚,比如跟日本人,跟宪兵队做过买卖什么的,而且又娶的是二房姨太太。这是什么样的人物啊?就判了个无期徒刑。 
  我问他,那你是哪个老婆生的? 
  小贾笑了,小老婆呗。我母亲的家庭出身是地主。在造反派来抄我家的途中,老妈就死过去了。造反派一看,真死了,几个人相互望了一眼也就算了。家抄了一半,就都走了。有一个人还直咳嗽,一直出了院子还咳嗽呢。这点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说,说死就死了,不会吧? 
  小贾说,老太太有心脏病,都多少年了。你想想,我爸那个脾气,谁嫁给他不得心脏病啊?再加上我家在火车道线旁边,火车三更半夜的又拉笛又喷气的,多好的身体也折腾完了。更何况我母亲天生就胆子小,地主出身,又是二房,小老婆。刚解放时被贫协抄过一次家,这又这么来一家伙,铁心脏也承受不了啊。 
  我问他,也是。那剩下你一个人怎么生活呢? 
  小贾说,街道办事处帮我找了一个工作,在一家国营的大工厂。意思我得有个事做,有经济来源,得让我活呀。估计也是怕我学坏了。我去了那家工厂,先是学徒,电焊工,一个月十八块。我干了不到一个星期就辞职不干了。 
  我大叫起来,那可叫国营工作啊。 
  小贾说,厂劳资科的人听说我要辞职,以为听错了,我当时非常神气,不干了,我辞职。 
  然后呢?我小声问。 
  小贾突然问我,我听说你爱写小说,我讲这些用不用加点景物描写?那个工厂附近的风景挺不错的,蓝蓝的天,白白的云,周围全是苞米地…… 
  我打断了他的话问,那你爸是怎么死的呢? 
  小贾说,大年三十儿死的。白天,派出所管片的民警骑个破自行车上我家来了。那年雪很大,他说,妈了个巴子的,大雪天骑车子费老劲了…… 
  我说,我知道,我知道。那后来呢? 
  小贾说,当时,我正打算上同学家过年去呢。我的生活没有问题,家毕竟只抄了一半儿,还有些底儿,我就靠卖家里的存货过日子。老爹大小也是个商人,老妈大小也是个地主的女儿,能没点存货吗?而且他们都经历过土改,会藏东西。冬天烧煤也不愁。你知道,我家靠火车道线,烧煤能愁吗? 
  我问,管片的民警怎么说? 
  管片的民警让我赶快去道里监狱,说我父亲死了。这事儿闹的,大过年的。我就去了。到了监狱,大铁门,壁垒森严,知道不,先是开了一个小门,里面的人说话贼横,好像我是来劫狱似的。我就说我是谁谁谁,什么事。我爹死了。他好像火了,问,你爹叫啥?我说叫啥叫啥。小铁门吱嘎一声开了,我进去后,去了收发室还是办公室搞不清楚。一个警察先问了我的个人情况,然后,叭一下扔过一个黑皮的本夹子,说,你父亲死了,签个字吧!我拿过本夹子,在家属栏签上了名字。我写字的姿势相当牛,一挥而就。那小子都愣住了。然后,我跟那个警察去了院子,当时天还下雪呢。大年三十儿下雪,瑞雪兆丰年哪。在院子的一角有一个担架,上面盖着一条日本军毯,黄色的,是我父亲从家带去的。光复那年,老头子从日本军需库弄了不少。那种毯子的质量相当好了。 
  我说,我知道,我知道。你接着说。 
  小贾说,我哈下腰,掀开一角,一看,是我老爹。脸儿瘦成一小条了。我父亲进去的时候就说过,他不能遭监狱这个罪。我想,老头子可能私藏了金砖,吞金自杀了。当时,旁边停着一辆嘎斯51,那种苏式的卡车,苏联电影里常能看到,方鼻子头的,跟解放车不太一样。有两个犯人过来帮助把老爹抬上车去,关上大厢,还特意替我把副驾驶那边的车门打开。我摆了摆手说,我不去了。他们一听全愣了,不去了?那骨灰呢?我说,不要了。犯人毕竟是犯人,都是经风雨见世面的人,听我这么说,也没说什么,冲我眨了一下眼,就上车走了。 
  去火葬场? 
  对。我跟着车后面走了一段,算是送送老爹吧。然后,我就上我朋友家过年去了。 
  没哭? 
  没哭。也没必要。既然是反革命家属,那还哭啥。我就想给他们留个牛皮的印象。 
  …… 
  那天,我们聊到了很晚才离开那家啤酒店。 
  后来,小贾常在榆树饯街站台那儿等我的车,上车跟我聊天儿。他没工作,一天没什么事儿,就是闲逛。我也去过他家。他岳父、岳母对我的态度非常冷淡。他们找了这么个姑爷闹老心了,什么活也不干,就这么住老婆家(自己先前的房子卖了),吃老头老太太的养老金。开始,他们以为找这么个没爹没娘的孤儿当养老女婿多好啊。结果,麻烦了,弄不走了。不过,女儿还挺喜欢这个丈夫的,觉得他挺有风度,还能白话,讲什么都有声有色的,天天穿得板板的,一尘不染,见了邻居伯父大娘还非常有礼貌,可会说话了。她瞅着心里高兴。 
  那一段时间,我们常出去一块玩,天天在街上逛。他认识的人的确不少,商店卖东西的,电影院的,洗澡堂子的,他都能聊上,而且还是个百事通。总之,和他在一起就是两个字:放松。一天天过得特别愉快,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柳街。我甚至感觉他有点像日本的寅次郎。柳街自由散漫的“传统”我没继承,他到继承下来了。惟一的不足,就是他口袋里从来没钱。但这不是问题,大家都喜欢他,他回到柳街上去,人人愿意请他吃饭。他几乎成了柳街上的代表人物了。 
   
  后来,我离开了无轨厂,去了一家新单位,有好几十年没见到小贾了。偶尔遇上认识他的朋友,一打听,说,他还是老样子,还在街上闲逛呢。用他老岳母的话说,都奇了怪了,一走一天儿,还有人管饭。 
  我就憋不住笑,心想,这可是柳街的宝贝呀。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还是在榆树饯车站。他在站台那儿等车。我在那个站下车。他差不多还是老样子,除了有点老之外,穿着还是板板的。我们在站台那儿吸起烟来。 
  我提议说,咱们去喝杯啤酒? 
  他说,不去了,就站在这儿聊会儿得了。 
  聊的时候,我知道,他的老岳父老岳母也都过世了,是他发送的,像儿子一样,摔的瓦盆。 
  他说,够意思吧。 
  我说,行。家里好吧? 
  他说,老婆退休了。 
  我知道他有一个女儿。便问,女儿呢? 
  他说,去了美国,正读博士。 
  我不觉吃了一惊。 
  他说,你好像很吃惊。 
  我说,没有。你怎么样?这些年干点什么没有? 
  他说,不干,什么也不干,就是玩儿。 
  …… 
  后来,公共客车来了,我看他有上车的意思,就说,你走吧。 
  他就上车走了。是啊,不知道他又要上哪儿闲逛去。 
  他这一生也叫一生,真他妈的滋润。 
  想到这儿,我心里酸酸的,觉得自己这一生活的太累。不会活! 


谁在喧哗(中篇小说)
罗伟章 
  朱耳给妻子讲覆水难收的故事。朱耳说,汉代有个朱买臣,是我的本家,初时家贫,妻子嫌弃他,跟他离异了,后来,朱买臣富了贵了,妻又求合,朱买臣取一盆水倾泼于地,令妻收取。朱耳对妻子说,这个故事,《现代汉语成语词典》上就有,你可以查,泼出去的水是收不回来的,你再责怪我穷,我就去把老祖先的盆子借来用一用。 
  妻子摇一摇头,笑道:“要是朱买臣愿意把盆子借给你,证明你还有富贵的可能……唉,恐怕没有那一天了。” 
  这话说到了朱耳的痛处。他不求贵,但他需要钱;妻子也是这个意思,她从来没要求朱耳当官,只想他发财,甚至也没奢望他发大财,只要生活无忧,儿子上学不愁,也就满足了。但是,这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要求,朱耳也不能满足,让她整天愁眉苦脸,做男人的,窝囊! 
  朱耳蹲在妻的面前,拿起她冰凉的小手,望着她说:“亲爱的,你要相信我。” 
  “我不是不相信你,我什么时候说过不相信你的话?”妻子说着,走进里屋,拿出两张钞票来,在朱耳眼前抖了抖,凄惶地说:“虽然相信你,但眼下就只有这些钱了,油完了,米完了,儿子的运动鞋破了,昨天幼儿园发通知,征求家长的意见,是不是还订做一套校服,虽名为征求意见,实际上是让你作好拿钱的心理准备。我再相信你,可这日子怎么过呀?” 
  说完,妻子进了卧室,再没出来。 
  朱耳一直蹲在地上,直到双腿麻木,才扶着沙发的扶手站起来。 
  妻子一定在流泪,这是不需要去验证的。妻子从小就很坚强,据她爸说,她十四岁那年得了急性阑尾炎,快穿孔才送进医院,可她一声也没吭过。妻是嫁给朱耳之后才会哭的。妻子名叫易小小,是一个很好听的名字。这么好听的名字,真不该让她哭。 
  他们俩是上世纪末结的婚。恋爱的时候,易小小从没问过朱耳的财产,直到两人冒着风雨去办理结婚手续,她躲在他的伞下,才怯生生地问道:“你有多少存款?”朱耳说负四百。读书的时候,在人家那里借了钱,满以为毕业后能够立即还清,结果,五年的流浪,一分钱没挣到,所以至今还有四百块拖欠着。易小小怪他为什么不早说,否则,她早就帮他还了。她的家境说不上好,但还不至于欠账,可是她理解欠账的苦恼,她读中学的时候,寝室一个同学家穷,总是欠账,见了债主,大老远就笑脸相迎。她对朱耳说,我知道欠账的滋味不好受,朱耳说是不好受,心里竟有些酸楚。把结婚手续办下来后,易小小从自己一千元的存款中取出一半,让朱耳还了。朱耳当了十多年的欠债户,结了婚,不仅让他拥有一个妻子,还结束了一段历史。由此,他深深地感谢婚姻。那时候,他们都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他们有这个理由。易小小在一家大型企业自办的有线电视台当新闻播音员,朱耳虽没有正式职业,但他在本地已是名声很响的画家,谁都认为他有一个光辉灿烂的前程,熟悉他的朋友,常把凡·高的画飙升到多少千万一幅的消息告诉他。一年之后,他们的儿子出生了。儿子把粗莽的哭声洒在初秋的上午,艳丽的阳光透过窗户,照在他布着淡淡血丝的脸上。易小小睡在儿子旁边,朱耳坐在床边的凳子上,两人看着那个陌生的家伙,情不自禁地抿嘴而笑。他们都觉得儿子是未来生活的预言。哭了几声就咬手指头的儿子,那么恬静,那么满足,他们自然没有不能过上幸福生活的道理。 
  谁都会这样想的,当他们年轻的时候。那时,朱耳二十八岁,易小小刚满二十二,在易小小这样的年纪,主要的精力,不是用来过眼下的生活,而是勾画明天。幸福是一种想像,五彩斑斓,又飘忽不定。在想像和愿望中——而不是在切切实实的生活细节中——易小小到底需要什么才会得到满足,自己也没法取得一致的意见。当她由二十二岁变成二十七岁,儿子也进了幼儿园中班,她才恍然明白,自己已经不是善于想像的年纪了,因此,幸福就从她身边溜走了。更何况,现实的困难是那么尖锐,使她每时每刻都缺乏安全感。她从里屋拿出的两百元钱——为保险起见,她把钱放在自己装卫生巾的盒子里——的确是他们所有的资产,米完了,油完了,儿子的运动鞋破了,还要订做校服,等等等等,全是事实,因此,易小小有愁的理由,也有哭的理由。 
  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任何生活来源了!半年前,易小小所在企业的电视台取消了,一时没有合适的位置,她便顺理成章地下了岗,闲置在家。没有来源,又无存款,易小小怎么不哭? 
  朱耳觉得自己太可恨了:我怎么有脸面给她讲覆水难收的故事? 
  他走进卧室,发现易小小果然在哭。“你总得想想办法呀!”易小小边哭边说。 
  朱耳坐在她身边,柔声道:“再坚持一下行吗?我……” 
  “不要跟我来这一套!”易小小突然狂怒地打断他。 
  朱耳猝不及防,猛然坐正。当易小小响亮地哭起来之后,他才说:“别哭,妈听见了不好。” 
  “有什么不好的?在这个家里,我哭穷的权利也没有吗?” 
  朱耳无言以对。 
  沉默下来的朱耳,往往就显得很可怜。他额头上的皱纹很多,每相隔半厘米就横着一条,看上去,整颗额头像老山区的梯田。 
  “昨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易小小说。她是不忍心看朱耳那一副可怜的样子才想到说话的。“我梦见以前的老朋友来了,我对他们说,你们看电视,我去买菜。走到菜市场,发现身上仅有两角钱。我无奈地走了出来,在街上溜达,不敢回家去。我知道朋友们在等着我,但是,连请他们吃饭的钱也没有,我无脸见人啊!我就这样走啊走啊,走出了这座城市,到了荒郊野外,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我的家丢了!我坐在一条野溪旁边,看一只鸟一会儿飞上山毛榉的枝桠,一会儿又贴着溪水飞过,它那么无忧无虑,一定是不缺钱花的。我要是那只鸟该有多好,因为我知道鸟不需要钱,它们用山上的野果招待朋友,而我不是鸟,是人,在地球上所有的生物中,只有人才用钱,可我没有钱,就不能招待朋友了,也就不是人了。眼看天就要黑下来,我想回家,可是,家在哪里?我已经没有家了!我站起身来,到处乱撞,我还听到你在喊我,可你的喊声缥缈不定,好像在另一个世界,我觉得永远也见不着你了,恐惧得憋不过气来……” 
   类似的梦,近来朱耳也常做,只是他一直没敢给易小小说。一种惆惆怅怅的气氛把朱耳缠起来了。是呀,总得找条活路吧! 
  好一阵沉默之后,他这样安慰妻子:“不要怕,天塌下来有朱长子顶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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