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55-全球中产阶级报告-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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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美国（上）中产阶级帝国二工业化：新中产阶级的催化剂（4）
职业升迁使美国的社会流动具有历史延续性。19世纪末，普通工人没有机会可能进入上层，但新的白领等级使蓝领及其子女有了升迁的机会。在这一等级制度中，蓝领阶层的成员进入白领中下层，而白领下层升入中层都是比较容易的，再往上爬就很困难。美国社会结构的特点之一在于，白领与蓝领的界线，特别是白领下层与熟练工人之间的界线不明显。这就使得美国中产阶级更能成为工业社会的凝聚力量，可以在重新整合美国社会的事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换句话说，新中产阶级将领导社会的进步与改革。新中产阶级终于成为工业社会的中心。自由竞争被垄断替代，但争取自由和民主的呼声一直没有止息。虽然美国社会的阶层差异逐渐分化，但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自己与其他人一样，是平起平坐的中产阶级成员，包括相当部分的美国黑人在内。
在政治上，工业化使得美国式的民主思想经受到挑战，垄断和反垄断交织进行。尽管美国具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垄断势力，但由建国先驱者们传承下来的自由和民主的思想却也在这种极大的不平等面前经受住了考验。在美国，反垄断的呼声一直不断，中产阶级则是其中激进的鼓与呼者。
信奉新教的美国中产阶级具有民主思想，他们坚信机会应该是平等的，如同西部土地曾经给每个自由农民提供机会一样。他们认为个人主义应该不受限制地得到发展，每个人也应该是平等的。首先，他们对财富的过分集中和分配不公表示不满。韦伯对宗教多元的社会里的宗教与职业的分布做过一番剖析，发现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三联书店；1987，第23页。这些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中产阶级人士认为，工业化导致机会被不断剥夺，金融巨头正在扼杀个人主义，公司的权力正在侵蚀社会的各个阶层。他们认为，这样发展下去的社会是不道德的，由此导致的社会不稳定更引起了他们的广泛不安。面对政府和大资本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所做的种种暴行，他们愤然谴责；并积极寻求解决之道。不过，作为贫富两极之间的中间阶层，出于对自身既得利益的保护，他们缺乏强烈的反抗行为，他们希望建立稳定、公平的社会秩序，但是也反对劳工的罢工，担心劳工会转而投向社会主义。
其次，中产阶级反对工业社会的政治腐败与经济巨头对政治的操纵，中产阶级中早期的“独立派”和20世纪初的“清污者”即是中产阶级不满政治现状的反映。早在19世纪80年代，代表老中产阶级的独立派就揭露了两党制的腐败与金钱操纵政治的内幕。他们反对美国的“道德病”，揭示其腐败、物质主义与公司的权力膨胀。1894年，亨利·劳埃德写下了《财富反对共和》一书，对垄断资本家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李庆余、周桂银等，同前引书，第179页。林肯·斯蒂芬斯发表了一系列反对城市腐败和政治腐败的文章，其著作《城市之羞》、《参议员叛卖记》均体现了中产阶级作为社会道德和良心的监管员的角色价值。
在美国的政治发展史上，这一时期最大的政治举措是“市政改革”。这是中产阶级的改革实验，也是中产阶级在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改革行动。由于城市已经成为财富和权力的集中地，也是美国未来的希望所在，但同时又是工业化弊端的聚集地，因此成了中产阶级改革运动的首选目标。城市改革的关键是改革市政管理，建立负责的好政府。在前工业化时代，城市管理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种自由放任政策，不能适应工业化给城市带来的变化，占据政府要职的往往是一些被称为“城市老板”的职业政客；这种机制被称之为“城市机器”。政治参与不是靠能力与学识，而是依赖于对党的忠诚与权力的玩弄，受过良好教育的、具有能力与大有作为的人遭到排斥，平庸无能之辈乃至无赖汉却担任要职。在城市老板的控制下，混乱、腐败、负债成为城市的普遍现象，纽约市在19世纪80年代负债就达数亿美元。
政治机器所操控下的城市管理引起了中产阶级的强烈不满，城市老板与不法商人勾结所形成的官倒，剥夺了广大市民的财富和机会。这与中产阶级的传统价值观格格不入，在中产阶级看来，美国代议制民主政治已经接近崩溃，要恢复民主，就必须从城市改革开始。新中产阶级担当了改革的启蒙者和领导人。1894年，市政联盟成立，提出了作为其改革模式的城市宪章，包括直接选举、避免州的干预、限制公共事业特权、建立专家治理政府的人才制度以及赋予市长更多的权力等。提出了改革的目的是杜绝城市中的舞弊行为，消除腐败，更重要的是取得城市自治，遏制城市老板，建立类似大企业的科层制式的现代管理制度，以便对日益复杂的城市社会进行科学的、合理的和有效的管理。城市政府先后形成三种管理体制，即市长制、委员会制和经理制。市长制体现了多元政治，使大众参与得以部分实现；城市委员会制和经理—参议会制则反映了精英政治。城市改革奠定了美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到20世纪，又继在大城市的成功之后转向小城市。
工业化不仅仅制造了两大对抗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而且造就了一代新中产阶级，市政改革则体现了新中产阶级的两个政治价值，即民主和效率。这确立了工业化时代的新民主，创造了一种公民参与的新机制，“预示了美国政治现代化的方向”。李庆余、周桂银等，同前引书，第188页。
第五部分：美国（上）中产阶级帝国三20世纪 或“普通人”的世纪（1）
在20世纪，美国的经济发展迅猛。20世纪初，美国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过程，进入了越发成熟的工业社会。从1901～1945年，美国经历了两次战火的洗礼，第二次世界大战让美国获益匪浅。众多的国家在战争中生产设备遭受毁灭性的打击，而美国的经济却在战争中突飞猛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国力强盛，人民富强。美国到1930年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工业社会，制造业中的劳动力已经超过了农业中的劳动力。1950年，美国就进入未来学家丹尼尔·贝尔所谓的“后工业社会”了，也就是说，在工业社会“成熟后”的状态，大部分工人不是受雇于农业、制造业、采矿业和建筑业，而是进入了信息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社会。工业革命是机器代替人力和畜力的变迁，后工业社会则是依靠技术的不断更新发展，使生产效率得到稳步提高。对技术的依赖也必然增加对科学技术人员的需求量。并且因为公司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社会整体教育程度的提高，社会各阶层也具有不同于以往时代的特征。20世纪被称为“美国的世纪”，也即所谓的“普通人的世纪”，中产阶级成了“美国世纪”的标志，成为一种美国式典范。
普通人就是中产阶级，普通人的概念，最初来源于消费领域。如果说19世纪的美国人以占有土地和个人经商来获得财富，那么20世纪他们的成就感则越来越多地系于在复杂的社会组织机构中通过全面参与消费而取得的成功。对于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来说，全面参与大众消费，不仅使他们形成一种特殊的消费文化，更主要的是他们通过消费，表明自己的“普通美国人”身份，也就是确认自己的中产阶级的地位。大众消费的不断深入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美国人对中产阶级的重新定义。奥利维尔·如恩斯：《为什么20世纪是美国世纪》，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第118页。
消费主义在美国的兴起，并且作为一种影响美国中产阶级的发展方式，源于亨利·福特的大众消费思路。在1873年的经济危机之后的复苏阶段，实业家们开始意识到，导致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是消费不足，而不是生产过剩。因为一方面，工人没有足够的钱用于消费，而消化生产出的大量产品的市场尚未出现，因此他们认为提高大众的消费能力是促进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有效举措。亨利·福特是这一思维的最初行动者。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就开始批量生产出T型汽车，并且以超低价格出售，同时他又将工人的工资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使他们有能力购买福特汽车和其他一些产品。在20世纪20年代，由于信贷革命，他又进一步完善这些策略，在这个过程中，工人成为工业制品的消费者。高工资—低价位的方式，使得广大农民或者工人的购买力大大提升，购买者群体的扩大，其结果是确立了一种更为广泛的为人们接受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
庞大的中产阶级消费群体的形成，是美国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色。如恩斯在《为什么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一书中写到：由于对技术、资源和商品采用了新的评估方法，越来越多的人把自己看作中产阶级的一员。20世纪的美国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界限变得模糊。由于教育使得人们更易于把握机会，对于20世纪个人的向上流动具有核心意义。很多开始身处逆境的个人不断融入到多数的中产阶级中，这既是一种同化手段，也起到了一种安全阀的作用。20世纪的大众社会中，美国人同公司企业及政府机构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心公司、联邦和地方政府对阶级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其产生影响的方式却十分简单。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它们产生了管理职位、职员工作、生产人员的内部登记制度。但这三种工作并未导致严格的阶层分化。办公室文化的不断普及，从事办公室工作变得起点很低，起初，由于整个社会的教育文化水平不高，使得能够获得这些职位的人仅限于受过教育的土生土长的美国人。随着教育的普及，移民觉得如果他们的子女获得必要的教育，也同样可以打入这个不断扩大的经济部门，从而促进了中产阶级的壮大。
“普通人”在社会学家的眼里是一个阶层概念，而在商家看来则是一种消费主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沃纳不仅将阶级和消费联系起来，而且还抓住了美国人对社会地位的理解并将其推广开来。他发明了一种评价阶级的方法，就是完全以消费体现的地位来确定人们在某个社区的阶级排序。他的研究提供了一种从整体上理解和量化社会的工具，更受到商人的青睐，因为他的研究让商家确立了他们的服务对象，明确了“一个典型社区中占到人口65％的（中产阶级中下层）是一个国家购买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奥利维尔·如恩斯，同前引书，第154页。中产阶级作为消费者，通过个性化的消费，其阶级地位得到了加强。由于中产阶级受到社会工程和营销策略的鼓励，越来越多的工人阶级后代加入其行列。一个富裕的、为个人提供无限机会的消费社会在心理上对20世纪美国人产生了巨大影响，20世纪的美国中产阶级享受着“自己的家”带来的舒适生活，有“现代科技”带来的种种方便，能够有汽车，有一些娱乐活动，能为孩子提供中学和大学教育，这就是罗斯福的副总统华莱士所描绘的“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同上引书，第153页。它使每个美国人对自己的命运表现出更加负责的态度。
第五部分：美国（上）中产阶级帝国三20世纪 或“普通人”的世纪（2）
美国“普通人”的出现，与美国社会的纳新能力也是有很大关系的。美国人一直致力于发展开放式的阶级结构，构建一个具有扩展性和吸收性的中心。他们不愿意象其他国家的公民一样，强调阶级冲突，在20世纪的很大部分时间里，由白人组成的城市工业中产阶级大规模扩张，既有非凡的扩展力，又有着不同寻常的内部分化能力，这有助于同化新人，促进社会流动，化解极端主义的情绪，缓和社会内部的紧张关系。沃纳的研究反映出社会结构有一个巨大的中心，社会结构阶层分明，但同时又有流动性。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一度出现了与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社会类似的情形，工业高度发展的时代造就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出现阶级之间的暴力冲突。但是事态没有进一步朝着马克思所预见的那个方向发展，据《美国阶级结构》的作者分析，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无产阶级内部缺乏一种同质性，另一就是中层阶级的扩大。丹尼斯·吉尔伯特、约瑟夫·A卡尔，同前引书，第79页。
美国社会所提供的向上流动的机会有效地缓解了阶级冲突的进一步激化。20世纪“普通人社会”的形成与社会的开放程度是息息相关的。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人们在社会上为了取得竞争所付出的努力应该不仅来自于他们父母的帮助或者是受到父母的阻碍，而应该是与他们自身的竞争能力相关。社会应该提供一个能让他们展现能力的机会，并且能够提供一个公平的平台让他们竞争。在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巨型公司的建立使得社会的中高层有许多不断扩大的职位，新位置的出现促进了社会的流动。在二次世界大战的繁荣年代里，许多移民的儿孙都升迁到中层或上中层阶级的位置。同上引书，第320页。这是结构体系带来的职位流动。来自下层的孩子由此得到了一个改善他们地位的机会。
在《美国的阶级结构》一书中，我们看到了关于美国社会流动的一些信息。其中提到戴维·费瑟曼1979年所做的一项研究。
从表4…1可以看到有关1973年的流动情况是：儿子中的49％向上流动，32％依然保持原位，19％的人向下流动。这就意味着，有一半的儿子有机会攀升到较高社会阶层上去。有相当数量的继承，但还有更多的向上流动的机会。而在1962年向上流动的百分比是相同的，保持原位的人多出2％，向下流动的却减少了2％。流动比率也反映出，在等级体系的上下两端存在着大量的继承，是远远超出机会所能带来的继承，同时，也存在着大量的流动，这种流动是在等级体系的中部出现，而且十分接近机会。
表4…1从父亲职业到儿子职业的外流：1962年和1973
