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55-全球中产阶级报告-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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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无论从消费还是休闲的角度来看，清教伦理对北欧的中产阶级有着相当重要的而且是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
中间层结构较为稳定
福利国家所推行的高税收和高福利政策，由于给国家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比较大的负担，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争议。瑞典、芬兰等国的中产阶级总是抱怨政府征收的税款金额过高。但也正是因为这一政策，瑞典等国的中产阶级比例才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的状况。中间层结构与发展的稳定，是北欧国家中产阶级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从美国的情况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美国家庭收入两极分化达到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程度。1947～1980年，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美国以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来衡量的贫富差距并没有多少变化，美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1947年为0374，1960年为0364，1970年为0353，1980年为0365；但1980年以后，收入差距呈逐步扩大的趋势，基尼系数1990年增加到0396，1995年美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增加到0421，住户收入的基尼系数则达到0450。与此同时，从1989～1994年，90％美国家庭的收入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中间20％家庭的收入下降幅度最大，年均下降2390美元，只有10％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有所增长，而5％最富有家庭的收入得到大幅度的增长，其家庭年均收入每年增长17231美元。近年来，美国中间家庭收入水平甚至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在1979年以前，美国中间家庭收入水平一直是上升的，1947年是19088美元，1967年是33305美元，1973年是38910美元，1979年是40339美元，此后一直停滞不前，到1989年是42049美元，但是到1995年，中间家庭收入水平反而下降到40611美元。以上关于美国家庭的统计资料转引自李培林《美国近年来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其原因》，big5chinacn/chinese/ch…wzh/1doc。
第四部分：北欧 福利政策下的新中产阶级三当代北欧新中产阶级的特征（3）
宏观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社会福利政策的改变（美国较早放弃了福利国家理念，在20世纪80年代后大幅降低了税收的转移支付率），通过消费拉动经济发展的基本经济政策，给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尽管考虑到中产阶级人数众多，美国政府在中产阶级的税收和税收转移支付率方面给予了一定的优惠政策，但近些年来，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破产的现象依然越来越严重。在20世纪90年代，蜂涌走向破产法庭的家庭数目创下了新的破产申请纪录。参见Sullivan；Teresa A& Warren；Elizabeth & Westbrook；Jay Lawrence；opcit，p3。
其实，正如我们在下文要谈到的，近年来北欧国家的经济发展也进入一种滞胀状态，但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北欧各国各阶层的贫富差距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社会的阶级结构仍然相当稳定。甚至进入21世纪后，无论是瑞典、丹麦、挪威还是芬兰，其官方统计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均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等国家大幅降低税收的转移支付率的同时，北欧国家的政府维持了较高的税收转移支付率（具体情况参见表3…3），从而保障了中产阶级生活的相对安定。
表3…3西方主要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中期税率情况*国别年份平均税率转移支付率转移支付率所占比重瑞士1982260％73％280％芬兰1987369％277％750％荷兰1987672％283％421％瑞典1987450％355％789％挪威1986325％151％465％英国1986310％243％784％美国1986306％94％307％*周弘：《福利国家向何处去》，wwwyannancn/data/detailphp？id=3814。
社团主义的倾向
要说欧美的新中产阶级有什么不同，除了涌现的时间之外，最主要体现在社会组织的层面。在苏尔肯看来，与美国新中产阶级不同的是，欧洲新中产阶级属于多个完全不同的组织或社团（group）。这些组织成员之间联络密切，然而与其他的中产阶级组织却保持着相当的距离。
米尔斯在《白领》一书中谈到了美国白领及其组织的情况。他认为，他之所以不能给美国中产阶级一个完整的划分，是因为中产阶级所属的社群边界非常模糊。在此基础上，米尔斯讨论了社团内部的情况，比如白领工人与工会或商会的关系。他指出：“个人与工会的接触，政党的归属，以及对个人向上爬机会的感觉——这三大因素决定着白领人士接受工会的倾向。”Mills；op cit； p307在一般状况下，促使美国白领加入工会的因素，一方面是对当前的工作的一种特殊的不满造成的，这种特殊的不满往往表现为没有升迁的机会；另一方面是由其家庭所属党派决定的。然而，事实上，美国新中产阶级那种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使他们在多数情况下极少与工会会员发生接触，也较少具有社团意识。
然而在对当代北欧新中产阶级的研究中，学者发现，新中产阶级各组织的边界正在因为专业技能的高要求而变得清晰，成为一个个的“小部落”。这种“部落主义”与“个人主义”一样，是欧洲新中产阶级一个突出的特点。北欧中产阶级的社团意识使其中产阶级的组成与美国大有不同，有数据表明，由于缺乏社团类的组织，美国的职业经理人阶层在中产阶级中所占比重要远远大于北欧国家如瑞典和丹麦。Hoff，Jens & Andersen，Jorgen Goul；opcit； 1989（32），p32
学者们普遍认为，教育对于北欧新中产阶级有着重要的意义，它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新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和日后发展。其功用不仅使某些人的社会地位得到升迁，而且也决定了某些人的社团归属。有学者指出：“市场与管理、医药护理和办公室工作的技术繁复程度正在提高。”要获得这些技术，没有专业的教育是不行的。然而，“在欧洲，文凭在很大程度是一种政府垄断……白领社团在这种垄断中扮演了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角色，而且这也是这些社团的主要职责。”Sulkunen；Pekka，opcit； p24原来在一些技校的职业培训放到了大学教育中，而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能上大学的人不但要有一定的财富，还要有一定的身份和地位，一般人无法进入这道门槛。在芬兰，一些职业比如外科医生、大学教授的资格证书获得程序非常严格，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根本不可能获得从事这些职业的资格。相对而言，一旦出现了某个中产阶级社团，这个社团中成员的互动就较为频繁，社团的游戏规则在其内部也具有相当的号召力。
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能与欧洲的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实，早年欧洲的行会、欧洲的政府特许制从本质上讲就是目前北欧这种新中产阶级社团的渊源。而美国却完全没有这种历史传统，因而差异就此产生。当然，这种情况的出现也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北欧国家加强在教育方面的投资有很大的关系。以瑞典为例，由于注视国民教育的投入（每年在教育上的投入占其政府财政收入的8％以上），杨宜勇：《关于瑞典和德国中产阶级的调查报告》，wwwdajuncn/ruidianshehuihtm。教育的高投入使教育得以越来越专业化，使专业主义的培养成为可能。
当然，对于北欧新中产阶级来说，用专业教育的方式来关闭所谓的阶级边界和社团边界——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策略。在找到这个策略之前，中产阶级的边界历来是开放的，几乎所有人都有机会进入这个阶级。中产阶级对此是担忧的，这也被米尔斯称为“地位恐慌症”。通过专业主义教育的道路，目前北欧的中产阶级终于找到了一个可行的办法，使自己与其他社会阶级实现了区隔。
第四部分：北欧 福利政策下的新中产阶级四北欧中产阶级的未来（1）
对于中产阶级的未来，很少有社会学家抱着乐观的态度。不管从什么视角来看待新中产阶级，社会学家似乎都对新中产阶级的未来抱有消极的态度。这种情况在美国学者眼中是这样，在北欧学者的眼中也是这样。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缺乏独特的阶级特性的阶级，其间没有什么强有力的阶级认同感。对于美国的新中产阶级，福塞尔几乎极尽嘲讽：“一个最谨小慎微、了无生气的阶层。他们是企业的螺丝钉，‘可替换的零件’。他们最惧怕‘他人的批评’，因此是为他人而生存。他们是全社会中最势利的一群人。”在福塞尔看来，中产阶级的“女人们珍视‘友善’，男人们则视拥有一个体面的职业为至宝。……中产阶级都很胆小……没有比中产阶级更小心谨慎的了。”福塞尔，同前引书，第42、47页。对于这个问题，一些欧洲学者的看法与福塞尔不谋而合，布迪厄认为，新中产阶级的概念应当被抛弃，因为他们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阶层，在社会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Roos；JP& Keijo Rahkonen；opcit； p257针对北欧新中产阶级，苏尔肯作了如下描述：“它所美化的是旧的特权阶层的美德而不是它自身的古老传统，因此它不可能在历史上留下什么特殊的痕迹。”“新中产阶级没有一种可识别的方式是别的阶级所不能模仿的。”Sulkunen；Pekka，opcit； pp153，151正是因为如此，苏尔肯认为，这个阶级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是可有可无的。
当前，北欧的新中产阶级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讲，依然处于上升势头，不过从未来的长远发展考虑，前景不容乐观。
近20年来，福利国家的危机一直是热门的话题，引起世界各国学者的关注。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北欧国家的经济发展似乎出现了一种停滞不前的状态。有学者认为，这与全球化的进程加速有关。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涉及三种要素的跨国界流动：产品和服务、资本以及人员，其中资本的流动可能影响主权国家的税源，产品和服务的流动可能引起‘社会倾销’（注：在这里，社会倾销意味着：在全球竞争的条件下，一国为了提高市场竞争力而降低社会保护水准，从而形成产品和服务的降价压力，迫使其他国家相应地削减福利开支），而人员的流动则会对主权国家内的社会再分配和福利国家功能有直接的影响。”周弘：《福利国家向何处去》，wwwyannancn/data/detailphp？id=3814。由于长期奉行高工资的福利政策，福利国家的企业在产品成本方面不具有优势，这直接削弱了福利国家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甚至有人认为，福利政策本身有平均主义之嫌，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福利国家的经济效率。
另外，信息经济的发展给福利国家经济布局带来了结构性的危机，这也影响到了福利国家经济的发展。由于在信息经济的大潮中，北欧国家并未占得先机，因此其产业部门目前也处于较为激烈的结构调整之中。因此，在信息经济的全球竞争中，北欧国家的市场竞争力直到目前为止仍然是相当有限的。
与此同时，福利国家的福利政策成为其难以承受的经济负担。为了支持名目繁多的福利项目，福利国家的财政一向面临巨大的压力。近年来，这种压力也有进一步增大的趋势。由于社会危机的性质发生了变化，需要福利国家即刻进行结构性调整，否则人口老龄化给福利国家造成的压力和高福利对劳动道德的威胁令人担忧。有人认为福利国家所承担的任务是不可行的。正是因为如此，吉登斯指出目前的“福利国家无法及时调整自己的步伐，以便覆盖那些新的风险，比如与技术变迁、社会排斥或者不断增加的单亲家庭有关的风险。”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京：北京大学、三联书店；2000，第120～121页。
一方面是经济上的停滞不前，另一方面则是福利政策给国家带来的巨大负担，这种宏观经济层面临的危机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正在上升阶段的北欧新中产阶级。在不久的将来，收入的减少及福利的减少，肯定会使北欧新中产阶级家庭的经济状况面临较大压力。像挪威这样经济几乎完全建立在对外贸易上的北欧国家，其经济常常容易受世界经济大气候的影响，因此经济肯定会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产生较大的波动。可以想见，这种宏观的经济危机很容易转嫁到广大的新中产阶级身上。
福利国家的政策目前已经很难维系，不但北欧国家近年来开始逐渐下调税改的转移支付率，而且欧盟的政策也表明，欧盟不准备采用福利国家曾经采用过的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当欧洲联盟实现了统一大市场的时候，单一的社会福利机制却没有被提上日程，甚至连在欧洲联盟的层面上直接操作的最低社会标准也被认为是不现实的。”周弘：《福利国家向何处去》，wwwyannancn/data/detailphp？id=3814。当福利国家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后，处于稳定状态和上升期的北欧新中产阶级是否还能保持现有的面貌，这几乎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
因此，除非北欧国家在宏观经济层面顺利完成结构性的政策调整，迅速提高经济效率和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否则北欧新中产阶级赖以生存的经济前景令人担忧。这会大大影响北欧新中产阶级的成长。当然，同样不容乐观的是北欧新中产阶级的政治前景。
第四部分：北欧 福利政策下的新中产阶级四北欧中产阶级的未来（2）
早在马克思那里，中产阶级就被视作没有政治前途的阶级。马克思尽管没有专门就中产阶级的问题进行过详细的阐述，但在他看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必然要走一条越来越两极分化的道路，而其间不可能有第三个阶级和第三条道路。随着机器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一些小业主必然会因破产而成为无产阶级。他曾经分析说：“以前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队伍里来了。”马克思的时代，新中产阶级还并没有成为研究者视野中的一种力量，马克思所说的是老中产阶级。老中产阶级的必然衰弱在米尔斯的著作中表现得非常清晰，然而即使这样，米尔斯还是认为，老中产阶级比新中产阶级更加独立，后者几乎不是一个独立的阶层，“他们向来都是别人的人”，要依附于政府、军队、公司等机构而存在。因此，米尔斯对新中产阶级的未来表示出非常谨慎的态度，认为起码在政治上，这个阶级的历史前途十分黯淡。
北欧的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比较悲观。苏尔肯在《欧洲新中产阶级》一书的最后，带有着一点忧郁的色彩，探讨了新中产阶级的发展走向。他问道：“新中产阶级是否能成为历史的主题？或者说它能领导哪一种历史进程？”他继而回答说，很显然，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消极的。“新中产阶级现在不是，永远也不会是历史的主题。”Sulkunen；Pekka，opcit； p151
新中产阶级的政治保守，这几乎是多数研究者的共识。早在亚里士多德对社会中间层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